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作者:陈恭澍 页数: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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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内容是记述笔者和几位“上海区”的老同志在失策被捕后的际遇以及个别进行的“反间活动”。当然,此项活动依旧是以“抗日反共”为中心任务而听命于“军统局”的。这部书虽标示为“抗战后期”,原是着重于“反间活动”,故事的划成段落,却跨越了抗战胜利前后。说到区域性,虽然包括江苏、浙江两省,而其主要活动,仍以上海市作为基点。还有一节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当时在此一地区从事反间活动的,除了我们之外,尚另有多起。唯其性质、层次、成分与姿态等,则不尽相同,甚至于一个单位、一个模式而互不关联。如欲找出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都非常隐秘。这一点固然有好处,但也不能说一无坏处。日后,一些不幸事件的发生,即导因于此。“反间”,是特务工作方式之一,自古以来,早就被人们运用过了。在文史记载中,败露行藏的多,功德圆满的少,成败相较,几乎不成比例。而做过反间工作的人,无论得失如何,到头来一概都是牺牲者。这里所谓的牺牲,可作广义的解释,其中包括了各种不同性质的生命价值,如生命本身的毁灭与政治生命的断送等。“反间工作”,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虽有基本原则,却无一定规律,做得好,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的确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其成功条件之苛,绝非三言两语说得尽的,所以大不易为。不过,难虽难,却不失为一项因势利便的上乘手段,所以我们也偶尔一用。下面,我把这部书的几个特点,以及若干重要关节,作一提示:前两部书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多样性的,因人因事而灵活运用。在某种情况下,虽处于敌后,但仍不排除“集体行动”。而这部书中所记时期,笔者受到环境限制,许多工作方式已无法采用,所以最常见的也只有“个别活动”了。其中最着重的则完全在于斗智。这也是“个别活动”的另一批注。我在失事被捕以前,是堂堂正正的“上海区”区长,一切举措完全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包括敌人在内,谁都承认我是政府派驻上海的敌后工作指挥者。当我被捕之后,与局本部的工作关系顿时中断,无论我个人的内心感受如何,表面上已经不是一个抗日分子了,这是多么尴尬而又痛苦的事。待我恢复了工作关系,虽然是在极秘密中进行的,但在心理上立即产生了变化,我觉得又可以挺胸阔步了,不过,却不敢稍露痕迹。等到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因工作表现不差,也曾多次获得嘉勉,不意突如其来的,忽又受到严厉的处分。以上有四种不同的境遇,起伏太大了,波折太多了。相信有这样经历的人百不一见,所以我也把它列为特点之一。抗战期间,通常,我们把日本侵略者称为“敌”,把通谋敌国的汪精卫南京政权叫做“伪”。这书里的主要活动,就是周旋于“敌”、“伪”之间。这只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的“敌”与“伪”,原来都是纸扎的,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据山头,而彼此之间又有权力、利益、意气之争,所以暴露出许多空隙,这恰好成为反间活动的回转空间,给了我们一个可乘之机。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值得一记的,这部书里都记下来了。其间,我和日本的“梅机关”(日军参谋本部所属执行谋略工作的一个单位的代名)“合作”过,尤其是和派驻杭州的几名中下级人员相处得比较密切。这原是工作手段,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逐渐地竟弄假成真了。起初,是他们“支持”我,进而“维护”我,等到“上海日本宪兵队”侦获我与重庆通报的电台时,他们不但“掩护”我们同志,甚至还替我们料理了善后。从我的立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合作”。此乃小事一端,不值得夸张,可是略应探讨一下它独具的意义。以上几点虽然都是陈年故事,当此旧话重提之际,但愿能以不俗的内涵,仍可保有一点新奇感。再要说的就是笔者认为本书中的关键了,何者重要?这完全出于主观,但求不偏不倚就是。几十年来,从未有人问过我:“日本人为什么不杀你?”当然更不会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你不死?”不管人家问不问,在这里,我愿意主动地回答这个问题。我陷入敌手被认出身份之后,自忖必死,可是他们竟不杀我,怎么说总是意外的事。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我指挥之下,执行了百多件行动破坏案,格杀了几十名日本军人。先要说清楚,我是坠入陷阱而后被引渡的,与“投敌”或“叛变”有很大的分野,千万不可混为一谈。至于日本敌军和汪伪政权为什么不杀我,虽然这二者有连带关系,还是分开来讲,才会弄得明白。日本方面:他们不杀,并不是心慈手软,也不见得为杀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顾忌,至于说称我是条汉子,那更近乎自我陶醉了。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那就是——杀掉不如留着派用场。再进一步推想,假如不为所用,随时随地都可以采取任何激烈手段。汪伪方面:单就汪氏夫妻而言,照他们的心意,顶好是将我立刻拉到雨花台宰掉,才能略消河内一击之恨,可是胳臂扭不过大腿去,日本人不准备这么做,他们也无可奈何。至于主管本案的李士群,则看风使舵,东风大,往西摆,绝非对我个人有所好恶。其实,生与死,我尚保有一半的权利,也就是杀任凭他们,死不死仍操之在我。假如我但求一死的话,机会多多,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怪当时年轻气盛,一百个不甘心,能够留着这条命,才有机会把输掉的捞回来,所以并没有求死的意念,可也绝不肯苟且偷生。待经历多少年后,才醒悟出当初真是失去了一个杀身成仁的大好时机。现在,虽然多活了四十几年,论生命价值,总不如成为“烈士”之可贵也。如今也不妨敞开来说,我之未能从容就死,也使得我的上级主管大失所望,因为有部属死难,也是一项总体性的工作表现。这个道理可惜我懂得晚了一点儿。依照我国固有传统,像具有我这样身份地位(“上海区”区长)的人,一旦落入敌手,应该是从容就死、以全志节才合乎规范。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当然会受到一些批评或讥讽,这是无可置辩的。不过,单就特务工作的本质而言,那又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了。就便在此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通常论事,标高格调相当容易,事到临头,作生死抉择时,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其实,我的处境是既不想死,又不肯辱没自己,还蓄意作有利于工作的开展,这可要慎重地权衡一番了。然而,留着本钱好“翻梢”,只是我单方面的如意算盘,敌伪处理本案,早就防备到有此一着,所以先要断绝归路,使我无法回头。为此,他们一开始就以我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发“响应和平运动、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刊登于报端。而事实上,我可没有说过那种话,现在知道这事还是前几年因找资料才发现的。光凭这一点当然不够,接着又在李士群主办、黄敬斋主编,相当于伪“特工总部”的机关报——《国民新闻》日报上,逐日刊出有我署名的《蓝衣社内幕》。这一着儿对我个人的影响的确不小,一口黑锅一直背了40多年,现在可有机会说一声“那不是我写的”了。关于这件事有四点明证,将在本书中一一交代。澄清一些对我个人有损害的事,并非十分重要,这部书的主题,还在于如何配合抗战的“反间活动”。话要说回来,既然不想死,就该活得很像样,什么是像样?只有一件,那就是对进行中的抗日战争作有价值的贡献。
内容概要
1941年,陈恭澍在执行任务中被日伪捕获,军统“上海区”也被破坏殆尽。
而陈恭澍本人也面领着巨大的危险,如何在“76”号魔窟中保全自己的性命;如何逃脱汪精卫来势汹汹的报复;如何在汪伪、日军之间周旋并获取主动权?
抗日战争结束,戴笠的一纸电文,又将九死一生的陈恭澍打入了深渊,而他又将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
作者简介
陈恭澍(1907~?),河北人,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警
政科和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他头脑灵活,精明干练,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外号“辣手书生”,历任军统天津站站长、北平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区区长等职。1949年到台湾,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晚年在台北出版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
陈恭澍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起刺杀案件,重大的案件有刺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枪击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毒杀朝秦暮楚的军阀石友三,刺杀大汉奸汪精卫、傅筱庵等,是当之无愧的“军统第一杀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风云骤变,“上海区”横遭不测
“自行”解职不再发号施令
一醉解千愁终难逃离现实
一次无须答辩的审讯
心存侥幸借探视妻儿试图脱身
第二章 一日数惊,时刻在死亡边缘打转
傀儡当然拗不过日本宪兵
始终打不开的闷葫芦
幸运和坚忍加起来等于什么
第三章 殚智竭力,在危难中苦渡重关
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
千方百计总要断绝我的归路
迷惘的东京去来
第四章 勾心斗角,蒙难中展开有限活动
第五章 城狐社鼠,“七十六号”的组织与人事
第六章 履险如夷,细说《蓝衣社内幕》的内幕
第七章 单枪匹马,与敌人“并肩战斗”
第八章 将计就计,在可能范围内争取主动
第九章 势转情移,李士群暴毙
第十章 恢复组织,因科技落后迭遭败绩
第十一章 生死之地,一步走错铸成大错
第十二章 神鬼莫测,从事“反间工作”生死无常
第十三章 抗战胜利,从“鬼门关”进进出出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上部书的结尾,写到我从法捕房解到伪“特工总部”(即“七十六号”)之后,最初,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上海区”区长,而我也就以“总交通”为词掩饰了真实身份。虽然明晓得这是“猫盖屎”——瞒不了多久的,但得先混过一时也是好的,以后看机会再谋应付之策。其实,这只不过是我单方面的想法,在他们,看样子并不怎么相信我是个“总交通”。接下来,我被带进了“高洋房”,在这里,万里浪出现了。他神气活现地说:“我叫万里浪,想先介绍一两位朋友给你认识认识,然后我们再谈。”我心里说:“果然是这个混账王八蛋,想不到落在他手里,死也不能瞑目。”要插一笔说说这个十恶不赦的万里浪,才可对他有个了解。万里浪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托,一直到他死也弄不清楚(后得知:万某真姓方,湖北人,万里浪只是化名)。他原是“上海区第四行动大队”的副队长,照说也曾做过我的部属。据悉是因为他和队长刘时雍相处不睦,才叛变投伪的。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至今存疑,因为我到任之初他就叛变了。关于他投伪的经过,有一项未经证实的说法:此人与“七十六号”的当权者,一无渊源,有一天,是他用报纸包了一支手枪,独自一人跑到“七十六号”毛遂自荐而被接纳了。正因为他没什么背景,所以特别卖力求表现,竟至成为“上海区”的死对头。自从二十八年(1939)底“上海区”制裁了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陈明楚后,万里浪即被擢用继任为第一处长,从此更为猖獗了。眼前,站在那里张牙舞爪的便是他。刚才,他说要介绍朋友给我,分明是找人来指认,我心想,这一下可要穿帮了。头一个唤进来的,我一看是褚亚鹏。此人从二十二年(1933)就在“北平站”当“交通”,其后调到上海,前些时派他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小电器行作掩护,主持一处“联络站”,是不久以前被捕的。说起来他对我太熟悉了,怎么会不认得。不过,凭他的机智,相信他一定能应付这种场面。谁知道当他看到我的时候,脸上变颜变色,好像触了电似的,竟然木在那里了。万里浪在一旁看得清楚,于是指着我问褚亚鹏道:“以前见过吗?”褚略一迟疑,接着又摇了摇头。万里浪掉过头来又问我,我说:“这位是褚先生。”我再对褚亚鹏说:“褚先生,你或许想不起来了,在两个多月以前,我不是还送一件东西到过你店里吗?”这是有意讲给万某听听,也是暗示褚亚鹏,以表明我的“交通”身份。看神色,万是不会很轻易就信以为真的。万里浪当然不肯就此罢休,转瞬间,又招呼第二个人进来,他正是“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队长蒋安华。蒋被捕已有好长一段日子了,其后即得不到有关他的消息,如果不是现在看到他,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呢。今日一见,蒋队长已失去往日雄风,衣衫不整,长发蓬松,满腮胡子,一脸晦气,不用问,分明是刚从牢房里提出来的。他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故意避开眼光不看我,其实他早就看到我了。万里浪起身让他坐,他低头思索,是在想如何应对吧?此刻,我已意识到事情不妙了,如果一个一个认下去,迟早总有露底的一刻,又何况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漏洞。万里浪突然问蒋安华说:“你们很熟吗?”蒋摇头,摇得勉勉强强,不要说贼鬼油滑的万里浪看得出来,连我也觉得不妥,事已至此,又将如何补救呢?这时候,几个人都僵在那里,独万里浪一脸得意相。忽有人推门,又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那一个赤红脸,肥嘟嘟、面团团,架着一副墨镜,笑眯眯地让后面的那个人先请。我注目一看,前面的,不认得,后面的,正是一年前已经失事被捕、我们“南京区”的区长钱新民,这下子可糟了。他不待我有所表示,就抢先一步拉住我的手,大叫“恭澍兄”,再加一只手,一边摇一边连呼我的名字,做老友重逢状。钱新民的一声呼叫,戳穿了我的真实身份,也打断了我的一线希望。到了这种骨节眼,如果还想赖下去,那就显得太不够格了,于是我蓦然起立,把身上穿着的夹大衣脱下来往沙发背上一丢,顺手整一整领带,正色地对着万里浪说:“不错,我就是‘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万里浪立刻睁大了眼,显得又是意外,又是惊喜。
后记
在这部书里,看得出,也觉察得到,有些事态情节,不是半遮半掩,就是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地一笔带过了。此中,除了有关机密大事,永远烂在肚子里绝不能说出来之外,其余的都是因为有所顾忌而不便畅所欲言。要不然就是受人之托——“千万不要提起我的名字”而不得不略去了。至于说到有顾忌这一层,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唯恐犯口舌、惹是非而已。我年迈力衰,经不起风吹雨打了。我也想到过,书里没有透露的,也许正是人们所要知道的,所以打算再过几年,等一切都渐次淡化,倒无妨当做故事写出来,以供一阅。不过,必得要我还活着。抗战期间,国人从事于敌后工作者,为数不少,其中究有多少牺牲?相信谁也提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来,或者说根本上就没有统计。至于在沦陷区中,因抗日活动而受牵连的同胞们,想必更是不计其数了。连同前已出版的书中,均未能对于牺牲者的勇烈事迹多作表彰,这与当初写作此书的原始意愿相去甚远,实一大憾事!不要说因工作地区辽阔,人事关系复杂,无法一一详知,即便是我亲身经历和处理过的事件与案件,也都苦于没有文字记录而从记忆中失却不少。对于这一点,也想将来能有所补救。纵然只是片段,也总会留下一点儿痕迹吧?书中,引用了日本人晴气庆胤著的《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号》一书中几段有关的记述,原著系日文,乃商请常绍曾同学代译。常同学不辞辛苦,在百忙中把几万字都译完了,谨此向他致谢。再一次感谢全书校订者刘原深先生,这太难为他了,最令人钦敬的,是他在两大病痛的折磨中,不仅为这部书的写作匡正其不逮,还要字斟句酌、不厌其烦地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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