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尼古拉斯·拉迪 页数:214 字数:172000 译者:熊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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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旨在解读中国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政策,分析中国领导人要维持经济增长所面对的挑战。中国决策者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他们公布了重大经济刺激计划,以抵消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尽管和前几年比较,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有所放缓,但减缓幅度相当小,特别是与全球产出的绝对减少相比尤为明显。但是,本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引导中国平安度过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组合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无法再现辉煌。 第一章提供了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概览,同时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对该计划的批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经济刺激计划不是以牺牲私营企业来支持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长期改革趋势没有改变,在这一趋势下,私营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特别要说明的是,本章证明了,与经常被人们提及的论断相反,2009~2010年的银行贷款大部分没有流入国有企业,而且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获得银行信贷的渠道大为拓宽。 虽然经济刺激计划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成功地维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该计划并没有试图解决中国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早在2007年,温家宝总理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做了如下概括:“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第二章介绍了2002年之后出现的经济不平衡状况,尤其是以下几点:中国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而且还在下降;再度出现过于庞大的制造业和相对落后的服务业并存现象;全国范围内储蓄—投资不平衡状况明显加剧,这表现为不同寻常的巨额贸易顺差。 第三章分析中国政府可以选择的解决各种不平衡问题的政策,评估每个政策领域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以及前景。这一章将得出若干明确的结论。首先,中国决策者要实现恢复平衡的目标有几种政策可供选择,其中核心是金融体系的深化改革。过去10年间出现了几种迹象,包括家庭储蓄实际存款利率为负、越来越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具有重要意义的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兴起、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比例大幅降低,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金融体系承受更多压制。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情况从2003年开始出现,抑制了家庭收入增长,如果政府2004年后没有放弃利率自由化政策,收入本应达到更高水平。相反,负的实际存款利率导致家庭储蓄率上升,同时引导家庭将越来越多的储蓄分流到房地产市场,在这个领域,长期的实际回报相比银行存款要高很多。重新启动2004年后基本上放弃的渐进的利率自由化政策是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恢复平衡的必要手段。 第三章还探讨了负的实际存款利率和2003年后出现的其他金融管制因素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政策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抑制本国货币升值的手段是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最终购买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为了防止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导致高通胀,央行采取了大规模持续的紧缩操作。它实现了目标,方法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极高的水平,并向商业银行发行大量央行票据。这一章说明了央行为降低这些紧缩操作带来的冲击是如何控制利率的,还解释了为什么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对于利率自由化来说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除了让市场在决定人民币价值、使利率自由化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还应该继续建立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家庭降低储蓄率;推进早就承诺过的生产要素价格的根本改革,这些要素不仅包括资本,还包括水、电和燃料。第三章还讨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过去几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既可以增加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而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同时提高中国相对于贸易伙伴的生产成本,从而减少贸易顺差。实际工资很多年来一直在高速增长,同时,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快速增长。这样,与贸易伙伴相比,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不明显,因此它还未能通过提高实际工资实现内生的再平衡。 第四章论述中国经济增长恢复平衡对国际社会的意义。上一个10年中,全球经济广泛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和美国是其主要源头。这些伴随着放松金融管制的不平衡因素与很多发达经济体的信贷市场扭曲操作相互作用,连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是20国集团协调进程的关键参与者,该进程促使成员国执行一组“指标性准则”,这组准则的目标在于永久性解决大范围的外部不平衡,以实现全球经济强有力的可持续增长。因而,现在中国公布的国内经济政策目标看起来与其国际政策目标重叠。 恢复经济平衡是当前世界环境中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为了消除阻碍平衡恢复的根本性扭曲——包括金融管制、汇率低估和生产补贴因素,有必要采取经过协商的连续措施。就中国而言,尽管其国内和国际目标重叠,但它是否将开始这种努力,形势还非常模糊。第五章研究了不平衡增长的受益群体,包括进出口竞争性企业(它们享受到以牺牲服务业企业为代价换来的额外利润)、沿海省份(它们享受到更加强劲的经济增长,牺牲者是内陆地区,后者把握由贸易扩张推动的增长的能力较弱)、房地产和建筑公司(它们从利率政策中受益,这些政策使得房产成为更受欢迎的资产类型)以及中国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导致存贷款利差迅速扩大,商业银行因此赚取了巨额利润)。上述受益群体对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它们已经能够阻止大多数必要的政策改革。2011年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强调恢复平衡所必需的政策,其中大多数被写入“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该规划在大会闭幕后不久即被公布。此次会议对中国经济恢复平衡政策的再次强调是否足以克服国内存在的阻碍经济改革深入下去的政治因素,还有待观察。
内容概要
金融危机之后,批评中国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最终加深了中国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并阻碍国内消费的增长。还有人怀疑,金融危机之后,诸如中国这样的低消费、高储蓄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时宜?世界经济复苏的力度可能不够强劲,出口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归宿将是走向衰退。
但作者认为,中国针对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不仅手段多样,而且经过精心策划。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意味着全球经济衰退将使中国变得极其脆弱。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令人吃惊,使中国成为最早开始从世界经济衰退中复苏的全球重要经济体。
另一方面,作者极其敏锐而客观地观察到,过去七八年的事实表明,温和的、对边缘修修剪剪的、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不会引导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实现再平衡。潜在的金融扭曲,对整个中国经济出现的严重资源错误配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你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兴趣,如果你对涉及自己亲身利益的工资、就业、住房、金融甚至退休金感兴趣,那么,你一定不可错过这本客观分析中国经济的书——要知道,“在中国问题上,这本书的作者可以做任何人的导师。”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拉迪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家周刊》盛赞,“在中国问题上,他可以做任何人的导师”。他于2003年3月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加入彼得森研究所,在布鲁金斯学会期间,从1995年至2003年他一直是外交政策研究计划高级研究员,2001年曾担任该项目临时负责人。他是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尤为了解。
书籍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临危不惧:中国应对危机之策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初露端倪时,中国就采取了应对之策,不仅手段多样,而且经过精心设计。尽管中国的金融机构极少配置致使西方很多大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遭受重创的有毒资产,但领导层认识到,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意味着全球经济衰退将使中国变得极其脆弱。
国内外的批评之声
中国银行贷款过度增长了吗
中国会发生产能过剩吗
中国真实的国内消费状况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
政府地位上升?改革终结?
第二章 追根求源:中国发展不平衡原因到底在哪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是对一个经济体的特性所做的著名结论,而这个经济体刚刚创下11年来最高的增长率纪录,并且自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近10%,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体。
消费支出:为什么中国国内消费持续低迷
中国消费不平衡影响了谁
中国当前的生产状况
生产不平衡造成的后果
收入分析:我们的可支配收入为什么这么低
收入不平衡代表着什么
中国储蓄-投资状况
储蓄-投资
第三章 增长靠什么:如何恢复中国经济平衡
房地产在中国城市地区成为首选资产类型,大众对其喜爱程度不仅反映为房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快速上升,还体现在拥有多套住房的城市居民令人吃惊的高比例上。
中国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财政政策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储蓄、喜欢购房:金融改革与房地产热
人民币为什么需要升值:中国的汇率政策
石油、电力如何定价:中国的价格改革
通过"政策天窗"实现内生的再平衡
你涨工资了吗
增加消费信贷有助于恢复平衡吗
第四章 全球不平衡,中国因素有多大
房产投资减少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很长时期内出现非常大的降幅。因此,除非个人消费需求在未来几年成为总需求的更重要的来源,否则中国经济很可能明显减速。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恢复平衡从根本上符合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全球不平衡:问题有多严重
第五章 谁在影响中国的政策实施
实际上,过去七八年的事实表明,温和的、对边缘修修剪剪的、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不会引导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实现再平衡。潜在的金融扭曲,例如采用行政控制手段维持低存款利率、人民币汇率低估、能源补贴等,对整个中国经济出现的严重的资源错误配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做才是正确的
政治挑战:谁在左右中国的政策
中国不平衡影响了谁
附录A 统计数据出了什么问题
按照生产法核算的服务业数据
按照支出法核算的住宅消费数据
国民收入比重
致谢
章节摘录
中国会发生产能过剩吗有人断言,2009年和2010年的投资热导致工业产能过剩,这将给生产型企业带来价格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利润减少的压力,也许会促使它们拒绝偿还为实现产能扩张而申请的贷款。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如何评价?它似乎不太能站住脚。在像中国这样的高增长、高投资经济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产品至少短期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过剩是否规模过大、范围太广、持续时间过长,以至于会加剧价格下降、给相当多的产品多元化的生产企业施加利润下滑的压力。那种情况不仅会损害各家企业的还贷能力,而且还可能造成整个银行体系的重大损失。任何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评估都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中国企业历来喜欢保留旧式设备,也许它们认为如果对其产品的需求骤增,公司可以重新启用这种陈旧的、成本更高的生产能力。因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产能投放数据也许夸大了过剩程度。其次,不同背景下,例如年增长率为2%~3%的成熟经济体与30年来年均增长率约为10%的中国,过剩产能(假设为20%)的影响存在重大差异。在成熟经济体中,为了达到潜在的供给量,企业也许在七八年时间内为过剩产能提供资金支持,这个成本将会非常可观,很可能对这些企业造成巨大的资金压力;在高速增长的中国,20%的过剩产能也许仅在一两年内就被吸收了。钢铁行业通常被认为是在中国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国欧盟商会的一份报告估计:2008年年末,中国钢铁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在1亿~2亿吨之间,按百分比计算就是15%~30%。仅这个估计的过剩产能就已经大于位列中国之后的另外两个世界最大产钢国韩国和日本的钢铁产出。不过,这个分析未能充分考虑中国钢消费当量的增长速度,2000~2008年年增长率超过15%。2009年和2010年中国的钢消费当量分别猛增至1.57亿吨和8500万吨。简而言之,2008年年末呈现在外国观察者眼前的大规模过剩产能其实在2010年之前就被吸收殆尽。最后,2009~2010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所推动的投资热重点不在扩张传统工业领域(例如钢铁行业)的产能,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关于这一点,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银行中长期贷款的行业分配。这些贷款期限超过1年,用于支持固定资产投资,与一年期或更短期贷款不同,后者通常用于流动资本。2009年,中长期银行贷款余额增加了4.9万亿元,几乎占当年银行体系新增贷款总量的一半。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中,只有10.2%(也就是5025亿元)投给了制造业企业,50%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3.1%流入租赁和商业机构,10.2%用于房地产开发。2010年前三季度出现了相同的模式,流向制造业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份额只有12.7%,流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房地产的分别为43.7%和18.8%。分析钢铁行业的总投资——不论资金来自中长期贷款、发行债券还是行业内企业的现金流,也能给我们启发。2009年和2010年,钢铁行业的投资规模不小,分别为4 000亿元和4 500亿元。但2009年该行业的投资增长率微不足道,只有3%,而2010年比较适中,达到10%。与之相比,这两年整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0%和25%。这又一次反映了经济刺激计划的优先次序:基础设施投资较多,诸如钢铁行业这样的传统行业投资较少。于是,在钢铁行业投资增长率微不足道的同时,在其他行业,例如铁路网建设,2009年投资增长率为惊人的67.5%,2010年进一步增长13%,达到7 500亿元。中国真实的国内消费状况为了消除贸易顺差下降对经济增长的阻力,中国的刺激计划确实严重依赖不断膨胀的投资需求。要评判这项政策是否阻碍中国努力通过鼓励私人消费来实现更加平衡的发展,是一件复杂的事。2009年消费增长其实非常强劲,事实上,这一年是10年来第一个消费增长率几乎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年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将在第二章深入讨论)在2009年出现了明显缓和。2009年是近1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最低的一年,在这样一个年份,按相对价值计算的消费如何能够如此迅猛增长?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就业前景暗淡,农业部的一项调查称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省)的出口制造中心损失了2000万个工作岗位,在这样的时期,强劲的消费增长又是怎样产生的?有几个因素被用来解释2009年按相对价值计算的消费猛增。其一,投资热(尤其是建设热情)似乎创造出一批新就业机会,足以填补出口行业失去的很大一部分岗位。这一年,中国经济总共创造了1102万个城市就业岗位,与2008年新增的1113万个城市就业机会非常接近。其二,虽然就业增长率略微下滑,但工资持续增长。正规行业的名义工资上涨了12%,比前5年平均增长率低几个百分点。实际工资增长率近13%。其三,政府继续执行既定计划,提高领取养老金群体的收入,增加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从2009年1月开始,企业退休人员每月养老金增加120元,增长率为10%,大大高于2008年消费物价指数5.9%的增长。这使得国家对退休人员的支付金额增加了大约750亿元。民政部2009年将针对约7000万低收入城市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了1/3,即200亿元的增加额。提高就业率、工资、养老金收入和转移支付的组合措施对2009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9.8%的增长和农村居民净收入8.5%的增长做出了贡献。考虑到城市居民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中国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约9.5%。这个成绩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增加提供了潜在的坚实基础。其四,政府意识到不能完全依赖投资消除出口萎缩给经济增长造成的阻力,于是采取若干激励措施鼓励消费,并使之成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这些激励措施中有三项旨在鼓励购买汽车。第一项措施于2009年实施,将小排量汽车10%的购置税减半,此类车主要是农村地区购买。这项措施延续到2010年,但税率上调至7.5%。第二项措施于同年3月执行,对农村居民购买微客、微卡和轻卡给予10%的财政补贴。第三项措施开始于同年6月,其计划是为不符合中国尾气排放标准的老旧的农村和农用车辆以旧换新提供特殊补贴。该计划预算为50亿元,向以旧换新的个人提供3000~6000元的补贴,后来计划延续至2010年6月,补贴额度也提高到5000~20000元。除了上述刺激汽车消费的措施外,2009年政府还在5个省份和4个城市推行家电下乡补贴计划。该计划为新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和计算机的购买者提供10%的财政补贴,条件是回收他们准备更换的旧电器。2010年6月,政府将该计划扩大到28个城市和省份,并延期至年底。2009年,中央政府通过这些农村地区受惠计划所发放的补贴总计450亿元。由于中国农村耐用消费品需求存在相对较大的价格弹性,上述补贴很可能促使2009年农村消费比2008年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多,其实不然。正如第二章将详细讨论的那样,2002~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和个人消费支出年均增长之间的差距只有4%。因此如果政府若干年来一直执行类似于前面所分析的计划,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不会在2002年后如此暴跌。其五,受政府贷款政策引导,家庭贷款出现大幅增长,几乎可以肯定推动了2009~2010年的消费。这两年家庭贷款分别增加了2.5万亿元和2.9万亿元,年平均增加额接近2008年7000亿元增加额的4倍。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中的2.8万亿元被用于住房贷款,余下的2.6万亿元是用于拉动消费的新增家庭贷款。这是一个跃增式的估计数额,这个巨大数字占这两年合计国内生产总值的3.5%。总而言之,2009年个人收入的强劲增长、价格激励以及中国家庭适度提高杠杆化程度等因素使得个人消费的降幅有可能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这是9年来最小的降幅,并且包括政府开支在内,最终总消费对该年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比过去10年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大。然而,2010年的基本数据未能锦上添花。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相对较多的1.2个百分点,跌至33.8%的历年新低,最终消费需求(个人和政府合计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003年以来最低。前面曾讨论过一种批评观点,即刺激计划主要通过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消费的作用非常小甚至完全没有。虽然对于2009年的形势,这种批评有夸大之嫌,但对于2010年的情况却是一语中的。第三章将分析扭转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趋势的多种政策改革办法。
媒体关注与评论
尼古拉斯•拉迪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中国问题学者之一,因为他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大量值得推崇的研究工作。他的新书《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是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必读的作品。中国政府近年来在重组失衡的经济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采取了若干政策,就我的观察而言,在所有关于这些政策的转变和扭曲的著作中,本书内容最为全面详尽,且行文结构最为合理。尼古拉斯•拉迪对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辩解也许令某些人不快,但是他的阐释无疑将激发更加深刻的讨论。——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中国问题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意义无可匹敌,而尼古拉斯•拉迪作为中国经济政策最紧密的观察者地位无人可以取代。接下来我要说,本书值得任何关注世界经济未来的人阅读。——劳伦斯•萨默斯 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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