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作者:加藤嘉一 页数: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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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我不是间谍 7年前,我第一次着陆到北京首都机场。那一刻,我不会中文,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人民币长成什么样子——三无状态。对中国是一无所知,没有理解,更没有误解,就像一张白纸,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时间流逝得又快又慢。 2003年至 2010年这一中国国家大事密集期,中国人对“变”的关注度空前地提升了,而我更加关注“不变”的事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基础设施也完备多了,农业税免了,基础教育书杂费免了,奥运会圆满成功了,迎来了建国 60年大庆……可是,大家依然很浮躁而且迷茫,农民依然自由而分散,学生依然爱国而崇洋,中产阶级快乐而痛苦……对于庞大而不确定的超级大国,多了些理解,但同时,误解也多了。我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18岁以前是在日本度过的,我是“纯”日本人。越是了解我的中国朋友,越会评价我说“加藤,你长得很像浙江人,其实内在和性格很日本”。到了异国他乡才明白,一个人只有离开祖国,才会爱国;日本人原来非常保守封闭;北京人的包容性如此深奥;日本社会那么有序和规范;中国社会格外地自由而无序?过去的误解,现在的理解。昨天的理解,明天的误解。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差不多,但两个不同的民族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但媒体又很有力度地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国家”。两国确实共享着不少相同的文化,一个中国人到日本会英文不怎么管用,日本人英语普遍不好,不如拿出纸和笔,用汉字交流,基本不会误解对方的意思。问题是,两国民众在交流的过程中,总保持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度。日本人想:“中国自古以来是我们的老师,礼仪之邦,要好好学习。 ”到了中国后才发现,“中国原来这么缺乏秩序,不卫生,人们缺乏礼貌。”从而感到失望。中国人想:“日本人曾侵略中国,抱着加害者意识不断向中国人道歉才对。”跟日本人交流后发现,“他们怎么以为自己是个受害者呢?有没有病啊?”也感到愤怒。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从“对方应该……”的角度去认知对方、与其交流,所以一旦遇到对方表现与你预期相差很大的时候,遭受的打击就更大。这才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相互理解、交流的时候难以摆脱的“瓶颈”。日本人有没有想过,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半殖民化,赶走侵略者之后建国,随后经过几次政治风波,才走向现代化的轨道,国家这么大,国民这么多,改善社会全貌的软件有那么容易吗?中国人有没有想过,是日本打赢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采取扩张主义,发动战争,结果战败,但日本是被美国轰炸原子弹之后投降的,是人类历史上核武器的唯一遭受者,日本人认为自己败给了美国,是受害者,不正常吗?我大概在 2005年 4月前后开始与中国媒体互动,上电视评论时政,写专栏发表观点,这已经是我日常的功课了,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 2003年时完全想不到的,可以说是“意外收获”。我跟中国民众的接触面广了,交流点深了,公众对我的误解也日益增加、深化。我知道,网上有很多评论,私下也有很多讨论,说“加藤嘉一是个日本有关部门派来的间谍”。刚开始很惊讶,“我怎么可能是间谍呢?!”我只是一名在华日本留学生,只是碰上时代的偶然,对于动态中国,观察得细致一些,跟踪得密切一些,接触得深入一些,如此而已。我也逐渐理解了这种说法,因为我确实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潜伏”,了解真实的中国。有些中国朋友从警惕老外的角度认为,一个人“潜伏”太多,等于了解太多,就有可能拿到重要情报。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与 7年前的三无状态相比,我确实了解了中国很多,弄清了许多真理,假设我将来当了政治家,肯定会用到青年时期在中国的经验。但我现在去任何地方都是拿日本护照,学生签证;发表任何中文文章,都是用加藤嘉一这个正名(许多媒体经常把我的名字写错,令人很生气,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于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邀请更多对方国家的学生过来,了解真实的自己,有利于对外传播和促进相互理解,也有益于建立健全的外交关系的。至于我是否是间谍,首先要弄清,潜伏不等于间谍,“间谍”指的是把一个国家的机密情报提供给另外一个国家的有关部门,并从中赚钱的人。我拿不到中国的国家机密,也不感兴趣。我也没钱,生活在“蜗居”里。中国朋友觉得,我像个间谍吗?对自己的长相和气质,我不过多评价,但如此之高的曝光率—— 2009年,我一共发表了 200篇文章,接受了 318场正式采访(电话和 MSN不算),作为一个间谍,有些夸张了吧?对于中国人误解我是间谍,我表示深层次的理解,我或许是个敏感人物。但我现在生活在中国,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更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本来面貌,更是为了促进中国人与日本人彼此之间的理解,而不是误解。中国和日本的高层领导和政府官员始终是很支持我、鼓励我的。记得, 2009年“两会”前, 2月 23日,我在经常做客的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上提出关于东海油气田合作问题的观点:“2008年 6月份的中日东海原则性共识是两国外交部门经过几年的艰难谈判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两国必须珍惜,并把它落到实处。我们绝不该忘记,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思想共识和原则性目标,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使命的。至于具体成果,我们应该从容一些,给两国的外交部门一点点时间。 ”做完直播,从香港返回深圳的路上,中日两国外交部门高官都打电话给我,对我表达的观点表示高度的赞扬,甚至感谢。是的,这才是我的作用。我就是要在中日两国政府在解决问题,促进关系的过程中扮演来自民间的、桥梁的角色。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说出来的,就让我来说吧;有些外交官员不方便做的,就让我做吧。“官民一体”才是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健康关系的必经之路和合理渠道。我宁愿献身于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业,把“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扮演下去,即便大家对我的角色依然充满着深深的误解,没关系,慢慢来,靠着时间和交流,把我们之间的误解化解开来,把它变成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加藤嘉一推荐序一可敬畏的未来政治家《新周刊》执行总编 封新城很荣幸,我在给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大人物写序。我断言,未来某一天,我们看中日关系的格局时,很多线索就在加藤嘉一的这本书里。“严格地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不应该是“历史问题”,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改变不了的,我们面临的是“历史认识问题”,即我们如何认识当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这点必须弄清楚,否则我们无法展开讨论。假设我们依然停留在“历史问题”本身,我们的未来就没戏了。”这是一个对自身、对本民族、对日本与中国及世界关系有着极大阅读能力的年轻人。事实上,他对时局的洞察和发言早已是中日两国决策层的重要参考。令人惊讶的不是加藤嘉一的政治天赋本身,而是他对这种天赋及能量的自觉和自我开发。“我从小就热爱看世界地图,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世界各国的首都名称都记住了。我不是勉强对自己的大脑进行知识灌输,因为喜欢每天不断看,就自然而然地背下来了。我抱着想象力和期待心,对于国际关系的真实现状与发展方向,胡思乱想,一直以来是我唯一的爱好,至今没有改变。”年仅 26岁的加藤嘉一来中国已 6年,他以走近中国的方式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祖国。“请允许我表白这样一个事实。我来中国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爱国”一词的内涵,甚至可以说完全不知道‘爱国’这一词汇。有一天,我突然开始怀念祖国,在忙碌、混乱、泡沫的北京生活中,逐渐萌生出关于‘爱国’的意识。那个时候,我忽然领受到“爱国”这一词的概念,可以说“爱国”是我到中国之后才学会的一个词汇。”我把加藤嘉一引为“令人赞赏的年轻人”、“亲切的朋友”和“可敬畏的未来政治家”。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常常让我和身边的人感到羞愧。“在北京,包括中国其他城市,至少我是看不到西方意义上的上帝,或者日本人所说的‘世间样’。这一事实意味着,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能够给他们树立行为规范的价值领袖。”所以,我不是在推荐一本书,而是在推荐一个人,一个值得中国人关注的、正一天天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日本人。推荐序二来自一个“可怕中国通”的声音《Vista看天下》主编 林楚方我可以确定的是,加藤嘉一极具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潜质,甚至有人已经把他当做中国问题专家了,他只是一位 80后日本男孩儿。他在中国读书,给中文媒体撰稿,有中国女友,还有一大群中国男友一起谈天说地,经常从“旁观者”角度,指出中国的问题在哪里(这本书就是例证),而且不遗余力地批评他的祖国。再过几十年,他很可能会戴上一顶帽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太了解中国了,有时候会觉得他很“可怕”;另一方面,你又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性格中的一些特质,和我通常理解的日本人不同,比如直率不失幽默,有一点点叛逆,这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他拒绝了日本最好的大学——东京大学,而选择了到中国的北京大学读书。在日本,这个选择可能有些离经叛道。我不过是他众多中国朋友中的一个,他和中国新闻界的很多人保持着友谊,他应该习惯了中国编辑半夜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经常要他在三四个小时内写一篇时事分析文章,经常会不低于四千字,而他交给编辑的稿子,往往让后者感到嫉妒——汉语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而加藤却能够用他来写很多深奥的东西,水准甚至不低于中国的优秀记者。有意思的是,他不但会说中国话,而且已经有些“中国化”了,比如他不但不会要求“不能动我的稿子”,反而会说,“我理解你们的尺度,就按你们的尺度改吧”。提及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欣赏他的这种姿态(尽管中国的编辑实际上很喜欢这样的撰稿人),而是觉得他有一种“野心”,这从我和他的交往经历中可以看出。在两年前,我就想邀请他给我的杂志撰写专栏,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林主编,我想给你们杂志写专栏!”回想起接电话的情景,既诧异又喜出望外,“哦,真的吗?为什么你想在《Vista看天下》开专栏?”他的理由很直接,“我想通过你们有一个和中国未来领导人沟通的渠道。”他曾在北京某重点中学教授日文,发现他的学生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看我们得杂志,这意味着这个杂志很受年轻人欢迎。很快他就成了我的朋友,以及我们杂志的专栏作家,直到现在。有一次,我邀请他来编辑部做演讲,我告诉大家,这个有野心的年轻人,很可能成为日本未来的政治领袖。当我说他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时候,所有人都笑了,但我却笑不起来,因为我身边没有像加藤这样的中国人——执着研究日本,我看到的却是很多人对加藤的批评,有些批评一点也不友善,尽管加藤已经在用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写作了。这从读者来信可以看出,有的读者甚至提出,如果加藤再在杂志上开专栏的话,将拒绝购买我们的杂志,我明确地告诉同事:如果这个读者连最起码的批评都听不进去,这样粗暴地对待不同的声音,我可以忽略他,他也不是我的目标读者。我甚至说,只要我还是这本杂志的主编,就将让加藤继续写下去,因为——不管他的观点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都是一种独立的声音,他的角度、立场和中国人不同,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说着和我们一样的话,一定要赞美我们呢?我们听到的赞美还少吗?抛开那些非理性的批评,单就加藤嘉一的很多观点来说,比如这本书提及的历史问题,就很值得我们深思。这个问题是横亘在两国间的最大情感鸿沟。但我们有多少人耐心地去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有多少人去研究日本人的思维逻辑?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观念,只凭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批评,那么可以说,无论你的批评声音有多大,都是虚弱的。不仅在历史问题上,包括日本战后发展史方面的研究,也很少见到真知灼见。毋庸讳言,我们和日本的差距依然很大,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国民综合素质上。这些综合素质包括国民遵守道德和规则的自觉性,还有国家的创新自由度、文化号召力、年轻人的专业精神等。我甚至觉得,战后 60多年来,我们和日本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部分国民却依然陶醉在 GDP的迷幻中不能自拔。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愿意告诉这本书的读者,仔细地去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就像这本书的作者加藤嘉一研究中国那样。我相信,中国对日本了解得越多,就越不会存在误判和夜郎自大,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利益。那就先从了解加藤嘉一的观点开始吧。推荐序一在理解与误解之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颐武理解历来是和误解相伴而行的,它们是人类的交流活动中都会出现的状态。理解和误解可以说是一对欢喜冤家,谁也离不开谁。理解期望避免一厢情愿,形成双向的对话,和而不同的对话;误解常常也难以避免,形成交流的困扰和问题。理解是理想的境界,对于对方有了深入的理解,相互的沟通和对话才可能深入;但误解常常是现实的状况,人们之间可能产生偏见和问题也是常态。但误解常常是理解的第一步,而理解中也会掺杂误解的成分。人们的理想是在误解中追求理解,以理解化解误解。但常常会出现误解压倒理解,理解产生误解的困扰。误解难免但理解必须,理解难得但误解频出。理解有时候被视为误解,误解有时候被看成理解,人类总是追求更多的相互理解,期待超越误解,但人们也知道误解和理解之间的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的状况。尤其在“跨文化”的沟通之中,理解和误解都是常态。 所以我愿意用一个“理解和误解”的概念来描述这两者相伴而行、互相依赖的关系。加藤嘉一在中国已经许多年,也相当深入中国社会,是一个难得的对于中国的现实有实实在在的感性认知的日本年轻人。我和加藤嘉一虽然交往不多,但几次见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这部《中国,我误解你了吗?》是一部有趣的书。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部书的题目是一种相当微妙的修辞,也是一种矛盾性的呈现。“误解”在这里是一个题目也是一个问题,它当然是向中国人提问,问的是作为日本人的加藤嘉一对于中国的理解是否是一个“误解”。他自己当然认为这里写下的一切都是一种理解,但这种理解是不是“误解”,还需要他的中国读者的判断,但因此他向中国读者提出了问题。同时他的理解或“误解”正是一个日本人在向中国说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他也试图让他的中国读者通过他的书对日本有新的理解,以此来跨出原有的误解。这部书的尝试正是试图把这种理解和误解的吊诡关系凸显出来,其实也说明了在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所呈现的诸多理解和误解的内在张力。这部书始终是在发问和回答,加藤嘉一作为深入中国社会很深的日本人,当然了解中国对于日本的理解和误解的复杂性,因此他的许多看法当然是深入之后的理解和误解的展开。他的看法都是从中国社会中的一些具体状况展开的,他最宝贵的东西可以说是在中国生活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的不可复制性让加藤嘉一对于中国的理解有了新的角度和新的思考。一个外来者的优势和局限都会非常清楚:他的优势是旁观者清,很多中国人的想法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常常视而不见或习焉不察,但旁观者来自一个不同的文化就可能看到关键之处;但外来者的局限在于难以深入,对于一个文化内部的理路和积淀不容易有更深的理解。而加藤嘉一的长处就在于他在中国的当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浸润已深,感性的理解足以让他有更多的认知。因此这部书不是中日文化论的对比,而是一个深入中国的日本年轻人独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是对于中国的,又是对于日本的。加藤嘉一以他的真诚和坦率谈到了他对中国的认识,这种认识当然不可能是完整和全面的,但却是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也能启发我们的思考。而中国和日本之间复杂的纠结和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可能希望通过一部书得到所有的解释,但这部书却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动感受,其间的理解和误解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和体会。全书所分的两个部分可以说就是加藤嘉一多年来在中国所经历的诸多具体状况的“抽象”。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他用了一个个问题来加以探讨,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今天的文化沟通与交流中会遇到的问题,但其中充满着加藤嘉一自身的具体经验,如关于中国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关于中国的网络,关于中日之间的关系,加藤嘉一都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自己的见证和思考。他的思考是来自他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实实在在的“跨文化”经验,是来自他以日本人的身份在中国长期生活的感受,同时以他在日本的经验作为参照。这就让他的中国读者可以获得一种对于自身的新的理解,也可以获得对于日本的新的理解。加藤嘉一的方法则是娓娓谈来,从日常生活出发,从人的感受出发,这就具有了贴近两国生活状况的现实感和具体性。因此,这部书所提供的是一个个体在两种有复杂的历史纠结和现实关系的文化之间力图超越误解的努力,是从生活的实感出发的具体而微的探究。他能够切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感情深处来理解中国。可以说,这是一个 21世纪的新的关于中国和日本在新的全球格局中的状况的一个来自年轻人的真切而生动的见证。这里当然可能有误解,但也有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理解,足以让我们的许多误解涣然冰释。世界在变化,中国和日本也在变化,如何思考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促进相互的理解而超越误解,这是异常重要的主题。加藤嘉一见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经验的独一无二和思考的恳挚和真切。因此,这部书值得我们这些中国读者仔细地阅读和品味。是为序。
内容概要
他从川端康成笔下美丽的伊豆走来,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又能写出一手让许多中国专业记者都嫉妒的好文章。 他只是个“80后”高大帅气的大男孩,却已是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大人物。 他在学习、游历与教学,甚至是平凡的生活中,亲历、观察、记录着中国式变革的欣喜与阵痛。中日关系、“80后”、博客的力量、记者的红包…… 在日本,别人骂他是卖国贼;在中国,他是“可怕的中国通”;有人说他是潜伏在中国心怀叵测的间谍,而他自己却说要永远献身于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业,把“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扮演下去……
作者简介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川端康成笔下美丽的伊豆,3岁遭遇车祸, 13岁开始打工送报为父母分忧。
2003年“非典”高峰时,在没有人民币、没有中文基础、没有朋友的“三无”状态下,他只身来到中国,从“零”开始在北京生活。
7年来,他已然成为“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新时代的“遣唐使”,以活动策划人、主持人、同声传译、跨国谈判等身份促进着中日民间交流;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南方周末》《新京报》、《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人民网、NHK电视台、《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洋经济周刊》、共同社等知名媒体发表文章或接受访谈;并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看天下Vista》、《瞭望东方周刊》、《北京青年周刊BQ》、《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担任专栏作家。仅2009年在中外媒体上共接受了318场正式采访,发表了200篇文章。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之前在北京大学接见了加藤。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我看中国人 第1章 中国人到底是保守还是开放 第2章 中国的女性为什么强势 第3章 中国的“ 80后”是否能“ 30而立” 第4章 中国人为什么热衷于“砍价” 第5章 中国人为什么爱闯红灯 第6章 中国大学生真的爱国吗 第二部分 我看中国社会 第7章 中国为什么要让日本反省历史 第8章 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第9章 中国已经是一个稳定的经济大国了吗 第10章 中国社会为什么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第11章 中国的“当官”和“从政”是一回事吗 第12章 中国的网络环境是否已经成熟 第13章 中日友好关系为什么很难建立
章节摘录
第1章 中国人到底是保守还是开放?告别艰难的高考,拿到录取通知书,新生们欢欢喜喜地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他们表情很灿烂的,心情是新鲜,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充满着好奇和期待。他们从小学、初中、高中的走向大学这一青春阶段。“青春”两字是大学生活的代名词,新生们终于感到“解放”,离开父母身边,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而在新的青春生活里最令人激动的,无疑是谈恋爱。中国人的恋爱表达方式在我眼里,北大学生们在恋爱上的激情绝不亚于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中国大学生生活总是以校园为中心,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解决,住在学校里面租金便宜的宿舍里,这是中国大学的典型生活方式。对于像我一样的日本人来说,这非常新鲜的。我的同学一般在晚上九点以后回到宿舍与同屋聊天,晚上十一点熄灯后睡觉了。北大的本科生一般住在四人一间的宿舍里,在这里已经谈不上私生活,更像是相互监督。而对大部分大学生来说,最大的“私”应该是谈恋爱,就只好找出别的办法。睡觉的地方原本是私密的空间,爱情这样私密的事件原本应该发生在私密的空间。于是,学生们只能在校园的某些角落营造双方的浪漫的空间。同学们在有效的时间和空间里表达爱情的高调姿态令人钦佩。恋人们尽量选修同一门课,会一起上课,一起下课。在没有课的时候,两个人会找个空教室一起去看书。他们每一顿饭都想待在一起吃。在公共场所,两个人会始终自在地牵手,甚至拥抱亲吻。青春的灿烂,美好的时光…中国人开放的爱情表达方式不仅发生在北大校园里,在北京的街头、公交车、地铁、商店、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很常见。在国际大都市北京,过着忙碌有序生活的人们毫不隐藏,看不出任何害羞,大胆地拉手、亲吻、拥抱。作为一个日本人,害羞和内向的民族性格,实在让我无法模仿中国人的行为。不仅跟恋爱和感情有关,北京居民在公共场所上扮演着大胆开放的角色,采取着近乎毫不客气的姿态。最吸引眼球的还是人们在公共交通上的表现。地铁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文明的最佳场所之一。每次在地铁上,我都积极观察周围的乘客,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在北京的地铁,乘客们在地铁车厢里会抢占座位,大声喧哗,甚至毫无顾忌地吃东西和打电话,似乎这一切都很正常。我曾经在10号线里看到了一位年轻女士带着一副很不高兴的面孔坐着,突然打开手机开始播放音乐,她不带耳机,毫不顾忌会干扰到身边的乘客。周围乘客似乎也没有太多反应,可能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无所谓的。不时会有母亲带着小孩子上车,放任小孩在车厢中自由活动,甚至胡作非为。那些调皮的小孩有时会大嚷大叫,甚至站在位子上跳来跳去。在母亲眼里,也许因为小孩子太可爱了,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溺爱他们,小孩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日本人的恋爱表达方式 我们再把注意力转到日本那边看看。日本学生在大学的生活方式跟中国学生有着巨大差异。在东京、大阪、京都、仙台等大城市,除了本地籍的大学生可以住在自己家中,大部分外地来的大学生一般都在校外租房住。因为,大部分大学在校园内并不为学生提供宿舍(日文说‘寮’)”,即使提供少量宿舍也不能满足数量巨大的外来大学生。这些宿舍一般只会提供给家庭条件困难学生,以及一些体育特招生。根据我的个人感觉,住在学校宿舍的外地学生应该不到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那些住在校外的学生,除了上课,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咖啡厅与同学聊天,在食堂吃个便饭等,活动地点都在校外,正是充满诱惑的社会环境。日本大学生的私人生活环境相对宽松自由,私密空间不会受到室友的干扰与监视。他们在爱情表达方式上不会有中国大学生近乎急切的心态。跟居住在学校宿舍的中国大学生不同,日本学生能随时享有私人空间,这一客观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不少影响。日本大学生离开高中,走进大学校园。他们终于离开父母,获得了自由身份,在恋爱上同样有激情。他们大多住在校外,跟其他大学的学生之间的交往相当普遍,跨校发生的爱情相当普遍。不过,日本大学生因为客观生活环境,爱情表达方式比较低调。恋爱中的人,手牵手往来于校园、商店、游乐园之间,十分常见。不过,拥抱和亲吻在公共场所比较少见,除非是晚上在公园的角落。不仅是大学生,普通日本人一般也不太可能在公共场所毫无顾忌地拥抱或亲吻。在大部分的日本人看来,在公共场所拥抱与亲吻是一种低素质的行为,也会有损个人在公共场合的形象。 除了刻意回避拥抱和亲吻之外,日本人在商店、交通、超市等公共场所,也往往会主动回避那些干扰周围人的无礼行为。东京的地铁安静而有序,即使上下班高峰期,乘客们也会规规矩矩地上下车,没有大声喧哗,也不会发生抢占座位的事情。当然,偶尔也会有不良少年坐在地铁车厢的地板上大声喧哗,一些年轻女生偶尔也会坐在地上化妆,不过这的确只是偶然现象。这些叛逆分子随着日本社会封闭性的加深而增加,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但是,整体而言,日本人在公共交通工具里一般不会大声说话,不会吃东西,也不会接电话。大家一般都在安静地看书、看报纸或者睡觉。假设自己的孩子在地铁里任意胡为的话,家长就会当场教训他们,有的甚至会痛骂或者动手教训(比如我父亲),还得向周围的乘客们鞠躬,致歉。在公共场合,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以最简单方式明白是非对错,这样孩子下一次自然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大部分日本人在公共场所扮演着非常礼貌的角色,对周围环境的稳定运行也密切关注。公共利益高于一切,良好秩序压倒一切。日本战后的市民社会应该说注重培养国民的让步精神形成,换个角度说,它是每一个国民放弃个人自由形成的产物。 这里有一位去年大学毕业,是刚进入日本某家大企业不到一年的新员工(freshman)铃木隆行(24岁)。他一天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早上7点钟起床,走路到附近的地铁站,在车站前面的便利店买一听咖啡边走边喝,坐地铁大约1个小时,下车再走十分钟,9点钟准时到公司开始上班;上班到12点与同事去附近的快餐店吃午饭;1点钟回到桌位继续上班,到了6点钟果然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完,旁边的上司也还没走,就毫不怀疑地加班;加班到晚上10点钟,上司说“我要走了,要不要去喝酒?”,铃木回答“是,我去!”;听着上司的抱怨,我一直喝到半夜1点钟,坐出租车回家,2点钟睡觉… 铃木从早到晚都匆匆忙忙,循规蹈矩地顺从外面的公共秩序,在公司里扮演称职的员工,下班后还得陪上司去喝酒,跟他搞好关系,为今后的加薪和升职铺好道路。这是日本男子的传统生活模式。他们都把这一生活模式当作理所当然,对此不抱有任何怀疑的态度。这背后是日本的国民性格和等级意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过,在公共场所表现良好的日本男人回到家里,却表现得乱七八糟,乱扔垃圾,电视和音乐的声音开得很大,屋子里既脏且乱,几乎连下脚的空间都没有。年轻日本男人普遍有邀请朋友到家喝酒聊天的习惯,互相表达抱怨,顺便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有时甚至会喝到第二天凌晨。女人的私人空间也好不到哪里去,照样是乱七八糟的。她们会大嚷大叫,跟朋友一起喝酒聊天边喝酒。她们在街头、公司里呈现出的温柔可爱的面孔,那些常常受到中国男人夸奖的美德,全部都消失了。她们一回到自己家,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彻底解放出来。我相信,许多中国人只了解日本女人在外面扮演的样子,而不了解她们在私人空间的样子。我想说的是,她们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鸿沟,她们好像带着双重面孔和双重标准过日子的。这是对的,否则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上无法混下去。……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不是中日文化论的对比,而是一个深入中国的日本年轻人独到的理解。加藤嘉一见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经验的独一无二和思考的恳挚和真切。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加藤君出身贫寒之家,这对于他做政治家的志向来说,既可能是不利条件,也可能是有利条件。正如日本NHK电视台的一项舆论调查表明,在20世纪的日本首相当中,最受国民尊重的政治家恰恰是平民出身的田中角荣。 ——冯昭奎 著名日本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 我断言,未来某一天,我们看中日关系的格局时,很多线索就在加藤嘉一的这本书里。事实上,他对时局的洞察和发言早已是中日两国决策层的重要参考。封新城《新周刊》执行总编 我可以确定的是,加藤嘉一极具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潜质,甚至有人已经把他当做中国问题专家,而他其实只是一位80后日本男孩儿。再过几十年,他很可能会戴上一顶帽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林楚方 《Vista看天下》主编 我的兄弟朋友众多,唯一的异国兄弟就是加藤嘉一。加藤为人仗义,做事严谨、认真,有头脑,有原则,识大局。为日本有这样优秀的“80后”青年人,中国有这样的外国留学生,我有这样的好兄弟感到自豪。 ——张光北 著名演员、制片人 加藤称自己为“遣唐使”,因此,他的学识他的才情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表达上,他的本意应该是将他所经历的他所看到的,借助于文字搭建起一条加深中日文化乃至情感相融相交的桥梁。 ——陈思思 中日友好形象大使、著名青年歌唱家加藤君是未来中日关系的“最佳导游”。“当代人该思考什么,行动什么,传播什么?”他冷静、客观,并大胆地把答案告诉我们。他是目前我最关注的日本人…… ——矢野浩二 日本演员、《天天向上》节目主持人
编辑推荐
《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作者,旅居中国多年,对中国人、中国的改革和文化,尤其对中日两国间的差异有了其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他经常在众多知名媒体发表言论,也经常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他的见解和观点,让人觉得这个年轻人是那样的有思想、有抱负,甚或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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