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财富潮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龙门书局  作者：勾红洋  页数：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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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举国体制：重振中国足球的最后选择    2011年10月11日，中国足球又一次跌到了谷底。中国国家队在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20强赛中不敌伊拉克队，自2004年开始，中国队在正式比赛中还从未战胜过伊拉克队。即便有“喜从天降”的种子队资格，即便是被认为分到了最为理想的一个小组，而这样的结局无疑给中国男足当头一棒，冲击世界杯的旅程刚刚开始，前途却已一片黯淡。    赛后，足管中心主任韦迪曾表示在中国搞足球，不论是球迷还是足协官员都很辛苦，未来要寄希望于青少年足球，中国已经彻底沦为亚洲的三流球队，想要再进世界杯，或许得用十年的时间。    不仅仅是男足，曾是世界强队的中国女足，现今的水平急剧衰退。中国足球成为扶不起的阿斗，一次又一次地伤了球迷的心。巍巍神州，找11个踢球的就这么难吗？中国足球的症结在哪里？谁可以拯救中国足球？中国足球还有希望吗？这些都似乎成为世纪命题。    与中国足球的窝囊相比，中国的女子网球在2011年却展露惊鸿一瞥。    2011年6月4日，李娜获得法网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夺得苏珊·朗格朗杯。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网球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同时世界排名升至第4位，追平日本选手伊达公子创造的前亚洲女子网球最高排名。    李娜的夺冠，激起新浪微博网友的极大热情。夺冠后的5分钟内，新浪微博网友发布的祝贺微博超过30万条，平均每秒发布1000条；与此同时，直播赛况的新浪体育在李娜夺冠后第一时间发布微博，5分钟内被转发超过2万次，10分钟内超过5万次，刷新了单条微博转发速度的纪录。    当我们将足球与女子网球进行对比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玄机，李娜成功与中国足球的失败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关键词，那就是举国体制。只不过李娜是举国体制成功的案例，而中国足球则是抛弃举国体制而失败的典型。    在国家队时，李娜的成绩起起落落，在转为职业运动员之后成绩获得迅猛提升。但必须承认李娜是在传统的举国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因为有全国性的选拔机制，才有可能将天才型的选手网罗其中。当优秀的运动员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单飞，这是对举国体制的创新，正因为举国体制与人个发展的结合，有了李娜的成功。    当(《新京报》在赛后采访李娜，询问她如何看待中国体育的体制，心直口快的李娜给了一个比较干脆的答案：我从小就是在体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只不过后来可以选择自己的团队，走自己的职业化道路，但体制培养是我的起点，而且我觉得项目不同，道路也不同。    而中国足球的发展道路则完全相反。1994年，中国足球匆匆开始了职业化征程，足球在所有体育项目中最早开始了市场化尝试。当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后，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主要靠俱乐部，当中国足球被假球、赌球、黑哨、洗钱等所困扰之时，中国足球便开始迅速跌落到谷底。举国体制没有了，职业化又没有搞好，结果成了个两头不靠岸。而实行举国体制的朝鲜，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在小组赛上曾给足球王国巴西一个下马威。    据统计，职业化初期全国社会力量办的足球学校有4200所左右，至2008年则只剩下38所，在中国足协和中国各地方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总量是3万。如果将中国足球比做一棵大树，举国体制则是它厚实的土壤，如果土壤贫瘠，中国足球也失去了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对于某项体育运动而言，想要迅速摆脱落后水平成为该项目的强国，实施举国体制成为最好的选择。在国际网坛上，俄罗斯红粉军团的崛起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俄罗斯姑娘无疑是世界网坛最强势的团体。2009年的WTA(国际女子职业网联)的’Topl0中，她们竟然占据了半数席位。红粉革命最成功的年份莫过于2004赛季，当时米什金娜。、莎拉波娃、库兹涅佐娃连续在法网、温网、美网夺冠，德门蒂耶娃还收获了两个大满贯亚军。    俄罗斯网球的崛起，也可以认为是举国体制与个人发展的完美结合。在叶利钦时代以前，在国际大赛上几乎看不到俄罗斯选手的身影，但叶利钦对网球的大力支持彻底改变了这一落后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大力推广，网球在俄罗斯蔚然成风，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叶利钦为俄罗斯的网球运动注入了大量资金，使得更多的孩子能学网球，他还建立了“叶利钦基金”，每年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提供30万美元的奖学金。现在活跃在网坛上的俄罗斯著名选手大多是从90年代开始拿起球拍的，他们也都是叶利钦努力普及网球的受益者。    网球本身是一项贵族运动，想要成为一名职业选手，花费颇大。莫斯科的网球学校每月的学费是．100美元到200美元，而国外培训的收费就更高。据说5岁到10岁的孩子学网球每年大致需要花费2万～3．5万美元。    想要在世界网坛争得一席之地，到欧美进行培训也必不可少。尼克一波利泰尼网球学校享有网球界的“梦工厂”之美誉，从这里走出了阿加西、塞莱斯、辛吉斯、贝克尔、皮尔斯、莎拉波娃、威廉姆斯姐妹等众明星。尼克学校的学费不菲，大约每周500～600美元。从一个兴趣少年成长为一名职业选手，至少需要铺垫近百万人民币，这显然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网球运动较为发达国家，对网球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英国每年会投入600万英镑以上的财力用于职业网球培训。    五年计划：经济落后国家的必由之路    当我们用体育运动的发展来对比经济建设时，会发现两者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为我们提供解读世界经济更宏大的视角。    在20世纪初，英、法、美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极致，这时其他国家想要再进行工业化，对外进行商品倾销，等于抢英、法、美等国的饭碗，随着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欧洲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便接连开始了两场世界大战，虽然德国两次挑战强权都宣告失败，但它最终还是换回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名额。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的秩序似乎已经基本确定，其他国家已经鲜有机会跻身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这也意味着工业化国家的大门对日本、苏联、中国等国家已经关上了，世界市场这块蛋糕已经被英、法、美、德等国瓜分完毕。    但在列强的夹缝中，日本率先实现了突围。    欧美在数百年的工业革命中，通过对亚非拉等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最后形成了一系列屹立在世界商业之巅的巨型企业。国家的竞争更是企业的竞争，当国内的小企业面对跨国公司这一些航母时，很难有任何还手之力。    在19世纪末，仅靠日本国内弱不禁风的企业与英、法、美、德的跨国企业自由竞争显然只能使差距越拉越大。这时日本拿出成为工业化强国的武器——殖产兴业。    日本明治政府实施的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    1870年12月成立的工部省，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并且兴建铁路。    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日本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把官营企业转让给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享有特权的大资本家。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    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护，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最终日本实现了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    日本之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变得异常艰难，想要冲破英、法、美、德、日的铁桶包围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而苏联和中国仍冲破了重重阻力，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与日本的殖产兴业不同，苏联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最核心的名词就是“五年计划”。举国体制成为经济欠发达国家追赶世界经济国的不二法门。集中力量干大事，通过国家意志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中国终于获得了一张步人工业化强国之列的宝贵门票。    当然，仅靠举国体制，中国经济还是有所欠缺，正如李娜的突破是打破了举国体制的束缚，企业、家庭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在自愿和契约的基础上，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们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对中国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可以划一条界线区隔开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主要是举国体制发挥作用，使中国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而不是充满罪恶的殖民掠夺迅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原始积累。而改革开放30年则充分发挥了国人的积极性，家庭财富成为时代的主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使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本质则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方式从国家意志形式向家庭开放。    中国经济的支柱主要是本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直试图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远不能实现。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的斗争是长期的，但它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暗线，并没有成为主线。    外资企业并未给中国带来技术性的革新。除了解决就业外，培养产业工人外，从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来看，外资企业将研发、营销基本都放在本国，在华部分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的组装厂。    而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中，国家意志通过经济的计划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五年计划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就凸显出来了。    通过五年计划，将有助于我们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密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一个更加清晰的脉络。五年计划是一个参照系，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背景，任何偏离五年计划仅奢谈私营经济发展的经济史都是站不住脚的。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不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支配者，加强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家庭及个人逐渐成为时代的主角，改革开放后的六个五年计划与引发了家庭财富增长的六次浪潮。    “十二五”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第七次财富潮滚滚而来，我们每个人又该做何准备？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财富增长历程，作为个体去思考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挖到属于自己的金矿。

内容概要

　　每个时代都在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财富神话，每个财富神话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七次财富潮》透过五年计划这一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宏观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解读，《第七次财富潮》通过政策分析解读历次财富浪潮中的致富密码，展望未来潮流所指的财富爆点。

作者简介

　　经济学者，深圳市鸿荣源集团首席经济分析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力图寻找一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结合之路，使之能和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也是国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GDP核算体系进行过系统修正的第一人。长于写作，在《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多家媒体上发表过大量的研究分析文章，对中国经济有全面独到的认识。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前六次财富风暴的真实记忆
　第一章 中国的家庭财富增长模式
　　以苏联为师，中国五年计划的由来
　　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根源
　　农村和城市的双面困境
　　家庭财富时代的来临　　
　第二章 “六五”：个体经济破茧而出(1981～1985)
　　从人口问题看改革开放的前提
　　历史性的转变
　　敢为天下先，万元户的无限诱惑
　　财富脸谱：傻子瓜子年广久的跌宕人生　　
　第三章 “七五”：乡镇企业的春风(1986～1990)
　　国企无处不在
　　华西村胜出
　　孕育民营企业最肥沃的土壤
　　财富脸谱：“娃哈哈”是如何炼成的　　
　第四章 “八五”：下海经商潮(1991～1995)
　　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
　　挣脱铁饭碗
　　不可或缺的资本市场
　　财富脸谱：“德隆帝国”起航　　
　第五章 “九五”：网络的狂欢(1996～2000)
　　欧洲凭什么胜出
　　中国追赶的步伐
　　第一次和世界如此之近
　　财富脸谱：腾讯帝国的崛起　　
　第六章 “十五”：贸易进行时(2001～2005)
　　难以逃避的全球化
　　中国人来了
　　中国式出击
　　财富脸谱：可怕的晋江系　　
　第七章 “十一五”：房地产的盛宴(2006～2010)
　　深水潜流，永不停歇的高科技追逐赛
　　房地产，新的造富工厂
　　高房价背后最大的推手
　　财富脸谱：温州炒房团　　
　第八章 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财富传奇
　　温州“八大王”的起落沉浮成功能否复制？
　　弄潮时代
第二篇 看准“十二五”的风向标
　第九章 聚焦时代大背景
　　急转的世界新秩序
　　发展最大，必须突破的资源瓶颈
　　中国的能源保卫战
　　……
第三篇 找到你的金矿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篇前六次财富风暴的真实记忆当中国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浮华美梦中时，欧美通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实现了弱到强的华丽转身，成为世界的统治势力，中国也由此经历了百年的耻辱。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史便是一段气吞山河、波澜壮阔的追赶史，经过60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一跃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工业大国。当我们回头审视，五年计划构成了贯穿始末的脊骨。透过五年计划可以让我们找出隐藏的致富密码。自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年），家庭在中国经济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后直至“十一五”，中国形成了六次巨大的财富浪潮，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财富传奇。任何一个财富故事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在每一个财富故事背后都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通过它们可以触到中国经济跳动的脉搏。五年计划，中国经济最宏大的背景举国体制：重振中国足球的最后选择2011年10月11日，中国足球又一次跌到了谷底。中国国家队在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20强赛中不敌伊拉克队，自2004年开始，中国队在正式比赛中还从未战胜过伊拉克队。即便有“喜从天降”的种子队资格，即便是被认为分到了最为理想的一个小组，而这样的结局无疑给中国男足当头一棒，冲击世界杯的旅程刚刚开始，前途却已一片黯淡。赛后，足管中心主任韦迪曾表示在中国搞足球，不论是球迷还是足协官员都很辛苦，未来要寄希望于青少年足球，中国已经彻底沦为亚洲的三流球队，想要再进世界杯，或许得用十年的时间。不仅仅是男足，曾是世界强队的中国女足，现今的水平急剧衰退。中国足球成为扶不起的阿斗，一次又一次地伤了球迷的心。巍巍神州，找11个踢球的就这么难吗？中国足球的症结在哪里？谁可以拯救中国足球？中国足球还有希望吗？这些都似乎成为世纪命题。与中国足球的窝囊相比，中国的女子网球在2011年却展露惊鸿一瞥。2011年6月4日，李娜获得法网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夺得苏珊•朗格朗杯。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网球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同时世界排名升至第4位，追平日本选手伊达公子创造的前亚洲女子网球最高排名。李娜的夺冠，激起新浪微博网友的极大热情。夺冠后的5分钟内，新浪微博网友发布的祝贺微博超过30万条，平均每秒发布1000条；与此同时，直播赛况的新浪体育在李娜夺冠后第一时间发布微博，5分钟内被转发超过2万次，10分钟内超过5万次，刷新了单条微博转发速度的纪录。当我们将足球与女子网球进行对比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玄机，李娜成功与中国足球的失败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关键词，那就是举国体制。只不过李娜是举国体制成功的案例，而中国足球则是抛弃举国体制而失败的典型。在国家队时，李娜的成绩起起落落，在转为职业运动员之后成绩获得迅猛提升。但必须承认李娜是在传统的举国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因为有全国性的选拔机制，才有可能将天才型的选手网罗其中。当优秀的运动员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单飞，这是对举国体制的创新，正因为举国体制与人个发展的结合，有了李娜的成功。当《新京报》在赛后采访李娜，询问她如何看待中国体育的体制，心直口快的李娜给了一个比较干脆的答案：我从小就是在体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只不过后来可以选择自己的团队，走自己的职业化道路，但体制培养是我的起点，而且我觉得项目不同，道路也不同。而中国足球的发展道路则完全相反。1994年，中国足球匆匆开始了职业化征程，足球在所有体育项目中最早开始了市场化尝试。当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后，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主要靠俱乐部，当中国足球被假球、赌球、黑哨、洗钱等所困扰之时，中国足球便开始迅速跌落到谷底。举国体制没有了，职业化又没有搞好，结果成了个两头不靠岸。而实行举国体制的朝鲜，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在小组赛上曾给足球王国巴西一个下马威。据统计，职业化初期全国社会力量办的足球学校有4200所左右，至2008年则只剩下38所，在中国足协和中国各地方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总量是3万。如果将中国足球比做一棵大树，举国体制则是它厚实的土壤，如果土壤贫瘠，中国足球也失去了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对于某项体育运动而言，想要迅速摆脱落后水平成为该项目的强国，实施举国体制成为最好的选择。在国际网坛上，俄罗斯红粉军团的崛起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俄罗斯姑娘无疑是世界网坛最强势的团体。2009年的WTA（国际女子职业网联）的Top10中，她们竟然占据了半数席位。红粉革命最成功的年份莫过于2004赛季，当时米什金娜、莎拉波娃、库兹涅佐娃连续在法网、温网、美网夺冠，德门蒂耶娃还收获了两个大满贯亚军。俄罗斯网球的崛起，也可以认为是举国体制与个人发展的完美结合。在叶利钦时代以前，在国际大赛上几乎看不到俄罗斯选手的身影，但叶利钦对网球的大力支持彻底改变了这一落后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大力推广，网球在俄罗斯蔚然成风，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叶利钦为俄罗斯的网球运动注入了大量资金，使得更多的孩子能学网球，他还建立了“叶利钦基金”，每年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提供30万美元的奖学金。现在活跃在网坛上的俄罗斯著名选手大多是从90年代开始拿起球拍的，他们也都是叶利钦努力普及网球的受益者。网球本身是一项贵族运动，想要成为一名职业选手，花费颇大。莫斯科的网球学校每月的学费是100美元到200美元，而国外培训的收费就更高。据说5岁到10岁的孩子学网球每年大致需要花费2万～3.5万美元。想要在世界网坛争得一席之地，到欧美进行培训也必不可少。尼克•波利泰尼网球学校享有网球界的“梦工厂”之美誉，从这里走出了阿加西、塞莱斯、辛吉斯、贝克尔、皮尔斯、莎拉波娃、威廉姆斯姐妹等众明星。尼克学校的学费不菲，约每周500～600美元。从一个兴趣少年成长为一名职业选手，至少需要铺垫近百万人民币，这显然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网球运动较为发达国家，对网球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英国每年会投入600万英镑以上的财力用于职业网球培训。五年计划：经济落后国家的必由之路当我们用体育运动的发展来对比经济建设时，会发现两者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为我们提供解读世界经济更宏大的视角。在20世纪初，英、法、美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极致，这时其他国家想要再进行工业化，对外进行商品倾销，等于抢英、法、美等国的饭碗，随着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欧洲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便接连开始了两场世界大战，虽然德国两次挑战强权都宣告失败，但它最终还是换回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名额。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的秩序似乎已经基本确定，其他国家已经鲜有机会跻身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这也意味着工业化国家的大门对日本、苏联、中国等国家已经关上了，世界市场这块蛋糕已经被英、法、美、德等国瓜分完毕。但在列强的夹缝中，日本率先实现了突围。欧美在数百年的工业革命中，通过对亚非拉等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最后形成了一系列屹立在世界商业之巅的巨型企业。国家的竞争更是企业的竞争，当国内的小企业面对跨国公司这一些航母时，很难有任何还手之力。在19世纪末，仅靠日本国内弱不禁风的企业与英、法、美、德的跨国企业自由竞争显然只能使差距越拉越大。这时日本拿出成为工业化强国的武器——殖产兴业。日本明治政府实施的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1870年12月成立的工部省，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并且兴建铁路。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日本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把官营企业转让给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享有特权的大资本家。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护，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最终日本实现了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日本之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变得异常艰难，想要冲破英、法、美、德、日的铁桶包围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而苏联和中国仍冲破了重重阻力，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与日本的殖产兴业不同，苏联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最核心的名词就是“五年计划”。举国体制成为经济欠发达国家追赶世界经济国的不二法门。集中力量干大事，通过国家意志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中国终于获得了一张步入工业化强国之列的宝贵门票。当然，仅靠举国体制，中国经济还是有所欠缺，正如李娜的突破是打破了举国体制的束缚，企业、家庭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在自愿和契约的基础上，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们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对中国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划一条界线区隔开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主要是举国体制发挥作用，使中国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而不是充满罪恶的殖民掠夺迅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原始积累。而改革开放30年则充分发挥了国人的积极性，家庭财富成为时代的主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使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本质则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方式从国家意志形式向家庭开放。中国经济的支柱主要是本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直试图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远不能实现。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的斗争是长期的，但它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暗线， 并没有成为主线。外资企业并未给中国带来技术性的革新。除了解决就业外，培养产业工人外，从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来看，外资企业将研发、营销基本都放在本国，在华部分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的组装厂。而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中，国家意志通过经济的计划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五年计划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就凸显出来了。通过五年计划，将有助于我们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密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一个更加清晰的脉络。五年计划是一个参照系，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背景，任何偏离五年计划仅奢谈私营经济发展的经济史都是站不住脚的。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不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支配者，加强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家庭及个人逐渐成为时代的主角，改革开放后的六个五年计划与引发了家庭财富增长的六次浪潮。“十二五”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第七次财富潮滚滚而来，我们每个人又该做何准备？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财富增长历程，作为个体去思考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挖到属于自己的金矿。第一章  中国的家庭财富增长模式以苏联为师，中国五年计划的由来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5月23日，第九、第十兵团开始总攻上海。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金融贸易中心上海全部解放，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陈毅就任上海军管会主任和市长。虽然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但它并不意味着把上海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陈毅市长面临最大的问题则是空防和海防。陈毅市长因此曾说过，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只解放了领土，还没有解放领空，上海只能算解放了一半。国民党台湾当局并未善罢甘休，6月23日国民党军出动海军在长江口外布雷，并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以此阻止上海内外交通，断绝粮煤与工业原料的供给，窒息上海经济。当封锁取得显著效果后，蒋介石亲自督促，国民党空军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对上海、杭州等城市进行空袭和轰炸。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称“二六大轰炸”。十里洋场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明亮的商店橱窗广告风光不再，居民区一片漆黑，上海变成了一座黑暗的城市。最终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上海的封锁才宣告解除。上海曾被誉为“东方的巴黎”，是淘金者的天堂，是亚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商业的集散地，对外界依赖性极大。当时上海工业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毛纺业所需毛条的全部，面粉业所需小麦的全部，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卷烟业所需烟纸、烟丝的半数以上，500万人赖以为生的粮食的半数以上，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都要从外国购买。国民党的封锁及轰炸，使上海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上海的危局牵动着解放战争的全局，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积极寻求应对之策，制定的方针包括迅速解放全国，增加上海的战略纵深，改变上海孤立的境地，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等。在这些措施中，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是在上海被封锁和轰炸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内迁工厂可以保全上海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援。但到了1949年底，全上海市只安排了铅笔、卷烟、制药、火柴等20多家中小工厂内迁，大的企业根本没有行动。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采取的是自愿的原则，并非强制性的，资本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放弃上海这一个大市场。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短时间内是很难将上海庞大的工业体系搬迁到江苏、浙江等地，一个工厂要维持运转，其条件必然包括电力供应、人力资源、物流、原料及销售网等，因此仅针对机器设备、企业员工等的搬迁只能宣告结束。将上海的一些大型企业进行整体搬迁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同样对于建立一个新的企业，考虑的因素也将非常多，必须考虑项目的各项配套措施，能否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当新中国决定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制造厂——  一汽时，就遇到了选址的难题。在当代，一家大型的企业的落户意味着巨额的GDP，各地方政府必定抢得“头破血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根本没有GDP的概念，更多是从资源、电力等因素出发。从条件来说，将汽车制造厂放在东北是第一选择，但出于国防安全、均衡各地产业发展来看，中央政府在决策时有意将厂址放在东北以外。人们曾考虑北京、天津、太原等，最后也有人建议西安。但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西安并不具备一汽落户的条件。当时一汽的产能是年产3万辆，这就需要有2.4万千瓦的电力装机，西安只能提供9000千瓦，而修一个新电站需要几年时间，一汽根本不可能等着西安电厂修好之后再上马。汽车厂每年的运输量大约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的铁路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汽车厂每年还需要2万立方米木材，在西北要把山都砍光才能满足这一需要。将汽车厂址选在北京仍然有困难难以解决，汽车厂一年需要二十几万吨钢铁，而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在五六年以后才可能实现这个产量。讨论的结果是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设在东北，经过日本人数十年的潜心经营，东北的工业基础最为雄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具备发展汽车工业所需要的各种条件。1953年7月15日一汽在长春破土动工，1956年建成并投产。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开创了中国汽车工业新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面临极其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欧美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残酷的封锁，蒋介石一直在准备反攻大陆，朝鲜战争也开始威胁到中国的东北。建设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成了中国人最紧迫的任务，事关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使中国工业体系尽快成型，仅仅靠国民政府残留的一些企业显然是不够的。当中国要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时，所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城市、一个企业的问题。它所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基本上都是全局性的，用企业规划的理念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经济建设不是拍脑袋，必须严格遵循经济规律，必须有全面周密的规划。这时，中国人的眼光转向了苏联老大哥。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强国相比，苏联的工业革命发展较晚，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给了苏联政府极大的压力。为了尽早退出战争，和德国签订了耻辱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苏俄丧失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对德国进行了巨额赔款。一战后，为减轻英、美、法、日等国家的干涉，苏联实行了壮士断腕的策略，将贝加尔湖以东的整个东西伯利亚地区划为远东共和国，这样等于在俄罗斯与西方干涉军、日本干涉军之间增加了一个战略缓冲国，减轻了苏维埃政府东方战线上的巨大压力。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苏联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二战中成功地阻击了德国的疯狂进攻，二战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苏联军事、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主要得力于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成为苏联与美国争霸的最大本钱。苏维埃革命之后，苏联先后执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对抗击国外武装干涉及国内平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1925年苏联的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苏联现代工业还比较落后，钢铁、电力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汽车、飞机制造，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发电站、自动生产线设备）等最新的大工业几乎一片空白。苏联取得巨大的转变则来自于苏联的五年计划，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预先编制的详细计划建设的开端，同时也是人类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端。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示。当时西方众多媒体认为“苏联的五年计划是红色梦想家的空想”，都在等着看苏联笑话，在西欧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国家指导性的经济建设。英国的工业化是渐进的，德国和美国虽然比较快，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经过若干个十年，煤和铁的产量才各增长一倍。但苏联给了世界一个巨大的奇迹。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通过五年计划，苏联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1938年，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用拖拉机和铁路火车头制造者。它的全部工业产量的4/5都来自前十年建设的工厂。苏联1939年工业的总产量，从数量标准方面来衡量，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和苏联建国前有极大的相似性，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强国梦，苏联成为必然的老师，中国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编制。早在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时，就提到了邀请苏联技术专家来华的相关事宜，并带回了200余名苏联专家。然而对于全面铺开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编制“一五计划”这样的鸿篇巨制，这些专家显然不够。1952年，“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了第二个年头。8月，周恩来总理专程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要求增派专家800名，数量之多让斯大林也感到为难。此外，中方还希望苏联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于是，1950～1953年间，苏联专家带来了大量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总重达600吨。在与斯大林的会晤中，周恩来还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这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出，“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订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尽管各方为了尽快拟定“一五计划”倾注了大量心血，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加上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一五计划”虽几经修改，在1953年仍未最终定稿，但中国经济建设的脚步却不能再等待，于是中国政府果断地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态。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独立的工业体系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预示着经济的发展将在极大程度上不会受制于人，可以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当我们考察中国高铁在最近几年中的飞速发展时，更能理解完整工业系统的含义。中国的高铁是在引进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和加拿大庞巴迪多种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却在借鉴国外技术的基础之上，通过消化和吸收，在短短的三四年中就发展起了CRH380系列，实现了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舒适性，如果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支撑，这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当然，中国的五年计划虽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崛起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五年计划并非一帆风顺，从制订到最终执行，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最大的质疑就是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对五年计划反对声最大的则来自毛泽东的故交——梁漱溟。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根源当全国人民都满怀着极大的热情准备建设新中国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就是梁漱溟。1953年9月8日，政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效仿苏联，用五年计划的形式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央政府希望在全社会达成共识，为即将全面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周总理的报告也主要是征求党外的意见。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于北京。在中国近代史上，梁漱溟先生是一个极其显赫的人物，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对于周总理阐述的总路线，梁漱溟先生显然有话要说。经过不断地争取，9月11日，梁漱溟终于有机会将心中的各种疑问详细阐明。梁漱溟发言中提到，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梁的发言在当天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然而在第二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梁发起了强烈反击。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主席说这番话虽然没有点名，但都明白是针对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说。（汪东林，《1949年后的梁漱溟》）论交情，毛泽东还和梁漱溟有深厚的渊源。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1937年，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中共方面进行联系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这次争执之后，梁漱溟便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变成了“反面教员”，也使他与毛泽东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几近结束。在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为什么发如此大的火呢？显然两个人观点相左的根源还在于治国理念上巨大的差异。我们可以想象，梁漱溟具有浓厚的旧知识分子的固执和傲慢，他的哲学思想仍是传统的孔孟之道。在梁的骨子里，仍希望大规模动乱后的中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而不是中共领导人所采取的大铺摊子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大的动荡或长期战争之后统治阶级基本上都会实行宽刑薄赋的政策，以保养民力，增殖人口，尽量减少人民负担，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之后，西汉的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这使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这种统治措施，使统治者、劳动人民皆大欢喜，到惠帝、吕后两朝，经济逐步恢复，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全面回升，出现了治世局面——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为汉武大帝东征西讨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使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都非常鼎盛的朝代。梁漱溟充分地考虑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不易，而毛泽东所考虑的则是整个中国险恶的国际生存环境，中国必须谋求独立自主，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中国才不至于沦落为欧美列强的提款机，中国人民也不会再承受巨大的苦难。20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使中国跌入万劫不复之境。根据这个条约的要求，中国将向11个国家赔偿白银本息9.8亿两，加上地方赔款，中国要掏出10亿两白银，这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而中国当时的财政，已经是在支付马关赔款和重整武装的情况下超负荷运行了。基本上来说，《辛丑条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杀鸡取卵。欧美列强其实也非常清楚，“庚子赔款”最终很有可能将中国逼上绝路，爆发革命是迟早的事，欧美各国已经将清政府视为自己的傀儡，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中国崩溃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但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下，八国联军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英德要展开军备竞赛，争霸欧洲，没钱不行；法国要报仇雪恨，没钱不行；日本、意大利以列强自居，蓄势待发，没钱不行；俄国、奥匈帝国日落西山，矛盾丛生，没钱更不行。基本上是一群想钱想疯了的主，逼中国签了一个抢钱条约。美国比较聪明，已经看到《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必然爆发革命，大清国必然灭亡，于是把自己份额不多的赔款用来开办学校，笼络人心，力争在革命洗牌后接手最大的一块蛋糕。于是清华大学诞生了，美国也因为和清政府关系的改善而打破了英法等国的封锁，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清政府也不甘于成为列强的提款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编练新军计划，全国陆军成立三十六镇，按省分配。但未等新军与列强对抗，清政府却在辛亥革命的大炮声中轰然倒塌。而后孙中山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在苏联的直接援助下，开办了黄埔军校。对于新生的中国而言，经过朝鲜战争的洗礼，已经成为世界的军事强国，可以暂时摆脱列强提款机的命运。但中国的发展最关键还在于经济，如果经济上没有建树，中国又将再次陷入历史的轮回。毛泽东主席看到的中国紧迫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毛主席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是非做不可的事。而梁漱溟则看到的是中国进行工业化遇到的巨大困难，对可行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与毛泽东的观点针锋相对，而梁漱溟讲得那么尖刻，说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自然非常生气。毛主席与梁漱溟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搞工业化的钱从何而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被迫让步。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志，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要求小到螺丝钉，大到飞机、大炮、火车、轮船等样样都能制造。在这个体系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还是重工业。一般而言，经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最大瓶颈在于重工业，重工业最大特点就在于巨大的资金需求，其资金周转期较慢，投资回收很长。如果投入不足或遇到技术落后，最后很可能没有市场的竞争力，成为吞噬国家财富的无底洞。从性价比上来看，贸然启动重工业，有非常高的风险。然而，一旦没有重工业作为支撑，整个国家经济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泡沫，看起来很美，但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朝鲜的发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朝鲜经济处于飞速发展时期，我们也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千里马时期”。这个时期，苏联的援助，中国的援助大量涌入，朝鲜的农业机械化开始加速。传统的小农耕种被取代，换之以机械化操作，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朝鲜早期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1984年朝鲜进出口总额为116亿美元，外贸依存度接近50%，1986年朝鲜人均GDP为2400美元，城市人口比重为68%，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是亚洲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1989年，朝鲜成人全部完成中等教育，实现了全民医疗，教育、住房基本免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中，朝鲜经济增长速度是高于韩国的。例如，韩国“1953年至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1％”，（《世界经济年鉴1981》157页）朝鲜尽管人口仅有韩国的一半，但是在南北对比中占明显优势，韩国（当时的南朝鲜）多次拒绝朝鲜伸出的橄榄枝。但是朝鲜在工业体系中并没有及时跟进，进行农业机械化的引进和自主生产，这为朝鲜的衰落埋下了祸根。随着苏联解体，朝鲜失去了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朝鲜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贸易急剧下滑，对外贸易总额到1998年下降到14亿美元，下降2/3。（新华社记者赵忆宁，《以人民为中心的朝鲜式社会主义》）朝鲜基本不产石油，朝鲜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使经济有一定脆弱性。80年代末西方国家的制裁和东欧剧变，使朝鲜的进口石油几乎断绝，朝鲜外购机械的来源中断，出现了农民在拖拉机旁边用手翻地的悲壮一幕。朝鲜需要进口大量能源，包括煤炭、石油等产品。没有石油、煤炭就没有化肥，没有化肥就没有粮食，这导致朝鲜主要工农业产品一下下降了70%，朝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当然，朝鲜在21世纪后开始重建自己的工业体系，这只是后话了。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引进了156个重工业项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中国拉进了工业国家的行列。中国以极大的气魄，协调各行业的利益给中国攒下了还算殷实的家底。中国也经受住了国际局势动荡带来的考验。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完善的重工业，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过，中国经济过度地积累，也埋藏了一定的隐患，它造成的机制僵化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没有考虑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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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财富潮》编辑推荐：《低碳阴谋》作者勾红洋最新力作《第七次财富潮》立足五年计划，匍匐在窥视中国经济的最佳视角，解读财富人物的致富密码。新的一波财富浪潮正滚滚袭来，如果能厘清创富先机，小人物也可以拥抱大时代！

用户评论 (总计7条)

•   追逐财富的脚步
  　　评《第七次财富潮》
  　　
  　　很多武侠小说的情节都是这样：江湖中的一大帮人，为了争夺一张藏宝图打得你死我活，最后要么人都死光了，要么那张藏宝图是假的。这本《第七次财富潮》给我一种武侠小说的感觉，作者勾红洋像是江湖中某个帮派的掌门，出版社龙门书局有点龙门客栈的感觉，“第七次财富潮”像是江湖中兴起的第七张藏宝图。暂且不去考虑结果，“君子爱财”的心理是适用于大多数人的，如果你发现有别人掉下的很多钱，相信一定会去捡；如果说有一本书告诉你未来的发财机会，相信你也回去看看吧。《第七次财富潮》有武侠小说般的精彩，一来是他把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以讲故事的形式说出来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6次财富增长，其背后的改革、企业的改制发展以及财富的取得，都显得贴近现实；二来是为我们真真实实分析了当前形势，借用十二五的国家规划，洞悉经济发展中的形势与挑战，为我们解析存在的机会，引导我们去追逐财富。
  　　
  　　建国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多少成绩，还存在什么不足？最近几年，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得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面世。这本《第七次财富潮》应该是既对过去进行了总结，也对未来进行了展望。谈及精彩的地方，就是作者不经意地将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历史等各方面的话题，谈中国足球、中国网球，谈中国企业、外国企业，谈五年规划、民主进程，但最终都集中到了财富这个目标上来。自“六五”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起步直至腾飞，中国的财富进一步增加，带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那些因为机缘巧合、雄才大略的人都赚得盆满钵满，因为他们抓住了经济发展的东风，获得了财富。作者对于中国经济有着深入的了解，他的分析和解说也相当地透彻。所谓的第七次财富潮就是在十二五的经济形势，如果读懂了形势，占据了有利地形，捡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当然，这还需要有相配套的资源与机制）。
  　　
  　　我们对于财富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如同毕淑敏所说：一个选择，决定一条道路。一条道路，到达一方土地。一方土地，开始一种生活。一种生活，形成一个命运。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待财富的观点，根据我们的思维选择追逐财富的脚步和节奏；有的人逆流而上，有的人作壁上观，还有的人随波逐流。
•   第一次对中国的经济国情如此感兴趣，看完此书后，书中大量故事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让我感到对自己祖国的国情太过片面的了解。好书。
•   送人的，看了大家的评价才买的
•   这本书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如果早点看到就好了。呵呵感谢当当提供的好书！值得买！
•   还没看呢，但书外观很好。
•   书的内容以及一些经济数据都非常的新，目前看时效性还是很强。但是作者在关键的问题上含糊其辞，让人没有一针见血的感觉，看起来很流畅但是不过瘾。
•   大失所望、内容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