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9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李强,马戎 页数: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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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涵盖中国社会学近代以来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演变、家庭与婚姻、宗族与家族、社区与公民社会、组织过程与制度安排、社会分层、性别与性、代际关系、教育和公平、种族与族群、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政治社会学、大众传媒、文化、宗教、移民与社会流动、人口变迁、城市化、技术、全球化、医疗、老龄化、贫困、犯罪、集群行为、资源与生态环境、风险社会、社会建设等。为社会学近三十年以来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简介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副会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博士,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回国留学人员成就奖”获得者。主要著作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和谐社会十讲》、《村落的终结》、《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就业和制度变迁》、《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等。
书籍目录
第一篇 社会学与近代变迁 导论 社会学和中国经验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学? 一 什么是社会和社会学? 二 社会科学不再单纯以研究对象划分学科界限 三 社会学的科学化和人文化双重特征 第二节 社会学的基本假设和经验基础 一 社会学是否需要基本假设 二 社会学的基本假设 三 注重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学科特点 第三节 中国经验的形成及对中国社会学的意义 一 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 二 中国经验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第一章 中国社会学的产生 第一节 启蒙与西学东渐:社会学的产生 一 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 二 群学与社会学 第二节 社会进化:天演、变法、保群 一 天演人变:寻求社会进化的规律 二 群学:内圣外王和群本主义 第三节 现代化:改良与制度变迁 一 社会学改良思想与学术的制度化 二 学术走向生活及其反思 第二章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演变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遗产 一 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史观 二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 三 清代的遗产 第二节 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 一 从天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巨变 二 双轨政治的终结和社会的解体 三 二元结构和过密化下的经济发展 四 文化认同的危机与重建 第三节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一 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 总体性社会的基本特征 三 中国社会第三次转型的启动和背景第二篇 个人与社会 第三章 家庭与婚姻 第一节 中国当代城乡家庭制度变迁的背景 一 行政等级金字塔与社会发展的梯级模式 二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第二节 城乡家庭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机制 一 城市家庭制度变迁 二 农村家庭制度变迁 三 社会变迁对城乡家庭的影响 第三节 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家庭策略 一 关于家庭策略的研究回顾 二 社会转型中家庭策略的基本特征 第四节 社会转型中的婚姻 一 婚姻文化模式:从家族婚到自主婚 二 现阶段城乡婚姻的特征 第五节 家庭制度变迁与社区情理 一 影响城乡家庭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 家庭制度变迁的目标 三 关于社区情理 第四章 宗族和家族 第一节 “宗族”的形式论和实质论 一 家族与宗族之辨 二 从形式论到实质论 第二节 宗族、家族的形态 一 宗族的早期历史形态 二 宗族的文化创造 三 宗族模式:水波差序对驻波差序 第三节 国家、土地与革命 一 宗族的国家模式:边陲说与中心说 二 宗族与土地 三 宗族与革命 第四节 理解宗族的本土视角 一 实质论的宗族观点 二 水波差序格局对驻波差序格局的观点 三 边陲说与中心说的观点 四 华南基层社会的宗族文化创造 五 宗族土地经济的公有制度 第五章 社区和公民社会 第一节 社区的概念、基本要素与范围 一 社区概念的起源 二 社区构成要素 三 社区范围的确定 第二节 社区公民社会兴起的宏观视野 一 世界性的社区发展潮流 二 中国社区成长历程 第三节 政府推动下的社区建设和基层管理体制改革 一 划定邻里社区规模 二 居委会自治 三 让街道也褪去行政色彩 第四节 追求自治的社区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 一 自荐参选人大代表 二 社区民间组织行动 三 社区公民行动的政治影响力 第五节 社区公民社会成长与城市治理关系重构 一 中国社区公民社会成长的特性 二 共同治理:塑造新型政治关系 第六章 组织过程与制度安排 第一节 国家控制下的组织结构 一 国家推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控制 二 城乡社会组织 三 组织中的个人 第二节 改革时期的组织结构变迁 一 农村改革与组织变迁 二 农村自治组织 三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第三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组织 一 单位组织功能弱化 二 城市民间组织的发展第三篇 社会的结构性差异 第七章 社会分层 第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特征 一 传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特征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 第二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 一 农民的职业分化与新职业体系的形成 二 体力劳动工人队伍的变化 三 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兴起 四 身份制的变迁 五 单位制的变迁 第三节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分析 一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二 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 三 社会利益群体与改革 四 “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五 关于贫富分化的分析 六 中国社会学界对于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的其他理论解释 第四节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一 阶级结构定型化 二 精英群体关系的变化 三 中间阶层的发展趋势 四 阶层利益的多元化 第八章 性别与性 第一节 性别与性研究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 一 性别研究挑战“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 二 性研究挑战二元思维和本质主义 三 超越绝对主义 第二节 公民权意义上的性别政治与性政治 一 公民权与性别身份的讨论 二 公民权与性权利的讨论 第三节 “大家”与“小家”下的性别 一 国家、家庭与妇女解放 二 婚姻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 第四节 社会变迁下的性别发展 一 经济增长与性别平等 二 非农化过程中的女性 三 社会流动、阶级与性别 第九章 代际关系 第一节 社会学与人类学视野中的代际关系 一 代和代际关系:一些基本概念 二 代际关系的基本解释框架和相关争论 第二节 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其变迁 一 中国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 二 中国转型社会的代际关系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代际关系及其研究的新走向 一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代际关系的新走向 二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代际关系研究的新走向 第十章 教育和公平 第一节 教育公平的概念 一 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 二 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公平观 第二节 从权利平等到教育机会均等 一 “文革”前十七年:阶级内的平等 二 “文革”十年:教育平等的乌托邦 三 20世纪80年代:“分数面前的平等” 四 “教育产业化”的政策 第三节 教育机会和社会分层 一 高中阶段的教育机会和社会分层 二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第四节 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 一 教育究竟能否促进社会公平 二 权利的平等仍然是问题吗 三 两种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 四 公平与优秀的矛盾 五 影响教育公平的新动因 第十一章 种族与族群关系 第一节 “民族”和“族群”的定义 一 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的“种族”、“民族”、“族群”定义 二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 三 “民族”、“族群”概念在我国民族研究中的引入 第二节 多民族国家指导民族关系的理论框架和政策目标 一 “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 二 美国种族—族群关系发展史上的三个阶段 三 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和族群关系理论 四 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第三节 现实社会中族群关系的研究方法 一 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 二 族群分层与社会流动 三 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 第四节 族群关系的专题研究 一 族群集团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差异 二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 三 族群居住格局 四 族际通婚 五 政府制定的以族群为对象的制度 第十二章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第一节 社会网理论的发展 一 个人层次的社会网研究 二 集体层次的社会网研究 三 网络动态学 第二节 社会资本理论及其衡量 一 社会资本的定义与分类 二 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 第三节 中国人的关系 一 差序格局下的关系网络 二 人情交换与工具性交换 三 中国人关系的四分法——家人、熟人、弱连带与无连带 四 加入权力维度的关系类型 第四节 中国社会资本的衡量 一 自我中心社会网的衡量 二 整体网的衡量第四篇 社会制度 第十三章 政治社会学与中国改革 第一节 中国个人权力地位获得的制度环境及其演进 一 改革前个人权力地位获得的制度环境 二 改革后个人权力地位获得的制度环境及其演进 第二节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政治体系及其发展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系及其发展 二 社会结构转型与政治体系 三 社会经济转型的政治动因分析 第三节 政治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现实 一 经济社会转型与权力资源分配 二 当前中国政治体系面临的社会问题及其对策 第十四章 大众传媒 第一节 现代社会与大众传媒 一 理解大众传媒 二 大众传播与大众传媒 三 大众传媒的历史变迁 第二节 现代中国的大众传媒 一 新闻事业的沿革与发展 二 从新闻事业到大众传媒 三 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 四 中国传媒产业的分类 第三节 中国大众传媒体制 一 大众传媒的性质与社会功能 二 中国特色的大众传媒 三 大众传媒的自由与责任 第四节 网络时代的大众传媒 一 网络社会的崛起 二 大众传媒与和谐社会 三 大众传媒的未来 第十五章 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心态 第一节 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心态:概念界定 一 文化: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 二 价值观与社会心态 第二节 传统价值观与社会心态:中国文化溯源 一 中国人的“公”与“私” 二 中国人的性格 三 人情与面子 第三节 变迁:对外部世界冲击的回应 一 接触现代:困境与选择 二 “五四”运动与反传统浪潮 三 两项个案:透视社会心态之变迁 第四节 第二次裂变:转型时代的精神革命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二 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三 边际人:中国人的精神群像 四 中国人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化的新趋势 第十六章 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 第一节 中国宗教共同体的建构 一 概念辨析:宗教、民间信仰和迷信 二 有关中国人宗教信仰的迷思 三 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图景 第二节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宗教制度 一 宗教社会学的范式转型 二 中国宗教:政府管制与宗教变迁 第三节 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和宗教行为 一 宗教心理和行为:多维的研究路径 二 宗教(群体)资格:中国人的宗教行为模式第五篇 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 第十七章 移民与社会流动 第一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流动 一 经济改革之前的社会流动 二 社会流动模式的转变 三 开放性与社会流动率 四 各阶层的社会流动特征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城乡移民运动 一 工业化与城乡移民运动 二 对城乡移民运动的理论解释 三 反城市化战略与城乡移民 四 民工潮与农民工现象 第三节 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一 劳动力流动与移民 二 社会隔绝与移民的市民化障碍 三 城乡移民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 第十八章 经济发展、社会变化与人口转变 第一节 中国独特的人口转变 一 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 二 计划生育政策 三 人口转变的成效 第二节 人口红利、增长源泉和增长绩效 一 人口与经济发展 二 增长源泉与人口红利 三 劳动力供给效应和储蓄效应 第三节 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挑战 一 “未富先老”导致劳动力短缺 二 增长源泉及可持续性 三 人口结构失调的社会经济因素 第四节 发展阶段转折及其社会经济含义 一 “刘易斯转折点” 二 增长方式如何转变 三 “库兹涅茨曲线” 四 劳动力市场制度演变 第十九章 城市化与城乡关系 第一节 城市化的历程 一 城市化过程与阶段 二 中国城市化的地域特征 三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化 四 大城市圈的形成 第二节 城市化的特征 一 行政主导:从资源垄断到政策引导 二 发展路径:从单向到双向 三 城市社会:从单位社会到阶层化社会 第三节 城乡关系 一 城乡分治 二 城乡不平等 三 走向协调发展的城乡关系 第二十章 技术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技术的知识系谱 一 科学、技术与社会 二 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 三 社会学:技术与社会 第二节 科技在中国:基本特征 一 科技体系 二 国家主导 三 重大科技成果 第三节 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 一 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的解释框架 二 案例一: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 三 案例二:纺织技术的扩散 四 案例三:信息技术的应用 五 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第二十一章 全球化中的文化冲突与共生 第一节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一 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的不平等格局 二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 三 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 四 全球化与民族认同 第二节 全球化与文化冲突 一 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及其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二 全球化与民族传统文化 三 全球化与文化多元性 四 警惕“多元文化主义”的陷阱 五 消费主义与传统文化 第三节 充满悖论的全球化过程 一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悖论:人权与主权的对立 二 全球化是充满风险的过程 三 现代性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四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共生 一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是全球性与在地性的对立统一 二 “和而不同”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 文化自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四 文化自觉:“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六篇 社会安全与社会建设 第二十二章 健康和医疗 第一节 医疗体制的类型学:理论框架与国际经验 一 医疗服务的性质和特点: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 二 医疗服务的组织模式 三 公立医疗机构的组织和治理变革 四 医疗卫生体制的多样性 第二节 中国健康保障体系的制度演变 一 集体主义的嵌入性:计划体制下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特征 二 市场转型与传统医疗保障体系的瓦解 三 中国城市:从单位医保制走向社会保险制 四 中国农村:从社区医疗保险到国家医疗保障 五 走向全民医保:国家与市场的再定位 第三节 中国医疗服务递送体系的制度演变 一 没有市场化的商业化: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化管理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二 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市场转型中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四节 医疗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一 中国医疗卫生资源的总体情况 二 医疗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及其后果 三 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政府正确地履行其职责 第二十三章 老龄化社会与养老 第一节 中国的人口变迁 一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测量 二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三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四 老年群体的分化 五 人口变迁理论的解释 第二节 关于老龄化的社会学研究 一 基本理论视角 二 现代化理论对老年人社会地位变化的阐释 三 中国社会学关于养老的研究 第三节 老龄化与社会制度变迁 一 老龄化与家庭 二 老龄化与经济 三 老龄化与卫生保健 第四节 养老的社会建构 一 国家责任的界定 二 福利分配与社会分层 三 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 第二十四章 社会政策与反贫困行动 第一节 社会政策的基本原理 一 社会政策的概念和领域 二 社会政策的基本要素 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 一 我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及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 二 和谐社会目标下中国社会政策体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 第三节 当代世界的贫困问题及贫困理论 一 当代世界的贫困问题 二 当代各国的贫困理论及反贫困实践 第四节 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困行动 一 当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反贫困行动 二 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及反贫困行动 第二十五章 越轨行为与犯罪 第一节 越轨行为及其分类 一 越轨行为的界定 二 越轨行为的分类 三 社会转型期中国越轨行为的突出表现 第二节 犯罪行为及其分类 一 犯罪行为的界定 二 犯罪行为的分类 三 社会转型期中国犯罪行为的突出表现 第三节 越轨和犯罪行为的类型及其特点 一 中国越轨行为的类型和特点 二 中国犯罪行为的类型和特点 第四节 越轨与犯罪的社会控制 一 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理论 二 当代中国社会控制的实践经验 第二十六章 集群行为与社会运动 第一节 社会运动的相关概念和西方传统理论 一 什么是集群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 二 西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 第二节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 一 政治过程理论的崛起 二 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社会运动研究 三 社会运动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第三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动态 一 中国城市阶级政治前景 二 中国环保运动 第二十七章 资源和生态环境 第一节 环境、资源与环境社会学 一 环境与资源的概念 二 环境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三 环境社会学与资源社会学 第二节 环境问题的致因分析与启示 一 环境问题概述 二 关于环境问题的致因分析 三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三节 环境关心测量的意义与实践 一 环境关心的概念与测量的复杂性 二 环境关心量表(NEP)的提出与修订 三 修订过的环境关心量表在中国的应用 第二十八章 风险社会与新型社会风险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的来临 一 风险的概念 二 风险的类别 三 风险社会的含义 第二节 风险社会的治理机制 一 风险与风险治理 二 现代风险治理的机制 三 风险治理机制的关系 第三节 变革的社会与中国的新型社会风险 一 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 二 中国社会面临的新型社会风险 三 中国当前风险状态的基本特征 第四节 建设共存-共担的复合风险治理机制 一 SARS危机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二 复合公共责任与复合治理 三 通过复合治理走向和谐社会 第二十九章 社会建设与社会和谐 第一节 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一 新时期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 二 和谐社会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三 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 四 和谐社会建设与市场经济 第二节 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 一 阶级阶层政策的调整 二 分配政策的调整 三 社会政策调整的取向和特点 第三节 社会政策变化的基本内容 一 人口政策的变化 二 就业和劳动关系政策的变化 三 社会保障政策的变化 四 反贫困政策的变化 五 教育政策的变化 第四节 社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 城乡关系问题和反贫困问题的考验 二 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挑战 三 就业问题和劳动低成本时代逐步走向终结 四 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的压力 五 环境、资源与快速发展的矛盾 第五节 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改革 一 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 二 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 三 社会管理与社会组织 四 社会体制改革后记
章节摘录
导论 社会学和中国经验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学? 一 什么是社会和社会学? 在各种社会学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对“社会”和“社会学”的定义多达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这种定义杂陈而不统一的情况,可能恰恰说明社会学的学科特征,也与人们对“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差异有关。很多绞尽脑汁为社会学规定的所谓经典定义,事实上绝大多数都被人们很快就忘记了。 要回答“什么是社会学”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是要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社会”的概念。现在在日常生活语言里人们对“社会”有多种理解,它既可以是无所不包的“大社会”,涵盖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也可以是区别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小社会”,甚至这个“小社会”还可以被一层层地继续剥离。从语义学和语源学上来看,“社会”是“社”和“会”的结合,而“社”和“会”都是一种具有制度和礼仪的群体生活形式,“社会”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一种相对于个人的群体形式,所以“社会学”最早在中国曾被翻译为“群学”。群无定界,自然可以有大群和小群。 古典社会学家大多具有宏大的志向,为社会学赋予了揭示“大社会”统一运行规律的使命。例如孔德就曾认为,社会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就如同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是一门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统一支配规律的学科,所以他曾把社会学称为“社会物理学”。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的专门化趋势以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这种宏大志向下对社会学的认识,很容易使社会学成为一种社会哲学,从而失去现代社会学的经验学科特点。 更为令社会学家尴尬的是,当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相继划分出自己的学科领域,而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科、犯罪学、大众传播学、社会管理学等等又纷纷脱离社会学的母体自立门户时,社会学的研究还剩下什么?面对一些杂志发表的以“舞蹈社会学”、“美食社会学”、“服装社会学”、“拉关系社会学”为题的文章,社会学家往往自嘲说,社会学快成了研究别的学科不屑于研究的剩余现象的“剩余学科”。并不是说社会学不研究这些问题,任何对具体细微社会现象进行的社会学研究都可能成为开山之作,如涂尔干对自杀现象的研究。问题是很多打着社会学研究旗号的文章,都只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一般描述,与社会学分析根本不相干。 当然,社会学的研究在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社区、城市化、集体行为、家庭婚姻、社会运动等一系列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领域里仍具有主流地位。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有一个学界共识的定位,作为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杆。 从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来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即政府规则、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则。中国过去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对政府的力量和规则并不陌生,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也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但什么是社会规则,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也很难轻易达成共识。 在一个大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分成不同的领域,而不同的领域又有不同的规则。例如,市场领域的最高价值是竞争,宗教领域的最高价值是信仰,企业领域的最高价值是利润,家庭领域的最高价值是情感,道德领域的最高价值是社会责任,法律领域的最高价值是公正,等等。这些不同的最高价值之间是有冲突的,如果我们把一个领域的最高价值推行到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就会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所以要在这些不同价值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和保持均衡的法则。政府规则、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则的三分法,是我们选择的一种在经验领域中容易达成共识的办法。 政府的运行载体是文官科层制,它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提供普惠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它令行禁止的执行机制和强大的贯彻力量,可以大大减少外部交易成本,但它很容易产生的自我膨胀并难以精简的趋势,往往使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难以约束,即通常所说的官僚主义问题。市场的运行载体是企业,它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通过市场竞争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但往往又因为竞争过度而增加交易成本,所以企业为降低交易成本会产生走向垄断的问题,从而影响到竞争规则,这样就又需要反对垄断。社会的运行载体是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也包括社区等自组织领域。它们应当坚持公共服务的目标,而且运行的成本应当低于政府,政府可以用购买服务的办法支持它们公共服务的活动。在中国,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全,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往往成为社会运行的非正式制度和潜规则的载体,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研究的方面。 在这样一个关于政府规则、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则的三分框架下,形成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现代社会科学的三大经验学科。当然,也有一种“国家一社会”的二分法,把社会视为区别于国家政权的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这种划分延续了古典的历史哲学传统,往往在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分析中被采用。它的优点是理论脉络清晰,但却难以适用于对复杂具体问题的分析。 目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对什么是社会学的提问,实际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学习社会学的知识对就业具有什么意义?社会学的教学培养是针对哪些社会职业岗位?当然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大学是一种通识教育,是传授一些从事各种社会职业所必备的基础知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而不是职业培训所。但是,现代社会职业分工日益专门化,社会知识体系和信息编码系统快速变化更新,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迫使教育做出课程设置和课程知识的调整,特别是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把教育作为确定未来社会职业位置的人力资本投资。在这种大背景下,教育不能无视人力资本投资者和社会的需求,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必须能够提供比以往更加实用的知识和更加专业化的技能,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也要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在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社会工作、城市发展、人力资源、人口生育、大众媒体、社会调查、教育培训、家庭婚姻咨询、社会安全等各个领域,社会学都肩负着培养职业人员和专门人才的重大责任。 二 社会科学不再单纯以研究对象划分学科界限以往的教科书,开宗明义首先要说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因为这种研究对象的界定,过去一直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界标。但是,在近几十年的学术发展中,随着人们对社会现象复杂性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根据研究对象来划分学科界限的做法就越来越不适用。例如,关于腐败现象的研究,就很难界定是属于哪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政治学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腐败的根源是权力缺乏监督;经济学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腐败的产生是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寻租”行为的结果;法学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铲除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法治政府;社会学也在研究腐败问题,认为杜绝腐败必须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广泛社会监督;等等。 经济学近几十年来研究领域大大拓展。经济学对人力资本、犯罪、司法审判、家庭中的利他行为、生育行为、环境保护、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研究,使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兴起,使经济学方法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分析工具。这种经济学研究向经济学非传统研究领域的拓展,被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这种拓展,代表了社会科学的一种发展趋向,即不再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划分的根本界标。这种趋向其实在很多学科里都存在,只不过在经济学里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 随着社会学自身的分工化和专门化,它与其他学科之间在研究领域方面的区分也日益模糊,大量跨学科、多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研究涌现出来。一方面,社会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如家庭、婚姻、组织、犯罪、社区、行为等,已经不再是社会学的绝对优势领域,经济学对生育行为和集体行动的研究、法学对社会法的研究、历史学对社会史的研究、心理学对人际交往和社会行为的研究等,都对社会学在这些领域的传统优势提出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学也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边界,在诸如权力结构、区域发展、话语实践、市场网络、消费行为、信息传播、生态环境等过去陌生的或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意味着学科划分已不再仅仅是以研究对象为分界,研究方法和学科视角日益成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理由。 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界限上的模糊,也使现代社会学在理论重建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返回古典思想的潮流,推动了“社会理论”的发展建设。本来,现代社会学的发展使它越来越远离形而上的庞大体系,也基本上放弃了如孔德、斯宾塞、帕森斯那样试图构建解释一切宏大理论的努力。与此同时,社会学为了克服宏大理论在社会现象解释上的简单化缺陷,加强了理论本身的反思和建构,在社会交往与沟通、结构化与反思性、公共领域与结构转型、权力-话语与组织-制度、民族-国家与暴力、阶级-阶层分化与职业流动、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社会组织与社会网络、性别与性、全球化与地域化、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都使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力显著提高,学术规范性明显增强。但社会学理论的专门化趋势,在学科领域日益交叉的今天,却遇到了不同学科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困难。每一门学科,甚至每一门学科的每一个专业领域,都有一套自己的学术概念、学术语言、学术焦点问题、学术分析路径,学术对话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的理论重建工作产生了一种返回古典、走向综合、走向对话的潮流。当代的社会学理论大师们,如英国的吉登斯(A.Giddens)、法国的布迪厄(P.Bourdieu)、德国的哈贝马斯(J.Habermas)和贝克(U.Beck),他们建构的结构化理论、实践理论、沟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更多地被人们称为“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学理论”。 总之,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即学科的划分,更多是根据学科的观察视角、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而不是完全根据研究的对象。 三 社会学的科学化和人文化双重特征 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中存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划分,有人曾提出社会学究竟是走向科学化还是人文化的问题,而社会学与政治学、经济学被归为社会科学的三大经验学科以及这些学科对量化分析方法的广泛使用,使人们产生社会学越来越科学化、技术化的印象。 在整个国际社会学界,20年前,10个研究者中大概只有3个使用社会统计方法从事研究,但今天,这个比例也许正好要倒过来。以随机抽样和对抽样数据的统计分析为标志的社会统计方法,在过去20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完善。其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分析和追踪能力,使得社会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专门化程度很高的、可以用经验数据加以验证(或验误)的社会科学门类。社会统计方法在社会学中的普遍运用和强势扩展,虽然仍然受到具有人文理论取向的学者的怀疑、批评和抵制,但却得到注重应用的社会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和统计软件的惊人发展速度使社会统计成为一种非常便于入门的“基本技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量化分析的研究结果具有可积累、“可重复”的性质,符合对社会科学的某种“科学化”的要求。当然,比较适合于“大范围”、“远距离”和“追踪性”的研究,也是社会统计方法在社会学界日益盛行的原因。 但是,社会学的“科学化”努力却遭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是社会现象是极为复杂的,人们建立的任何分析模型,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影响因素,而任何一个重要变量的缺失,都可能改变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所有社会学的所谓“科学”研究结果,实际上都是相对而言的。 现在,社会学的这种“科学化”趋势,也影响到社会学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造成“质”的研究的困惑。例如,一方面,很多学者希望他们的访谈资料也能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但结果是,为此制定的类似问卷的统一访谈提纲往往限制了访谈的话题,使访谈的记录枯燥而且重复。更为尴尬的是,这种使访谈资料“科学化”的努力,不仅未使访谈资料获得科学化的形式,而且还丢失了真实鲜活的实质。另一方面,访谈资料作为生活语言,具有话语/本文、符号/意义、能指/所指的两重性,它本身是一种隐喻。意义的揭示需要解释的过程,而研究者的解释,根据研究者的不同而有差异,有时这种差异甚至会扩大为对立。换句话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其实并非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关系,即访谈资料的意义根据“主体问性”而会发生变化。这样一来,研究者是否能自认为比被研究者高明、深刻,从而具有肢解、切割、筛选和重新解释生活语言的权力?研究者的解释,是否会并不是“揭示”而是“遮蔽”了生活语言的真实含义呢?因为访谈资料的话语意义对访谈的“情景”有很大的依赖,而使用访谈资料的人却无法再造和重复“情景”。问卷调查数据的问题是完全舍弃和遗忘了调查“情景”,并主观假定这些“情景”并不影响对数据的解释,所以数据的测算是可重复的“科学工作”,而访谈资料的解释则变成不可重复的“艺术工作”。因此,要走出个案研究的“非科学”窘境,也要努力超越“经验社会学”,努力把实例“一般化”,使自己的研究结果具有更普遍的解释力和更广泛的对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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