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论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作者：谭忠诚  页数：217  

内容概要

　　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　　从诚心开始，诚生忠，忠生爱，爱生廉；有了廉心，就会有廉行、廉身，廉洁从政，“廉洁”是为官之德、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历史表明，吏治关乎国治。廉德彰则政权稳，廉德丧则政权失。　　《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丛书：廉洁论》引导公务员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提升执政能力、运用道德力量、永立时代潮头。

作者简介

谭忠诚，男，1971年7月出生。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哲学、中国儒家哲学。在《北京大学学报》、 《道德与文明》等刊物发表论文15篇。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并参与国家级课题2项。出版个人专著1部。 李建华，1959年生，湖南桃江县入，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江学者，现为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曾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职。主要从事道德心理学、法律伦理学、管理伦理学、行政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其中道德心理学、法律伦理学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曾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1项、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曾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出版著作15部，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目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德治国与执政党的伦理建设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治社会中的德治问题研究”等。 李建国，1954年生，笔名李晖、方维、郑里、韩世荣，湖南省冷水江市人，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编审。湘潭大学兼职教授，哲学、专门史专业硕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南省新闻出版业领军人物等。著有《辽沈战役研究》、 《平津战役研究》、 《淮海战役研究》、 《编辑工作思与行》等。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范畴篇：廉洁的道德维度 一、不贪为廉，不污为洁／／022 二、廉故知耻，贪则染污／／031 三、廉为德本，洁以存心／／041 第二章渊源篇：廉政观的历史衍变 一、先秦诸子廉政观／／053 二、汉代的选廉制度／／059 三、两汉后的廉政观／／065 四、国外廉洁观概述／／080 第三章 践行篇：倡廉与肃贪 一、廉故得民，贪则失民／／092 二、廉为政本，洁以淳民／／100 三、廉则政兴，国旺家宁／／113 第四章嬗变篇：“廉”范畴的现代转型 一、洁己：洁以闲耻／／125 二、节俭：俭以养廉／／132 三、去奢：奢则伤廉／／142 四、自足：廉者自安／／153 第五章 开新篇：廉政建设的新思路 一、健全廉政文化／／171 二、完善廉政制度／／182 三、严肃反腐立法／／195 四、加强官德建设／／204 参考文献／／216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注重节俭的开国皇帝。史载隋文帝是“居处服玩，务存节俭”，并同样以此来要求皇后与妃嫔。而且，他对皇子也要求甚严。有一次，他见太子杨勇将其铠甲装饰一新，就很不高兴，对其大加训诫了一番。他认为，太子应该做百官的表率，自古以来没有哪位君王因为好奢靡而能永保帝位。隋文帝第三子在任并州总管时，曾经因为好奢靡、广置宫室而被他革职禁用。 在倡俭的同时，隋文帝还注意通过立法的完善来禁贪惩腐。开皇元年，他即任命大臣高颖、郑译、杨素“更定新律”，对北朝齐、周以来的律令作了一次大改革。开皇三年，又命苏威、牛弘进行第二次改革，订出刑律十二篇，即著名的《开皇律》。 《开皇律》上承汉律源流，下开唐律先河，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文帝对官吏的贪贿行为极为痛恨，常派人私下侦查百官的行动，一旦发现官员不轨立即予以惩处。据《隋书•刑法志》记载，隋文帝“患令史脏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力斩。”意思是说，隋文帝暗中派人给官吏行贿，如有官吏收受钱财的，立即处死，这可算是中国历史上首创以钓鱼执法来惩贪的先例。 除了严惩贪吏之外，隋文帝还采取了不少廉政措施来保障其吏治清明。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即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书•高祖本纪下》）。在选贤任廉同时，他还注重褒奖廉吏，如岐州刺史梁彦光“廉慎之誉，闻于天下”，隋文帝曾下令表彰，并赐以财物。另有平乡县令刘旷操守廉洁，上行下效，其辖区内无作奸犯科者，以至于监狱中长满了野草。隋文帝听闻其政声，遂将其擢升为营州刺史。因此，总览隋朝文帝主政时，朝野上下无不弥漫着一股廉正之风。 继隋而起的唐朝堪称中国封建时期的空前盛世，其盛世辉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治严明，政治严明又得益于唐朝政府完善了一整套立法以反贪的铁腕制度。唐朝立法繁多，且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不仅确立了国家的刑罚原则，而且还规范着各级政府的行为，同时也是惩治官员贪赃枉法的依据。尤其可贵的是，唐朝的法律并非具文空律，而是“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即使皇帝违反法律规定，虽个人好恶处置贪官污吏，也往往会受到臣僚的竭力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形式上，限制了帝王滥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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