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

出版时间：2010年9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石涛  页数：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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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各类史料载述的内容为西方社会所震惊。从《周礼》、《墨子》、《尔雅》、《国语》这类传统经典，到各类荒政考、荒政议、荒政汇编、社仓考等类史料的相关载述中，几乎可以整理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救灾史。其中，有关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问题、官员选任与管理问题、各类监察制度的变迁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自然灾害与灾害的管理问题等，事无巨细，一一记录在案，算是一种另类的中国经济发展史。所有这一切，对于研究现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之关系以及相应的灾患防治措施等，都具有相当的补益作用。涉及传统社会的河患治理、粮食调剂、义仓制度、原始生态意识与资源保护，以及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政治架构方面，无论专业研究人员还是普通读者，读来都是十分新鲜有趣的。灾害频发的自然与社会现实，不仅制约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古代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政策方针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帝制中国的统治者多认为，灾害是上天对自己的警告和对自己行为过失的惩罚。因此，在筹备减灾物资、建造流民安置场所的同时会不断检讨自己在生活和为政过程中的得失，力图用一系列手段来杜绝或消除灾害的发生。阅读本书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政府有关灾害管理的措施和办法是现代灾害管理学理论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减灾”固然是古人灾害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中国人对灾害暴发原因的认识却是在“天人感应”等类观念影响下产生的。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有“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的说法，认为灾害由君主、官吏做事之不当所引发，是上天给予人间的警告。这一观念经过长时间的演化，逐渐从观念的层面转化为一整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方式，借以展开消除灾害的活动，并由此催生出一个甚为严密的专门的系统结构，这一点在世界范围的减灾历史过程中是颇为个性化的。

内容概要

10世纪末到12世纪初，是我国古代自然灾害频繁暴发的时期，仅在北宋的167年间，就暴发了各类灾害900余起。较之前代，北宋自然灾害无论在暴发次数还是在暴发频率上，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灾害的频繁暴发引发了北宋社会的诸多问题，同时也在客观上促使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南下，使北宋政府面临更为巨大的压力。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北宋政府更加重视对灾害的管理，灾害管理措施的制定也更加细致与成熟。    与其他国家不同，由于受到“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更多认为，灾害是上天对自己的警告，是对自己行为过失的惩罚。因此，在筹备粮食等减灾物资、建造收容流民房屋的同时，王朝统治者不断检讨自己生活或为政过程中的得失，力图用避正殿、减常膳以及祈祷、大赦天下等手段，从根本上消除灾害或杜绝灾害的发生。由此形成了两套性质不同的灾害管理体系，即注重减少灾害损失的“减灾”管理体系，和侧重于探讨灾害暴发的根本原因与政策得失，力图用约束自己行为、祈求上苍等方法达到根本消除灾害的“弭灾”管理体系。    从“减灾”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现在管理体系的三个行政等级和四个层次，即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操作层。决策层和管理层构成了国家级灾害管理系统，由帝王和政事堂等决策机构和三司（户部）、工部、祠部、司农寺等专门的管理机构组成；路级监司机构处于“三级四层”的执行层，在全国灾害管理大系统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州县是北宋灾害管理系统的操作层，是灾害管理大系统的基础，直接指挥、组织当地的救灾活动，执行国家和路级机构的救灾对策和计划。单纯从管理体系的角度出发，可以说北宋时期已经具备了现代灾害管理模式的雏形。    本书以现代灾害管理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社会学和灾害统计学、农业灾害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原理为指导，对北宋时期政府在灾害治理和救助方面的方法措施以及政府部门在灾害管理中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更深入的研究有所助益。    全书分上下两编，六个部分，上编在对北宋自然灾害进行详细统计的基础上，对北宋时期各类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烈度等问题进行研究，进而将饥馑与水旱灾害的同时段暴发频次相比较，衡量国家管理的绩效和国家政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并通过合理假设，计算政府赈灾的投入量，得出北宋灾害所造成损失的合理值。下编从“弭灾”和“减灾”两个方面分别论述北宋三级行政体系在灾害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地位的不同，三级体系中各自的侧重方向也不尽相同。中央偏重于“弭灾”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是“君权神授”的体现，而且为政策法规的调整以及大臣之间的相互倾轧提供了舞台，对灾害管理而言，也能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受“弭灾”思想的影响和“减灾”管理的具体要求，提点刑狱司逐渐成为路级监司机构中灾害管理的主要部门。州县是灾害的承载体，灾害影响程度与官吏政绩考核中的地方户口、税收的多寡息息相关，因此，地方灾害管理更注重减灾的实际效果。

作者简介

石涛，四川峨眉人，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兼职编辑，韩国《亚洲研究》杂志特约评审。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灾害史、宋史等方向的研究。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清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国家级、省级报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务院教育部项目、博士后面上资助、博士后特别资助和各类省级、校级项目10余项.文章著作多次获奖。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绪论上编  北帛时期的自然灾害与政府应对措施  第一章  北宋时期灾害统计的方法及特点    第一节  灾害统计的原因及统计古代灾害的方法    第二节  统计标准及不规范问题的处理方法  第二章  北宋时期灾害概述    第一节  北宋时期灾害频发的原因    第二节  北宋时期气象灾害的时空分布及烈度描述    第三节  生物灾害及伴生性灾害    第四节  地质灾害与火灾  第三章  灾害影响与北宋灾害管理思想    第一节  北宋政府减灾管理投入分析    第二节  灾害与北宋军事：以黄河水患为例    第三节  北宋灾害管理及思想述评下编  北帛灾害管理体系及其运作  第四章  中央灾害管理系统    第一节  “弭灾”管理子系统    第二节  “减灾”管理子系统  第五章  北宋路级灾害管理与提点刑狱司    第一节  北宋路级机构灾害管理职能及运作模式    第二节  提点刑狱司的建立沿革    第三节  中国古代灾害理念与提点刑狱司的设置    第四节  提点刑狱司与减灾管理  第六章  州县灾害管理系统    第一节  州县减灾管理系统    第二节  州县“弭灾”管理系统结语附表  北宋自然灾害统计表附录  北宋赈灾、放税、蠲免等减灾管理措施编年参考文献(典籍类)参考文献(今人论著类)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宋朝政府对流民进行救济和安置，实施了让流民返还故乡、照顾流民中的老弱病者、招募流民从军入伍等具体的救助措施。其中，以军代赈、以工代赈在宋朝赈灾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熙丰变法时期，工赈成为制度化的赈灾措施。工赈的组织者分官府和民间两种，民间工赈是宋朝赈灾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工赈救济的对象是流民中的少壮者。工赈所兴之役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城寨，其经费主要来自常平钱谷和转运司省仓、上供粮。疫病是灾害的一种，一般与其他灾害相伴生。灾害引起短时间内人口在某一狭小地域的大量集中，也会导致疫病暴发。面对疫病的流行，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求神祈祷、打击巫觋，颁布医方、施医送药，设置医疗救济机构，改善公共环境等，控制疫病的蔓延。政府的这些措施，在疫病的救助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然而政府所实施的救济活动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仁政，虽然常设性救济机构已经建立并在社会上运行，但是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以及强势阶层的干预，使这些机构在运转中有时会出现偏差。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巫医的欺诈以及医药事业尚不发达和不普及等原因，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的现象相当普遍，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危害。因此，两宋政府以及官僚士大夫对巫、医态度的变化及其禁巫兴医等措施的施行，使这一问题在总体上较前代有所缓和。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与唐代相比有所增多，相应的，出路和机会也较唐代为多。由此部分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同时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宋代社会因为社会的流动性而不致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后记

2000年，阎守诚先生因“中国古代灾害数据库”的课题把我招至门下，让我从事宋代自然灾害方面的研究。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基本掌握了灾害的研究方法，建立起论文的基本框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先生首肯了我的总体思路，但就具体问题的把握指出了许多问题，并帮助我一一改正。由于我资质鲁钝，能力有限，直到论文完成时也不能完全符合老师的要求。导师和师母犹如父母，三年的学习生活里我时时能够体味到他们发自肺腑的关心和爱护。也许是上苍眷顾我，让我在34岁的时候，仍在接受父母的恩泽。为了不使我上学分心旁骛，父母年逾古稀，仍然在辛勤工作，为我筹措充足的经费。父母辛苦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仍然不能轻松地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感激之余，更多的是惭愧。可以说，没有父母亲的支持就没有我如今的学业与事业。想起年少轻狂的岁月，哥哥把我从山西大同接到了他工作的长治漳泽发电厂中学。在他略带另类的教育方式的培养下，我从一个人见人嫌的混混，脱胎成为一名山西大学的大学生。进而在1994年忝列李裕民先生门下攻读道教史硕士学位，可以说没有兄长的教诲，不可能有今天的我。我虽自幼体弱多病，也有过住院手术的经历，但这些没有使我变得弱不禁风，这是因为有妻子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妻是日语专业的高材生，曾经在日本工作两年，除了在生活上悉心照料我外，还为我翻译日文材料，为我论文的最后完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汪胜铎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汪先生在2003年“非典”疫情最猖獗的时候，冒着危险亲自来首都师范大学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在首肯我毕业论文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汪先生功力深厚，学识渊博，学风严谨，在审读过程中对文中引文出处一一考证，甚至连错别字都不肯放过。答辩结束后，又将他亲笔修改过的论文送给我，为我论文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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