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研究2009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  作者：厦门大学财政系，厦门大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 主编  页数：138  

内容概要

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东西方思想的碰撞，使得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面临一次难得的机遇。     以厦门大学财政学国家重点学科点为依托，由厦门大学财政系和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办的《公共经济研究》旨在给各界交流提供一个平台，推动中国公共经济学科发展。《公共经济研究》倡导严谨、规范的学风和自由、平等的学术交流，以发表公共经济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为主，特别鼓励发表针对中国公共部门制度转轨和发展研究的原创论文。     本书为《公共经济研究》2009年刊。

书籍目录

“双重红利”假说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地方政府教育事业费的影响因素——基于1998～2006年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中的公共政策研究——基于产业区位分布和政策评估视角基于DEA的地方政府效率评估转移支付下个税最优免征额的理论研究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从总量与结构角度分析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出影响的实证研究环境税及“双重红利”假说文献述评最优税收理论的国外研究进展企业所得税研究综述

章节摘录

　　1.“双重红利”假说的早期研究阶段（1967-1990年）。在庇古（Pigou）提出环境税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此税能够带来多重收益：不仅通过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了“绿色红利”（green dividend），而且还通过收入的返还来削减具有扭曲效应的税收税负，减少了税制效率损失，甚至还提高了就业水平，常被称为“蓝色红利”（blue divi.dend）。代表性研究如Tullock（1967）。不过这些早期的文献都没有考虑到环境税与其他税种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单纯地考虑扭曲性税收的扭曲成本，并据此认为环境税改革具有第二重收益，他们对双重收益的研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2.“双重红利”假说的初步认同阶段（1991-1993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涌现了大批论述“双重红利”假说的文献，并对环境税“双重红利”的概念进行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将对环境税的分析纳入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这一时期的代表研究如：。Ballard&Medema（1993）使用美国1983年的数据，以CGE模型作分析，得出庇古税的效率将大于补贴的结论，确认课征环境污染税会有“双重红利”的效果存在。　　3.“双重红利”假说争论阶段（1994年至今）。随着对“双重红利”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双重红利”产生了怀疑。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绿色红利”的存在，他们认为环境税改革可以把企业造成的负的外部性内在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使企业考虑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而且大部分也认为“弱双重红利”可能存在，但关于“强双重红利”和“就业双重红利”存在很大争论，理论文献至今未得出明确的结论。如Bovenberg&Mooij（1994一年）认为如果收入返回作用效应>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就业增加，环境品质改善，“双重红利”假说成立，反之“双重红利”假设不成立。而Pan了（1995）认为要区分出收入返回作用效应和税收相互作用效应，收入返回作用效应提升的福利大于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的成本，“双重红利”才有存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