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伊藤诚  页数：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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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做了批判性分析。作者在此提出了当前三个幻想的破灭：    第一，由于高速增长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遭受重大挫折，民众对国家在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上的作用和能力的信赖完全丧失；    第二，曾经被视为有效替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也暴露出非民主的压制体制、党和国家官僚的特权腐败、产业技术革新的困难而加深了危机，出现了崩溃；    第三，取代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确提出了与以微电子(ME)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性重新活跃相适应的政策方针，但是其中所存在的幻想也正在破灭。

作者简介

伊藤　诚，日本当代乃至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36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1980年起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至1997年退休。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书籍目录

序章  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化  二  走向对自由竞争市场的限制  三  竞争性世界市场体系的复活  四  幻想破灭与希望第一篇  资本主义胜利了吗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一  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    二  走向平成萧条的辩证法式逆转与恶性循环    三  经济政策的混乱  第二章  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困难    一  经济复苏为何脆弱和不稳定    二  国际环境方面的问题    三  新自由主义与财政危机的深化    四  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恶化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及中国的前进道路    一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关系    二  中国面对21世纪的挑战课题  第四章  市场经济背后的暴力性——饿罗斯经济的犯罪化    一  经济的犯罪化    二  重渊源    三  全球化背景    四  市场经济背后的暴力性第二篇  当代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问题  第五章  当代资本主义与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一  高速增长时期货币金融体系的作用    二  通胀危机与长期萧条    三  金融不稳定性的加剧    四  有可能恢复稳定性吗  第六章  日本金融体系的职能变化与住房金融    一  高速增长时期的住房问题    三  泡沫及其破灭过程中的住房金融  第七章  对货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再认识——围绕转型问题“新解释”的分析    一  转型问题“新解释”中的货币价值的意义    二  围绕“新解释”的几个问题    三  货币商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    四  非商品货币下发生了什么第三篇  妇女问题与人口问题  第八章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实现男女平等吗    一  全球化与家务劳动    二  资本主义与家长制    三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历史性与妇女问题的关系  第九章  应该如何评价妇女劳动——由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问题    一  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意义    二  《北京宣言》的基本精神    三  没有新自由主义的倾向吗    四  对同工同酬和无偿劳动的评价  第十章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和低生育问题    一  低生育化的急速发展    二  作为自然规律的人口论    三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    四  人口的历史动态变化和低生育问题参考文献出处一览后记译者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篇　资本主义胜利了吗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一　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　　日本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于20世纪80年代初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后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可以认为，小泉的结构改革也继承了这一方针，而且在一些方面还使之进一步强化。为了说明其意义和问题，在此首先回顾一下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登陆和发展的历史。　　新自由主义当初是作为临时行政改革路线而被引进到日本的。1981年末，铃木内阁中的中曾根行政管理厅长官成立了以原东芝社长土光敏夫为会长的第二届临时行政调查会，经过同年7月以后多次咨询会议讨论，最终决定推行行政改革。作为解决始于1973年的经济危机中产生的国家财政危机的方针，当时的咨询会议上提出了“不增税的财政重建”的目标。按照这一目标，临时行政调查会相继提出了各种行政改革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有：削减公务员定编，控制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等各项财政支出，取消各种财政补贴，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涉及各个领域的放松管制，等等。　　其指导方针是向始于1979年的英国撒切尔主义和1981年以后的美国里根主义看齐，其理念是只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原理才能够实现最有效的合理的经济秩序，其目标是要缩小国家的经济调控职能。这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化为基本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策的方向就发生了逆转。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反对早先的重商主义，其政策主张的重点在于实现自由贸易。从这一点来看，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　　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广泛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在国内外更容易展开各种交易、融资和投资，更多地利用廉价的非正式劳动力以实现工资成本的“合理化”。其结果，使得日本的制造业企业乃至商业和金融部门的企业也容易实行跨国公司化。同时，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增加了在日本的销售和投资，与日本企业在国内外的合资和合作也增加了。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出现了大发展。通过这一过程，日本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各方面都以美国模式为全球标准，而且去努力顺应这一标准。可以说，日本的财经界接受了这一标准，把它看作是为了在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确保日本企业自由活动机会的必要的代价。　　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大多数工薪阶层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日趋恶化，以代表和保护这些人利益为职责的工会的社会力量也明显弱化。日本的工会组织化率（参加工会工人占所有工人的比率）在战后初期曾经一度高达50％，后来，随着就业的增加，1953年下降到40％以下，尽管如此，到1970年也仍然维持在35．4％。但是，到1983年下降到30％以下，到2003年6月进一步下降至19．6％。随着工会组织化率的下降，其谈判能力和战斗性也极大地降低。　　特别是1985年作为临时行政改革路线的重要一环推行了国有铁道公司、电报和电话公司、烟草专卖公司这三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减轻由国有铁道公司的赤字所造成的国家财政的负担，通过出售各民营化企业的股票来获取财政资金收入，通过市场竞争原理增加企业的活力。但是，其背后还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目的，即解散一直担当战后日本工人运动战斗先锋的公共部门（官厅和国企）工会。例如，在日本国有铁道公司被民营化分成6家JR公司的过程中，强行实施严厉的“合理化”，国铁或JR工人人数从1982年的大约40万人被削减到1987年的几乎一半，其中的工会会员在此期间从20万人急剧减少到4万人。这只能是直接或间接有选　　择地解雇工会会员及其组织者的结果。对于没有被解雇的工会会员，各JR公司也强行实施了歧视性的工作职务调换和工作地点变更。对此出现了很多劳动争议。就涉及14000多名工人的131件争议案件，39个地区的劳动委员会认为企业违反了劳动法，提出了救济劝告，国际劳工组织（ILO）对此也给予了关注。尽管如此，各JR公司对这些劝告充耳不闻，政府和法院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尽管原国铁时期的解雇和工作调动不能说是JR的责任，但既然各JR公司从原国铁继承了业务、设施、人员等一切，上述说法从常识上就难以理解。如果容忍这种做法的话，那么只要把企业变更为新公司，就可以自由进行裁员和工作调动以对工会造成致命的打击而不受违法劳动行为的制裁。　　在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中，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主要以国铁工会及其他公共部门工会为基础成为全国战斗性左派工会运动的中心。三家国企的民营化使这些工会及其组织者遭受到重大打击，对总评也造成破坏。尽管如此，面对以公共企业民营化形式对工人运动的新自由主义式攻击，日本的工会运动却没能有效地联合起来组织有力的反击。其原因之一可以说在于日本的工人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分裂为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同盟）和总评两大派。与总评不同，同盟是以民间私人企业的工会为基础的，其方针是劳资协调和与财界合作。财界推行行政改革、实行公共企业的民营化，当然会削弱总评的势力，所以同盟也往往赞同。总之，随着总评的弱化，出现了日本工会运动的主导权向同盟转移的趋势，最终于1989年总评解散并与同盟合并，组成了作为新的工人运动全国中心的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联合）。虽然与其对抗的全国工会总联合（全劳联）联合了重视与日本共产党关系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全劳协）也由总评系工会组织者领导发挥了共同战斗组织的作用，但是，日本的工会运动的主体力量还是被过去的同盟收编了。　　总评的解散与日本左派工会运动的衰败对曾经以此为根基的日本社会党造成了重大打击。1991年的苏联解体一般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这一事件给标榜在日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党以严重冲击。因此，社会党将其纲领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路线。另一方面，自民党也由于相继暴露出贪污腐败案件和党内派系对立而出现了危机，并且分裂，从而在1993年的总选举中败选下台。除自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7党联合组成的细川内阁诞生，到1994年由自民党、社会党、先驱党3党联合组成的村山内阁成立。在此期间，社会党相继妥协性地调整了拥护和平宪法、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并且于1996年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但是，从那一年的总选举开始实行的小选区制度对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严重打击，整个90年代其议席大幅度减少，于1998年退出了联合政府。在所谓55年体制下，国会议席大约2／3归自民党、1／3归社会党的状况彻底改变。在2003年1 1月的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在480席中仅仅得到6席，曾经因社会党衰败而增加了若干议席的共产党也从选举前的20席大幅度减少到选举后的9席，民主党取代了过去社会党的地位占有177个议席，正在上升为与自民党并驾齐驱的两大政党。必须指出的是国家层面的政治出现了明显的总体保守化趋势。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给日本社会直接和间接带来的变化，同时也是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容易实施的政治潮流。　　在代表劳动大众的社会政治势力这样被弱化的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及其财政危机的重建所需的费用被转嫁给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趋势越来越强。尽管高度信息技术的利用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但与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不同，实际工资增长出现停滞，奖金和加班补贴甚至有时连基本工资都被削减。以削减、解雇正式职工和增加廉价的非正式职工的方式来推行削减工资成本的“合理化　变得越来越容易。消费税明显是加重低收入阶层负担的大众课税，但在1989年以3％的税率开始实施后，到1997年税率被提高为5％。在2003年6月提交的政府税制调查会中期报告中，提出了将消费税税率进一步提高到10％以上的建议。小泉首相虽然声明在自己的任期内不实施，但有迹象显示在2006年秋季其任期结束后提税建议准备实施。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个人负担比率也于1997年从10％被提高到20％，到2003年又进一步被提高到30％。大众的负担，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负担被格外加重。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针，法人税税率反而从42％被逐渐降低为30％，富裕阶层缴纳的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也从75％被降低至37％，遗产税也被大幅度降低。可以断言，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解决财政危机的对策也明显表现出对劳动大众和弱势群体严厉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和富裕阶层的阶级倾向性。　　另外，保护工人的劳动法于1998年被大范围修改。例如，劳动者派遣业被大幅度自由化，使用派遣劳动者的行业种类被扩大了。妇女深夜劳动管制也被废除，有关小时工人均一年的雇佣时间限制也被取消，企业开始可以更自由地长时间使用妇女劳动力。很明显，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劳动政策促进了企业在竞争性劳动市场上灵活使用各种形式的更廉价的劳动力的自由度的提高。　　二　走向平成萧条的辩证法式　　逆转与恶性循环、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被推行的过程中，日本经济的整体绩效究竟怎样呢？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强劲表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尽管遭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石油危机的破坏性打击，但日本经济屡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其经济增长率虽然比高速增长时期下降了一半，但仍然维持了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1974～1990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达3．9％）。尽管在此期间出现了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但日本经济通过不断强化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获得了贸易黑字的增加。可以认定，以正式职工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及企业工会为主要构成要素的日本式经营可以通过有效地确保工人对企业的忠诚而不断地强化竞争力。在此过程中，加上日元持续升值的影响，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于1987年终于超过了美国。给世界以“日本名列第一”的强烈印象。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急剧恶化，经历了长期停滞。其年均增长率下降到大约1％，为发达国家中的最低水平，有些年度还出现了负增长。对日本经济而言，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10年，其增长停滞还被延续到新的21世纪。这种急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企业在确保正式员工对企业忠诚的同时，通过以高度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自动化提高了灵活利用廉价的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的比率，从而在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不断地强化了竞争力。大多数日本大企业在高速增长时期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设备投资，从而产生了过度融资的特征，但到80年代以经济危机和萧条为基调的时期，利用信息技术以较小规模的设备投资就能够实现上述竞争力的强化，其成果并不分配给工人而是偿还过去对银行的负债，而且剩余的闲置资金成为企业的积蓄。与此同时，这些大企业中的大多数赶上了由信息技术的高度化所促进的金融体系的变革，增加了转换债券和股票的时价发行等所谓股权融资，加大了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通过直接融资来筹措资金的力度。　　多数日本商业银行依赖于家庭传统的高储蓄率，以低水平的实际利率将从家庭吸纳来的资金持续贷给大企业，使之得以放心通过融资来进行设备投资。但是，到80年代，随着大企业相继偿还了过去的负债后内部剩余资金的增加，银行失去了大企业这种安全的贷款客户，从而不得不通过中小企业贷款、住房贷款等消费者融资、不动产业者贷款和建筑业者贷款等来开发新的客户。　　受这种状况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机性泡沫开始膨胀。里根政府时期的高利率和高美元导致了美国产业的困境，日美贸易摩擦增多。按照1985年秋季协商解决这些问题所达成的“广场协定”，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实行了下调利率、扩大内需的政策，推进了东京湾副都心建设计划。日本大企业内部所积累的剩余资金由此被调动起来用于对外投资和国内的投机性投资。一方面，受广场协定后日元急速升值的影响，日本大企业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实现跨国公司化，同时也大幅度增加了对美国等国家的国债和股票等证券的间接投资；另一方面，在国内大企业的剩余资金被注入股票和不动产的投机性交易，掀起了泡沫景气。日本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也直接间接地将其融资余地用于不动产和股票的投机性交易。这样，1986年以后，日本的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就出现了巨大泡沫膨胀，随之出现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复苏，新自由主义政策似乎获得了成功。　　然而，正如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屡屡反复出现的那样，资本积累的顺利进展造成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引发了投机性高涨，并且由此导致伴随着资本自我破坏而走向经济危机的辩证法式逆转。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日本经济中膨胀起来的巨大泡沫从90年代初开始先在股票市场随后在不动产市场相继破灭，从而逆转为平成萧条。据估计，由此所造成的不动产和股票的资产价值蒸发或资产损失到90年代中期高达相当于GDP 2．4倍的1000万亿日元，此后还下跌不止。我们必须注意到，即使与1929年大危机后美国资产损失达到GDP的1．9倍相比较，这种损失的规模和破坏性程度也是巨大的。　　这种巨大且持续性的资产价值蒸发，对日本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极大的打击。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伴随着泡沫破灭的平成萧条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持续遭受到变成难以偿还贷款的不良债权的沉重压力。此外，正如宫崎义一（1992）说明的那样，所谓的BIS（国际清算银行）规则对于日本的银行形成重大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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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关于研究“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的专著，书中尝试从整体上对小泉结构改革路线所依据的新自由主义和作为其背景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进行批判性分析。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