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  作者：辜鸿铭  页数：273  译者：秦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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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试图阐释中国人的精神以及展现中国文明的价值。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最终要问的问题，不是看它是否修建了以及能够修建的城市有多么伟大，建筑有多么豪华，马路有多么漂亮；也不是看它已经拥有以及能够生产的家具有多么好看和舒适，设备、工具和仪器有多么机巧和有用；不，甚至也不是看它创建了什么样的研究机构、什么样的艺术和科学。为了真正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我们必须追问的要义是：它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也即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造就的男人和女人——人类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他们，展现了一个文明的灵魂。

内容概要

　　在清末民初，有一位天才的文学家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造词、用字，皆属上乘。 该书原本是辜氏写于1915年的一部英文著作。它的主旨在于“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比同类的《欧游心影》（梁启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要早4—5年，可称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

作者简介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清末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曾经倒读英文报纸以嘲笑英国人，并讥讽美国人没有文化，他是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人，被孙中山誉为“中国第一”。他言辞犀利，辩才无碍，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讲儒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交流，讨论世界文化和时事政治，印度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书籍目录

最新修订说明  新版译序  译者前言  序言  导论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妇女  中国语言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一个大汉学家  中国学（一）  中国学（二）  附录一  群氓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  附录二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  中译本附灵  东西异同论  什么是民主  该书德、法、曰文译本序跋  《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译者序言及其书后附言  《中国人的精神》法译本译者序言  《中国人的精神》曰译本译者序言  该书的影响及辜鸿铭其人其事  （一）中西文明之评判（平佚）  （二）春秋大义（李大钊）一  （三）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陈独秀）  （四）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伧父）  （五）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陈独秀）  （六）记辜鸿铭（胡适）  （七）辜鸿铭（林语堂）  （八）回忆辜鸿铭先生（罗家伦）  （九）辜鸿铭先生逸事（梁实秋）  （十）北大感旧录辜鸿铭（周作人）  （十一）悼辜鸿铭先生（吴宓）  （十二）辜鸿铭（温源宁）  （十三）辜鸿铭在德国（嗣銮）  （十四）托尔斯泰与辜鸿铭书（味荔译）  附：辜鸿铭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辰文  （十五）中国游记辜鸿铭（芥川龙之介）  （十六）辜鸿铭（清水安三）  （十七）辜鸿铭论（勃兰兑斯）  （十八）辜鸿铭访问记（毛姆）

章节摘录

我所称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即在心智、性情和情感上本质的独特性，中国人仰赖于此得以与其他所有的人，尤其是与现代欧美人区分开。或许，我这样表述更好一些：我的主题是讨论中国人性的类型；或者，用一个更清晰、更简短的词来说，就是“真正的中国人”。

后记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清末民初，当中西方文明发生冲突，几乎所有的中国先进分子都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毫无保留地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这位学贯中西、精通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文化怪杰却勇敢地站出来捍卫中华传统文化。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他也因此成了一个不被国人理解、备受争议的怪人，或被称为顽固守旧的卫道士。很显然，面对甚嚣尘上全盘西化的西学风潮，面对矫枉过正的传统文化的批评，辜鸿铭所选择的是同样激烈尖锐的传统文化的保护行为。他的本意并不在于辫子小脚纳妾忠君，他仅仅是在所有人对传统文明进行全盘否定之时，选择了一个同样极端的方式奋起反抗。无疑，他的选择得不到当时的中国人的理解。他是痛苦的，他是悲哀的。可是，在穿透西方文明的本质之后，面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明即将面临完全抛弃，他别无选择。于是，我们看到了被同一时代的人讥为小丑的辜鸿铭留给后人的一个孤独桀骜的身影……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先生无疑对人们认识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是有所帮助的。然而国内对其研究依然很荒凉。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也说中国人的精神我曾听一位外国友人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与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给诸位展示过的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何以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我在这里将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说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来加以说明。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就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力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有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童年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像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征。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像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这种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芬芳。我们举的关于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一样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那样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中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民未能使文明得到任何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数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与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是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物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怖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徒们也同样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诗人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像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还记得在篇首我曾说过：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小脚，辫子，英国诗李国文辜鸿铭的名字曾经很响亮过的，至少他的怪癖，使他成为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京师轰动，举国侧目的一位人物。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对于西方世界，也是产生过强烈反应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勃兰兑斯说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可见评价之高。知道辜鸿铭这个名字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那根在民国以后的北平知识界中，堪称独一无二的辫子。他在清廷，算是搞洋务的，按说是维新一派，但皇帝没了，竟比遗老还要遗老，这也是只有他才能做出的怪行径了。那时的他，戴瓜皮帽，穿方马褂，顶红缨辫，穿双脸鞋，踱着四方步，出入北大校园，在红楼的课堂上，大讲英国诗，据说是当时的京城一景。他在北大教书，学期开始的第一堂，叫学生翻开Page，到学期结束，老先生走上讲台，还是Page可，无也可的。他讲授英国诗，举例诗人作品，脱口而出，不假思索，如翻开诗集对照，一句也不会错的，其记忆力之惊人，使所有人，包括反对他的，也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淑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当众背出上千行弥尔顿的《失乐园》，证明他确实是个非凡的天才。在课堂上的他，挥洒自如，海阔天空，旁征博引，东南西北，那长袍马褂的样子，不免 滑稽突梯，但他的学问却是使人敬佩的。他讲课时，幽默诙谐，淋漓尽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用中文来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来回答中文之问，间或又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阅历之广泛，见解之独到，议论之锋锐，令问者只有瞠目结舌而已。因此，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坐得满满的。他有许多幽默，也传诵一时，譬如：一位外国太太反对他赞成纳妾的主张，问他，既然你辜先生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么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个丈夫呢?这个拖小辫子的老头子，对她说，尊敬的夫人，只有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没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道理。譬如：他说蔡元培作了前清的翰林之后，就革命，一直到民国成立，到今天，还在革命，这很了不起。他说他自己，从给张之洞作幕僚之后，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在中国，他说，就他们两个人堪为表率。那时的北京大学，就是这位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他主张学术自由，主张开明精神，不光请这位拖辫子的遗老来讲课，也请胡适，陈独秀，周树人兄弟这些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新文化运动者，尽管不赞成辜鸿铭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张，但对他的学问，却是敬重的。当时，学校里还有不少的外国教授，也是世界上的一流学者。这些洋教授们，在走廊里，若看到辜老先生走过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见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如何不堪，那些洋人无不被骂得个个心服。光绪年间，他在张之洞幕府当洋务文书时，曾参与汉阳兵工厂的筹建。那时，这位两湖总督接受另一洋务派，也是大买办盛宣怀的建议，委托一个外国商人主持此事。辜鸿铭和他接触几次以后，封了一份厚礼，请他开路了。过了几天，张之洞想和这个洋人见见面，他的下属告诉他，那洋老爷早让辜师爷给打发了。他把辜鸿铭叫来责问，辜正色地对他说，不一定凡洋人都行，有行的，也有不行的，我们要造兵工厂，就得找真正行的。辜鸿铭遂委托他的德国朋友，请克虏伯工厂来建造，结果，汉阳兵工厂在各省军阀建造的同类厂中，是最好的。这个厂出品的步枪"汉阳造"，也是很有点名气的。所以，他对于洋人，和那个时候普遍的先矮了半截的畏缩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买外国人的账的。有一次，一位新应聘而来北大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坐着，见一位长袍马褂的老古董，拄着根手杖，坐在沙发上运气。因为不识此老，向教员室的侍役打听，这个拖着一根英国人蔑称为"pig辜鸿铭对此一笑，听说他是教英国文学的，便用拉丁文与其交谈，这位教授对此颇为勉强，应对不上，不免有些尴尬，辜叹息道："连拉丁文都说不上来，如何教英国文学?唉!唉!"拂袖而去。就这么一位怪老爷子，洋教授拿他有什么办法?他的英文笔名叫Amoy华侨的家庭，才八九岁的光景，就随一位牧师到英国读书。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才21岁。然后又到德、法、意、奥进修，获得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有13个之多。在中国人之------  中，这是少见的。他对于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无不通晓，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具有极深湛的造诣。他不仅是语言天才，也是精通中外的大师级的学者。那时候，这位老先生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是要凭门票才能入内的。中国人演讲，从无卖票一说，老先生讲演，北京的外国人差不多都到场听讲的，因此他不但要卖票，而且票价还定得很昂贵，听一场要两块大洋。可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贵的票才一元二角。但他的学术讲座，比梅博士的《贵妃醉酒》还卖座，听众踊跃，座无虚席，可见当时中外文化人对这位大学者的重视。辜鸿铭的一生，总是在逆反状态中度过。大家认可的，他反对；众人不喜欢的，他叫好；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视；人人都不屑一为的，他偏要尝试。追求与众不同，不断对抗社会和环境，顶着风上，就成了他的快乐和骄傲。慈禧做寿，万民颂德，他却公开指斥"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他倒留起小辫，拜万寿牌位，做铁杆保皇党。袁贼称帝，势倾天下，他敢骂之为贱种；张勋复辟，人皆责之，他倒去当了两天外务部短命的官。后来，辫帅失意，闭门索居，他倒与之过从甚密，还送去一副"荷尽已无擎天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对联，以共有那"傲霜枝"猪尾巴为荣。五四运动，社会进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为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但是他却应蔡元培之邀，到五四发源地的北大去当教授，讲英国诗。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的荒谬行径，连他自己都承认是CrazyKu（辜疯子）。这里，固然有他的偏执和激愤，也有他的做作和表演在内的。因此，他的言论，嬉笑怒骂，耸人听闻，他的行径，滑稽突梯，荒诞不经，无不以怪而引人瞩目，成为满城人饭后茶余的谈资。他的喜闻小脚之臭，赞成妇女缠足，更是遭到世人诟病的地方。他也不在乎，还演讲宣扬小脚之美，说写不出文章，一捏小脚，灵感就来了，令人哭笑不得。不仅如此，他还公开主张纳妾，说妾是立和女两字组成，如椅子靠背一样，是让人休息的，所以，他的结论是要娶姨太太。完全是一个强词夺理的封建老朽形象。正是这些哗众取宠之处，使辜鸿铭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怪人。当时人和后来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这些虚夸的表象，一叶障目，而对他的中外文化的学识，他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响，也都给抹杀掉了。其实，清末民初，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已由过去的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轻，相当多的人甚至转而崇洋，这也是被列强欺压得快没有一点底气的表现。由于辜鸿铭非常了解西方世界，又特别崇尚中国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论，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如"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宏伟的性质；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朴素的性质；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质。"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到了如此地步，姑且不对这种趋于极端的一家之言作出判断，但他在本世纪初，积弱的中国已经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步，能够说出这番中国文化优越论的话，也还是有其警世之义的。当时，严复和林纾是把西方的文化，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多多少少是带有一点倾倒于西方文明的情结，但是，这位辜老先生，却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向西方推广，或许是对这种膜拜风气的逆反行为吧?他翻译出去的《中庸》、《论语》和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或译作《春秋大义》，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德国，英国，甚至有专门研究他的俱乐部，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当然，辜鸿铭的中国文化一切皆好论，连糟粕也视为精华，成为小脚，辫子，娶姨太太等腐朽事物的拥护者，是不足为训的。在政治上成为保皇党，成为五四运动的反对派，则更是倒行逆施。然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辜鸿铭的幽默近年来，辜鸿铭的名字又浮出历史的地表。人们对这个文化怪杰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然，背后还有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的作用。不管怎么说，辜鸿铭在清末民初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我对他基本的文化立场，如服膺古圣贤经训、尤笃信孔孟之学、以为中国唯君王专制最合国情等，持坚决的否定的态度。但对于辜鸿铭本人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也很欣赏。辜鸿铭有一部笔记名作《张文襄幕府纪闻》，该书作于1910年。此前一年，张之洞逝世，辜鸿铭追忆张之洞对自己的礼遇，不无今昔之慨，遂收拾旧闻，随事记录，以见雪泥鸿爪之遗。全书思想之犀利，语言之尖刻，非一般掌故著作可比。全书72卷，谈天说地，痛快淋漓，有如战国雄辩家之绝妙好辞，近世罕见。 《记闻》最有名的一则笔记是"亡八蛋"一则。学部侍郎乔君对辜氏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这种愤世疾俗的话，虽然于事无补，但是却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其实，两种"道"还可以引申发挥之：所谓"王道"是写在纸上的、从来没有实行过的治国方略，它只能让像辜鸿铭这样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人深信不疑。而"王八蛋之道"则是中国自古以来被流氓们不断实践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式。 辜鸿铭一生笃信古代的盛世，他认为古人的品质远远比今人要崇高，古人的生活也远远比今人要幸福。在"为人"一则里，他说："《牡丹亭》曲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辜鸿铭的话不能不说刻薄，将孔子的原话更改以后，顿时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古今的嫖客也有天壤之别的高下之分，"为人"与"为己"的差别太大了。当然，古人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好，但今人确实如同他说的那样坏。 辜鸿铭作为一个"化外之人"，却又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但他对官方的"爱国主义"嗤之以鼻。在"爱国歌"一则中有明显的表现。"张文襄督粤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各国领事大开宴席，并召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沉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这一则非常精彩。我对辜鸿铭的文化立场不以为然，但对他的人品还是基本肯定的。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辜鸿铭对下层人民的生存处境有一定的关切，对官方所谓的"爱国"有充分的警惕。在一个极权的国家里，让人民"爱国"，就是让人民无条件地受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客观地说，爱国主义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民族，它是确保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绵延不绝的基本力量。然而，爱国主义也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性，也可能成为统治阶级转移国内矛盾的幌子，成为人们认识真理的遮蔽物。辜鸿铭的四句话是对近代中国穷途末路的统治者的统治术的高度概括。我想起了老舍先生在话剧《茶馆》里的一句名言："我爱中国，可谁爱我呢？"此语可以同辜鸿铭的怪话相映生辉。在专制主义余焰最剧烈的清末，辜鸿铭敢于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确实了不起。座客都是上层阶级的人士，听到这样的话，能不"哗然"吗？值得爱的是人民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天子的国家。天子的国家是天子自己的，与人民的痛痒无关，所以人民也就无须去爱它。这里的"梁某"显然是指梁鼎芬。 "官官商商"一则，揭示了当时官商一体的社会现实，此情形从彼时到此时，愈演愈烈。"余谓财不可不理，然今中国之所谓立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唯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二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几成饿殍也。"官商勾结，亦官亦商，时官时商，由官而商，由商而官，是晚清一大景观。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大大地破坏了商界固有的契约，使正常的商业规范久久不能形成，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经济的运转。八十年代，民间有"官倒"这个新词，跟辜鸿铭的概括不谋而合。官倒泛滥的结果只能是"天下之民几成饿殍"。时下，有不少经济学家为腐败现象作辩护，认为这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经济转轨形式，但他们却对中国的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腐败古己有之，腐败是专制的伴生物，而不是现代化进程里必经的一步。这些喝过洋墨水的经济学家，见解连一百年前的辜鸿铭也比不上，辜鸿铭早就发现了中国官场和商场勾连的秘密是"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 近年来，报刊上有许多讨论贵族的文章，中国有没有真正的贵族？辜鸿铭是较早对贵族问题作中外比较的人之一。"尝考英吉利立国，原始宋真宗年间。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适英国内乱，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遂为英王。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土族则概为平民。后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贵族，曰士类，曰平民。近英国名下士艾诺尔德氏论其国风俗，谓我英人平民耐劳苦，尚力行；士类好学尚智；贵族本北方之强，好勇尚气节云云。语谓今日满人，即我中国之贵族也。满人亦如英国之北族，以武功立国，故至今尤以气节称，我汉人实逊焉。"这样谈论贵族问题显得十分好笑。满人是文化落后的民族，他们几乎所有的典章制度都是向汉人学习的。满人尽管是武力的征服者，却是文化上的被同化者。到了清末，满人已经全面堕落腐化，当年纵横黑山白水之间的勇敢早就荡然无存。从生理上、心理上、文化上，满人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废物。哪里还有半点贵族精神？这段话辜鸿铭说得有板有眼，在我看来却是黑色幽默。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辜鸿铭这个汉人对满人却如此好感。 "大人有三待"一则，对晚清官僚嘲讽入骨。"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曰：'何谓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之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辜鸿铭的"三待"里，我最欣赏的是"以犯人待学生"这种说法，在今天它的危害更加剧烈。今日的学生，连犯人所拥有的一丁点自由也没有，在沉重的压力之下连呻吟也不敢发出。我常常看见十岁左右的小孩背着巨大无比的书包，匆匆地走在马路上，面部表情麻木而迟钝。花季的儿童，却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可怜的一群人。辜鸿铭对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有颇为深刻的认识，不过他的药方却开错了。他希望向后看，回到三皇五帝的时代去，三皇五帝的时代真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吗？三皇五帝时代的小孩就能生活得无忧无虑吗？ 在中西文化的夹缝里惶惶不可终日的辜鸿铭，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怀疑和困惑。当时，某省甘中丞奉旨办新政，听说西洋有马路，就想仿照着修马路。又听说西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而现在省城民间街道狭隘，难以开辟。后来他有听说南京、武昌已经修筑马路，给人民带来很大的便利，于是决定修筑马路。修成以后，他从上海定购了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觉得非常舒适。有一天，有某道台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丛之中奔出一个老太太，差点毙命轮下。行人皆为之不平。道台之子曰："抚台修筑这条道路就是给马走的，所以不叫人路，而叫马路。你们混帐老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的造化，还敢同我论理呢。"有一乡人应声曰："哎哟，照大少爷说来，如今中国唯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老百姓没有路走了。"后来，某中丞听说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然坐轿子。辜鸿铭对此的评价是："韦苏州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可谓难得也。"道台之子的强词夺理，倒也让人很难驳倒。其实，马路是一个新从西方传来的词语，对这样的词语不能进行中国式的"顾名思义"。这里，出现了一个文化上的误读。而中丞的做法并不可取，他是因噎废食。辜鸿铭如此赞许他，我认为是极其可笑的。他引用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对民众的关心本来就是作作姿态的，当不得真。更何况晚清呢？中丞坐轿子跟坐马车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不修马路并不能说明他就如何如何地爱他的子民。聪明的辜鸿铭在这个地方却成了糊涂虫。 辜鸿铭在笔记里对张之洞也有不少不敬之词，但作为一个高级幕僚，他还是尽心尽力地为张之洞服务。他对袁世凯十分痛恨，因为袁世凯在他的心目中是乱臣贼子。笔记里有一则讽刺袁世凯的，妙趣横生，让人笑出声来。丁未年，张之洞和袁世凯由封疆大吏同入军机。袁世凯见到德国公使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实事的。"袁世凯的幕友将这句话转告给辜鸿铭，认为这是袁世凯的得意之谈。辜鸿铭则回答说："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我欣赏的是辜鸿铭的幽默。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乏幽默的细胞，由此读到这样幽默的文字，使我耳目一新。辜鸿铭以后，二三十年代，虽然林语堂梁实秋等作家拚命提倡幽默，幽默始终在中国不成气候。对辜鸿铭的价值取向尽可不以为然，但这并不能抹杀他的幽默的意义。在日益"单向度"的现代生活里，幽默是我们仅存的快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自白　--读《中国人的精神》万辉华／文辜鸿铭以"文化怪人"的形象，于近年频频出现在某些随笔里。当读过他写的《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４月一版）一书后，才知道他还是我国近代以来学者中对外文语种掌握最多，而且敢于对西方文明"说不"的第一人。辜氏生逢中西文化激烈相撞的清末民初，正处中国国势由强转弱，饱受列强欺凌的时期。他多年留学于西方，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极为熟悉。他通过比较，认为西方文明由于群氓崇拜，使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一度盛行，社会秩序、道德伦理比以儒教文化为主的东方文明那种和谐、宁静、有序要糟得多，而且西方文明以其武力的炫耀，不仅争霸于西方，而且破坏东方文化固有的和谐。辜氏对当时世界格局的消长变化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他以为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可以永远地保持"温和平静"，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进而认为西方人敬畏法律与宗教，产生不出真正的文明。其实，自儒家文化产生以来，我国儒、释、道三教互补互融所产生出来的文化与文明，无论在哪一朝哪一代，均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辜氏极热恋传统文化，甚至以为："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这可以理解，但他由于过度热爱而走向极端，并将对于清王朝的愚忠，也看成是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不舍，如，"我留了这样的辫子，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对满洲朝廷的忠节而保留的。"这不正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最好的自供么。文化保守主义与先锋派或激进主义，在对于一种文化的建构、破坏、再建构的过程中，都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纵观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思想史，无论是辜氏、严复这一代，胡适、鲁迅、章士钊这一代，还是８０年代文化激进主义与９０年代初文化保守主义这一代，都对思想文化方面提供了许多可资批判的材料。但当前，以儒家文化热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热得有些过分。即使不像辜氏那般死守民族狭隘主义，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与处理外来文化及其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对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也是不利的。我们既要有辜鸿铭那种对"中西文化熟稔的本领，敢于维护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敢于否定外国糟粕，更要有一种百川归海的气度，不能像辜氏死守"辫子"与"天不变道亦不变"那般，为历史徒添许多笑话。对此，辜氏的书不啻为我们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提供了一份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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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中文版初版于1996年，至今已是第三版。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除此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寻就是灵魂。这种灵魂的程度无以复加，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腊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别的地方都概莫能见。 西方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故宫，但不可不看辜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