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因何而伟大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李建军 华夏出版社 (2010-01出版)  作者：李建军  页数：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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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凡事都有个缘故的。这是宝玉的一句名言。他说得不错。只是，有的事情简单明白，其缘故自然人人皆知，无须细说，有的事情却扑朔迷离，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要将其缘故说明白，并不容易。然而，即令如此，人们却还是要追本溯源，非得把问题弄清楚才肯罢休。所以者何？因为，很多时候，只有知晓缘故，人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否则，就会像宝玉对黛玉说的那样：“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还得你申明了缘故，我才得托生呢！”其实，文学也是有个缘故的。文学不是无所用心的胡闹，不是流情荡志的狂欢，而是一种追求意义的自觉的文化行为。它致力于提高人类心灵生活的境界，使之具有高尚和诗意的性质。将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自然人”，升华为通人情、有教养的“文化人”.这既是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也是文学事业的最终目的：作家之所以写作，是为了这个目的；读者之所以阅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或许，正是因为发现了文学的这个伟大目的，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文学之所以重要和伟大的“缘故”，歌德才在《歌德谈话录》中反复强调作家的责任和文学的作用。他批评史雷格尔“毫不操心去探索一部剧本的作者替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高尚心灵所应有的美好生活和高度文化教养”；他以高乃依为例说明作家承担着培养“民族灵魂”的使命：“一个伟大的戏剧体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情感，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剧本所表现的灵魂变成了民族的灵魂。我相信这是值得辛苦经营的事业。高乃依就起了能培育英雄品格的影响。”在歌德看来，只有描写“美好的人”的文学，才能带给我们积极的影响，才值得我们效法：“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龙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

内容概要

　　庸俗不仅是生活之敌，而且是文学之敌。庸俗与文学的伦理精神格格不入，与一切美好的事物格格不入。如果说，教养是人类摆脱庸俗之后所获得的一种精神品质，那么，文学只有在更高的境界上超越庸俗，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才能成为对人类的内心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文学。　　从根本上讲，一个作家如果缺乏正气，缺乏基本的正义感，他就不能很好地感知世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人，因而，也就不能使自己的写作达到理想的境界，具有伟大的性质。　　在一个价值失序、文化拔根的时代，人们倒是很容易做“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很容易变成“死人”的奴隶，从而陷入马克思批评过的“死人拖住活人”的停滞状态。　　文学并不总是外部世界的直接投影，作家也不是时代风气的束手无策的奴隶。人世间没有一个如此美好的所在，在那里，诗人可以无忧无虑地吟唱，作家可以毫无阻难地写作。真正的文学永远出自与现实摩荡冲突的高贵而不屈、纯洁而温柔的心灵。所以，我们先要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先要把自己的心灵世界变成一个有情世界。

作者简介

李建军，文学博士、学者、批评家。曾出版专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和《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等，编著有《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百年经典文学评论》、《路遥评论集》和《路遥十五年祭》等。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宁静的丰收》和《必要的反对》分别获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小说修辞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一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

书籍目录

文学的缘故(自序)真正的天师经典的律则文学上的唯美主义与功利主义祝福感与小说的伦理境界站在恺撒的对立面俄罗斯经验：文化教养与反对庸俗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文学与政治的宽门文学之病与超越之路托尔斯泰难题美好人物及其伦理意义——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契诃夫：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全面理解契诃夫高尔基为什么贬低果戈理傲慢与黑暗的写作——评《尤利西斯》为什么是库切论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文学批评的绝对命令猪舌检察者与批评豁免权小街上的面包店文学主于正气说我看文学奖水犹如此，人该如何?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红楼梦》的孩子——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模仿，独创及其他——为《百合花》辩护庸碌鄙俗的下山路——《色·戒》及张爱玲批判消极伦理与色情叙事——从小说伦理看《金瓶梅》及其评论自传与怀念的道理《王蒙自传》：不应该这样写文学因此而伟大(代后记)

章节摘录

他还由于嫉妒和愤怒，羞辱那位娶了自己心上人的地主，要求与他决斗。但是，长老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和“卑鄙”。他终于放弃了决斗，并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赞美。因此，正像列昂捷夫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指出的那样，“在道德上崇高的东西，肯定要以生命的难以忍受的悲剧为前提”，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小说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对此的印证”：“一方面是悲伤、屈辱、激情、罪行、嫉妒、压抑、错误，另一方面是意外的慰藉、善行、宽恕、心灵宁静、冲动、献身、单纯、心灵欢悦。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和在这片天空下唯一可能有的和谐。这是一种和谐的奖惩规律。这是把光明与黑暗诗意般地调和在一起。”别尔嘉耶夫也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的精神崇拜艺术取决于他揭示了精神上的火山现象的根源，描写了内在的精神革命。他表现出内在的精神革命。他表现出内心的崩溃，从他那里开始了新的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善于调和两种尖锐对立的因素。不仅如此，他总是善于在生活和精神的“崩溃”境遇里，创造出新的“精神”。他的伟大，正在于他的这种伟大的创造激情和升华能力上。是的，没有残缺就没有圆满，没有冲突就没有和谐，没有悲伤就没有欢悦。肯定的结果需要一个否定的前提，积极的答案出自一个消极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规律，又是一个伦理学意义上的规律。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黑暗、混乱的世界发现和塑造美好人物。在他的伟大的作品里，经过漫长而艰难的精神炼狱，罪恶得到了惩罚，良心获得了安宁，精神得到了升华，拯救之舟终于将陷入苦难境地的不幸者送达彼岸。

后记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是这样两个朋友：他们既互相欣赏，也常有龃龉。屠格涅夫属于西欧派，托尔斯泰属于斯拉夫派；屠格涅夫的创作具有明显的西方气质和唯美主义倾向，托尔斯泰的创作则是纯粹的俄罗斯现象。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利他主义倾向，民粹主义立场，蔑视威权的贵族主义气质，批判现实的人格独立原则。屠格涅夫的身上虽然有福楼拜式的对“纯艺术”的热爱，但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担风袖月的“艺术至上”论者，而是，像绝大部分俄罗斯作家一样，他也将艺术当做影响生活的手段。但是，他似乎并不赞成作家过于经常、过于直接地介入生活，因为这会影响作家的创作，会因为生活而牺牲了艺术。然而，对托尔斯泰来讲，艺术就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为了现实中的人而存在的，所以，它天然地有着“功利主义”的性质——只有对生活有效用，只有成为人们之间交流情感的有效手段，它才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屠格涅夫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爱惜他伟大的才华。他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当做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逢人说项地介绍给欧洲的文学家。但是，他不认同托尔斯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他觉得托尔斯泰不应该“浪费”自己的才华，所以，总是提醒自己的朋友不要把精力抛掷在非文学的社会工作上。直到1883年6月27曰或28日，已患重病的屠格涅夫还从布格瓦尔写信给托尔斯泰，表达他“最后的诚恳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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