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 页数:295 字数:294000 译者:徐尧,李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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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在2008年7月召开的中国经济转型芝加哥研讨会上,张五常教授发言称,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堪称“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张五常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同样令人称奇的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或许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1982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张五常教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向市场经济”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的这一回答表示彻底的怀疑。即便张五常本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十分审慎,他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这个想法合乎情理。经过极“左”教条多年的影响,中国人民对市场经济理应深恶痛绝。此外,正如张五常指出的,市场经济转型很可能会遭到官员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害怕自身的利益会受到威胁。4年之后,即1986年,张五常的小册子再版,在该版中他对之前的观点作了调整,他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同时推断“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明显低于前5年的速度”。然而,实际上转型的速度越发加快。极“左”教条对普通中国民众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官员的反对也没有张五常所想的那么强烈。中国的确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本书中,我们将详细追述带来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来龙去脉。面对如此复杂的课题,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无法穷尽这一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的全貌。关于中国的市场转型,还有很多故事不为人知。此外,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随着新事实的出现,我们必然要在细节上对本书作修正。但书中呈现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致脉络是清晰的,改变的可能性并不大。在本书中,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及对此的解读是由王宁最先提供的。在对事件重要性及相关性的讨论、纠正错误及矫正论点的过程中,两位作者通力合作。本书是我们合作的成果。我们所有的论据都是基于从各种采访及大量中外文献所获取的信息,在本书的脚注及参考文献中可找到对应的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可能与现有文献的记载和观点有所区别,在对许多重要事件的解析上我们自信做到了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关中国改革的中英文文献数量庞大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为了保证叙述直白,我们在行文中甚少直接牵涉有关文献。接下来为各位展现的,便是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中国之路的一己之见。
内容概要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
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作者简介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
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
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
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推崇经验研究,批判经济学因脱离现实而踟蹰不前。科斯经济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周其仁、盛洪等众多知名经济学家。
科斯酷爱历史,孩提时代因为读到《马可?波罗游记》而醉心中国。科斯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慷慨出资,主办学术会议,为中国经济把脉。
王 宁
湖北江陵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赴美求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自1998年起担任科斯助手,现执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兼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第二章 中国在转折年代
第三章 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第五章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第六章 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改革初期,作为中央党校的负责人及党内刊物《理论动态》的主编,胡耀邦对新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其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辩论。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底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实践已经成功挑战了任何理论教条,取而代之成为人们心中的指导思想。这次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后来也被公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立即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为了重建与外界在过去10年遭到破坏或被忽略的关系,也为了亲眼看看自己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中国领导人对国外进行了多次访问。1979年1月1日中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及随后不久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和解的强效催化剂。中国领导人在接触了亚洲、欧洲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形态后,对其所成就的经济活力表示了赞赏,但他们反而因此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他们坚信,如果中国能适当借鉴资本主义中的创新优势,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必然能更好地引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甚至超越西方。这种观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加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发布,邓小平与陈云重新回到党内中心地位,正在发生的政治及经济转型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中国政府便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把重心集中在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一个最为薄弱的领域——国营企业。正如中国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承认的那样,“(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因此,会有更多的权力被下放到地方政府及经济组织中去,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然而,直接将权力下放给企业的做法完全是前所未有的。鉴于此前试图通过行政分权振兴经济的失败尝试,中国的领导人打算选择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尝试中曾经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但企业方面则仍然未能摆脱各种官僚体制和刻板的红头文件的层层束缚。在1978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李先念针对以前改革的不足表达了痛心和遗憾。
后记
钱学森,这位前途无量的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日后的中国航天之父,1955年因被指控是共产主义分子而被美国驱逐出境。在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之前,钱学森于洛杉矶港口对记者们说:“我将会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1991年,当钱学森在北京接待他的好朋友、加州理工学院的前同事弗兰克•马布尔时,他用低缓而令人困惑的语气向这位到访者说:“你知道,弗兰克,我们为中国付出了很多心血。人们丰衣足食,辛勤劳动,国家一天比一天进步。但是,弗兰克,他们并不幸福。”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月12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申明,中国政府所做及将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钱学森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崇高理想,如今终于在神州大地回响。此外,温家宝总理在 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一誓言,并强调要把其作为中国政府在今后数十年里的首要任务。一年之后,温家宝总理在最后一次主持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重申了政府一定要恪守建设“幸福中国”的诺言。2011年3月19日一期的《经济学人》将此作为封面专题,题为“中国追求幸福,而非增长”。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便一直是中国政府矢志追求的目标,而今,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成为中国政府的新目标。这一转变,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价值观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温家宝总理充分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幸福程度的提高,更不必说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同时他还清楚地认识到,若经济的发展不能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不能增加他们的幸福感,那这样的发展便是不可持续的,也没有太大意义。近代中国政府,不管是在国民党政权还是在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一直自诩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锋。它的使命总是以计划或项目为中心,例如“社会主义改造”、“四个现代化”,以及更近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对幸福的追求,则是以人道主义为导向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可以实现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也是温家宝总理最喜爱的著作之一)中将追求幸福描述为在自由法治社会中的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人类生活的不幸和混乱,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高估了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之间的差别。贪婪过高估计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高估计个人地位和公众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高估计湮没无闻和名闻遐迩之间的差别。受到那些奢靡思想影响的人,不仅在现实处境中是可怜的,而且往往为达到他愚蠢地羡慕的生活境况而扰乱社会和平。然而,他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确信,心态好的人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平常环境中同样可以保持平静,同样可以高兴,同样可以满足。有些境况无疑比另一些境况优越,但是没有一种境况值得怀着那样一种激情去追求,这种激情会驱使我们违反谨慎或正义的法则,或者由于回想起自己的愚蠢行动而感到羞耻,或者由于厌恶自己的不公正行为而产生懊悔,从而破坏我们内心的平静。若改变境况的努力不以谨慎为指导,也无正义可言,那个确想这样做的人,就会玩各种最不合适的危险游戏,押上所有的赌注而毫无所得。……在我们痴心妄想的最光彩夺目和令人骄傲的境况中,有我们希望得到的真正幸福和快乐。现实中,虽然我们生活平凡,但以我们的能力,同样的幸福和快乐一直唾手可得。在最为低下的地位(那里只剩下个人的自由),我们可以找到最高贵的地位所能提供的、除了虚荣和优越等微不足道的快乐之外的其他一切快乐;而虚荣和优越几乎同完美的平静,与所有真心的和令人满足的享受格格不入。如下一点也不是必然的,即:在我们憧憬的辉煌生活中,我们可以带着与在自己如此急切地想离弃的卑微环境中具有的相同的安全感,来享受那些真正的和令人满足的快乐。查看一下历史文献,回顾一下在你自己周围发生过的事情,想一想你或许读过的、听过的或想起的个人或公众生活中几乎所有非常不成功的行动是些什么,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当事人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已经很好,应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感到心满意足。那个试图用药物来增强自己还算不错的体质的人,他墓碑上的铭文是:“我过去身体不错,我想使身体更好;但现在我躺在了这里。”这一碑文通常可以非常恰当地用来体现贪心和野心未得到满足所产生的痛苦。对于已经习惯了把消费者行为简化为效用最大化的现代经济学家们而言,他们一定感到困惑,这一段文字居然出于亚当•斯密的笔下。它对道德精神的描述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常说的“经济人”在特征上竟然有天壤之别。从斯密到今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一个有血有肉、有伦理道德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变身为一个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选择逻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人性在深度和丰富性上的极大损失。现代经济学不再以实实在在的人为研究对象,它便失去了扎根现实生活的锚,逐渐偏离经济现实。因此,当危机临头,惶惶不安的大众急切需要经济学家出谋划策时,经济学家们却往往言不成理,缺乏洞见。 同时,亚当•斯密的语气及内容与中国古代智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许不只是巧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两句名言是《论语》的开篇语。孔子的“学”并不单指要学习书本知识,还包括塑造人品、培养社会关系、学习持家和治国,并且最终让世界和平,充满和谐。学习人道并在生活实践中日臻完美,宁静喜悦必然常驻人心。颜回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他一生寓乐于学,可惜英年早逝。孔子在回忆这位得意门生时称赞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一个大多数人还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学习只能是极少数人能够享受的奢侈追求。孔子曾教导,先“富之”,再“教之”。长期以来,劳动分工和商品市场被视为追求财富的基本制度。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经济生产率,也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使市场经济不断演进,不断创新。思想市场则让我们能够独立并批判地思考,让我们以自有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并推动我们始终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也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借助开放的思想市场,我们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多样性却使人类社会变得丰富多彩而活力无限。当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羽翼丰满之时,两者便能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人类的幸福和创造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携手行进在坚实的大道上。在人类追求幸福和尊严的漫漫征途上,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尽管革旧维新、非同凡响,也仅是跃向前方的一小步。
媒体关注与评论
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本书都是经济学及研究中国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许成钢 香港大学教授 这是所有关于经济变革以及中国的研究文献中极为厚重的一笔。在我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文献中,无一能对一个在磕磕碰碰中演变的社会进行如此详尽的研究,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经历了漫漫征程而前路依然漫长的社会。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年逾百岁的罗纳德·科斯,与王宁一道,对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变到如今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进行了令人信服而详尽的解读。这是研究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体制的学者不容错过的鸿篇巨制。 ——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科斯发现一个国家在哲理及政策上服膺“实事求是”原则,也正是这一简单的原则引导他在公司、市场及法律的研究上独辟蹊径。本书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展示了中国这个国家如何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追求中走向市场经济。 ——斯蒂芬·李特查尔德(Stephen Littlechild)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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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堪称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一部史诗级著作,全面、客观、深刻地描述了中国经济波澜壮阔的历程。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基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跟踪观察和研究,从毛泽东时代谈起,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的国度,成功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的全球经济重镇,以及这个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和波澜,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了诊断和预测。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的创始人,科斯教授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大师之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国内众多的顶尖学者也深受其影响,诸如张五常、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盛洪、向松祚等,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2008年,科斯遍邀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如蒙代尔、诺斯、福格尔,以及中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等,组织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张五常著名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即根据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论文整理而成。 可以说,《变革中国》是经济版的《论中国》,文字通俗,可读性极佳。相比于国内作者,科斯教授的立场更独立,叙述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相比于国外的其他经济学家,科斯教授长期以来跟踪研究中国经济,他的叙述更全面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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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 ——张五常 经济学家 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 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本书都是经济学及研究中国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许成钢 香港大学教授 这是所有关于经济变革以及中国的研究文献中极为厚重的一笔。在我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文献中,无一能对一个在磕磕碰碰中演变的社会进行如此详尽的研究,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经历了漫漫征程而前路依然漫长的社会。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年逾百岁的罗纳德•科斯,与王宁一道,对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变到如今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进行了令人信服而详尽的解读。这是研究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体制的学者不容错过的鸿篇巨制。 ——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科斯发现一个国家在哲理及政策上服膺“实事求是”原则,也正是这一简单的原则引导他在公司、市场及法律的研究上独辟蹊径。本书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展示了中国这个国家如何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追求中走向市场经济。 ——斯蒂芬•李特查尔德(Stephen Littlechild)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科斯的学说和思想,对于像中国处于发展和转型期间,这样的经济在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不发达经济走向一个新兴市场经济过程中,远比仅仅资源配置更为深刻和重要。科斯让我们对市场制度整体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让我们分析制度转型的时候,让我们有了更高的高度。这是科斯的思想和学说对中国经济学界有如此重大影响的原因。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小时候读历史小说,对书中描写的世外高人总是心向往之。他们鹤发童颜、潇洒飘逸、身怀绝技、智慧超群。只言片语,勘透千古兴衰;三招两式,化解万方危难。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仰止。我所认识的高人雅士里,罗纳德•科斯最可爱、最睿智、最令人尊敬。经济学历史上的顶级大师里,科斯也算是最奇特的一位了。 ——向松祚 宏观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科斯开创了一个学派,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法律,考察制度的演变、形成、机制和经济效果。他的思想还延伸到了社会学的其他领域。尊重他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学者,整个世界都受到了科斯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学者尊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受益,学会从制度角度看问题,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主的道路。 ——薛兆丰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科斯创造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当中,我们实际上在应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人纪念科斯的贡献。他的理论可媲美牛顿定律。 ——肖耿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科斯是亚当•斯密真正的传人。 ——罗卫东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为什么科斯经济学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的需要,更多可能就是中国的改革到了从对机制的反思,到对制度的反思,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和一个时代的呼唤。他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科斯先生平和、谦虚、慈祥,温文尔雅且又充满睿智,他的经济学道理朴实而深刻,对于他,可能只能用我们中文中的“圣人”二字来形容。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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