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李建平 编 页数:555
内容概要
本书集中收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专家在我国社会主义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方面,在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对认真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作者简介
李建平,1946年生,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学和研究,主持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已出版《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报告》等著作和教材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福建省科协副主席等。
书籍目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我的经济理论研究简要回顾 在新的形势下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渊源与发展 论财富的源泉及其涌流 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现代科学劳动问题答客问 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过渡时期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解读“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一 论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 《资本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条理论主线 试析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 理论的彻底性决定科学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辨析 “社会主义资本”与相关范畴及其他(学习札记) 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二重性与抽象性 两大部类交换的均衡条件 创新经济学的六大切入点 论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论商品价值 论马克思农业特性与资本推动理论的现实意义 “价值总量之谜”再解 马克思物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信息商品的价值结构与价值实现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资本论》的信用理论与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FDI理论指导中国的引资实践 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指导意义 论国有企业的按劳分配原则 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关的阶段性特征和传导机制——兼以中国为例的一种分析 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问题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与现实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制度需求 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科学发展观 城市土地“三权分离”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 以资本循环带动循环经济发展 落实节约资源基本国策 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经济增长中的物质平衡问题探讨 农业增加值与财政农业支出之间的协整分析及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转轨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的制度分析 多向度创新推动民营企业新发展 从虚拟到企业虚拟化运营——对信息时代一种微观经济范式创新的阐析 论股票市场与产业成长的良性结合 政府行为外部性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研究 股票价格“虚拟”问题的研究 论产业内劳动力的转化与发展 人力资源和谐配置探要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研究综述 福建省(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与思考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信用资源开发:利益综合与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模块化生产及其对我国经济的二重影响分析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积极支持自主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视角分析 引入竞争机制,发展农业保险 比较优势理论下,中国新型重化工业的发展抉择第三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与教材建设研究 关于中国特色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若干思考 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的几点思考 关于《资本论》教学的几点想法 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开展“六个一”活动 试论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兼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些提法的商榷 论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深入学习《资本论》的方法论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第四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与异同:马克思和凯恩斯 马克思“劳动力转移理论”与“拉尼斯—费”模式的比较及其现实意义 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美国经济与凯恩斯主义反经济危机理论及其政策的失败 我所看到的美国经济学 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关系型团队与关系契约治理第五篇 会议综述 加强和推动《资本论》研究,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我的经济理论研究简要回顾 一 在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面对“左”的理论与实践,我在教学与研究中经常处于困难境地。几乎每次“左”的政治运动,我都会受到冲击。在理论研究中,只好转向《资本论》中的基本问题和某些较无风险的纯理论的题目。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有一种在政治理论思想上的“解放”感,积极参与了理论工作中的“拨乱反正”。针对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及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我在《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和6月19日先后发表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并在《哲学研究》1980年发表了《关于生产力的内容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此文超越了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争论,提出生产力多要素论。并且说明:长期以来,“把生产力的内容理解得很狭窄,它的许多因素曾在长时期被忽视了。如片面强调人的因素而忽视物的因素;在物的因素中片面强调生产工具的作用而忽视原材料、电力和其他能源等的作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没有加以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强调群众运动,而忽视甚至鄙弃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作用,还不断批判‘技术至上’、‘专家路线’;强调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的作用。” 针对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成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两种因素的斗争”作为搞“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根据,我在1978年的《经济研究》第4期发表了《驳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当时还曾流行一种关于“过渡时期”的“新”理论,硬说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因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过渡时期。对此,我在1980年的《教学与研究》第2期发表了《我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肯定“过渡时期”只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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