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陈祖德 页数: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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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清源我的助手牛力力从中国带回了祖德先生的消息,得知他正在研究和讲解清朝的古棋,这令我十分喜慰。回思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川端康成先生的对话,我曾比较过中日两国在两三百年以前围棋发展的盛况。那时的日本围棋,在德川幕府的治下,出现了划时代的名人———道策,他的棋力超群,有“十三段”的美誉,更创制了“道策流”,开启了近代布局的先河,可以说是棋界了不起的大人物。但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座子围棋,也达到了巅峰,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中国围棋最强的时代,就是在三百年前左右的乾隆时代。当时的中国,名家辈出,其中更有像黄月天(龙士)、施定庵(襄夏)等超群拔俗的强手。但两国的翘楚,道策先生以及后起的丈和先生,与清朝的黄月天、施定庵、范西屏三位棋圣,并没有在盘上一争短长的机缘;道光、咸丰年间,争夺名人碁所失利的幻庵因硕,曾有意来华,与当时中国的大国手周小松切磋棋艺,然也因海路不通而作罢。但清代大国手的棋力,我以为是到达了非常了不起的程度的,应相当于日本的名人一级的水平。我是根据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棋谱集,而得出这一判断的,五十年前我对川端先生如是说,时至今日,我仍然抱持这样的信念。但清朝并没有幕府将军为棋士提供禄米,也没有“名人碁所”、“御城碁”这样严密的制度作为支撑,而只有贵族或富豪不定期主办的棋赛,中国顶尖的名手,于是依赖悬赏的奖金获得收入。在康熙时期,黄月天独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抗衡;到了乾隆年间,则是施定庵与范西屏两人并立的时代。“但是不知何故,两雄之间的对弈局数很少,全部不过十二三局而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富豪所举办的十局赛,这十局棋被称为千两之棋;也就是说,一局就相当于一百两的价值,而当时的一千两,以今天的价值来看,应该相当有一千万元(指上世纪50年代的日元。———编者注)吧?此二人就可以说是相当高强的专家棋士,并且一生就是以围棋为职业而持续地下棋。”“其中还有名为‘血泪篇’的黄月天与徐星友之对弈谱流传于世。徐星友当时虽然已号称国手等级,但是其棋力还是比不上黄月天,两者当时的局差是先二左右,但是黄月天却说实际上可以让徐星友三子,于是徐星友非常愤慨,真的就和黄月天下受三子的十局赛。当然,最后这个十局赛是黄月天输多胜少,不过还是有几局棋是黄月天漂亮地获胜,所以被称为‘血泪篇’,是非常精彩的名局。”但到了清朝的末年,中国的围棋水准急剧地衰退,到达了谷底。我的老师顾水如先生、汪云峰先生,与中国最后一位大国手周小松,可能要以“先二”的棋格才能与之相抗。此后,中国围棋的水准慢慢回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达到今日的光辉兴盛局面。中国清代的围棋,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既有清末中国围棋急剧衰落,在一般人心目中造成了中国古棋不如日本围棋的深刻印象,又有那时的战法,与现代的围棋大大不同的原因。因为,“即使看了乾隆时代的古谱,也无法应用到现代的下法中,因此不受到重视,也很少被拿来研究”。但围棋的玄妙、幽深,又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局所能勘破。三百年前的下法,在今人看来,已经有了不甚满意的地方;三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的棋,是否也会抱持同样的看法?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以事理推断,明矣。祖德先生发思古之幽情,整理国故,他的着眼点,想来也在此处。此举善莫大焉,于是欣然草文,以为响应。序常振明祖德先生的“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是文化界、围棋界的一件盛事。我与祖德先生的交谊已经有几十年了,因为在入读大学以前,我曾经是北京市的一名专业棋手。在棋上,祖德先生是我的前辈,在国家队一起训练或比赛时,我常有机会向他请教。在年龄上,祖德先生长我十二岁,温文尔雅,待我如同兄长一般。我在棋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段浓厚的记忆,常常令我回味。那时候,我们的国家队基本上还是以日本为师,耳濡目染的是日本棋界所开发出来的下法,如小目的定式,木谷实与吴清源的新布石,运筹布子讲究棋理和棋形,等等,并且在棋手中间,有一种赶超日本的气氛,于是,对我们的前辈,明清时代的国手所遵循的下法,当时并没有余力过多地涉猎。但是从2005年起,我们的年轻棋手常昊、罗洗河、古力,包括中信北京队的孔杰等,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的佳绩,从顶尖棋手的层面以及整体厚度的层面,可以说,我们不仅超过了日本,与以前的“苦手”韩国相比,也占了一点上风。在这样的形势下,回过头来研究古代围棋,从我们的古谱中汲取营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确是非常好的时机。唐太宗曾经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这面镜子,不仅记载了过去,从中也可以推知未来。像我国的古代围棋,经历了魏晋、唐宋,到明清时达到了顶峰,但从清末至民国,随着国势的衰退,围棋的水平也大大地倒退。只是在新中国,由于陈毅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提倡,围棋才重新步入了兴旺的局面,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祖先曾经达到的“盛世景象”。抚今追昔,令人感慨。围棋的盛衰、兴替,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里边起作用?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叫做“国运盛,棋运盛”,说的是外部的环境,国家的繁荣,是围棋事业兴盛的主导条件;另一方面,棋手们是否有开阔的胸襟、前进的动力,乐意于从方方面面汲取养分的谦虚态度,我以为也是重要的内部因素。围棋是我们的国粹,凝聚了先人们杰出的智慧。对它的继承和发扬,是我们每一个热爱围棋的人都无可推卸的责任。中信集团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着围棋事业的发展以及围棋文化的传承。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第九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中信集团曾给予了一定的资助。在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创办之初,中信集团组队“中信大三元”,连续四届参加了比赛。2009年,中信集团再度与北京围棋队联手,更名为“中信北京队”,重返围甲的大舞台。此外,对于围棋团体的成长、青少年棋手的培养,中信集团也曾稍尽绵力。中信出版社以前曾经推出过吴清源大师的作品,如他的自传《中的精神》,以及他的棋谱选集《人生十八局》等,获得了一些好评。这次与祖德先生携手,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传统文化———明清时期的古谱,制作一个大系列,以此来传承和发扬国故,也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可。自序陈祖德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人们经常提四大发明,其实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发明创造何止这四项?譬如围棋,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围棋的历史悠久,远远早于四大发明,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四大发明固然了不起,但只是我们比其他民族先走了一步,如果我们不发明,其他民族早晚也会发明。唯有围棋,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那么,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围棋深奥莫测、变化无穷。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发明围棋,数千年后的我们,怎么想都想不明白,都觉得不可思议:先祖有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智慧才能发明围棋?难怪有人认为围棋是外星人发明的。还有不可思议的是,历史无情,只要跟不上历史的发展,不符合时代的节拍,历史必然将它淘汰。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不知淘汰了多少东西。多少文化艺术才短短二三百年的历史,如今已无以存矣,或者是需要保护需要抢救矣,偏偏围棋越活越年轻。围棋的历史悠久,远远早于四大发明,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围棋历经数千年,非但没被淘汰没成为老朽,相反,如今生机勃勃、热力四射、阳光灿烂。今天的围棋,在国内有长江后浪推前浪般的汹涌的爱好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爱好者;在世界上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所喜爱。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艺术却绽放出无比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最不可思议的。我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文人墨客都会下围棋,其中有很多对围棋情有独钟,甚至痴迷。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围棋的诗词赋文以及趣闻轶事。历朝历代对社会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群体,可能在交往和游戏间,就肩负起了围棋的薪火传承。魏晋唐宋时期我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围棋蓬勃发展。围棋本身具有文化性和竞技性两个主要方面,而我国古代社会重视的主要在精神层面,好像觉得看重竞技看重胜负似有悖文化艺术的清雅脱俗。苏东坡的名言“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是对胜负的一种洒脱,也是当时的一种人生态度。我国古代围棋水平真正的提高是从明末开始,至清康乾盛世达到了无限风光的顶峰。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国运盛,棋运盛”。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康乾时代,棋坛人才辈出,强手如林。令人可喜的是,留下了大量的棋谱和各种围棋著作。但同时我又感到遗憾和痛心,因为这之前留下的围棋史料太少太少。围棋最早的古谱是宋本《忘忧清乐集》,其中有三国时代东吴的孙权与吕范的对局,但这张棋谱的真假无从考证。围棋在春秋战国时已相当普遍,孔、孟曾多次提及围棋。但春秋战国时的围棋究竟怎么样?孔、孟的围棋又下得如何?想看到竹简时代的棋谱无疑是种奢望。然而秦代有了篆书,尤其是汉代有了隶书,文字已发展到书法艺术,当时留下围棋的棋谱应当是有可能了。但历代那些酷爱围棋的有名的君王、士大夫以及大诗人、大才子,如汉高祖刘邦、曹操和曹丕父子、梁武帝萧衍、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宋太祖赵匡胤、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以及他的大将徐达和大臣刘伯温等等,还有杜甫、杜牧、白居易、王维、刘禹锡、李商隐、韩愈、陆游、文天祥和王安石、黄庭坚、苏东坡等家喻户晓的文坛北斗,他们为围棋留下了丰富的传闻和诗文,可就是未留下一张棋谱!这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和无穷遗憾!我们的智慧而潇洒的先人呵!难道是历史太悠久了,反而不懂得历史的价值?难道是文化太丰厚了,反而不珍惜文化的遗存?不要说棋谱,就是棋具,远的不用说,就说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围棋如此盛行,可我却从未见过清代的棋盘棋子。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中,珍藏着两副唐朝皇帝赠送日本的棋盘棋子。棋盘由上好的紫檀木制作,棋盘的四周边上是精致的图案。对局双方可由棋盘边上拉开一个抽屉,其中各放着一个乌龟造型的棋盒。棋盒中每颗棋子均画有色彩艳丽的飞鸟。这两副棋具,材质优良、构思精妙、工艺极致,可谓美轮美奂,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怎么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棋具,如此超一流的工艺品?!望着这两副棋具,可以想象围棋在千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水平。可是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能在异国他乡才能见到,而在自己的祖国,不要说千年之前,就是百年历史的一般棋具都难以寻觅!我国最早的围棋文献《敦煌碁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我多么希望能够在故国故土一睹!但再想想,《敦煌碁经》这部文献毕竟保留下来了。如果它不曾远渡重洋,依然在故乡,那它的命运又会怎样?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太多太多,但我们失去了多少多少?围棋有娱乐、教育、交流、健身等功能,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新中国成立后,围棋得到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心,得以很快复兴。我国围棋界以赶超日本为目标,精诚团结,自强不息,水平急速提高。围棋事业需要拿成绩来证明自己,人民大众需要成绩以得到鼓舞,祖国需要成绩来扬眉吐气。围棋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竞技性越来越突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忽视了围棋竞技性,而在这短短几十年中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竞技性当然很重要,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当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竞技和胜负上,自然,文化性被忽视、被冷落、被遗忘,甚至被淡出。现在我国有很多孩子学围棋,不少孩子的家长为了把自己的宝贝培养成常昊、古力这样的世界冠军,大人孩子付出多少代价,使快乐的围棋变得那么的沉重。在北京集中了全国各地那些非常聪明优秀的小棋手,很有些孩子甚至宁可学业荒废,或者连小学都不上,只是希望成为职业棋手。这似乎是围棋的盛事,但总令人感到不是滋味,这是围棋事业发展的一个异化现象。围棋与生俱来地是多功能的。首先是娱乐功能,围棋充满着乐趣,魅力无比,能叫人乐此不疲,忘乎所以,用现在的流行语叫“乐活”。围棋有教育功能,围棋好的孩子数学一定好。围棋的核心是阴阳,充满着辩证法,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围棋所包含的哲理可运用到方方面面,可提升境界,启迪人生。尤其通过学围棋能使孩子的素质全面提高。围棋有交际功能,围棋有个别名叫“手谈”,下棋即交流,可能得到终生的好友。纹枰手谈心领神会有利于和谐社会。日本的“围棋五得”,头两条,即得好友、得人和。围棋还有健身功能,围棋能使大脑得到很好的锻炼,益智健身,下围棋的人大多长寿,我还未听说过下围棋的人患老年痴呆症。日本“围棋五得”的最后一条,即是得天寿。古人还创造出无数优美动人的围棋诗词赋文。当代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本《围棋文化诗词选》,其中不少古代围棋诗词佳作,但我深信这只是历史上的一小部分。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围棋,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无穷乐趣!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现在的社会功利性过强,这种功利性有意识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棋手。如研究棋谱只看重韩国一线棋手的对局,日本的棋谱已不屑一顾,更何况我国的古谱。很多棋手根本没看过我国的古谱,恐怕连古代那些大国手的名字也全然不知。要知道中华民族有多智慧吗,围棋古谱告诉你。围棋水平的等级分为九段,这源自于日本,而九段的等级无疑来自于我国古代的九品。我国古代围棋的等级和官员一样,也分为九品,一品最高,九品居下。每个等级又有其很雅的名称,一品曰入神,以下分别是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多么有意思。古人给围棋取了很多别名,以形状命名的是方圆、纹枰,以颜色命名的是黑白、乌鹭。在晋代又给了围棋不少雅号,如手谈、坐隐、烂柯、忘忧,围棋太有趣、太吸引人,故又将围棋称为木野狐,等等。唐宋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刘仲甫写的“围棋十诀”、“棋经十三篇”,享誉海内外,至今常被人引用,说明其含义之深刻,影响之巨大。清代留下了很多精彩纷呈的棋谱。古代的下法与现在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古代对局双方先在对角放上座子,此外要还棋头,即多一块棋多还一子。这两条决定了与现在下法上的差异。但棋理相通,技艺无异,我们研究古代棋谱,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而且可让我们欣赏古代优秀棋手的才华,他们构思的巧妙、计算的精确令人折服。清代的围棋国手众多,每人风格不同,各有所长。最突出的是三位大国手,他们是康熙年代的黄龙士和乾隆年代的施襄夏、范西屏。他们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在围棋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古代围棋的巅峰。有人可能会拿现在的棋理、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评判他们,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取否定态度。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是片面的。不同的时代不能这样比较,正如不能拿吴清源同李昌镐相比较,正如再过数百年,或有人会指责今天的棋手这样那样的不足或不明棋理,因此否定今天的棋手,这又公正吗?明清的围棋国手众多,又传承了大量的棋谱。虽然有棋谱,但从未有人系统地评注。我曾出过一本《当湖十局细解》,仅此而已。把古代国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最精彩的对局有系统地评注讲解,以此介绍给当今社会,这项工作工程很大,但又必须有人去做,不做对不起我们的先人,也对不起今人,对不起当前蓬勃发展的围棋大好形势。前年,我曾在天元围棋频道中讲解了一些古代国手的对局,越讲越感到有必要将这些古谱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终于决心挑起这副重担,这副担子可能要压我多年,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吴清源先生得知我要从事这项工作,特意从日本发来长文,表示对我的支持。吴先生是我所景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棋士,他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写下这么多的文字,我既感到愧不敢当,又感到莫大的鼓舞。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云南大益茶业集团的董事长吴远之先生,他不但将大益普洱茶办成我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茶企业,而且他把那最大和最好的决心,投向了慈善事业,投向了文化事业。我目睹了他那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这些年来所做的善事,我觉得大受益和大感动!吴先生知道我要出一套古谱大系,鼎力相助,使我能安心地一步一步走进古谱。我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该出版社隶属于中国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多年来与围棋有不解之缘,对我国围棋事业作出很多贡献。现在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常振明先生年轻时是围棋高手,参加过不少重大比赛,并取得过出色的成绩。他对围棋的理解和热情使我决心并放心地将此书交给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曾出版过数本吴清源的书籍,很获好评。我相信这次和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助手程天祥和黎剑。我虽然已退休,但工作依然繁忙,简直不亚于退休前,因此靠一己之力恐难以胜任,如今有了两位尽心尽力的助手,天助吾也。
内容概要
施定庵(襄夏),系我国清代雍正、乾隆时期,与范西屏并称为“亚圣”的大棋家。他的棋风“精严邃密,操算深远”,如“汪洋巨浸,深不可测”。他的棋艺,初成于弱冠之年,经过梁魏今、程兰如两位先辈的磨砺,于二十三岁时,因魏今语而有顿悟,遂成为一代大家,与西屏双雄并峙,光耀于乾隆棋坛,把旧式座子围棋推向了巅峰。本书所收录的,便是定庵于棋道有所悟之后,与梁、程二先生分先角胜之棋谱。此时,定庵之艺虽欠老成,然已至喷发之态,势不可当,足见其平生之概。
作者简介
陈祖德,1944年生,上海人。历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际围棋联盟副会长。我国建国以来的杰出运动员和教练员。1999年被评为“新中国棋坛十大杰出人物”。曾两次获得体育荣誉奖章。曾获1964年、1966年、1974年全国围棋个人赛冠军。他是我国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的棋手。1982年被授予九段。“中国流”布局的创始人。著有《超越自我》、《当湖十局细解》、《无极谱》等书,其中《超越自我》曾获“人民文学奖”。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书籍目录
吴清源 总序
常振明 推荐序
吴远之 推荐序
陈祖德 自序
施襄夏——梁魏今
第一局 〇施襄夏 ●梁魏今
第二局 〇梁魏今 ●施襄夏
第三局 〇梁魏今 ●施襄夏
第四局 〇施襄夏 ●梁魏今
第五局 〇施襄夏 ●梁魏今
施襄夏——程兰如
第六局 〇程兰如 ●施襄夏
第七局 〇施襄夏 ●程兰如
第八局 〇程兰如 ●施襄夏
第九局 〇施襄夏 ●程兰如
第十局 〇施襄夏 ●程兰如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谱 1—3 对自1这样的挂角,到了施襄夏、范西屏的时代,主要的应法就是黑2的分投了,如过周时代那样的倚盖已变得非常少见;而且,双飞燕也开始少起来了(如自3的应法)。如此一来,棋局各处没有迅速定型,进程上也就变得更富于变化了。 施襄夏(1710—1770),名绍闇,号定庵(也作定盒),襄夏是他的字,浙江海宁人。他既是范西屏的同乡,年岁大略相当(施小范一岁),又与范同门,少年时期都拜入俞永嘉门下学弈。后来,当他棋艺大成,被当时的棋界所推崇,又与范西屏一起被尊为海内“亚圣”,即天下仅次于“棋圣”黄龙士的第二号人物。因此自1730年以后,中国的棋界可以说是进入了双雄并立的时代。施襄夏与范西屏的缘分,真是奇妙而奇特。 双雄并立,交相辉映,笑傲棋坛的景象,在清代的棋坛并不多见。幸而有此际遇的,大概只有之前的周东侯与汪汉年相遇于广陵,之后的周小松与陈子仙的惺惺相惜,但他们的水平和影响远不如施范。至于清代以前,由于记载的缺失,我们已无从得知。相形之下,黄龙士却是一位寂寞的大国手,终其一生,他也没有找到能与他抗衡的对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遗憾。 徐星友曾在《兼山堂弈谱》中评黄龙士、盛大有的对局时说:“大抵劲敌当前,机锋相追,则智虑周详,若非劲敌,虽胜亦乏精彩。”这指的是龙士与大有年岁悬殊,棋力亦有高下,因而龙士虽胜,胜得也难言精彩。星友接着慨叹道:“求其两相对垒,年岁相当,各极所长,绝无遗憾,上下古今,殊不可多得也。”诚哉斯言。施襄夏、范西屏之为后世所艳羡,原因当在于此。 施、范之前,还有两位鼎鼎有名而年岁稍长的棋家,即梁魏今与程兰如,被棋谱辑录家邓元鏸一道尊为“四大家”。梁先生约生于1670年,年长施、范约四十岁,以今天的标准而论,可以称得上是大前辈,似乎不宜把他与后起的施范归于一辈。关于他生平的事迹不太多,从棋谱所见,他跟徐星友有过交手,胜多负少,与程兰如有过三十二局争棋,多负。但据《海昌二妙集》“范西屏、施定庵二先生年谱”记载,他与施范的缘分不浅,曾指导过青少年时期的两位后辈。施襄夏二十一岁时游湖州,在唐使君官署巧遇梁程,施自称“受先数局,获益良多”。
后记
施襄夏名绍闇,一作定盦,我们习以为称的“襄夏”,是他的字。作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国手,他的生卒年月,幸而有确切的年份可考。这项艰巨繁复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施先生身后的两位棋谱辑录家,《海昌二妙集》的作者斤竹山民(蒯光典)和浮昙末斋主人(黄绍箕)。在该书“范西屏、施定庵二先生年谱”中,两位先贤以年为经,以范施二人的自序以及他人的著述(旁证)为纬,勾勒出了范、施二先生的平生大概,考证精严,深可采信。这便让缺乏材料的我们,大大省去了钩沉之苦。于是,我们不妨遵照他们的提示,来探究一番施先生的大略,追思他的丰采。据“年谱”,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即1710年,施襄夏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人家。他的父亲工诗文,擅书法,兼画兰竹,晚岁家居,常焚香抚琴,对客围棋。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颇足雅趣的父亲,施襄夏于是自幼入塾习字,出落得“秉性纯孝,性拙,喜静,羸弱多疾(体质单弱,多病)。先学琴,后复嗜弈”。施襄夏享年六十一岁,寿既不永,想来跟他的先天不足(喜静,羸弱多疾)或有一些关系。施先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学琴,在他十一岁时,于他之前入俞长侯门下学棋的范西屏,已经与师父齐名,于是施“慕而从学焉,受三子”。(从这条记载可以推知,施幼时仰承父教,并不是单纯的学琴,他一定也对围棋之道有所濡染,并下过一番工夫。否则,他不能一入师门,就达到被授三子的水平。因此,更确切地说,幼时的施,应是琴、棋兼而习之,只是在他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他对弈的兴趣盖过了琴。如此才能有“慕而从学”的行动。)明朝的一位隐者陈继儒曾有过一段隽语:“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见于《岩幽栖事》)施“先学琴,后复嗜弈”,我们从中可以见到,施襄夏从小喜好的乃至于终身不辍的,都是使人静、使人寂的艺类,他的最开始的选择也许是出于他的“喜静”,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使然,但是,这两样技艺,他的终身习之,或许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身体的羸弱。然而,施的身体虽然不是特别强健,但他的精神、性格方面却十分强大,因为“性拙”,他可以埋头于一项技艺,深入钻研,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达到这项技艺的最高峰。比如,在入师门一年之后,他从受俞长侯三子,即升到了可以与他的范师兄争先的地步。在他成名之后,与范西屏对局,他可以为一手棋,“敛眉沉思”至太阳西下而不落子。他的性格使他的棋艺精妙非常,名扬千古,以此等性格加之于琴,在琴上不间断地努力,想来他的琴技也能达到一流的罢。也是在施十二岁这一年,他与师父、师兄同游杭州,请益于徐星友。星友此时被称为“徐叟”,推算年龄,当有七旬以上。徐授范、施以三子,后赠施《兼山堂弈谱》(徐氏败给程兰如,南归杭州后,发愤的新作),施自称“潜玩数年”,于是渐窥堂奥。杭州之后,又有松江之游。这次他们拜会的是钱长泽。因为这次的相识、相交,在以后的岁月,范施都与钱先生有过往来。这一年,施十五岁,西屏成第一手。后三五年,不甘于后的定庵终于赶上,与师兄并列为第一手了。然而,又数年后,施(二十一岁)在湖州遇梁、程,“尚受先耳”。施二十三岁,“年谱”载:“定庵携魏今游砚山,见山下出泉,闻魏今言有悟,遂与诸前辈分先角胜矣。”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三岁两年间,以施襄夏的性格,以及对梁程受先的棋分予他的打击,我想他在棋上一定会下一番苦功。经过这样的苦学和深思,听到梁魏今以流水喻棋道,才会恍然而有所悟。这种顿悟,这种豁然开朗,从此在棋上开辟新的天地,正是王国维所称的为学之第三层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伊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呜呼,棋艺之道,磨砺亦如斯乎。施棋艺既大成,于是慨然游京师。此后数年间,直至范、施受到张永年的邀请,同赴浙江当湖,任西席之教,施(以及范)事迹无载。据鲍鼎引胡敬夫言,范施在京师期间,曾对弈十局。“定庵忌害西屏,疑系传闻之过。”蒯、黄两先生所言,与我之见正同,范施在京师,都是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气概,以他们淹留的时间之长,加以好事者的撮合,两人对弈十局、观者如堵的盛景,我是宁信其有。施三胜七负,大约也说得过去(十局棋中范的状态更优于施,这个比分完全有可能),但是胡敬夫认为施深以为意,一力阻挠十局棋的刊印,戒之流传,也许有些过了,以施的位分,非权非贵,非豪非戚,在京师这样的辐辏之地,如何能有这般的遮盖之能?施三十岁,范三十一岁,二先生双雄并峙,于是“对弈于当湖,凡十局,胜负相当。”此时范、施正当精力弥满,棋艺过人,因此这十局棋,被誉为我国座子围棋最高水平之代表作。关于对局数,蒯光典、黄绍箕持十局之说,另有十三局之说。现存范、施遗谱共十一局,系由散见于各家的棋谱集辑录而成,其中一局注明“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因此后人将范施之全部对局,都名之为“当湖十局”。个中的详情,我打算在第八册《范施十局》(也即《当湖十局细解》修订版)之后记中,再作展开的讨论。约十年后,施四十一岁时,“松江蒋昂霄招李良同学弈于定庵。”这位李良先生,大约是人如其名,虽然在棋史上籍籍无名,然施以身后事相托,可以想见其为人。后两年,“定庵游扬州,与黄及侣弈于卢雅雨运使署中,及侣受二子。”黄及侣受业于程兰如,后数年,程携黄及韩学元同游晚香亭,三人对弈共十五局,由程兰如评点臧否,刊为《晚香亭弈谱》。卢雅雨者,即时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他的官署,蔚为当时棋界名流雅集之所。范、施应不止一次在此往返勾留。因官衙之中有水井曰桃花泉,范在署中所著之大作,遂以《桃花泉弈谱》为名。施五十二岁,“复客扬州,教授诸弟子。”一个“诸”字,道出了从施学艺者甚众。教授之余,施以四年时间,著成《弈理指归》(或称“指归图”)。卢见曾为之作序,“为刊行之。”施五十五岁,“无锡吴氏选刻《弈妙》,定庵鉴定。”施五十六岁,“游金阊(今苏州),主(住)汪秩似园(汪氏之号)家数月,校订《弈隅通会》二卷。”施五十八岁,“定庵客苏州,著《弈理指归续编》(或称“指归续编”),授李良。”施六十一岁,“定庵卒。”蒯、黄二先生旁注云:“张世达指归图序云,图成,而施先生已逝。李良指归续编序云,先生下世,忽忽数年……疑定庵卒即在庚寅(1770年)春夏间也。”生也庚寅,逝也庚寅,施先生的千百遭逢,正是一个甲子的轮回。施之棋,如汪洋巨浸,精严邃密,与梁、程、范并称为“四大棋家”,与范并列“亚圣”,又著作等身,有《弈理指归》、《弈理指归续编》传世,于棋理见解极深,校订《弈隅通会》,评谱《手批十八局》(被誉为千古弈谱之冠)等,他实在无愧于“亚圣”之誉。人生有他这样的际遇,达到这样高的境界,复有何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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