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4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作者:本·塞利格曼 页数:830 译者:贾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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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萌发于我在布鲁克林大学求学和教书的日子,回忆起来,是埃德文·史宾格勒教授引导我进入经济学说史这一领域的,他现在已经成为布鲁克林大学基础研究学院主任。埃德文·史宾格勒教授当年讲授的是“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当代经济理论”这两门课,它们都取得了极好的反响。在那个时代(大约三十年前),很少有涵盖了经济思想全部领域的教科书。尤其是当涉及经济学发展的当代阶段的时候,材料几乎是一片空白。更糟糕的是,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欧洲学者的经典著作都没有英译本,比如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等。至于维克塞尔.实际上几乎完全不为人知。其实除了上述几位经济学家的思想之外,欧洲还有很多极有意义的经济理论值得介绍到美国这个新大陆来,不过当时这个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正陷在经济崩溃所带来的悲伤和迷茫当中不能自拔。等到1947年,我重回布鲁克林大学讲授经济分析和经济思想史的时候,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普通研究学院的学生们时间极为有限,看起来有必要把当代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各个方面充分地展示出来,把那看似一团乱麻的理论梳理清楚,以便给学生提供某种指引。现成的资料是有一些,但它们都是围绕某个主题来组织的,从中很难找出有关人物和思想的清晰的线索。某种想法的出现经常需要催化剂。对我来说,这种催化剂来自于自由出版社的杰瑞米·卡普兰先生,他建议我把当代经济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处理。
内容概要
《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是经济学思想史领域实至名归的经典之作,系统地梳理和评价了自1870年以来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这一巨著到今天为止仍然是非常“现代”的,毫不过时,《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在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稍作回溯后,起旨一编便是“对形式主义的反叛”。古典主义者遭到了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的攻击。此后,通过由杰文斯、奥地利学派、约翰·贝茨·克拉克重新发现的边际主义,传统得以重申。由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给出的均衡经济学分析,经希克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塞利格曼把现代经济学说的根本特征刻画出来了,那就是为技术而技术。 在熊彼特、凯恩斯、斯拉法,琼·罗宾逊夫人和张伯伦等经济学家共同强调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重新提出了许多自足的模型,古典的形式主义回来,“复仇”了。 如今经济学受到技术的影响如此之深远,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也许不得不再来一次“重新发现”,才能找到让它冲开技术之樊篱的出路。塞利格曼这《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作者简介
本·塞利格曼,美国著名劳动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思想史学家,同时也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致力干以一种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眼光,对正统经济学日渐僵化、越来越依赖技术的趋势进行批判,曾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就经济学是否应包含伦理道德成分展开过激烈的笔战。塞利格曼著作等身,除编著有八本学术作品外,也在报章媒体发表过诸多文章。
书籍目录
新版导言前言第一编 对形式主义的反叛 第1章 历史主义者的抗议 第2章 社会主义者的攻击 第3章 制度主义与异见精神第二编 对传统的重申 第4章 从边际主义到古典自由主义 第5章 均衡经济学和理论的统一 第6章 英国传统的流变第三编 朝向技术的推动力 第7章 瑞典学者的贡献 第8章 美国经济学界的分裂 第9章 从现实主义到技术至上主义结语中英文人名术语对照表译后记
章节摘录
德国学术界对古典经济学说的反对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米勒(1779-1829)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米勒的浪漫主义和李斯特的民族主义成为日后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最好的榜样。历史学派利用无数的经验资料,持续不断地对古典经济学说进行攻击,几乎淹没了古典经济学的所有抽象概念。历史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威廉·罗雪尔(1817-1894)和卡尔·克尼斯(1821-1898),他们强调必须追问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他们想在进行一般性分析之前,先收集到从古到今所有能收集到的资料。他们确信,采用这种方法,能够保证得到的结论比缺乏人文关怀的冷冰冰的英国式推理更有针对性。他们认为,这种办法不是要去推断在并不完全符合生活实际的假想情况下将会发生什么,而是要给出直接从生活本身得出的结论。对德国人来说,这种方法从根本上看,能够更好地收集和处理信息,进而指导公共政策,完全符合重商主义的官房学派的目标。罗雪尔疾呼经济学应该向经验主义回归,以克服古典经济学家的有害影响。希尔德布兰希望把政治经济学改造为关于经济增长的科学。卡尔·克尼斯则完全否定经济规律。许多论著和文集涌现出来,不是为了支持古典学说,而是想取代它。罗雪尔认为,这一路径应该是可行的,而且是科学的,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种关于文明的完整的科学。经济学家对此能作出一些贡献,同时从历史发展中得到的知识反过来也有助于复兴经济学研究。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的结果就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声称他们的学说与现实之间具有完完全全的相关性。这些学者说,概念、立场和理论都将随着制度的变化而步调一致地变迁。尽管他们之间也经常表现出很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在一件事情上是一致的:暗示着经济中存在自然规律的古典方法必须受到挑战。他们认为,是经济生活决定了其理论表述的性质,而任何一种理论表述必然都只是暂时性的。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事实总是会激发人们质疑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永久有效性。
后记
正如坎特伯雷在为本书英文新版所作的导言中所说的,本·塞利格曼是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他的著作与思想在中国经济学界并不热门。事实上,在接手本书之前,我对塞利格曼确实也不怎么了解。因此,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学习、领悟塞利格曼的思想的过程,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感谢华夏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也要感谢新望(焦兴旺)先生的推荐。从塞利格曼撰写的大部分学术论文来看,他专攻的领域是劳动经济学;根据我的理解,似乎可以称他为一位(老)制度主义劳动经济学家。塞利格曼的生平和思想,请读者参阅坎特伯雷的导言,在此不再赘述。本书在经济学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及它对当今世界(当然包括中国)的意义,读者在研读后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里,我只是简单地指出以下三点:第一,本书首次出版时,还有一个副标题“1870年以来的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 since 1870),作者虽然没有明言,但我以为,他在撰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是有一个假想目标的,那就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本书篇幅之巨、涉及的流派和人物之多,证明了作者的雄心。第二,作为一部思想史著作,本书表现出了极强的理论倾向(甚至是鲜明的“爱憎态度”)。作者强调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模型和技术只是手段,理论本身也只是用来解释社会的一个工具,光凭技术无法回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这一立场被始终如一地贯彻到了他对各个流派、人物的评述当中。我并不完全赞同作者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些人物及学说的臧否,但是完全认同简单的技术至上主义不可能回应社会重大问题这个结论。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重大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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