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无奈

出版时间:2003-7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作者:彼得斯  页数:265  字数:327000  译者:何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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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题本身就很奇怪。作者公开声称交流是不可能的。他要我们放弃交流的幻想,断言:“我认为,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放弃交流的梦想,同时又保留它激发出来的好处。我们说,把交流当做心灵共享的观点是行不通的。”又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但又是幸运的事实。”他研究的是交流的失败,所以他说:“交流是两颗脑袋借精细无误的符号手段产生的接触。

作者简介

彼德斯:1986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旋即执教于衣阿华大学传播学系,曾获富尔布赖特基金会赞助。1995年以副教授身份获全美人文学科研究基金,完成《交流思想史》而成为传播思想史的先驱,成为别具一格的传播理论家并因此而晋升教授。该书熔哲学史、政治史、媒介技术史

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中译本序序论 交流的问题  交流的历史真实性  “交流”意义的多样性  厘清20世纪20年代的论战  二战以后的技术话语和治疗话语第一章 对话与撒播  1.1 柏拉图《斐多篇》中的对话和爱欲  1.2 《对观福音书》中的撒播第二章 一个错误的历史:招魂术传统  2.1 基督教根源  2.2 从物质到精神;17世纪的“交流”  2.3 19世纪的招魂术第三章 走向更加强有力的精神视野:黑格尔、马克思和克尔恺郭尔  3.1 黑格尔论承认  3.2 马克思(对洛克)论货币  3.3 克尔恺郭尔的匿名第四章 生者的幻象与死者的对话  4.1记录与传输  4.2 作为与死者交流的诠释  4.3 死信第五章 追求真正的联系,弥合鸿沟的桥梁  5.1 唯心主义与人的壁垒  5.2 骗局还是接触?詹姆斯论心灵研究  5.3 伸出手去触摸人:电话的奇怪声音  5.4 广播:作为撒播(和对话)的广播第六章 机器、动物与外星人:林林总总的不可交流性  6.1 图灵的测试与爱欲的不可超越性  6.2 动物与非人动物的感应  6.3 与外星人的交流结语 手拉手 构成交流的鸿沟 接收者的特权 交流的阴暗面 触觉与时间的不可压缩性附录 妙语摘抄(原书附录)译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交流”(communication)是典型的20世纪观念之一。它对我们反思民主、博爱和变迁的时代,至关重要。我们时代的一些主要困境,包括公共的和个人的困境,必须求助于交流,否则就找不到解决办法。各种各样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存在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反帝国主义人士、社会学家、语言哲学家等等——从各个角度对交流失败的悲剧、喜剧和荒诞进行了研究。我们每天都遭遇到跨越各种社会边界交流的困难——这些边界有性别、阶级、种族、年纪、宗教、地域、国家和语言。但是,不可交流性的范围,不仅存在于人的世界,而且出现在一个令人烦恼的领域——人如何与动物、外星人和智能机交流的问题。20世纪的大众文化,尤其是科幻文艺,在新型的符号处理机上大做文章。这些机器在思想控制和身体运输方面,既使人身处险境,又使人感到快乐。同样,20世纪大量的戏剧、艺术、电影和文学,也考察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交流的困境。    “交流”(communication)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簿。它召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乌托邦里,没有被误解的东西,人人敞开心扉,说话无拘无束。看不见的东西,渴望愈加迫切;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我们如何陷入这个关口,怎么会在说话时带着伤感之情呢?怎么到了这一步,我们竟然说,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不同的频道上”呢?这个术语原本和电报、电话、广播如何成功传输信息有关,它怎么会承载当代千百万人的政治渴望和内心渴望呢?只有当代人才会在面对面时担心如何“交流”(communication)的问题,仿佛他们之间相距千里之遥。“交流”(communication)是盘根错节的思想文化问题,它把时代的种种自我冲突编进了自己的代码之中。弄清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以便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交流”的观念说明,我们在历史的此时此刻过着奇怪的生活。它是一个落水洞,我们的希望和畏惧,似乎多半都流走消失,不见踪影了。    《斐德罗篇》对理解机器复制时代的启示,真令人感到震惊。倘若不是因为它的启示,把柏拉图作为交流理论的源头,那就像是要攀龙附凤了。这个论点能够找到一个部分唱和的先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认为,柏拉图的书,应该放进希腊文化的转折时期里去读;那时的希腊正在从一个垂死的口头世界转向新生的书面世界。从此以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作是一种预言,将其寓意泛化,把它当作是对新媒介的担忧,包括对新近传播形式转变的担心。比如,翁(Walter J.Wong)就说,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和20世纪末人们对电脑的担心、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各种方式对人们亲临现场机会的剥夺,一直是人们对“交流”观念进行反思的一个起点。《斐德罗篇》作为柏拉图的著作,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今天有志于研究媒介的人很可能要读的书。    总体上说,《斐德罗篇》决不仅仅是一篇纲要,其内容不限于人对技术影响交流的担心。它对文字的批评,仅仅是一个大背景的一部分。它分析心灵和欲望之间的沟壑;任何交流的行为都从心灵和欲望得到信息。《斐德罗篇》的重点问题是:何时应该让步于或脱离求爱者的恳求,何时应该颂扬充满爱欲、然而不能结合的灵魂。如此,20世纪人们对交流的担心里隐藏的东西,大多数已经由“苏格拉底”讲清楚了:强烈渴望接触无法接触的他者。《斐德罗篇》讲的问题不是媒介,而是爱欲;不是技巧,而是互惠。对话对心思的敏锐,在新的文字形式中有所发展;敏锐来自于对距离和沟壑潜力的欣赏,即使在直接面对面的互动中也是这样。对话将分布样式进行对比;有的样式(语词、种子和爱欲的样式)的接受对象特别具体,且形式上有来有往;有的样式对接受者漠不关心,形式上是单向的。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批评,仅仅是他思考的大背景的一部分;他思考的是人与人、灵魂与灵魂、身体与身体的交流,在紧密程度上有何不同。对他而言,问题不仅是心灵的对号,而且是欲望的匹配。交流的主要本能是爱欲,而不是发送。在这一点上,《斐德罗篇》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了传播理论思想史上悠久的心灵化倾向——梦想两个远距离的灵魂能够像天使一样在心灵上接触。当然,柏拉图对这个倾向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对话勾勒了心灵对心灵直接交流的梦想,又勾勒了它转换成新媒介而崩溃时的噩梦。在这两种戏剧性的形式中以及其著名酌结论里,《斐德罗篇》都把心灵对接的希望和对交流被扭曲的担心结为一体。面对文字这种新媒介,柏拉图忧心忡忡的是其繁殖能力,这里所谓繁殖要从抄写和性生殖的双重意义上去理解。口语几乎总是以单独的事情发生,只有参与讨论的当事人才私下里分享说话。与此相反,文字容许各种奇怪的结对:远者影响近者,死人对活人说话,许多人阅读本来给少数人看的东西。苏格拉底对文字这种新媒介的文化意义和人的意义的解释,受制于他对爱欲倒错的担心。文字使思想脱离人体,因此而造成各种幽灵般的爱欲联系和精神联系。他觉得,新媒介不仅影响信息交换的渠道,而且直接影响人的预示如何体现。他的忧心类似于19世纪的担忧,当前“交流”观念的形态,就是在19世纪形成的。    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的天使学,给我们在交流中共享心灵活动的梦提供了思想基础。不过,他们使用的拉丁语communicatio一词,在诸如此类的讨论中,并不占什么优势。在拉丁语中,communicare的意思是共享或使之相同,却不会特别涉及思想的共享。现代英语communication新的含义,主要是在17世纪兴起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观念的演变过程,简单地检查一下17世纪英国科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培根、格兰威尔、威尔金斯和牛顿。今天所谓“交流”的意义,是从磁性、传递、引力等物理概念引申出来的意义。在17世纪,这个词始终用于经院哲学家所谓的远程作用。至少从经院哲学家开始,远程作用始终是自然哲学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接触,一个身体怎么能够影响另一个身体呢?正是对远程作用的思考,包括对头脑之间作用的思考——即培根所谓“非物质效力的传递”——使communication踏上了现代意义上的轨道。长期以来,心灵之间的理想关系,一直被理解成远程作用——柏拉图互不触摸的恋人,阿奎那笔下和距离无关的天使都是如此叫然而到了17世纪,这个观念又进一步得到呼应,它重现于科学家关于交流的准物质梦想,19世纪招魂术者的身上也有它的影子。    communication一词的语义演变史,和心理—生理学方面的思考大有关系。比如,现代科学最早的发言人培根就认为,这个词“容许我们作这样的推理,人们共处一地时,精神和精神之间至少有轻微的流动,身体和身体之间也有交流。”他列举了一长串“靠传送的运作过程”,这些运作过程在远距离生效,而不是靠接触生效。他列举的东西包括光、声、热、重力(牛顿之前的重力)和磁性;也包括嗅味、影响、“情感”;还包括交感传送,比如护身符和行动的关系或剑与伤口的关系,无论受伤的人处在多远的距离。对后世的思想家来说,这个令人不安的大杂烩,不尊重自然和社会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分离的倾向。自然和社会这种双重关系,就是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谓“现代的宪法”。    培根把心理现象放进远程机制,这和后继的心理研究者并非不同。他的门徒格兰威尔爵士用声学中的交感振动来解释,一个人的头脑如何“束缚”(秘密控制)另一个人的头脑。他想像出来的说明是这样的:大脑的活动激活“以太”,通过这种“液态媒介”传递到其他大脑;正如弹拨琵琶“引起乐队中的其他琴师恰当的呼应一样,虽然琵琶之间有一定距离,并没有接触”。他继续解释说,这样远距离的共振现象能够说明,“天使如何把思想注入我们的脑子,为何知道我们在思考的问题。”这就是想像之中的移情作用或声学作用:自从毕达哥拉斯以来,交感的观念始终驻留在我们的道德世界和物质世界中。在此,格兰威尔提出这样一个框架:心理作用和物理机制借助以太实现融合。在以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将要用这个框架来思考交流的问题。    距离和死亡始终是爱情的两大障碍,也是欲望的两大刺激。巨大的障碍激发高涨的激情。正如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里说的,爱欲不在于占有,而在于向往;那么还有什么比距离尤其是死亡更加刺激爱欲的呢?爱欲谋求的是跨越千山万水,进入棺椁,安渡沟壑。正是这条原理,使我们超越通常接触方式的局限,就是超越用语词和肉体接触的方式。新媒介粉碎了交往的古老障碍,放大爱欲的帝国,扭曲它传统的形态;因此人们常常把它们理解为性感的或错乱的东西,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东西。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把书面的文本当做精神精子库,它容许无父母的怀胎受孕,也可以形成没有人与人关系的思想观念。希腊人认为,人的声音传播的范围有限,人的记忆力孱弱,这是天然的事实。记忆和文字是仅有的两种记录。通过文字,可以远距离控制他人的身体和声音(读者),可以保存思想(作者),可以产生心灵的多偶制结合。如今,远方可以和近地说话,亡灵可以与活人交谈。    与此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19世纪。坦率地说,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照片克服了时间障碍,电报克服了空间障碍。这样的表述有一点太唐突,因为记录经验的梦想,使之跨越时空而超越人的记忆力,至少和文字的历史一样悠久,和天使的观念一样悠久。同样,摄影术和电报术各有其悠久的文化和思想的史前史。然而在19世纪,人与人的接触却经历了空前未有的转化,尤其是沿着两根轴线的变化:传输与记录。主要的变化记录在两个构词成分之中:tele-(远距离)和graphy—(书写/记录单位);在后来的媒介中,它们几乎是无处不在。tele—表示一个新的距离尺度——telegraphy表示语词的尺度,telephone表示声音的尺度,television表示形象的尺度,telepathy表示精神的尺度。graphy—表示新的记录形式——telegraph表示记录语词的形式,photograph表示记录形象的形式,phonograph表示记录声音的形式,electroencephalograph表示记录脑电波形式。19世纪经历了一场革命,打破时间束缚和空间束缚的革命。打破空间束缚的媒介在空间网络上便于传输,可以跨越遥远的距离,在各自独特的空间点上移动;纸张和电能就是这样的例子。打破时间束缚的媒介耐久,可以把相距遥远的时刻“捆绑”起来。石刻是束缚时间的媒介,我们至今还可以阅读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电报的载荷没有重量,发送又快,所以它是束缚空间的媒介。    打破时间束缚的革命产生这样的后果:文字失去了垄断的地位,不再是记录时间和智能的主要媒介。记忆仿佛从人体的囚笼中胜利逃亡,(突然)从感知上挑战它的文字媒介中胜利逃亡。记忆再也不和死亡的个体捆绑在一起;失去的时间可以重新捕获;除了文字之外,另有东西对历史记录作出贡献。文字受到的障碍——它没有视觉和听力——突然被揭示出来。场景——还有更加重要的事件——可以被捕捉住,而不必凭借语词、铅笔或画笔的干预;因为我们有了照相机。更加突出的是,万物短暂的典型表现——时间流——凭借电影或留声机,如今可以转录为形象和声音。通过记录声像和视像的幻觉,具有记录功能的媒介使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兴趣再次流行。每一种新媒介都用来生产鬼魂。(卡夫卡深知其中三昧。)正如基特尔(Friederich A.Kittler)所云,“文明储存和传输的可能性有多大,精神世界就有多大。”机器印刷最古老的印刷品,是一张图片,几具骷髅围绕一台印刷机手舞足蹈,手里拿着纸,跳死亡之舞。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从事招魂术的人跳死亡之舞,庆贺电报问世,庆贺电能召唤的鬼魂;这是19世纪最早的死亡舞蹈之一,他们意迟到,不死的鬼魂世界扩大了,从记忆中的亡灵扩大到了记录和传输的鬼魂。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译本序中国在本书中只提到一次,然而我是在高潮中提到中国的:第6章讲到智能极其丰富的时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比如,中国文明中发现了那么多的智能和智慧,可是西方对此仍然是那样地无知!”(第256页)遗憾的是,本书在矫正这种无知上几乎是一事无成。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其人物、故事和语言都是西方的。然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它又追求超越门派的血统,它以欢迎的态度去直面我们每天出现的陌生事物。本书提出的问题——交流为何已然成为我们奇妙的生命线—对此刻天地之间芸芸众生来说,具有息息相关的重要意义。    在第一章里,我让西方人道德生活中的两个关键人物登场辩论。他们是苏格拉底和耶稣。我可以并且应该再加上第三个人物:孔子。世人普遍认为,三个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影响力的道德先师。当然,他们三人差异不小。两人殉教,一人(孔子)没有;一人(耶稣)是宗教救星,两人不是;两人创建的教义后来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一人(苏格拉底)未能创建这样的教义。然而,三人又有一点相同的奇异之处:我们无法直接追踪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述的教义。他们还有一个奇怪的相同之处:他们能够与后世进行有效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去世后的腹语(ventriloquism)交流。他们的信徒和弟子把他们的教导保存下来:记录、发明、蒸馏、美化或歪曲——几种情况兼而有之,谁也说不清楚这几种保存方式的关系。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主要是由柏拉图的对话保留下来。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他唱的是主角;在阿里斯托芬的笔下,苏格拉底滑稽可笑、疯疯癫癫;然而,色诺芬描写的苏格拉底却相当的温文尔雅。耶稣的教诲由他的4个使徒记录下来,成为《圣经》中的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而且《圣经》之外还有经外书或其训示把他的教诲保留下来。传说孔子在世时有贤人72,弟子3000。现在的孔子教诲见诸《论语》;显然,该书的编定是在他去世之后,其可靠性存在争议。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的教导在后世的命运和流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制度化的政治。苏格拉底去世之后,柏拉图学园继续维持了将近一千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官方宗教。孔子逐渐成为国家主导的崇拜对象,先是汉代取得至尊地位,后来的唐朝进一步民展了对孔子的崇拜。   他们的教义可以在他们去世后用经典的形式记录下来,教义的命运依靠历史的巧合—这没有什么异常之处。比较异常的现象是,这三位历史人物有一个相同的态度:拒绝把自己的教诲写成文字。毫无疑问,他们是能够写作的。苏格拉底非常熟悉如何写作,也熟悉他人的著作,柏拉图写的《斐德罗篇》可资证明。耶稣是犹太人学者,他熟悉希伯莱典,曾经在犹太人会堂里朗读经典(《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之后)。《约翰福音》(许多《圣经》学者怀疑是后人假托使徒约翰之名所作,其真实性令人怀疑)第8章第8节里有耶稣在地上写字的描写。孔子呕心沥血编订五经,说自己“述而不作”(《论语》第7章第1节)。即使孔子用“春秋笔法”编订《春秋》,他的文字也不是记录他原本的教义,而是他作的历史,的修订,他是用间接的笔法来表示自己的主张。即使他编订五经,后人记住他时,还是“子曰”,而不是说“孔子写”的。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基本上都是靠口耳面授的老师。    ……

编辑推荐

本书属于"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中的一本,是一本专门研究交流失败的书。有趣的是,它传达的意思地如此美妙。这种品位高雅的严肃之作对读者总是发出这样的信息——接受精神挑战,细细品味吸收作者渐次展开的渊博学识和创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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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原来根本不关心什么传媒,买这本书愿意是希望了解大众沟通的基本情况的历史。书名很有一些伤感和无奈,但行文却十分轻松顺畅。应为有些专业性在,不是那种随随便便读的闲书。对现代传媒的种种现象倒是会增加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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