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无奈

出版时间：2003-7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作者：彼得斯  页数：265  字数：327000  译者：何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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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题本身就很奇怪。作者公开声称交流是不可能的。他要我们放弃交流的幻想，断言：“我认为，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放弃交流的梦想，同时又保留它激发出来的好处。我们说，把交流当做心灵共享的观点是行不通的。”又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但又是幸运的事实。”他研究的是交流的失败，所以他说：“交流是两颗脑袋借精细无误的符号手段产生的接触。

作者简介

彼德斯：1986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旋即执教于衣阿华大学传播学系，曾获富尔布赖特基金会赞助。1995年以副教授身份获全美人文学科研究基金，完成《交流思想史》而成为传播思想史的先驱，成为别具一格的传播理论家并因此而晋升教授。该书熔哲学史、政治史、媒介技术史

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中译本序序论 交流的问题  交流的历史真实性  “交流”意义的多样性  厘清20世纪20年代的论战  二战以后的技术话语和治疗话语第一章 对话与撒播  1.1 柏拉图《斐多篇》中的对话和爱欲  1.2 《对观福音书》中的撒播第二章 一个错误的历史：招魂术传统  2.1 基督教根源  2.2 从物质到精神；17世纪的“交流”  2.3 19世纪的招魂术第三章 走向更加强有力的精神视野：黑格尔、马克思和克尔恺郭尔  3.1 黑格尔论承认  3.2 马克思（对洛克）论货币  3.3 克尔恺郭尔的匿名第四章 生者的幻象与死者的对话  4.1记录与传输  4.2 作为与死者交流的诠释  4.3 死信第五章 追求真正的联系，弥合鸿沟的桥梁  5.1 唯心主义与人的壁垒  5.2 骗局还是接触？詹姆斯论心灵研究  5.3 伸出手去触摸人：电话的奇怪声音  5.4 广播：作为撒播（和对话）的广播第六章 机器、动物与外星人：林林总总的不可交流性  6.1 图灵的测试与爱欲的不可超越性  6.2 动物与非人动物的感应  6.3 与外星人的交流结语 手拉手 构成交流的鸿沟 接收者的特权 交流的阴暗面 触觉与时间的不可压缩性附录 妙语摘抄（原书附录）译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交流”(communication)是典型的20世纪观念之一。它对我们反思民主、博爱和变迁的时代，至关重要。我们时代的一些主要困境，包括公共的和个人的困境，必须求助于交流，否则就找不到解决办法。各种各样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存在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反帝国主义人士、社会学家、语言哲学家等等——从各个角度对交流失败的悲剧、喜剧和荒诞进行了研究。我们每天都遭遇到跨越各种社会边界交流的困难——这些边界有性别、阶级、种族、年纪、宗教、地域、国家和语言。但是，不可交流性的范围，不仅存在于人的世界，而且出现在一个令人烦恼的领域——人如何与动物、外星人和智能机交流的问题。20世纪的大众文化，尤其是科幻文艺，在新型的符号处理机上大做文章。这些机器在思想控制和身体运输方面，既使人身处险境，又使人感到快乐。同样，20世纪大量的戏剧、艺术、电影和文学，也考察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交流的困境。    “交流”(communication)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簿。它召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乌托邦里，没有被误解的东西，人人敞开心扉，说话无拘无束。看不见的东西，渴望愈加迫切；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我们如何陷入这个关口，怎么会在说话时带着伤感之情呢?怎么到了这一步，我们竟然说，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不同的频道上”呢?这个术语原本和电报、电话、广播如何成功传输信息有关，它怎么会承载当代千百万人的政治渴望和内心渴望呢?只有当代人才会在面对面时担心如何“交流”(communication)的问题，仿佛他们之间相距千里之遥。“交流”(communication)是盘根错节的思想文化问题，它把时代的种种自我冲突编进了自己的代码之中。弄清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以便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交流”的观念说明，我们在历史的此时此刻过着奇怪的生活。它是一个落水洞，我们的希望和畏惧，似乎多半都流走消失，不见踪影了。    《斐德罗篇》对理解机器复制时代的启示，真令人感到震惊。倘若不是因为它的启示，把柏拉图作为交流理论的源头，那就像是要攀龙附凤了。这个论点能够找到一个部分唱和的先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认为，柏拉图的书，应该放进希腊文化的转折时期里去读；那时的希腊正在从一个垂死的口头世界转向新生的书面世界。从此以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作是一种预言，将其寓意泛化，把它当作是对新媒介的担忧，包括对新近传播形式转变的担心。比如，翁(Walter J．Wong)就说，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和20世纪末人们对电脑的担心、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各种方式对人们亲临现场机会的剥夺，一直是人们对“交流”观念进行反思的一个起点。《斐德罗篇》作为柏拉图的著作，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今天有志于研究媒介的人很可能要读的书。    总体上说，《斐德罗篇》决不仅仅是一篇纲要，其内容不限于人对技术影响交流的担心。它对文字的批评，仅仅是一个大背景的一部分。它分析心灵和欲望之间的沟壑；任何交流的行为都从心灵和欲望得到信息。《斐德罗篇》的重点问题是：何时应该让步于或脱离求爱者的恳求，何时应该颂扬充满爱欲、然而不能结合的灵魂。如此，20世纪人们对交流的担心里隐藏的东西，大多数已经由“苏格拉底”讲清楚了：强烈渴望接触无法接触的他者。《斐德罗篇》讲的问题不是媒介，而是爱欲；不是技巧，而是互惠。对话对心思的敏锐，在新的文字形式中有所发展；敏锐来自于对距离和沟壑潜力的欣赏，即使在直接面对面的互动中也是这样。对话将分布样式进行对比；有的样式(语词、种子和爱欲的样式)的接受对象特别具体，且形式上有来有往；有的样式对接受者漠不关心，形式上是单向的。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批评，仅仅是他思考的大背景的一部分；他思考的是人与人、灵魂与灵魂、身体与身体的交流，在紧密程度上有何不同。对他而言，问题不仅是心灵的对号，而且是欲望的匹配。交流的主要本能是爱欲，而不是发送。在这一点上，《斐德罗篇》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了传播理论思想史上悠久的心灵化倾向——梦想两个远距离的灵魂能够像天使一样在心灵上接触。当然，柏拉图对这个倾向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对话勾勒了心灵对心灵直接交流的梦想，又勾勒了它转换成新媒介而崩溃时的噩梦。在这两种戏剧性的形式中以及其著名酌结论里，《斐德罗篇》都把心灵对接的希望和对交流被扭曲的担心结为一体。面对文字这种新媒介，柏拉图忧心忡忡的是其繁殖能力，这里所谓繁殖要从抄写和性生殖的双重意义上去理解。口语几乎总是以单独的事情发生，只有参与讨论的当事人才私下里分享说话。与此相反，文字容许各种奇怪的结对：远者影响近者，死人对活人说话，许多人阅读本来给少数人看的东西。苏格拉底对文字这种新媒介的文化意义和人的意义的解释，受制于他对爱欲倒错的担心。文字使思想脱离人体，因此而造成各种幽灵般的爱欲联系和精神联系。他觉得，新媒介不仅影响信息交换的渠道，而且直接影响人的预示如何体现。他的忧心类似于19世纪的担忧，当前“交流”观念的形态，就是在19世纪形成的。    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的天使学，给我们在交流中共享心灵活动的梦提供了思想基础。不过，他们使用的拉丁语communicatio一词，在诸如此类的讨论中，并不占什么优势。在拉丁语中，communicare的意思是共享或使之相同，却不会特别涉及思想的共享。现代英语communication新的含义，主要是在17世纪兴起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观念的演变过程，简单地检查一下17世纪英国科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培根、格兰威尔、威尔金斯和牛顿。今天所谓“交流”的意义，是从磁性、传递、引力等物理概念引申出来的意义。在17世纪，这个词始终用于经院哲学家所谓的远程作用。至少从经院哲学家开始，远程作用始终是自然哲学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接触，一个身体怎么能够影响另一个身体呢?正是对远程作用的思考，包括对头脑之间作用的思考——即培根所谓“非物质效力的传递”——使communication踏上了现代意义上的轨道。长期以来，心灵之间的理想关系，一直被理解成远程作用——柏拉图互不触摸的恋人，阿奎那笔下和距离无关的天使都是如此叫然而到了17世纪，这个观念又进一步得到呼应，它重现于科学家关于交流的准物质梦想，19世纪招魂术者的身上也有它的影子。    communication一词的语义演变史，和心理—生理学方面的思考大有关系。比如，现代科学最早的发言人培根就认为，这个词“容许我们作这样的推理，人们共处一地时，精神和精神之间至少有轻微的流动，身体和身体之间也有交流。”他列举了一长串“靠传送的运作过程”，这些运作过程在远距离生效，而不是靠接触生效。他列举的东西包括光、声、热、重力(牛顿之前的重力)和磁性；也包括嗅味、影响、“情感”；还包括交感传送，比如护身符和行动的关系或剑与伤口的关系，无论受伤的人处在多远的距离。对后世的思想家来说，这个令人不安的大杂烩，不尊重自然和社会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分离的倾向。自然和社会这种双重关系，就是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谓“现代的宪法”。    培根把心理现象放进远程机制，这和后继的心理研究者并非不同。他的门徒格兰威尔爵士用声学中的交感振动来解释，一个人的头脑如何“束缚”(秘密控制)另一个人的头脑。他想像出来的说明是这样的：大脑的活动激活“以太”，通过这种“液态媒介”传递到其他大脑；正如弹拨琵琶“引起乐队中的其他琴师恰当的呼应一样，虽然琵琶之间有一定距离，并没有接触”。他继续解释说，这样远距离的共振现象能够说明，“天使如何把思想注入我们的脑子，为何知道我们在思考的问题。”这就是想像之中的移情作用或声学作用：自从毕达哥拉斯以来，交感的观念始终驻留在我们的道德世界和物质世界中。在此，格兰威尔提出这样一个框架：心理作用和物理机制借助以太实现融合。在以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将要用这个框架来思考交流的问题。    距离和死亡始终是爱情的两大障碍，也是欲望的两大刺激。巨大的障碍激发高涨的激情。正如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里说的，爱欲不在于占有，而在于向往；那么还有什么比距离尤其是死亡更加刺激爱欲的呢?爱欲谋求的是跨越千山万水，进入棺椁，安渡沟壑。正是这条原理，使我们超越通常接触方式的局限，就是超越用语词和肉体接触的方式。新媒介粉碎了交往的古老障碍，放大爱欲的帝国，扭曲它传统的形态；因此人们常常把它们理解为性感的或错乱的东西，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东西。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把书面的文本当做精神精子库，它容许无父母的怀胎受孕，也可以形成没有人与人关系的思想观念。希腊人认为，人的声音传播的范围有限，人的记忆力孱弱，这是天然的事实。记忆和文字是仅有的两种记录。通过文字，可以远距离控制他人的身体和声音(读者)，可以保存思想(作者)，可以产生心灵的多偶制结合。如今，远方可以和近地说话，亡灵可以与活人交谈。    与此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19世纪。坦率地说，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照片克服了时间障碍，电报克服了空间障碍。这样的表述有一点太唐突，因为记录经验的梦想，使之跨越时空而超越人的记忆力，至少和文字的历史一样悠久，和天使的观念一样悠久。同样，摄影术和电报术各有其悠久的文化和思想的史前史。然而在19世纪，人与人的接触却经历了空前未有的转化，尤其是沿着两根轴线的变化：传输与记录。主要的变化记录在两个构词成分之中：tele-(远距离)和graphy—(书写／记录单位)；在后来的媒介中，它们几乎是无处不在。tele—表示一个新的距离尺度——telegraphy表示语词的尺度，telephone表示声音的尺度，television表示形象的尺度，telepathy表示精神的尺度。graphy—表示新的记录形式——telegraph表示记录语词的形式，photograph表示记录形象的形式，phonograph表示记录声音的形式，electroencephalograph表示记录脑电波形式。19世纪经历了一场革命，打破时间束缚和空间束缚的革命。打破空间束缚的媒介在空间网络上便于传输，可以跨越遥远的距离，在各自独特的空间点上移动；纸张和电能就是这样的例子。打破时间束缚的媒介耐久，可以把相距遥远的时刻“捆绑”起来。石刻是束缚时间的媒介，我们至今还可以阅读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电报的载荷没有重量，发送又快，所以它是束缚空间的媒介。    打破时间束缚的革命产生这样的后果：文字失去了垄断的地位，不再是记录时间和智能的主要媒介。记忆仿佛从人体的囚笼中胜利逃亡，(突然)从感知上挑战它的文字媒介中胜利逃亡。记忆再也不和死亡的个体捆绑在一起；失去的时间可以重新捕获；除了文字之外，另有东西对历史记录作出贡献。文字受到的障碍——它没有视觉和听力——突然被揭示出来。场景——还有更加重要的事件——可以被捕捉住，而不必凭借语词、铅笔或画笔的干预；因为我们有了照相机。更加突出的是，万物短暂的典型表现——时间流——凭借电影或留声机，如今可以转录为形象和声音。通过记录声像和视像的幻觉，具有记录功能的媒介使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兴趣再次流行。每一种新媒介都用来生产鬼魂。(卡夫卡深知其中三昧。)正如基特尔(Friederich A．Kittler)所云，“文明储存和传输的可能性有多大，精神世界就有多大。”机器印刷最古老的印刷品，是一张图片，几具骷髅围绕一台印刷机手舞足蹈，手里拿着纸，跳死亡之舞。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从事招魂术的人跳死亡之舞，庆贺电报问世，庆贺电能召唤的鬼魂；这是19世纪最早的死亡舞蹈之一，他们意迟到，不死的鬼魂世界扩大了，从记忆中的亡灵扩大到了记录和传输的鬼魂。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译本序中国在本书中只提到一次，然而我是在高潮中提到中国的：第6章讲到智能极其丰富的时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比如，中国文明中发现了那么多的智能和智慧，可是西方对此仍然是那样地无知!”(第256页)遗憾的是，本书在矫正这种无知上几乎是一事无成。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其人物、故事和语言都是西方的。然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它又追求超越门派的血统，它以欢迎的态度去直面我们每天出现的陌生事物。本书提出的问题——交流为何已然成为我们奇妙的生命线—对此刻天地之间芸芸众生来说，具有息息相关的重要意义。    在第一章里，我让西方人道德生活中的两个关键人物登场辩论。他们是苏格拉底和耶稣。我可以并且应该再加上第三个人物：孔子。世人普遍认为，三个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影响力的道德先师。当然，他们三人差异不小。两人殉教，一人(孔子)没有；一人(耶稣)是宗教救星，两人不是；两人创建的教义后来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一人(苏格拉底)未能创建这样的教义。然而，三人又有一点相同的奇异之处：我们无法直接追踪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述的教义。他们还有一个奇怪的相同之处：他们能够与后世进行有效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去世后的腹语（ventriloquism）交流。他们的信徒和弟子把他们的教导保存下来：记录、发明、蒸馏、美化或歪曲——几种情况兼而有之，谁也说不清楚这几种保存方式的关系。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主要是由柏拉图的对话保留下来。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他唱的是主角；在阿里斯托芬的笔下，苏格拉底滑稽可笑、疯疯癫癫；然而，色诺芬描写的苏格拉底却相当的温文尔雅。耶稣的教诲由他的4个使徒记录下来，成为《圣经》中的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而且《圣经》之外还有经外书或其训示把他的教诲保留下来。传说孔子在世时有贤人72，弟子3000。现在的孔子教诲见诸《论语》；显然，该书的编定是在他去世之后，其可靠性存在争议。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的教导在后世的命运和流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制度化的政治。苏格拉底去世之后，柏拉图学园继续维持了将近一千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官方宗教。孔子逐渐成为国家主导的崇拜对象，先是汉代取得至尊地位，后来的唐朝进一步民展了对孔子的崇拜。   他们的教义可以在他们去世后用经典的形式记录下来，教义的命运依靠历史的巧合—这没有什么异常之处。比较异常的现象是，这三位历史人物有一个相同的态度：拒绝把自己的教诲写成文字。毫无疑问，他们是能够写作的。苏格拉底非常熟悉如何写作，也熟悉他人的著作，柏拉图写的《斐德罗篇》可资证明。耶稣是犹太人学者，他熟悉希伯莱典，曾经在犹太人会堂里朗读经典（《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之后）。《约翰福音》（许多《圣经》学者怀疑是后人假托使徒约翰之名所作，其真实性令人怀疑）第8章第8节里有耶稣在地上写字的描写。孔子呕心沥血编订五经，说自己“述而不作”（《论语》第7章第1节）。即使孔子用“春秋笔法”编订《春秋》，他的文字也不是记录他原本的教义，而是他作的历史，的修订，他是用间接的笔法来表示自己的主张。即使他编订五经，后人记住他时，还是“子曰”，而不是说“孔子写”的。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基本上都是靠口耳面授的老师。    ……

编辑推荐

本书属于"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中的一本，是一本专门研究交流失败的书。有趣的是，它传达的意思地如此美妙。这种品位高雅的严肃之作对读者总是发出这样的信息——接受精神挑战，细细品味吸收作者渐次展开的渊博学识和创新视野。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原来根本不关心什么传媒，买这本书愿意是希望了解大众沟通的基本情况的历史。书名很有一些伤感和无奈，但行文却十分轻松顺畅。应为有些专业性在，不是那种随随便便读的闲书。对现代传媒的种种现象倒是会增加一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