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民族国家

出版时间：2007-10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作者：刘小枫  页数：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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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约十年前，国朝学界内部发生过一场论争——儒家是不是宗教，论争范围很小，也就没引起多少学者关注。卷入论争的都是搞国学的，主张儒家是宗教(因此认为当称为“儒教”)的一方，持有的其实是马克思的宗教观：宗教是历史上的过渡性社会现象，最终会消亡……反方差不多也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上反对把儒家说成宗教，其意图不外乎是：儒家因此不会像宗教那样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失。    那时，我正好到北京开一个学术会议……当我在写有名牌的位子坐下时，后座有位从未谋过面的先生就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谢谢你，谢谢呵”……我正纳闷，这位上了点年纪的先生马上就说：“谢谢你支持我们的儒家是宗教的观点……”。    我哭笑不得，不知说什么为好，只好稀里糊涂地点头摇头、摇头点头……我写的文章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前提可不是把宗教看作历史上的过渡性社会现象。宗教是属人的生存现象，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失。

作者简介

刘小枫，1956年出生于重庆。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著作有：《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随笔集《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等。

书籍目录

前言纬书与左派儒教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密……不透风

编辑推荐

　　《儒教与民族国家》以丰富的资料、严密的论证、深刻的分析、流畅的语言叙述了儒教从产生到消亡的历史，揭示了儒教的神灵系统、祭祀制度、教义教理等从创立、不断完善到逐渐走向衰亡的过过程，阐明了儒者如何为实现上帝、神灵的意旨而治国、修身，并从事相关的理论探讨。

用户评论 (总计84条)

•   本书试图从何谓“儒教士”入手清理成说——也就是现当代“儒生”的论说。收录了纬《书与左派儒教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大立法者之德》、《密……不透风》五篇文章。
•   首先，对于我所收到的这本书，质量很好，是正品，没有任何纸张或打印等问题。可见，采用当当网购书还是很放心的，他们的诚信度很好！其次，我买这本书，主要是我很喜欢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传统，特别喜欢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对话这一块。以前看过刘小枫写的很多书，都与基督教有关，我很喜欢，现在看到他写的这本《儒教与民族国家》，那是肯定要收藏的。下面是我对儒家的源流与发展的一点看法，仅与大家一同分享：《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入手，来了解儒家的起源。从字面上看，儒家是从“司徒之官”分出来的。从这一点可以确定，儒家是从官府中走出来的。那么，“司徒之官”是什么官呢？《汉书•艺文志》说：“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也就是说，司徒是主管教化与行政的官员，这一类的官员，构成了商周时期的知识阶层。据说，这种官在尧舜时期就已设立，舜就是尧的司徒。春秋后期，王权分化，国家的力量被削弱，大批官员失去工作，流落民间。主管教育和国家礼仪的司徒，也大量流落，以讲学、替人主持礼仪为生。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掌握在官府手中的知识、礼仪带到了民间。这些人，大概就被称为“儒者”。清末章炳麟（太炎）在其《原儒》一文中，认为“‘儒从需，本求雨之师’。殷代《卜辞》中，君主常司为人民求雨之责。”谢扶雅根据章太炎的解释，对“儒”作了义理上的解释：“‘儒’这个字，是由‘人’‘需’合成的会意字。‘需’又意味着平和宽舒，不疾不徐的‘从容中道’。这种为人之道即是所谓‘儒术’。”上面两种解释，都不是从史的角度展开的。冯友兰就与他们不同，他认为“儒”是指封建制解体后，靠教学为生的人。他说：“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生，还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做‘儒’。”但是，儒，只是一种身份，要让这一群人成为一个学派，成为一家，还要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那么，儒者们的共同之处在哪里呢？《汉书•艺文志》说：儒家学者“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这里提到了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就是说，儒家学者都以六经为自己的经典。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动一动脑筋就会发出疑问。六经诞生于儒学之前，怎么就成了儒家的经典呢？事实上，六经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共同的经典。儒家所以可以成为儒家，是他们解释六经的根本不同，他们用仁义来解释六经。冯友兰先生认为，儒者成为家，始于孔子，他用仁的思想来解释六经，从而产生了儒家。因此，仁的思想，是儒家的核心。冯先生指出，《论语》说孔子“述而不作”。其实，孔子既“述”也“作”，他在传述六经的时候，是从自己的道德主张的角度传述的，也就是从他的“仁”的思想的角度传述的。这就是一种“作”，是对六经的新解释。孔子的门生继承了这种在“述”中“作”的读经方法，自成一家，形成一派，这就是儒家。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和徐复观都同意，儒成为家，是从孔子开始，而且也同意，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不过他们有一点与冯友兰不太相同。他们认为，商周时代的礼，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外在的祭祀行为，儒者到了民间以后，所从事的职业，也是这种外在的规范。孔子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在这种外在的、礼仪性的规范中注入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就是仁，后来，孟子又在其中加上的义，因此，仁义就成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有仁就必有义，有义就必有仁。徐复观与牟宗三稍微有点不同，他认为商周时代的礼，过渡到儒家的仁，中间还经历了
•   考察儒家革命精神的源流，也就是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釋義學背景。
•   儒教与民族国家（刘小枫 著） ，一套均好，值得收藏，，慢慢看吧。。。
•   刘小枫有关宗教 西方政治及儒学的著作可以好好看看。总觉得他是儒者，懂得西方政治和宗教的人可能未必希望自己是儒者，所以看他的书总觉得里面带有血泪。
•   儒教与民族国家 刘小枫作品，非常好！
•   民族国家已经过渡为了法制国家，所以怀念儒教也只不过是明日黄花。。。书不错，质量不错，价格也不错
•   儒家思想与国民性始终不可分
•   我是把此书和余英时的那本中国儒商，及韦伯的中国儒教和道教，进行的对比阅读，互有启发挺不错。
•   儒教教会我们“仁义礼志性”
•   刘小枫先生的书，很有思想
•   多本刘小枫先生的书之一，还没细看，拥有了就要慢慢的一本本的读，买了以后就很高兴。
•   刘小枫先生的书值得读！
•   中国有思想家吗？没有？如果有，刘小枫是头一个。
•   支持刘小枫的作品，支持当当。
•   思想者刘小枫，从《诗化哲学》和《这一代怕和爱》开始关注，一直很喜欢
•   刘小枫的学术不错，学贯中西，而且还挺通俗。视角也独特。
•   刘小枫的书总是不会让人失望，我打算买下他的著作~
•   刘小枫的书，值得保存和阅读
•   第一次读刘小枫的书，觉得不错。书本身质量也给力。
•   刘小枫的书总是发人深思。
•   刘小枫的作品还可以
•   超喜欢刘小枫，所以趁活动就赶紧买下。。。。。
•   刘小枫研究西哲，眼光独特，值得一看。
•   刘小枫的作品,值得读
•   刘先生的书，哲学意味浓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亦有其独特视角
•   刘先生治学非常严谨，他对基督教的研究给人印象深刻，而且是拿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比对，对我学习西方文化有引领作用。
•   这样一个题目本身就及其吸引眼球，加上打折很厉害，虽无把握一定是好书，但8.7元的低价值得一试。拿到手后，急急地翻看起来，这本书中提出了很多蛮值得思考或者说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以后他的作品值得关注。
•   这种书读起来最头疼，我的底蕴基本是零，只好皱紧眉头硬着头皮啃下去，呵呵，好在每有所得便欣然忘食，只是不知道所得的是也不是。
•   刘先生大作，看！
•   不错的书，喜欢简单的装帧印刷也好。内容我看来是深了点，但学习了。
•   这一套书都不错，装订也好，可以入手。
•   理性的思考。平装；胶版纸，纸张质量一般；32开左右。
•   很多观点来自《拯救与逍遥》
•   此书观点尽管不太同意。但书的质量以及价格还是令人欣喜的。
•   转益多师，爱书的人一定不可错过
•   这本书真好，
•   这本书也许有点专业，但是非常的好啊，老师大力推荐的呢~~很好很好~~
•   趁优惠先买齐一套，以后慢慢看！(这本书发来时破损了，当当及时更换了)
•   有理论深度，仔细地读，慢慢体悟
•   书送到的很快 ！
•   值得一看，活动期屯书买的
•   买了再说，虽然现在还不能沉潜下来看这一类的书，但还是买了下来。仔细阅读应该受益匪浅。
•   喜欢小枫老师的书
•   这个题目新颖的角度就很吸引人！
•   题目很吸引人，内容更深入，发人深思
•   利用西方思想资源阐解中国传统，别为一途。
•   这本书啊，总得来说是相当的不错的。分析的视角很新颖，所以很有趣，赞
•   包装都还行，乘活动之机买了。大学看过的一本书，颇多启迪，不错，当时还做了笔记。
•   这本书找了很久了，这次一起拿来了
•   儒学
•   很多地方一下子看不懂 要想很久
•   canon
•   还没细看，翻开有点教科书的感觉。
•   好难得！
•   深刻思想的产物。需要严肃认真阅读，才对得起作者的才华。
•   十多年了 一直跟随
•   好书
  喜欢
•   还没看，先藏着，一本好书。
•   小枫老师早期作品，值得一读。尤其是论证了当今政权合法性，很有独特见地。
•   小枫的新书，非常值得一读！期待小枫的其他著作新版赶紧出来。
•   这个书很好，不但收录了极重要的《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还有《纬书与左派儒教士》《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大立法者之德》等几篇文章，值得收藏。
•   一位中国学者所写的东西，竟有如此份量——内容如此丰富，洞察如此深刻，问题又如此重要！它不仅在内容上跨越古今中外的艺术意境和文学、社会心理和哲学、宗教精神和神学，而且穿透这些文化、意识形式的厚重沉积，直抵其核心深处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最根本问题。学术著作纵贯诸多学科横跨众多领域，本属常情，比比皆是；理论书籍立足于人生苦难的血泪之中，浸透着祈望圣爱的激越感情，这就属于凤毛麟角，极其罕见，小枫的心里有一颗稚嫩的“赤子”之心。就像婴幼儿厌惧满脸皱纹的“老巫婆”，他不能容忍世间的任何丑恶，以及任何纵容或助长丑恶的东西，不论这东西是先贤圣哲的古训，还是一代伟人的功业，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还是遐迩传颂的千古名篇！本书的年轻，乃在于它一反那种龟缩象牙塔内、远离人间疾苦、划地为牢、赏玩古董式的学风，把形形色色的文学诗学的内容，把古今中外的哲学神学的传统，统统拉回到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这个根基之处，予以无情的剖析和深入的讨论。
•   儒教作为中国文化的血液，已经渗入到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刘小枫此书，显然是在探寻中华民族文化的密码。
•   刘小枫系列作品之一，作为扩展知识面和了解当下有名学者的一个径口，
•   作为老乡，所以买刘小枫的书。（但不知道他是重庆的具体地方人）
•   　　此书作为一本论文集，个人（理科男出身）从兴趣角度出发：对前两篇（纬书与左派儒教士、儒教革命精神源流考）无甚兴趣，有人能说说这两篇的学术价值吗？
  　　倒是关于游击队和中国现代性的这篇，角度独特，值得一读。
•   　　这本书几年前读过，那个时候是一头雾水，现在倒是对《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做个笔记。
  　　
  　　首先是这篇文章是来自和顾彬——就是前些天来我们学校讲座的老头——的争论。顾彬认为中国革命具有犹太——基督教背景，其中一个理由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意味着接受世俗论的末世论影响。（关于这点，交大的林国基老师有更具体的介绍）。
  　　
  　　刘小枫则认为，不能忽视公羊家的圣人改制精神与心学的成圣人精神是现代中国革命者的精神资源。然后分两部分介绍公羊和心学。心学部分倒是好理解，心学的格言“宇宙就是我心，我心就是宇宙”与毛泽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是相通的。（另可参见张灏的《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关于谭嗣同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然公羊学对革命的影响倒是第一次读到。似乎更多的是从革命的角度理解，“孔子的革命义法联结了天道与中国民族体的治道，中国的治道以尧舜之制为正道，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也在于，一旦中国偏离尧舜之道，或夷狄进逼威胁到尧舜之道，就当有圣王拨乱反正。——如果人们知道当今还在用的“拨乱反正”一词的历史文化涵蕴，辨析毛泽东新政与复尧舜之道的关联（“六亿神州尽舜尧”），就应当考虑：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的完美性追求是否真由西方启蒙运动而来，是否也可能源于鲁门血书，源于革命立法家孔子的微言。”（P144）
  　　
  　　文章最后再反过来讨论马克思与犹太——基督教的关系。刘小枫侧重讲浪漫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
•   　　刘氏此文，如其结果处所言，欲证明儒家革命精神更契合人民民主政制，而与自由民主政制在根本上不合，所以新儒家诸公的“儒家开出民主”说应该是走老毛的文革路子，不应采取自由民主宪政的形式，新儒家抨击老毛用文革毁灭儒学是自打嘴巴。
  　　
  　　
  　　
  　　刘氏自言，公羊学的圣人改制精神，加上心学的成圣论，则培育出“圣人超圣人”的心态，如此将毛作为新时代的圣人，将文革视作道德理想主义的推己及人，则皆是儒学精神的题中之义。
  　　
  　　
  　　
  　　我对刘氏不满之处有以下几点。一、刘氏对牟子之解读有断章取义之嫌，牟子作《政道与治道》，谓中国有治道而无政道，政道之建立，必参照西方之宪政民主方可圆融，牟子非欲从公羊学（儒家的政治哲学，旧外王）建立新外王，而是以内圣为本，开出新外王，故与旧外王有异也。
  　　
  　　
  　　
  　　而刘氏引牟子言“外王者，根据内圣方面之道德礼乐之本，再撑开逆之以建立第一义之制度，下贯第二义之制度、之‘事功之道’也”，在后面，刘氏解读为“毛泽东与牟宗三的政治思想根本上的相通就在于内圣外在，以道德精神贯入政治制度层面，不使内圣与外王对立、割裂。”此固不假，然言牟子的题中之义就是以文革之暴施行道德的推己及人，则是大谬不然。牟子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中，明确区分政统领域、道统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有点类似西学之公私域之分），明言三个领域不可互相僭越，以政治之力将道德理想主义推己及人，正是政统领域与道统领域僭入日常生活领域，为牟子所警醒再三之事，言此其“题中之义”，非污蔑乎？
  　　
  　　
  　　
  　　然牟子之“据内圣方面之道德礼乐之本，再撑开逆之以建立第一义之制度”何意？这里断非“强迫别人道德，建立道德的人民民主政制”，而是西学之所谓“moral justification”，为制度作一道德证成。西学名家罗尔斯之《正义论》，正是以道德证成为其正义原则所应用之制度作一合法性证明，虽非坚不可摧，但亦言之有据。西学为制度作道德证成，于近代以来可谓蔚然成风，为政治哲学之正道，深谙康德之牟子岂能不知？故牟子所言之“道德礼乐之本”，为政统领域之合法性作道德证成，则政道可建，治道束手可成，此方其本意。刘氏所谓“牟子不为‘东方红，太阳升’感到兴奋，可谓理论脱离了实际”岂非可笑至极？断章取义，自树箭靶，此种治学态度可谓“九十年代最好的思想史研究论文之一”？若如此，真中华之大不幸！
  　　
  　　
  　　
  　　我对刘氏不满之二，在于其论证疏松，自以为是，常将想象掺入学术。试举几点：1）刘氏言人民民主政制与儒家精神气质更为契合，然阅遍全文，不见规范缜密之论证，仅有几处擦边球，儒家是如何“人民”，如何“民主”，又如何“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政制”哲学内涵与历史内涵为何？不曾明言。此其立论之根本，岂是仅靠文献之拼凑与关联之想象便能蒙混过关的？2）毛独夫以文革之暴破四旧，XX常，挑拨至亲，断我根基，刘氏谓此乃儒学革命精神的题中之义，试问儒学之本何处？儒学言“亲亲，仁民，爱物“，亲则揭发之，民则残暴之，物则摧毁之。此亦儒学，何非儒学？“革命”精神方儒学根基耶？然刘氏所谓“右派儒学士”，岂非一自相矛盾之名词？3）刘氏谓公羊学与心学乃毛独夫行新政与文革之精神根源，然可有可靠史料证明毛独夫确曾受公羊学之致命影响？毛独夫所受之儒学为阳明学船山学，刘氏眉毛胡子一把抓，为暴政张目不辨屯毛，于论证言非谬则陋。
  　　
  　　
  　　毛与儒家之精神同构性是个大论，需细致论证、严谨处理方能成立。刘氏大而化之，此态度后学万不足取。仅此自勉。
  　　
•   　　五篇文章，有两篇从前读过，但是放在这一本书里，可以说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宣告儒家政治哲学与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能接轨，只能与人民民主衔接。另一个问题则是，圣人微言，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去理解。
  　　第一个问题，作者否定了新儒家从心性儒学开出自由民主制度的乌托邦想象。其论证是基于论证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卢梭以来人民民主思想不谋而合。在我看来，毛泽东的革命究竟是一场大同话语中的天命转移，还是西方启蒙思潮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异域花开，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确与自由民主方枘圆凿，也就宣告了作为古典思想的儒家思想与自由的巨大冲突。
  　　在中国的政教体系中是找不到个体自由的，当然，这个自由指的是政治上的。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心灵的自由，或曰，东方民族缺少个体自由恰恰孕育了发达的心灵自由，如印度。近代中国有些学人把freedom等同于庄子的“逍遥游”，看似好笑之下，深埋着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艰难抑或“不可能性”。
  　　所以，问题就是，儒家作为古典智慧，究竟在今天对政治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是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人民民主？
  　　而这些问题是我不敢回答的。我只能凭感觉说，也许中国人永远无法实现西式自由，但实行民主并不困难。而且，我觉得在华夏邦畿之下，自由远没有民主来得重要。当然作为一种制度，自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蒙文通所著的《孔子与今文学》曾写过这样一段让我印象极深的话：
  　　
  　　“井田制度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平等……（辟雍）是在受教育和做官吏机会上的平等，封禅是在出任国家首脑上的权利的平等，大射巡狩是在封国爵土上的平等，明堂议政是在议论政治上的平等。在这一律平等的基础上，而后再以才德的高下来判分其地位……”
  　　
  　　这意味着，在今文家看来，远在孔子之时提出的理想制度，已经包含了民主制度的想象。切记，这里与自由无关。自由是启蒙时代的想象。古典智慧只能把自由当作桥梁，不会把自由当作终极价值。这个价值毋宁是幸福。
  　　所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还需要给人民民主正名。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微言，或者秘书（secret writing）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圣人说的话，有些是现实可信的，有些是荒诞不经的。荒诞不等于错误，更不等于圣人不赞同。圣人有些话是说给学生，说给天下人听的，如孔子的这部分意思都被孟子荀子继承了；圣人有些话是说给天的，或曰是与其本人精神有关的，如孔子，作者就认为庄子其实是孔子的“别有所传”。说庄子是孔子别传并非新论，但把微言引入来看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新鲜的。因为这能够反映出启蒙以来民智已开给圣人带来的困惑和阻碍。
  　　其实，争论庄子是否是儒家，这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在于，这种微言在今天是否还能被理解？从什么维度上理解？理解了，又能怎样？
  　　刘小枫是靠神学起家的，上个世界最后二十年，他一直都在为华夏文化中，缺少一种所谓汉语神学的“圣言”（太初有言的“言”）而从事学术。本世纪中，他似乎以一种回归的态度来整理华夏经典了。他真的是转向了么？我看不是。我宁愿相信，他对华夏文明中的“微言”和“秘书”（secret writing）感兴趣，并非仅仅出于对古典智慧的仰视，也非仅仅沿施特劳斯必然走到此路，而是他想从华夏的“微言”中找出基督的“圣言”。说白了，他还是想给华夏族找真正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又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也就是说他其实和二十年前一样。所以，收在这集子里的文章，最早的是1997年就出版了的，最迟的是06年底（或07年初）我从《南方周末》上读到的，前后跨度达十年。
  　　刘小枫笔下的微言，早已经超出了现代经学史论著意义的微言，而是彻底的归向今文经学家的微言。这种言论越神秘，越怪诞，越沉默，就越“真”。
  　　
•   　　《拯救与逍遥》新旧两版面目迥异，好像不是一母所生。刘小枫先生在修订之时举出很多前例：1918年，三十出头的布洛赫发表了《乌托邦之灵》，五年后就重出了另一本，以至《布洛赫全集》有两个不同版本的《乌托邦之灵》；1919年，卡尔•巴特发表了《罗马书释义》，不到三年，就改得面目全非出了第二版……这段逸事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要清理和评判一个人的思想变迁，与其描摹从前一篇文章到后一篇文章的过渡轨迹，不如对勘同一篇文章在两个时节的面貌之差异，后一种应该更便捷，当然，这也更需要机缘——据说大师们依其“致命的自负”，从不悔其少作，对待“小时候干的营生”，或者放任自流，兹从其旧；或者干脆焚稿断情，将书写的烟尘献给逝去的时光和魂灵。
  　　《儒教与民族国家》的读者有幸得享这种“机缘”。此书录文凡五篇，三篇是世纪初的新生命，两篇是世纪末的老古董——而新老之间的差距竟然超过了十年。老灵魂重见天日，光泽是否如故？《儒教革命精神源流考》一文当年曾令我难以释卷，便先看此篇，前面尚好，读到最后一节，滋味完全变了。原版（我用的是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的单行本）大肆批判中国儒家的圣人正义论，在新版，则开始区分古代圣人与现代圣人：圣人出现了古今之变。原版结尾引用了庄子《外篇•胠箧第十》那段脍炙人口的话：
  　　“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无论新旧版，刘小枫都表示认同这个论断，只是新版加了限定词，针对的是“现代圣人政治论”，而且有补遗：
  　　“这里的‘至知者’有‘世俗之所谓’这一界定，随后的‘至圣者’同样受这个‘世俗之所谓’界定。从而，‘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说法，是因‘世俗’与‘至知’和‘至圣’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其含义会不会恰恰是指圣人的品质变了……”
  　　如果圣人的品质没有变，那么……？此前对作为大盗之祸首的圣人是一棒子打倒，而今毫不掩饰对古代圣人的好感，这暗示着什么？换言之，古今圣人有什么差别，竟然造成了庄子的同一论断在前后十年被诠释出黑白歧异的两种意味？
  　　刘小枫将圣人等同于西方的哲人（第187页），然后遵循列奥•施特劳斯路向的政治哲学展开论证。但是，施特劳斯的“哲人”何谓？中国古典的“圣人”又何谓？它们之间能否进行等价交换？在哪种层面才能够相互格义？哲人的历史形象可以追溯至苏格拉底，按施特劳斯的论述，苏格拉底经历了从自然哲人到政治哲人的转向，即从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转向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其关节点就是“下降到洞穴”，“懂得政治”；而孔子一直在洞穴里生活，他从来都是“政治”的。尽管“懂得政治”，哲人的终极目标仍然是过沉思生活，关心政治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哲人对政治生活的热衷高于沉思生活，那么政治哲人就不再是纯粹的哲人，而有向政治人滑落的危险），圣人则不然，它就是要做大立法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其核心是“王”。此外，哲人与圣人对待神的姿态不太一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存”是承认其存在，且保持敬畏，故而才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论”，即自省到人类之知的有限性，不能论，不可论，而这有限的知将充分投入六合之内的现世生活；哲人对待神，古有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哲学与宗教处于同一水平线，苏格拉底不止一次说自己得到了神启，柏拉图写《理想国》更贯之以祈祷的语气：“怎么？你认为我们刚才关于城邦和政体的讨论并不都是祈祷吗？”比照圣人，哲人与神的关系似乎更亲密，更复杂，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的结语，一面提醒哲学必须谨防神道设教，一面又决断哲人恰恰要施行神道设教，此中诡秘，无疑反了圣人之道。窃以为，与其将哲人与圣人划等号，毋宁说它的形象更近于《论语》里的“君子”。
  　　撇开施特劳斯，刘小枫认为，圣人正义论虽然一脉相承，却发生过质变：经学的圣人正义论与心学的圣人正义论有根本性的差异，正是王阳明的心学抹去了经学圣人的历史品格，高标“率性而为”型的圣人——这一转型是否标志着现代圣人正义论的诞生？但“儒教革命精神源流考”新版结尾所批驳的“现代圣人政治论”，指向的应是启蒙后的西方知识分子：现代哲人。现代哲人对古代哲人的反动，在于打破了“知”的限度，柏拉图有感于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判处死刑的悲剧，深深意识到“知”的危险性，哪些人该传，哪些人不该传，现代哲人却不懂这些，将“知”普及民众，把民众都提升为哲人，是为启蒙，遂酿成“大盗不止”。而心学圣人对经学圣人的反动，依刘氏的说法，在于德行的落差，可“至知者”和“至圣者”德行的质变就是“大盗”的起源？哪有这么简单。在我看来，心学圣人对经学圣人确实没有走上同一条成圣之路，但他们的终点是同一的，即“内圣外王”。无论左右派儒教士，无论圣人在现代中国的两位代表，毛泽东（船山学）与蒋介石（阳明学），他们都脱不开内圣而外王的成圣本体论。至于有人坚持说“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则是另一个话题。
  　　考辨儒家革命精神之源流，最终一揽子降落于圣人正义论，甚至还区分出经学与心学的圣人、古代与现代的圣人、中国与西方的圣人（哲人），对于这条进路，我不想掩盖自己浅薄的疑虑。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前面还有其铺垫，圣人只是大盗的诱因之一，且不是决定性的。将历史和文化的罪与欠全盘扣在圣人头上，估计连孔子都吃不消，更何况现代圣人“沉重的肉身”？不过，对于那些整天做着圣王梦的现代人，庄子的话仍然具有引述的必要性——权作警钟，唤醒他们的迷梦：
  　　“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刘小枫著：《儒教与民族国家》，华夏出版社，2007年10月，29元。
  　　
•   　　通過這本書序言的細緻閲讀，恍然明白施特勞斯的一句格言：“政治哲學是第一哲學”，這句對虛無主義病根的診斷，相對于國人來説，在中國古典時期近乎常識的格言卻對現代人並不容易理解。
  　　近代啓蒙以來，哲人通過置換上帝帶來的普遍宗教生活，造成了哲人與王者的持續爭鬥，這一爭鬥在現代中國表現得更爲深刻，這一爭鬥帶來的後果就是，相對于古典時期的巨人來説，現代的哲人與王者都成爲了侏儒。
  　　劉小楓博士對這一病症有深刻的洞見，首先哲人需要一種宗教生活，這不僅是爲了保護自己；其次，哲人的另一個使命就是爲了教育王者。
•   　　严格说来，刘小枫的《儒教与民族国家》算不上一本新书。就收入其中文章而言，多是旧文。甚至如《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早有专书印行。况且与儒教与民族国家《纬书与左派儒教士》一样，尚属草草之作。着迷刘小枫之学思者或许甘之若怡，作为专家之学则未免泛泛。近未出蒙文通、周予同之范围，思路则承胡适之、郭沫若之旧说。更非钱穆、陈垣那种功夫见长的考据。
  　　
  　　《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是篇序言与前两者类似，且冬烘的程度不亚于蒋庆，很难想象《拯救与逍遥》的粉丝们会习惯如此诚惶诚恐的语调。倒是《游击队员与中国现代问题》很能调人胃口，刚说完了孔夫子和毛泽东，再看看施密特确实有点“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味道。
  　　
  　　至于最后的《密……不透风》，我承认我看不懂，也无所谓懂不懂。
  　　
  　　一共五篇大作就是这部文集的全部。哦，还得算上序言。确是有点睛之妙的。声称十年前作者就有做成如是题目的年头。而文末直乎六译老人（廖平）为圣人出世，似乎和蒋庆在《公羊学引论》大尊南海康圣人的劲头没什么两样。
  　　
  　　总的说来，这是一部典型的旧作集结的文集。不过，即使你和我一样，早就读过了其中绝大多数的文章，还是有必要摸摸绿油油、凹凸有致的封面和书脊。倒不是矫情，而是刘氏用儒教和民族国家这两个关键词，确实是眼光独到，稳、准、狠。把一篇旧作串联到了近十年思想界大线路之上。让我想起了比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蒯因的《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个好的意思（书名），就能让过往的文字站起来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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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革命与儒教传承
  　　——读《儒家与民族国家》有感
  　　
  　　文/杰夫
  　　
  　　一、儒家的重新定义
  　　
  　　儒家一派，以孔子为领导，其经文和传达出的理想几千来不断地被用作新的阐释和解读。如同西方的《圣经》，东方的四书五经无意在某种意义上构建起来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思想图景。
  　　
  　　然，五四革命以后，不断的倒孔，乃至20世纪末产生的对儒家思想的清洗，儒教一派的思想影响在整个中国（主要是大陆）逐渐淡化，直至近年来，作为中国整体实力崛起的一部分，以及内部矛盾缓和的需要，儒教及孔子才又被官方请到前台。
  　　
  　　可是，在这其中，始终没有人注意到的是，现代儒家的阐释与近代儒家的阐释，乃至于历史上儒家的阐释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又有怎样的区别。而在当下重新拾起儒家思想的背景下，晰清儒家的定义，晰清儒教的本来面目，就显得极为迫切。
  　　
  　　刘小枫先生的《儒家与民族国家》显然在做出这样的努力。
  　　
  　　儒家一派的经典分为经纬两类，而隋以降，只谈经、不谈纬的政策实施以来，纬已逐渐被孔子的儒生们剔除出儒家经典。历史曾经分明展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纬在西汉作为官方儒教经典，是一种事实；王莽作为承袭这一派的左派儒生，也分明实践过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理想。因此，儒家的定义自然就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接受的那些含义，它的内里包含的思想资源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许多。
  　　
  　　于是，自然的，在左派儒生描绘出的儒教下，孔子则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他不仅仅是“圣人”，而且是“教主”，还是“素王”，所谓的“不语怪力乱神”也不过是对于那些“不可言”的对像的掩饰而已。孔子所看到的世界，或者说，孔子所思想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的多。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摒弃以前对于孔子所呈现出的那种“落水狗”的形象，而重新去勾勒出一个“微言”笼盖下的新面目。
  　　
  　　二、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的思想图谱，还是中国的思想图谱借助了马克思主义？
  　　
  　　这当然是个问题。
  　　
  　　我们以为，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思想图谱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自然是五四以来给大家造成的错觉。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还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它们在中国究竟怎样地发生作用，它们在中国究竟是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的革命，是完全依赖于这些思想，还是不过把这些思想作为包装？
  　　
  　　刘小枫先生在书中明确地指出，答案是后者。
  　　
  　　儒教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个大地的上空，作为生命力顽强的思想资源，它的统治地位从来没有得到过摇动。如同历史上所呈现出的一样，现代性中国革命思想中，同样只有左派儒士和右派儒士的分歧和斗争，而儒士和其它思想派系的士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成为现代性思想中的主流。
  　　
  　　刘小枫说，“现代‘法后王’的儒生涵化西方社会主义义理，吸纳现代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历史观（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因应现代政治组成教团（ZGGCD?），未尝不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马克思主义化的儒家像荀子斥思、孟为‘俗儒’那样，来一番批孔孟之道的运动，又会难理解到哪里去？批倒孔孟，可崇的儒教圣人还多的是......孔子继承周公使命，开创中国政教纪元。如今现代性“天翻地覆慨而慷”来了，中国将进入新的世界，要继承周公使命，不革掉孔子之命怎么行？”
  　　
  　　所以，1949年以后，对孔子的批判实乃对“俗儒”的批判，实乃左派儒士出于革命的要求，对右派儒士的批判。君不见“批到孔孟”，孔和孟是连在一起的么？因此，此孔子非彼孔子，左派儒士要求的是，推翻只尊崇经学、主张稳定的保守右派孔子，而要求树起革命性的“素王”孔子。
  　　
  　　于是到最后，“依循心学的成圣精神，辅之以公羊家的圣人改制精神，就构成了宗教化的、追求现世完美性的革命精神及其制度创新的政治文化风格”。
  　　
  　　三、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儒生
  　　
  　　经过对儒教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中国现代革命精神的剖析，我们才能完整理解中国当代革命历史上的种种领袖人物。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蒋介石，直到最后“成王”的毛泽东，他们或许包裹着传统西方的基督教外衣，或许包裹的是现代西方的民主革命（包括马克思主义）外衣，但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内核都是儒家的，他们无一例外的是孔子教下的儒士而已。
  　　
  　　毛泽东作为其中左派儒士的代表，他所持有的革命思想资源乃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儒教思想，他在1949年以后实施的政治实践也是来源于具备革命性的儒教思想。因此，他的实践如同历史上的“王莽新政”一样，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所以，当多数人在评介和考量毛领导下的革命和统治的时候，偏颇地认为其是民粹主义、亦或是民主主义专政的时候，殊不知毛泽东在青年的时候就提出“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的惊人话语。
  　　
  　　刘小枫先生据此毫不怀疑地指出，毛泽东与现代诸子不同的是，他要当儒教国家临危受命的圣王。因此以此来解释无论是“反右派斗争”，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才能真实地看到毛泽东的思想动机。
  　　
  　　捋清了这些思想，我们再考量儒家在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过程中，乃至当下中国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是才更准确，并探索出更有价值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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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缪兄所言甚是
•   关注后续评论
•   “试问儒学之本何处？儒学言‘亲亲，仁民，爱物’，亲则揭发之，民则残暴之，物则摧毁之。此亦儒学，何非儒学？”
•   不知刘在文中何处“言牟子的题中之义就是以文革之暴施行道德的推己及人”？
  “西学为制度作道德证成，于近代以来可谓蔚然成风，为政治哲学之正道。”请问你为何如此自信？
•   一看写的都是假的，你太假，你太可怜了。
•   最后一段。近来上中国政治思想史，老师提到，毛发动文革有着如康有为等士大夫一直以来就有的道德情怀，即希望通过道德重整世风，建立理想国等。朱学勤先生也曾提过，文革的起因应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大致意思与我们老师提到的一样。我看严复的文章，他后来也趋向于重建国民性。老师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刘也是持同样的观点。
  老师比较推崇刘小枫和汪晖。老师的言下之意似乎是，毛的道德动机是善良的，情有可原。可大家都知道，后果很严重。那么，结果VS动机，哪一个才是正义的？这个似乎争论很多？我不大懂伦理学，不敢说什么。
•   刘小枫在学术上的不断转向，的确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
•   danyboy 还写过这么好的书评。
•   当哲人对政治生活的热衷高于沉思生活，那么政治哲人就不再是纯粹的哲人，而有向政治人滑落的危险
•   圣人则不然，它就是要做大立法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其核心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