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王建朗,栾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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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举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根据学科发展与建设的需要，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合作，两年举办一届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期全面、深入研讨近代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等诸问题之重要学术讨论会的继续。会议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以及高校的积极支持与参与，并达到了预期效果。如同往届一样，本次学术讨论会未设特定主题，也未限定国别，是一次综合性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目的在便于与会者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背景中探讨某一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发展。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研究机构及高校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内容。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们收录了绝大部分会议论文，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完成本论文集。学术研究，离不开必要的研究资料，但同时也离不开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促进，只有在相互交流、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对某些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与理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某些历史事件。而定期举办综合性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方式，目前已被证明是达致上述目标的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之一。

内容概要

近代中外关系史源起于1840年，终结于1949年。自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列强各种势力在中国的深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的抗争。失败，反抗，再失败，再反抗，终于走向胜利。侵略和抗争的对立，无疑构成了近代中外关系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却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认识船坚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受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发展过程，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中国正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适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终于迎来了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

书籍目录

前言上卷  传统思想对近代对外关系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外交新体制的萌动：以中西“条约”为中心  试论外国军舰驻华特权制度的形成  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及努力  从帕米尔交涉看许景澄的界务谈判思想  关于中俄《天津条约》的两个问题  赫德与中英缅甸交涉  近代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考析  从清越通商交涉看清朝的外政运作机制  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关于评判标准的初步探讨  日本佛教徒小栗栖香顶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1873～1876)  台湾事件中被遗忘的土牛线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前夕清政府的对日政策  简论甲午战争前的日本对华贸易    ——以日本驻华领事报告所述为中心  奕诉在甲午战争期间外交活动的考察  庆亲王奕勖外交活动真相    ——以义和团时期为中心  晚清地方视学制度建立的尝试    ——以直隶省为例  近代华商联号企业的跨国商贸圈    ——以香港为枢纽  护国战争与日本  上海总商会在华盛顿会议前后收回国权的主张和活动  民初国家认同的困境    ——以1917年中国参战之争为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华工与中国国际化及国家认同  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下卷  民初美国广益公司与裕中公司对中国公共工程的投资  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中国近代引水体制的民族化(1922—1938年)    ——以海军部引水传习所为中心  北伐前后废约与国民政府的承认问题  日本与南京国民政府撤废治外法权交涉  从近代欧美农奴制解体到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兴起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日本的东方文化事业之发端研究  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论与东北统治政策的形成分析  王芸生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及其他    ——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交涉留日学生问题探析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官方对事变真相的调查    ——汉森、索尔兹伯里东北调查纪实  30年代蒋介石的对日思维    ——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中心的考察  从汪伪政权国旗蠡测战时中日关系(1939—1943)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美战略合作  欧洲大战爆发与日法谈判  二战时期中英情报特工合作概论  奢侈的保镖?    ——飞虎队的日常生活  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台湾的“去殖民化”教育述论  从档案资料看“中美合作所”的性质  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略论二战及战后初期中法关系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活动新析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合作与分歧    ——战后旅大的中共与苏联关系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外关系新史料概述

章节摘录

插图：鸦片战争中，中英交涉都是由清廷谕命的钦差大臣来办理。鸦片战争后，为了管理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1842年10月，道光帝谕旨：以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为两江总督，会办“江、浙、闽三省通商之事”，留守省城南京办理除广州之外的其他四个通商口岸事务。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命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随伊里布往广州办理税饷及通商事宜。“所有办理饷税及一切通商事宜，着耆英通盘筹划，与伊里布详细商酌，务臻妥善，以便伊里布到粤后逐款定议，俾得日久相安，无滋流弊。”①这道谕旨将开放五口的通商事宜的总体谋划权交予耆英，耆英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最高长官；同时也将其具体的通商交涉权力限制在了江、浙、闽三省，因为这里要开设新的口岸，诸事繁多；将广州的通商交涉权交给了同为钦差大臣的广州将军伊里布。这时的五个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交由两个钦差大臣管理。1843年4月6日，道光帝颁谕旨：“命两江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事件”，“办理通商饷税章程，一切务臻妥善”。②6月5日，耆英到达广州，正式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身份接办伊里布未竟差事，与英国等国谈判。这时的耆英已经是集五口通商事务于一身的钦差大臣了，五口通商大臣制度初现雏形。③1844年4月22日，清廷收到广州方面的奏折，说美国公使顾盛来华后声言“只与钦差大臣商酌”。于是，清廷再颁谕旨“耆英现已调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着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遇有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着准其钤用。”④这道谕旨是为因应美国公使的交涉。但是，这道看似简单的谕旨却正式确立了在中国主持中外交涉近17年（从1844年4月到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之久的五口通商大臣制度。1848年，道光帝又重申：“耆英系总办夷务之员，五口通商事务均应管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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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只是又论文拼凑而成，不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