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智者-解读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作者：孟宪刚  页数：179  字数：185000  

前言

　　200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南开大学时，十分怀念南开母校的学长和前辈。他说：“我讲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它是我们许多学长、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铸成的，这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坚持南开的精神。”　　2009年10月是南开建校105周年，温家宝总理的话道出了南开人共同的心声，也是对每一个南开人的殷切希望和重托。作为南开人，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总结南开学长和前辈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以他们为榜样，秉承“允公允能，曰新月异”的校训，继承南开传统，弘扬南开精神，在新时期为祖国奉献和创新。这是南开人责无旁贷的、光荣的历史责任。　　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先生，从1936年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算起，已是73年的南开人了，是迄今健在的最年长的南开人。他说：“我始终以能做南开人度此一生而自豪。”我有幸于20世纪70年代受业于杨敬年先生。杨老一生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一直在感染和激励着我辈南开后学，我很早就萌发过为杨敬年教授写一本传记的念头。2007年5月，99岁的杨敬年教授出版了自传体的《期颐述怀》，我的这一想法也就暂时搁置了。但是，要为杨老写点什么的念头，始终在我的心际萦绕。　　2009年春节，我去给101岁的杨老拜年。临去前我盘算：话题尽量轻松，时间不能过长，绝不能让杨老累着。岂料，见到杨老后，他精神饱满，思维敏捷，侃侃而谈，像30多年前为我们讲授外语课那样，重重地给我上了一课。　　杨老说他最心仪的哲学家是冯友兰先生，在抗战前即读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接着杨老讲了冯先生《新理学》中的四个哲学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讲了《新原人》中的人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讲了儒家、道家和佛教三者的联系和区别，讲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演变过程，讲了人性，讲了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等。临别时，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读点哲学，特别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回家后，我感到很激动，也很惭愧。我激动的是，杨老的话太凝重了，发人深省；我惭愧的是，没有按照杨老的嘱托以学问立身，至今一事无成。于是当晚写下《牛年第一课》短文，发在南开大学1977级经济系同学创办的博客网“马蹄湖”上。　　《牛年第一课》在南开校友中引起了共鸣，大家认为，百岁教授杨敬年的一生具有撼人心灵的传奇色彩，他的百年人生和中国的百年沧桑紧紧相连，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解读。虽然有了《期颐述怀》，但那毕竟是杨老的自述，杨老不能也不便为自己作出定位和评述。作为杨老的学生、作为后学，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认识杨老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成就，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和教益，值得思考。杨老在晚年为什么对人性、对哲学这样感兴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人性、人的境界、和谐社会，这其中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和规律，杨老悟出了什么道理，值得研究。如果把杨老的一生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又是什么，值得探讨。　　带着上述的想法和责任感，我又一次造访了杨老，并表示，我不度德量力，想尝试写一本“解读杨敬年”的书，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杨老说：“我一生走过的道路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它很特殊。如果有人愿意总结，那是件好事。至于对其他人有什么借鉴意义，那就由大家去评说吧！”　　杨老学贯中西，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涉猎经史子集，对文史、经商、政法、英语造诣颇深，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儒、道、佛钻研精通，一生经历特殊复杂、阅历丰富，对中西方社会皆有深刻体认，为世人所敬仰。对我来说，解读杨敬年是一件难度颇大的事情，需要补的课太多了。我只好先给自己“充电”：我把杨老平反以后撰写的几乎所有专著、译著和论文，重新学习一遍，做了重点笔记；把《期颐述怀》和能找到的有关杨老的报道和评论重新阅读；为了理清杨老的人生经历，编制了“杨敬年年谱”；为了亲身感受一下杨老幼年和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我和校友李瑞琴到杨老的家乡湖南的汨罗、岳阳、长沙走了一遭，走访了杨老的故居、外祖父家、岳父家、杨家祠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等处；为了弄清《期颐述怀》中涉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编制了一个“杨敬年族谱”。收集和阅读了一些参考书籍，主要是经济思想史和哲学方面的。杨老精通古典诗词曲赋，文章中时常引用，我不得不到处查读引文原文。一路走下来，我以速成的方式，补了《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南开校史》等课程，虽然不深不透，水过之处，地皮也算湿了。　　《期颐述怀》真实、全面地记录了杨敬年一生，是我写作的主要依据。我要写的既不是传记，也不是纯论文，是对杨老一生的经历、遭遇、言行、思想感情、学术成就的解读，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我为本书设计的结构是这样的：卷首和卷尾两部分是综合讲述，中间部分是分题讲述。卷首部分粗线条地勾画出杨老的全貌，再现杨老一生的主要画面，使读者对杨敬年有个比较形象、具体的了解；中间分为十个分题，从十个不同的侧面和多种视角对杨老进行分析和解读。内容包括杨老的求学之路、政治沉浮、南开情结、感情世界、诗文陶冶、养生之道。此外，使用了四个分题的篇幅，为杨老在学术上作一定位，除了说明杨老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之外，还专门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人性谈》、《国富论》作了介绍和评述。卷尾部分总结、概括全书，分析了杨老由学子到学者、再到智者的发展过程，对“杨敬年现象”作了初步探析。　　本书整体上不是按时间顺序撰写的，但有些分题有按时间顺序铺陈的必要，由于要照顾到它们独立成章的完整性，所以在时间、事件、引文上有某些重复，但观察的视角不同，分析的侧重也不一样。附录中附有《杨敬年年谱》、《（期颐述怀）中南开师生评析杨敬年文摘》、《杨敬年与作者通信选摘》，以供读者研究杨敬年时参考。书中多次引用《期颐述怀》的内容，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一～注明；其他引文，一般随引文注明出处。　　本书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杨敬年教授的广泛关注，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杨敬年、研究杨敬年，使“杨敬年现象”得到更多、更深的解读。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我多次与校友、朋友交流、沟通和商讨，吸收了他们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和建议。如果说本书有些值得肯定之处，实乃集思广益，功在集体。由于本人的知识、见识、认识、能力所限，再加之欲赶在校庆前出书，我自感在文章的缜密、观点的准确、逻辑的完整等方面，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书中可能有诸多不妥和疏漏，甚至是谬误之处，特别是对于杨老的著述妄加评论，我心中很是不安。恳请各位师长、学长，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内容概要

杨敬年先生是南开大学资深教授，虽逾百岁高龄，仍在坚持工作，继续人生求索，形成令人瞩目的“杨敬年现象”。    本书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围绕杨敬年的求学之路、政治沉浮、南开情结、学术造诣、情感世界、养身之道、诗文陶冶等侧面，较为详尽地解读了杨敬年在与命运搏斗和治学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生境界，由学子到学者、再到“天地境界”的智者的求索动因与路径。从而为探寻人格真谛、探讨人生境界与和谐社会的关联，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借鉴，凸显了研究“杨敬年现象”的现实意义。    全书意境高远，结构严谨，论述缜密，文字流畅，集思辨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具有撼人心灵、催人泪下的感染力。

作者简介

孟宪刚，1947年出生于天津市。1966年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8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历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办公厅主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司长、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商务参赞，国务院经济贸易

书籍目录

天地智者的普世价值  ——读孟宪刚新作《天地智者》（代序）周鸿飞自序卷首：大写的人生第一章  漫长的求学之路  特殊的启蒙教育  半工半读的中学生涯  难圆的出国之梦  牛津大学的博士  “头童齿豁”志不移第二章  南开情结  经济研究所与何廉  抗战八年情系南开  五位恩师  请张伯苓老校长吃饭  南开精神之真谛第三章  做人的顶峰  “一段光荣历史”  追求进步与光明  身在英伦心系祖国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实现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第四章  杰出学者：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  宽广而深厚的学问基础  过硬的语言功底  丰富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名副其实的“三大家”第五章  研究发展经济学：可超不可越  “一课三书五文”  为什么选定发展经济学  诠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计划与市场第六章  《人性谈》：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谈人性  人性到底如何  永恒的两难问题  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第七章  翻译《国富论》：余勇可贾  杨译本为什么畅销  斯密其人其书  神秘的“看不见的手”  社会演进的最后动力是什么第八章  命途多舛不忘恩人  第一位恩人：外祖父  患难夫妻  贤惠儿媳  滴水之恩永怀在心第九章  中国古典文学的陶冶  常怀浩然正气  常以古人自勉  常信福祸转换  常持善爱之心  常悟天地境界第十章  四条原则：长寿的秘诀  安度晚年：养身与养心  养身：贵在持之以恒  养心：积极使用大脑  追求“天地境界”卷尾：“天地境界”的智者附录一  杨敬年年谱附录二  《期颐述怀》中南开师生评析杨敬年文摘附录三  杨敬年与作者通信选摘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二章　南开情结　　五位恩师　　杨老说，他和南开的不解的情缘，就是靠着与南开的各位老师的深情厚谊来维持的。他说：“他们（南开的老师）不但对我的治学和做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他们都已离开人世。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追忆跟他们学习和工作的往事，以此来寄托我对他们的怀念和景仰之情。”　　在何廉先生之外，杨老经常提起的南开老先生还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和杨石先。为了纪念这五位南开的老先生，也为了使南开的后学们进一步了解包括杨老在内的南开人，我们在这多用一些笔墨。　　方显廷先生是浙江宁波人，1903年9月6日出生，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与杨老相似，方显廷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敏。1917年只读了一年中学，就进上海厚生纱厂学徒，幸得厂长资助，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1921年赴美学习，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转纽约大学后获经济学学士，后又在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29年1月受聘于南开大学，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1年后改为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经济史教授，从此方显廷先生与何廉先生共主南开经济研究所。何先生善于运筹帷幄，主要负责对外联络、筹集资金等工作；方先生则精于学术，负责教学与科研，二人配合默契，可谓黄金搭配，被世人称之为“何不离方，方不离何”。　　1936年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经研所的日常所务便主要由方显廷主持。1939年经研所由昆明迁往沙坪坝重庆南开中学内，在方显廷的主持下恢复了研究工作。方显廷重点研究战时的通货膨胀及战后的经济建设问题，先后撰写了《中国工业资本问题》、《战时中国经济研究》、《战后中国工业化》（英文）、《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战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等经济专著。抗战胜利后，方显廷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首任执行所长。1947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1968年退休后重返教学第一线，应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85年3月20日方显廷在日内瓦寓所病逝，享年82岁。　　1938年杨老来到贵阳，参加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虽然“何先生还是会长，由方先生主持工作”。当时“经常有从北方来的南开人经过贵阳，方先生每次请客吃饭，都请我和我妻子作陪，对我初从农村出来的妻子总是给帮着脱大衣、穿大衣，礼遇备至。”杨老在协进会工作名义月薪100元，实际由方先生的研究所补助10元。后来，张纯明先生致信方先生，约杨老去重庆行政院工作，月薪200元，方先生认为“不便耽误我的前程，让我去重庆”。几件事情，十分生动、具体地体现出方显廷先生和杨老的质朴而又深厚的师生情谊。杨老在谈到方显廷先生时，无限深情地说：　　自1936年至1939年，我有幸有机会与方先生接近。他醉心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充分体现了他的忠于学术事业的精神。他为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呕心沥血，充分体现了他的忠于祖国教育事业的精神。他与何先生精诚合作，亲密无间，展示了他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宽厚诚挚、温文尔雅，显现了他的旷世的人格魅力。所有这一切，给我以无形的启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我所受赐于方先生者，实在无法衡量。　　张纯明先生，字镜轩，又名永昭，1902年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1922年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班，1929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对“比较政府”、“比较政党”、“比较宪法”等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曾经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学会提供经费，去苏联、德国、法国、英国、瑞士考察。1931年应张伯苓校长的邀请，回国出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抗战期间曾任行政院简任秘书，河南省民政厅厅长。1949年张纯明夫妇迁居香港，后来去台湾，任“行政院”参议、“中央研究院”院士、博士生导师等，还被聘为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67年3月任“驻联合国副代表”，卸任后一直侨居纽约，1984年7月30日在纽约病逝，享年82岁。　　张纯明是何廉的连襟，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是杨老行政学一课的老师。张先生在行政院任秘书时，写信把杨老从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调到重庆行政院。“张先生在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有时叫他写讲演词，到处演讲。他找我去，就是叫我替他代笔。他把我安插在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当调查员，调查员共十人，每月工资300～360元，张先生说，杨敬年是学生，只要200元。”“我们并不上班，每天是各提一根手杖，到行政院走一遭”。在行政院工作，非常清闲，杨老得以“利用1939年的空闲，参加了庚款留英第七届公费生考试，结果以0.9分之差落榜”。这次落榜是由于“一时狂妄”，没有送交论文。　　李锐先生1898年生于湖南邵阳（今邵东），号笔渔。1930年南开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商学院讲师。1934年赴英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1936年回国，重回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授。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税务（货物税）署副署长、川康区专卖局局长、直接税署署长，湖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长沙解放前夕，李锐辞掉官职去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贵州大学、四川财经学院、成都大学教授，是四川省政协委员。1978年10月18日病逝，享年80岁。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时，李锐是杨老的财政学一课的老师。杨老回忆：“李锐与何廉合著的《财政学》一书讲的完全是中国的财政，在当时能搜集到这些实际资料，是很不容易的。我投考研究生时，幸亏看了他的书，因为考的全是中国财政，而我在大学学财政学时用的是印度学者歇拉斯（Shirras）的英文教本。入学时共考英语、经济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五门，都是我在大学一年级学的。会计学用英文出题，恰好大学也是用的英文教本。”当时国内的经济学课本基本上是采用欧美的版本，南开坚持自己编写教材，联系中国的经济实际，实属不易，这是南开将经济学“本土化”的例证。　　何廉在中央团部任经济处处长时，李锐是兼职秘书。杨老此时从行政院调来任助理秘书，因为该部没有此职务，故一并派为秘书。后来李锐到财政部工作，就把杨老介绍到财政部任荐任秘书，还有南开经研所第一届的同学陶继侃，一直工作了两年。这期问，杨老“经常在办公室看书，准备考留学”，在和李锐先生共同工作的这两年，为考取第八届庚款留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抗战八年，杨老和李锐先生共同工作了三年，给杨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陈序经先生，字怀民，l903年生于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其父早年在新加坡经商，1909年陈序经随父到新加坡读小学和中学。1919年回国后考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就读。该校为基督教浸信会学校，陈后因不愿入教，于1924年转学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获学士学位后，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辅修社会学。1928年陈序经以论文《现代主权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9年9月再度赴德国留学，1931年继续任教岭南大学，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于当年暑假赴任研究教授，并于次年任研究主任，主持计划研究工作。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正式成立后，陈序经任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时年35岁，是西南联大最年轻的院长。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主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陈序经于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8年8月，应岭南大学董事会邀请，陈序经出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陈序经转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l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兼任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8月陈序经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l967年2月16日逝世于南开大学，享年64岁。　　陈序经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先生和杨老的关系很熟，“陈先生在天津是经研所的研究主任，和我们研究生都进行过个别谈话，又教我们‘科学方法论’一课，彼此很熟”。“1948年9月初，我乘船到香港，报纸上有我们归国学生的名字，陈序经先生托他在香港的亲戚来找我，邀我去岭南大学一游。”这是陈先生接任岭南大学校长不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