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聂鸿音,孙伯君 编 页数:456
Tag标签:无
前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先秦时期见诸史料的“五方之民”——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以多民族(ethnos)、多信仰、多文化、多语言、多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围绕着古代中国的中原文化圈展开了持续不懈的交流互动。人类社会古老文明的诸多创造发明,在活跃于这片广袤大地上的文化多样性群体中展现了交相辉映的历史进程。其中多种文字的创制即是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岩画遗迹中,象形和抽象的符号,展示了古代先民创制文字的传统意愿。这种意愿,在展现中国史前彩陶文化辉煌成就的柳湾遗址中得到集中体现。在青海西宁市附近的柳湾原始社会墓葬遗址中,出土了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到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类型的数万件精美彩陶器皿,其中在数以千计的陶器上发现了319种符号。对略有汉字识读能力的人来说,似乎都可以从这些符号中直观或猜测出一些自以为是的“文字”。虽然这些可上溯五千年的符号还不能构成对甲骨文的挑战,但是中国古代先民创制文字的古老传统值得学术界重视。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因此也是一个古文字资源丰富的国度。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五方之民”在交流互动中创造了多种文字,并留下了丰厚的文献资料。
内容概要
宋辽金元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社会交流互动的又一次高潮,也是诸多古文字创制和以这些文字记录历史文献最丰富的时期,堪称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多文字时代。在这一时期,著名的黑水城文献可谓西夏和蒙元时期现存最大的文献宝库。随着这些文献的不断刊布,各国的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献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信息的深入研究,已经揭示了中古时代汉藏和阿尔泰诸民族文化交融的多样性历史图景。同时,随着黑水城及中国北方地区契丹,西夏、女真、蒙元历史文献和文物的新发现、新线索,学术界在不断深化着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一些见解对扩展学术视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述,即是反映中外学者近年来交流合作最新学术成果的论集。
作者简介
聂鸿音,男,1954年11月生于北京。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并获硕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民族古文献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学位委员。兼任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委会聘任专家。发表过学术专著8部,译著(英、法)2部,论文130余篇,约计430万字。科研范围涉及古代汉语、语言学、汉语音韵学、中国民族史、中国古代文学等,懂英、法、德、俄、拉丁等数种外国语。主要研究领域大多以“绝学”著称,除西夏文外,对藏文、梵文、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都有比较专门的研究,近十年来致力于俄藏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书籍目录
序言(聂历山对西夏研究的贡献)A.M.科哈诺夫斯基的吐鲁番古文献文物收集南阳慧忠(?~775)及其禅思想——《南阳慧忠语录》西夏文本与汉文本比较研究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综述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考论西夏时期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研究——以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献XT.16及相关藏、汉、西夏文文献为核心印度出版的《西夏文大藏经》及其编者论黑水城汉文文献的学术价值(《文海》和《韵图》中的四等韵)(日本藏西夏文献中的几个语言学问题)西夏捂舆木雅语的存在勤词论西夏语的-i-介音西夏文中特殊的汉语形声字西夏文词典佚缺字形结构与反切拟音解读西夏宁西监军司考夏译《孟子》初探西夏僧人德慧考西夏军抄文书初释宁夏宏佛塔所出幡带汉文题记考释神秘失踪的指挥使:黑水城南宋初年请领铜钱文书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献所见宋代“交旁”考(在考察原件基础上的西夏法典研究)元朝皇帝巡幸上都时间考——以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文献为中心元朝的分封制度——关于邻王(豳王)。出伯与邻州的关系元代开读诏旨考——基于黑城文书的探讨元代区田法简论——以黑城出土文书、《救荒活民类要》和《至正条格》为依据黑城出土文献所钤一方元国书官印译释(黑水城出土的蒙古文写本)运用蒙古文正字法阐明古代蒙古语特征的可能性关于《元朝秘史》旁译缺失的词汇《敕礼部行移应昌卫》一文浅释存蒙古围的辽代溃址研究现状关于新近发现的几件契丹文墓志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铭》再考释契丹宗教词汇与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文化拓拔思恭卒年考——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一西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的发现《大金得胜陀颂碑》女真文“斡·兀迷·儿”考释后记
章节摘录
西夏译本佛经的契丹起源只是一个假说,但人们仍能判定慧忠语录北方版本的存在,这和现存的汉文佛经主要起源于南方的说法有所不同。慧忠的教义在辽可以盛行的另一方面考虑是慧忠的华严倾向,这与佛教在辽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相符合的。这种见解是合乎情理的,考虑到慧忠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方度过的,他在国都撰写了此西夏译本的原文,这应发生在763年代宗将他调派至光宅寺之后。因此可以推断慧忠语录的某种辑本可能在晚唐五代时期的中国北部盛行,然后传入契丹以及后来的西夏。 西夏文本包含序言、开篇的偈文、慧忠与众弟子(俗世的和僧院的)间的25次会面。序言具有7-8世纪长安禅宗的典型特征:许多道教典故,“道”和众生之心的识别,以及用空间来暗喻“心”的体现,这个比喻在禅宗的早期和中期很流行。把众生之心看作为道的思想似乎在慧忠的汉文本中很好地得到了证实,这种思想超越了关于迹象的理解,因此叫做“独尊”。 慧忠与弟子们的会面实际关注的是些未料想的内容:物质与本性的关系,戒行间的关联,注意力与智慧,成佛,身体修行的无功以及高无上“无心”之实现,等等。慧忠的部分原始教义在《大本》的基础上可以重构如下。 道之实现是所有修行的最高目标。这种方式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也不能通过迹象来解释,它本身是唯一值得崇敬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众生之心。心的唯一比喻是“虚空”诸类。它的性体是能够照和看的,但它保持平静,而且通过观看,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辨别开来)。这种和佛相同的方式,只能通过遵守戒行的修行,注意力与智慧的统一来实现。原始的照是本性,因而在照的过程中没有障碍,它能穿透任何地方,就像光能穿过透明玻璃一样。④这就是说分别意识并不影响物质本身。众生都具有四性(生、住、异、灭),这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