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娄胜华 编  页数：645  

前言

　　与其他学科研究的骤冷骤热不同，自1980年代以来，澳门公共行政始终受到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各种不同形式的研讨会、座谈会等公共性研究活动络绎不绝，以论文与研究报告为主的多种研究成果陆续面世，不同专题领域或同一专题的不同学术论争时起时伏……公共性探讨与个性化研究共同推动了澳门公共行政研究的长足进步，从观点归纳、特点概括、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综合评介1980年代以来澳门公共行政研究的学术概貌。　　虽然自1980年代以来澳门公共行政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但是，表现在时段上，以1999年12月20日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为界，之前的研究集中于政府体制、宏观架构、公务员本地化、市政制度、公共财政、行政双语等方面；之后的研究则超越了原有主题，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尤其是行政改革、政府规模、公务员制度等方面的讨论较为热烈，一些新议题，如电子政府建设、危机管理等也逐渐得到学者的关注。

内容概要

　　澳门自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葡萄牙管治之下，其政治制度不断变化，最终形成了行政、立法、司法相对独立，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后，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保留“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基础上进行行政改革，调整机制、革新体制、理顺职能、塑造行政文化，带来了澳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本书汇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澳门公共行政的历史沿革、特色及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澳门及其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底蕴。

作者简介

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副教授兼课程主任，博士。

书籍目录

实践导向与问题切入：澳门公共行政研究检视（前言）第一篇　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类　澳门的政权和社会：社会问题、公共行政和社区组织　社会转型、人心思变、行政改革——试论港澳行政制度的互动　澳门公共行政存在的问题刍议　澳门公共行政：有深层次改革的必要吗？　澳门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战和策略　社会、市场与政府的互动：行政改革路径的选择　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ISO 9000与服务承诺在澳门公共行政的建立　澳门公营事业民营化前后的比较研究　澳门社会福利服务民营化研究　对公共行政改革的反思　澳门特区行政改革：特色与路向　固本培元、循序渐进——澳门公共行政改革刍议　现代政府改革理念与澳门公共行政改革　从抗击SARS看澳门特区政府的危机管理　关于建设“电子政府”或“电子政务”问题的讨论　建立澳门电子政府的实用性分析　澳门电子政府的发展第二篇　政府规模与组织架构类　澳门需要一个小政府还是大政府　澳门公共部门的规模——同香港作比较研究　澳门政府规模的实证研究　对澳门政府规模的多目标线性规划分析　澳门政府的最优规模　澳门公共行政宏观架构的模式　澳门公共行政组织架构——二十年间的演变及未来的平稳过渡　澳门宏观行政架构过渡的法律思考　论澳门政府的咨询机构　令民意表达更加畅通——参与式民主与澳门政府咨询机制建设构想第三篇　公务人员与公职制度类　澳门官冗问题的成因、发展和影响　澳门公务员系统结构初探　澳门公务员在公共行政现代化中的角色　澳门应推行香港的政务官制度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变革　个人劳动合约引入公务员聘用制度的研究　澳门公务员薪酬制度及其改革　对澳葡管治后期澳门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回顾　试论澳门公务员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建议第四篇　行政监督与行政文化类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　澳门反贪工作的改革经验　澳门行政监督体系及其完善建议　特区政府要做好公关工作　澳门特区行政文化建设的理性审视　从人性分析探讨澳门特区的行政道德第五篇　行政史及其他类　20世纪澳门政治行政组织的变革　行政双语化之我见

章节摘录

　　这样，我们便面临两难选择：或改变制度基因，或培植新的文化养分和社会土壤。虽然这样的命题可能引起原则性争论，但从目前形势看来，两个选择不可能是对立的，必须相容。换言之，应该同时从两方面着手，因为我们碰到的问题不仅在上层建筑，也在经济基础。事实上，也这么做了，澳门基本法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大法，其他法律必须符合基本法，否则，要作出相应的修改。回归以后三年的实践表明，新制度表现出相当强的相容性和适应能力，并运作得大致顺畅，“一国两制”政策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得到落实并取得初步成功。　　法以时迁。澳门原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无论其执行水平和质量如何，相对于一个简单的社会，或许尚可勉为运转，但面临“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和当家做主的全新局面，虽然有人以“五十年不变”为由，希望一切照旧，但制度的转变和适应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广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①。　　谈到举世公认优良的唐代制度时，他进一步解释说：“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必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唯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②　　澳门当今面临的最大制度困境，正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严重脱节。我们知道，直至回归前，澳门的法律制度完全由葡萄牙人起草制定，且长期由他们操作，期间有咨询也有修正，但毕竟华人和洋人共处分治的政治现实的本质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