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第一财经日报》采编 页数: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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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是否我们作为中国人就一定了解这片大地?是否我们经历了30年就天然熟识这段岁月?即便我们生活于当下,但当下、以往和未来究竟对个体生命和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能把握几成? 太多的不解在心头盘旋,而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叩问——对话历史、深触当下、叩问时代——现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就是我们又一次出发,又一份努力。 改革开放30年无疑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不可复制的伟大成就,它源于痛苦的现实和反思,起于大刀阔斧地革新,承自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迎来持续增长繁荣的中国奇迹。 不过,说是奇迹,其实无非也是无数国人用心血、行为灌溉出的一棵大树,如同那首动人的英文小诗:橡果,橡果,不要在意你现在的渺小;有一天,你也是一棵大橡树。面对奇迹,回首过去,我们发现更多的是真实和常识,是内化于每个中国人体内和历史中的那种生生不息的东西。 自2007年底,当我们讨论如何面对2008年时,我们也开始思索如何面对改革开放30年纪念。无数的人们、纷繁的故事、庞大的历史,还有那么多的各类媒体,如何立足自己脚下的土壤,找到大地之声呢?如何通过发现真实和细节,舒展看似紧张的人与历史间的矛盾呢? 我们需要新视角、新事实。 亲历者和慧智者是我们的两个杠杆。前者主要集中于30年间虽耳熟但未必详识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他们多从基层走来,历经计划经济与30年变迁,向上可达中央和最高领导组织的会议,向下可到一村一厂,正是能打通上下现实的关节点;而后者更多是以彼得·格鲁克所言的“旁观者”身份出现于这段历史中的,虽然不乏政策建言乃至临时参与,但更多的时候是调研四方、目通八极。
内容概要
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否就一定了解这片大地?我们经历了三十年是否就天然熟识这段岁月?改革开放三十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复制的伟大成就,它源于痛苦的现实和反思,起于大刀阔斧的革新,承自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迎来持续增长繁荣的中国奇迹。为此,《第一财经日报》刊发系列报道,从亲历改革的众多省部级干部到走在学术前沿的知名学者,他们对历史细节和事实的回忆、对当下和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思索,汇集成了国人共同经历的岁月,也造就了这部交织着现实与历史跌宕旋律的书稿。
书籍目录
序言听,历史的回声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 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杨波回忆改革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1978年西行记原四川省计委副主任刘兆丰、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回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与首钢承包 “一块石子入池塘”原四川省经济学会副会长袁文平回忆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萌发 让价值规律改变“棉花站岗,红薯睡觉”的土壤原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张毅回忆乡镇企业改革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前前后后原江苏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邹国忠谈苏南乡镇企业 再解苏南建议成立中小企业总局原深圳市政协主席周溪舞回忆深圳特区设置之初的经济体制改革 从打破“铁饭碗”到取消粮票原福建省省长、原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 改革开放的回忆原商业部副部长张世尧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体制改革 流通体制改革如何落子原国家物资部副部长陆叙生 价格双轨制“跷跷板”:中国企业首次集体感受市场魅力原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回忆深圳证券市场建立前后 证券市场,从考验中走来原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钟起瑞 我所亲历的货币信贷体制改革和三次通货膨胀原财政部部长、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 回顾中国财政改革15年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 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不能延缓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秦池江 市场、政策“两手抓” 农村金融迎最好发展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原央行非银司司长夏斌 信托业大整顿“整”出的金融强国改革发展逻辑原上海市副市长庄晓天、原上海计委副主任裴静之的资本市场回忆录 上交所成立始末与法人股B股的由来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 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原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江波细数蛇口改革开放成功经验 大胆改革,大胆用人,大胆创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之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 宏观调控30年警惕“超短期化”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中国奇迹”谜底是行政体制改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 不能因过去30年好环境而低估全球经济周期调整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 我倾向用“自主制度创新”而不是“转轨”描述改革3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 战略性行业不能被外资控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 30年农业改革实质化解粮食安全困扰
章节摘录
代表团这次出访,从5月2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在西欧五国访问了25个主要城市,共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看到了五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它们的差距。 联邦德国1977年褐煤产量为12300万吨,职工只有20000人。联邦德国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其中矿山生产工人只有900人,且40%是维修人员。最大的一台轮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作,一天产量就达40万吨。而我国当时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高速公路在五国至整个西欧,已经形成一个网络。就我个人来讲,出访以前虽然知道高速公路这个新名词,但高级到什么程度、车速可以达到多快,则不清楚。当时从全国来看,山东省的公路建设是搞得比较好的,但出去一看,我感觉差距太大了。当时我国连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没有。它们的高速公路有30米宽的路面,每个方向两三道行车线,车速为80~100公里。五国高速公路总长度占公路总数的比例并不高,但运量却非常大。联邦德国高速公路占总公路长度不到2%,却负担着全国三分之一的公路货运量。看了以后,感觉很新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西欧几个国家内河不长,但开发利用得很好。如莱茵河在联邦德国境内不过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两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联邦德国货运量的20%以上。联邦德国总统府就在莱茵河边,谢尔总统接见我们代表团时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副总理当即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另外,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当高,机械化程度高,科学技术应用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我们到丹麦,那里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总劳动力的6%~7%,但生产的粮食、牛奶和猪肉可以满足三个丹麦的需要。 七个多小时的高层汇报 这几个国家的现代化基本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这十几年内实现的。我们到联邦德国访问的时候,从大使馆借了几部纪录片看,可以说,他们战后初期面临的困难比我国解放初期还多:不少城市被毁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到处是废墟,很多老百姓没地方住;城市没吃的,不少人赶着马车、牛车到乡村找吃的;耕地没有拖拉机,有的是用牛拉犁。联邦德国的快速恢复和现代化当然有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的作用,但主要还是靠自己实现的。丹麦由一个农业国变成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基本上是在1957~1970年这14年中实现的。这一阶段丹麦的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12%,工业品出口额增加近5倍。1956年,丹麦的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占65%,1970年工业品反占6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五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各国企业急速兼并,资本更加集中,生产更加社会化。瑞士朋友向我们介绍说,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该国工业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多,工业生产值的80%掌握在100家企业手中。战后工业投资很大,主要用于更新老设备和购买国外先进设备。我们参观的丹麦大东公司(宝隆洋行)在55个国家设有205个分公司,这种跨国公司很多在第三世界国家设厂,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生产初级产品。还有它们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让我们感触很深,例如瑞士一家公司出售的远洋船用柴油机专利,就占全世界这方面专利的近一半。 在代表团回国途中,大家就开始热烈讨论起考察报告该如何撰写了。回到北京,在谷牧同志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全体团员的认真讨论,反复研究,撰写了一份考察报告,向中央详细报告了访问情况,总结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提出了改进我们的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对外工作的建议,供中央参考。以后的实践表明,这些具体建议大都被中央采纳了。 我回来后就在山东省干部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见闻和思考。据我了解,6月30日下午3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同志的汇报,汇报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多。据记载,谷牧同志当时主要谈了三点。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所以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往来。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三是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汇报后,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展开了热烈讨论。 不久后,邓小平同志又找谷牧谈话,强调引进的事要做,要抓紧时间。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加速现代化建设务虚会,谷牧同志又详细介绍了考察情况。这个会开到9月9日,会上大家认真总结了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和扩大外贸出口以便更灵活利用外资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这次会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作了重要准备。 谷牧副总理后来兼任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一直分管按照邓小平同志意见新设立的经济特区工作,恐怕也有上述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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