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青春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玛拉沁夫  页数：428  

内容概要

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文学”流派创建人之一。他的作品《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花的草原》《草原英雄小姐妹》《活佛的故事》曾多次获得多种奖项，并受到老舍、茅盾等文学大师们的赞扬。一首《敖包相会》传唱至今……玛拉沁夫的散文集《想念青春》以抒情的笔调描绘祖国大好河山和世界各地风情。文中描述了他的创作之路与浪漫情怀，哲思、大气的文字，跳跃于字里行间，把读者带进了玛拉沁夫的散文世界。

作者简介

玛拉沁夫，中国著名蒙古族作家。1930年8月8日出生。1946年起从事文艺创作，1951年创作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1954年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师从著名作家丁玲。1954年返回内蒙古，随即挂职长期深入生活，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等职。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文学”流派创建人之一。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得多种奖项，并受到老舍、茅盾等文学大师们的赞扬。1980年调北京工作，先后任《民族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党组副书记。玛拉沁夫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曾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和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战线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书籍目录

第一辑想念青春中国作家“梦之队”那一片娇绿的春草在那一片沃土上——为 《 人民文学 》 创刊三十五周年而作巨匠与我们——缅怀茅公“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忆老舍展翅金鹰关不住——忆邓拓牧民中的诗人，诗人中的牧民——忆纳·赛音朝克图奔马绝尘——怀念瘦石辉煌的寂寞哲理的探索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为鄂尔多斯蒙古语写作的作家们壮行第二辑飞往非洲——非洲之旅之一缝纫鸟——非洲之旅之二旅行家树——非洲之旅之三“你好！”——非洲之旅之四相思豆——非洲之旅之五非洲鼓的怀念骷髅，我的朋友——墨西哥拾趣之一音乐，喜怒哀乐的载体——墨西哥拾趣之二雕像，魔幻之作——墨西哥拾趣之三领略哈瓦那走近海明威附录：美国特使海明威来华看谁玩得更聪明——京都赏枫沙漠，我将不再赞美你哦，足球蓝色的莱茵河阿拉坦布拉格之忆第三辑神女峰遐想峨眉道上傈僳族少女们的歌故乡的路，消失在远方……大海的诱惑滇池 · 茶花茶花 · 春天花发江边二月红登龙门重游黄果树叮咚，叮咚……天池趣游海湾的黄昏雪峰情思依然十里杏花红——长篇小说 《 茫茫的草原 》 后记重庆，请接受我们更大的期待新春寄语爱与眷恋之火——为 《 鹿鸣 》 百期而作我在谦恭地等候火光与灯火生命与乐章铸造精彩虎坊艺谭第四辑旅伴——“鄂伦春人之歌”之一篝火旁的野餐——“鄂伦春人之歌”之二捕鹿的故事——“鄂伦春人之歌”之三在一个飘舞雪花的冬夜——“鄂伦春人之歌”之四大青山颂歌日出白云鄂博，富丽的宝山向每一天挑战！体坛往事冰场边的沉思一个响亮的名字最鲜艳的花朵——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敖包文化 · 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命题玛拉沁夫的散文世界——代跋　张燕玲

章节摘录

中国作家“梦之队”1958年10月，亚非作家会议在苏联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中国派出作家代表团出席会议。塔什干，是一座充满浓郁的东亚风情的美丽城市，气候温和，树木葱茏，到处飘散着花草瓜果的清香。这是苏联第一次承办亚非两大洲作家的盛会，当局十分重视，整个塔什干挂满了彩旗，围绕中央广场新修的建筑物亦已落成，在著名的阿拜大剧院对面的那座宾馆，当我们到达时工人们还在调试新安装的电梯。中国作家代表团一部分人将住在这里，另一部分人要住到市郊的政府别墅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到来，在与会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精通中文、十分了解中国文坛情况的苏联汉学家贾托夫，一看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就开玩笑地说：“你们不是把中国作家协会搬到这儿来办公吧？中国作家代表团阵容太强大了。说中国作家代表团阵容强大，那是不错的。我们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们要派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塔什干会议，表明中国人民对亚非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和对亚非两大洲作家之间的友谊与交流的重视。”中国作家代表团组成人员是：团长茅盾，副团长周扬、巴金，团员 （ 以年龄为序 ） 肖三、许广平、谢冰心、赵树理、张庚、季羡林、祖农·哈迪尔 （ 维吾尔族 ）、杨朔、戈宝权、杨沫、叶君健、纳·赛音朝克图 （ 蒙古族 ）、袁水拍、刘白羽、郭小川、曲波、库尔班·阿里 （ 哈萨克族 ）、玛拉沁夫 （ 蒙古族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曾有幸多次参加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我认为出席塔什干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组成是空前的，其中包括了我国文学界的主要领导、元老、大师和几代当红作家。诚然，在一个名额有限的代表团中不可能包纳国内所有的杰出作家，但只就这个代表团的人员组成而言，我们暂且借用美国篮球界常用的一个名词，足可以称其为中国作家“梦之队”了。我们代表团先后分两批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与在国外工作的杨朔等会合后，再转赴塔什干。我们第一批人员，在巴金副团长率领下，先期到达莫斯科，入住北京饭店。这座饭店规模不大，但位置特好，就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旁边，离著名的高尔基大街很近，从我们房间的窗口可以望见当年契诃夫行医时居住的那幢小白楼，这里离莫斯科大剧院、普希金广场、法捷耶夫故居都不算太远，是俄罗斯文化集中的地段，我们住在这里还是很满意的。但是这个“北京饭店”徒有虚名，除大厅里挂有几盏大红灯笼、摆着几件不伦不类的中国古董之外，再也感受不到一点“北京味”，服务员一句中国话不懂，就连餐厅菜单上也找不到一个中国字。代表团中几个土八路出身的如曲波、赵树理、杨沫和我之辈，点菜进餐都成了问题。巴金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为我们“排忧解难”。他每天用俄文给我们几个分别写好早、午、晚三餐的菜单，人手一张。进餐时，我们把他写好的俄文菜单往餐桌上一放，苏联服务员拿起来看看，点点头微微一笑，就把我们要的饭菜给端来了。事过多年后，在“文革”期间，我到上海，几经周折去看望身处逆境中的巴金同志，我们坐在当时已兼作卧室的他那间客厅里，还谈起过他给我们写菜单的趣事。我告诉他，当时我们几个人背地里称他是我们的专职俄文秘书。巴金听后笑了，说：“法文、英文，我还马马虎虎，俄文其实我不行。不过斯拉夫各国语言许多是相同或相似的，连猜带蒙也能对付过去。”我说：“把您给我们写的菜单保存下来就好了，将来就是文物。”巴金却说：“那倒不一定，也许会被误认为是什么密码暗号呢，那就更麻烦了。”说着，他苦涩地笑了。1958年我们一同出国访问时，巴金才五十四岁，但早已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名气很大，“官位”也不小，但平等待人、平易近人是他一贯的作风。我们大家都很敬重他。在代表团中，曲波和我最年轻，他三十五岁，我28岁，一般都安排我们俩住一个房间。曲波当时了得！ 《 林海雪原 》 一炮打响，发行百万册，家喻户晓，红得发紫。然而出国访问，曲波并不自在，其实只因一件小事：系领带。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他就用浓重的山东腔开骂：“你说这帮洋人干啥不好，非得往脖子上拴这么个家伙，哎，快教教怎么个拴法来着？”“什么叫拴，这叫系！”我一边给他系领带一边数落他。可他今天学会，明天又忘了，他还得从头开骂，我还得从头教起。别看曲波系领带这一关过得如此艰难，可是洋人 （ 外国友人 ） 都特别看重他，汉学家贾托夫是 《 林海雪原 》 俄文版的译者，他们二人特别谈得来，连我听着都费劲的曲波那腔山东话，人家贾托夫都能听得懂。据说贾托夫从前在我国东北地区做过秘密工作，而且恰巧就在曲波 《 林海雪原 》 中写的那些地方。他们俩经常为东北山沟里某个小村庄叫什么名字而争论不休，我在一旁听着倒也蛮有趣的。贾托夫还翻译过赵树理的作品，他对赵树理格外敬重，在我们访问期间，他一直陪伴赵树理。赵树理同志那年五十二岁，是代表团中少数几位五十岁以上的老作家之一。我们大家不论是老的或少的，都习惯于叫他：老赵。据说在苏联，赵树理的作品全部有俄文译本，还有专门研究赵树理的专家、学者。赵树理是在苏联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们代表团所到之处，苏联人给我们代表团中的两个人的掌声最多，一位是肖三，一位是赵树理。肖三同志从前在苏联生活、工作过许多年，早在三十年代曾担任过苏联作家协会党委成员。苏联人对他非常熟悉，通常不叫他肖三，而称呼他“艾米·肖”，给他最多的掌声是很自然的事。那么，为什么也给很少出国的赵树理那么多的掌声呢？依我的理解：是赵树理作品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他们。在国内，有的人把赵树理解读成为比较传统乃至保守一类的作家，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我一直以来就想说明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从我国新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来审视赵树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中国最富于文学改革与革新的作家之一。“五四”以后，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赵树理那样，向已经定型化的文学语言模式发起挑战，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实现改革与革新，创建一种崭新的叙述文体。苏联读者的艺术鉴赏力很强，他们接受了赵树理，就像我们接受了米哈依·肖洛霍夫一样。诚然赵树理的作品多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而且从赵树理身上也确实可以找到许多憨厚善良的中国农民的影子。他的为人处世、性格志趣，乃至他解读人世万物的思维方式，都带有憨厚善良的农民式的色彩。本质上他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喜欢“各自为政”式的悠然自在的人文生活，不喜欢出场面、赶热闹、受拘谨。在同行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就连出国访问他都感觉是一种负担，是一项出于责任感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任务。他对繁杂的礼仪、没话找话的外交辞令，从来不大看重。人家在台上西服革履、字正腔圆地在讲话，他不想听就起身走到会场外面去洗手、抽烟、咳嗽、哼山西梆子；出席晚会，不管台上是小天鹅还是茶花女，肖斯塔柯维奇还是哈恰图良，老赵竟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座位上悠然进入梦乡，打起呼噜来。时任代表团秘书长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刘白羽，拿他也没办法，只能在返回住地途中的“大巴”上打趣地说：“老赵，日后你若犯错误，用不着处分，干脆就叫你去听交响乐。”对这种友善的批评，老赵听得明白，但并不在乎，他可以从别的方面找到激发自己的“兴奋点”。乌兹别克是个盛产棉花的国家。我们访问时，正值金秋季节，在灿烂的阳光下，遍地都是晾晒的棉花，村边地头有很多像一座座小山似的棉花垛，当地人把棉花称作白金，可见棉花是一项主要经济来源。赵树理看到这般情景，兴奋不已，他把别的事全然置之脑后，就连这次出访的任务也忘到一边。在一次代表团内部会议上，他竟然文不对题地说：“我们山西只知道种粮食，不行！要学会种棉花，给农民多开几条财路。”大家都知道老赵的可爱性格，权当大智若愚，无人计较。从那一天起，老赵把心思转移到研究乌兹别克种植棉花的经验上，并开始琢磨如何往山西那块好地方移植棉花的“调研课题”了。他通过苏联友人，请来当地几位棉农和管理人员谈话，他十分认真地做记录，稍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让翻译追根刨底问清楚。然而，可爱的老赵，白费了一番心思。据我了解，回国后第二年，他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极度不满，给当时大权在握的某人写信“反映情况”，不料招来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受到批判。有一次郭小川笑着跟我说：“批判赵树理那才好玩呢，你说一句他说十句，翻着他那个记事本说得有凭有据，谁也说不过他，咋办？只好散会。”我们的老赵勇于坚持己见，不作检讨，“文革”中多受磨难，冤死狱中。在我们代表团中有两位备受尊敬的老人，她们是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和一代文豪谢冰心。那年许广平六十二岁，谢冰心五十八岁，而我们的副团长、共和国部长、文坛主帅周扬同志才五十岁，是她们的小弟弟一个，所以代表团上上下下都称她们二位为大姐。我相信在世界各种语言中，都会有“大姐”这个称谓。然而，在中国将这个称谓从家庭或亲属外延到了社会范畴，且在绵绵敬意中又增添了浓浓人情味。自然享受此“大姐”殊荣者，断无等闲之辈。生于1900年的谢冰心，从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她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是我国最有影响的女作家。冰心大姐时时事事表现出谦和、大度、礼让的优雅高尚的作风。常常从某一件小事，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伟大品格。那时我年轻，腿脚灵便，代表团党支部副书记郭小川，就让我分担一些日常杂务，诸如住宿分配房间、参观注意安全、出行清点人数等等。我们的住地离会场约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每次出发前，我都提前十分钟到各个房间提醒大家按时上车。然而，每次到两位大姐的房间敲门，无人回应，原来二位大姐早已梳理停当，衣着整洁地坐在冷冷清清的大厅里等候大家了。我很不忍心，就对她们说：“发车前我会提前去请你们，往后就别这么早坐在大厅里了。”冰心大姐说：“大家都很忙，我们帮不上手，只能把自己管好，提前出来等着，就省得再麻烦你们了。”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给我说过的最平凡的一句话。有一次在车上，冰心大姐跟我说她到过内蒙古草原。我问什么时候？她说是三十年代初，她与一批文化名人一起，应邀访问过达尔罕草原的百灵庙。说来凑巧，这次出国前，我正在离百灵庙只有几十公里远的白云鄂博铁矿深入生活。那里很偏僻，经济欠发达，可以想见三十年代时，那里该是何等荒凉与贫瘠！然而一提起草原、蒙古包、奶茶、烤全羊，冰心大姐那双美丽的眼睛顿然变得明亮亮的。她说那次旅行使她终生难忘。她对草原的感情，使我很受感动，回国前我把描写草原生活的长篇小说 《 茫茫的草原 》 赠送给她。回国后不久，她便给我写信说她已经读完我的那部小说，还说了许多对我过誉的话。八十年代后，我被调来北京工作，与冰心大姐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她又多次跟我谈起她那次草原之旅中的见闻与趣事。有一年我和贺敬之陪同李铁映同志到冰心家里给她拜寿，正式话题结束后，她拉住我的手问：“在北京喝不到正宗蒙古奶茶了吧？”没等我回答，她先笑了。塔什干会议正式开幕的前一天，有几位苏联记者来到我们的住地，提出要采访几个有代表性的老作家和青年作家。我不了解代表团领导是怎么研究的，通知由我和曲波陪同茅盾、肖三去接受采访。茅盾是共和国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肖三是老革命、“苏联通”，主要由他们二位回答记者提问，采访很快顺利结束。我和曲波正要走开时，又有摄影记者要给我们照相，说明天就见报。他们选了一个背景效果好一些的地方，让我们站好。两位老作家站中央，两个年轻人立两边，既亲切又自然。我走过去刚要站到茅盾身边，他却一把将我拉过去，让我站到他和肖三的中间，还笑呵呵地说：“你们是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别靠边站哪！”我急忙结结巴巴地说着：“这怎么得了啊，不行，不行！”赶紧抽身旁退。肖三老人抓住我的胳膊直喊：“别动，别动，照了！”果真苏联记者“咔”地按了快门。于是乎，我这个后生居中两位巨匠站两边的不成体统的一张照片，便留在了人间，直到今天。在那张照片上我满脸尴尬与无奈，说明我当时手足无措的窘状。今天再翻出那张照片来看，过去那些情景只能当做文学前辈对我们的厚爱来领受了。在老一辈作家中，茅盾先生阅读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或许是最多的了。依我的记忆，胡万春、茹志鹃、杜鹏程、杨苏、李凖、陆文夫、管桦、敖德斯尔、林斤澜、王汶石、马烽、峻青、李满天等几十位作家的作品，他都阅读并著文评点过。茅盾对后来人的那片苦心、爱心，着实令人感动。1962年夏天，我暂住北京东总部胡同二十二号，那是一所漂亮的三进四合院。有一天，茅盾在那里会见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在走廊里我与茅公不期而遇。我向他问候后，他刚说“我正在读你的作品”，话没说完，客人到了，我便退出。那年夏天，格外炎热，我这个“老蒙古”实在熬不起，很快便从北京返回内蒙古。然而，没过多久，茅盾先生给我寄去厚厚一份邮件。打开一看，原来是茅公以读书札记形式写的对我的短篇小说集 《 花的草原 》 的点评文章。这是原稿，洋洋洒洒一万字，全部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字体劲秀，韵蕴超然。我请人抄写一份，后经茅公同意后作为我的短篇小说集的序言刊出。茅公的那份原稿，我作为珍宝收藏起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遗失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家多次被抄。我的所有图书、文稿、照片、衣物用品，乃至破鞋烂袜，全被造反派抄去，在呼和浩特市中心的展览馆里，搞了一个“玛拉沁夫反党叛国罪行展览”。期间，我已写好的一部三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底稿，和许多名人给我写的题词、书信 （ 包括前面提到的茅盾先生的手稿 ），全部被造反派们拿去烧了茶炉。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一张出席塔什干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全家福”照片，竟然幸免于难，保存了下来。有时把它翻出来看一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一个个神采飞扬，仪表堂堂，每张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光芒。然而，当我仔细观看那张“全家福”照片时，忽然发现在我们那个代表团二十一名成员中，竟有十九位已经作古！他们是：茅盾、周扬、巴金、肖三、许广平、谢冰心、赵树理、刘白羽、张庚、杨朔、戈宝权、叶君健、郭小川、杨沫、袁水拍、曲波、纳·赛音朝克图、祖农·哈迪尔、库尔班·阿里。这十九位同志是我们那支“梦之队”的领军人物和得分能手，他们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以自己诚实的艺术劳作创建的丰碑，永远矗立于千万读者的心中……沧桑人世，逝者如斯，令人怆然！现在依然健在的还有两位：季羡林和我。在这里，我衷心祝愿尊敬的季羡林教授健康、幸福！附附件：出出席亚非作家 （ 塔什干1958 ） 会议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时龄表依时龄为序茅盾（ 1896 -- ）  六十二岁萧三（ 1896 -- ）  六十二岁许广平（ 1898 -- ） 六十岁谢冰心（ 1900 -- ） 五十八岁巴金（ 1904 -- ） 五十四岁赵树理（ 1906 -- ） 五十二岁周扬（ 1908 -- ） 五十岁张庚（ 1911 -- ） 四十七岁季羡林（ 1911 -- ） 四十七岁祖农·哈迪尔（ 1911 -- ） 四十七岁杨朔（ 1913 -- ） 四十五岁戈宝权（ 1913 -- ） 四十五岁杨沫（ 1914 -- ） 四十四岁叶君健（ 1914 -- ） 四十四岁纳·赛音朝克图（ 1914 -- ） 四十四岁袁水拍（ 1915 -- ） 四十三岁刘白羽（ 1916 -- ）  四十二岁郭小川（ 1920 -- ）  三十八岁曲波（ 1923 -- ）  三十五岁库尔班·阿里（ 1924 -- ）  三十四岁玛拉沁夫（ 1930 -- ）  二十八岁走近海明威古巴是个岛国，首都哈瓦那是沿着海岸线建成的一座美丽的城市。住惯了北京那样方方正正、东西南北清清楚楚的城市，来到哈瓦那以后，我一直就转向，反正每天参观访问都是沿着海岸转来绕去，倒也无须辨别方向。今天也不例外，早晨从哈瓦那市区出发，观赏着海岸风光转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叫“瞭望农场”的地方，这个名称使人联想到农田和旷野，然而这里既无农田，也无旷野，原来是二十世纪以创造“硬汉”形象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大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故居。那位生来喜好走动、爱寻刺激、勇于冒险的美国人，被哈瓦那郊区这个名叫巴拉乌的小渔村的秀丽景色所吸引，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年 （ 1940 -1959年 ），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 老人与海 》  （ 1950年 ） 及 《 丧钟为谁而鸣 》  （ 1940年 ） 等，都写作于此。称巴拉乌是个小渔村，也是名不副实，这一带海湾整个被葱葱茏茏的树木和繁花正茂的园林所遮隐，早已看不出海明威居住时的幽静小渔村的景象了。至于海明威故居名叫瞭望农场，更令人大惑不解，这里从来就不曾是农场，这个称谓到底有何原委，无须我们细究了。瞭望农场面积很大，进了有人值班的院门之后，顺着山坡往上行驶很长一段林间车道，才到达海明威的住室前。这是一座西班牙式乳白色建筑物，虽是平房，但因修在山坡上，房前铺设了许多台阶和一块很大的平台，显得格外高大、宽敞，周围长满了椰树、棕榈树、芒果树和凤尾竹，背景衬以加勒比海的蓝天白云，确实是注入以灵气的写作好去处。我在房前站了好大一会儿，仿佛看见了海明威迎着海风坐在窗前伏案疾书的粗壮身影……今天同我们一起前来参观的还有中国驻古巴大使，古巴方面给予关照，海明威故居的女馆长，早已在门前等候，而且特别准许我们走进故居房间里面去参观 （ 一般参观者只能从窗外观瞻而不能进入室内 ），为此我向大使表示感谢时，大使谦和地笑着说，我们外交官可无此特权，今天我是沾了中国作家们的光，第一次进入室内参观。海明威，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著作除他去世后由他第四任夫人玛丽·威尔斯代他整理出版的个别作品之外，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中文译本。我们对他的生活经历、作品风格都很了解，所以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占用女馆长宝贵时间，便请她领我们走进海明威生活和写作的房间，去直接感受海明威。女馆长先把我们领进靠门口的一间大会客厅。她说：我想中国朋友们对欧内斯特·海明威是很了解的，无须由我多作介绍，请大使先生和各位作家朋友到各个房间自由参观，如有什么问题，我愿随时效劳。好个善解人意、痛痛快快的女馆长。时下人们到处寻觅、观瞻伟人、巨匠们的住所、故居，并不只是出于好奇心，重要的是为了更直接地去体会那些巨人们的人生追求、理念志向、生活风采以及他们在漫漫人生旅途中经受的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的根委与奥秘，透视他们那神秘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借以获取启迪来充实与健壮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明威故居向我们如此真切地展示了海明威那疾风骤雨般多姿多彩的一生。海明威是一位生命力特别旺盛、个性极强的人，他最喜爱拳击和斗牛，也爱好航海、爬山、狩猎；他放浪，好动，逞能好胜，从不言败，他厌恶安逸，喜于用生命向生活挑战；他多次遭受车祸、飞机失事、战场受伤等大灾大难，落得一身难以解脱的伤痛与病苦，但从来无怨无悔，用自己的笔创造了许许多多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硬汉”形象，当然其中就有他自己。他在 《 老人与海 》 中所抒发的“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他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这或许就是海明威对自己的真实写照。海明威十五岁时 （ 1914年 ），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在欧洲的战争之火，点燃起这位富于幻想的美国少年参战的热望，他赶到招兵局去报名参军，但他十四岁时好强逞能登上拳击台向一个职业拳击手挑战而被打伤的左眼，视力不够，失去了当兵的机会，为此他耿耿于怀，发誓说：“尽管我的这只眼睛视力不好，我还是要想办法到欧洲去，我不能看着战争的奇观在继续，而自己不参加。”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充当红十字会救护车驾驶员，风风火火地赶到欧洲，冲入他向往已久的连天战火之中。在意大利一次战斗中，海明威的头部、手脚受了重伤，在军队医院短短一个月中做了十三次手术，从他身上前后取出二百三十七块弹片，险些给他做了截肢手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神勇获得了意大利战功十字勋章和勇敢奖章。现在这两枚勋章并排放在海明威当年的写作台上，向世人述说着海明威军旅生活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带着耀眼的军功章和一身伤疤回到了美国。没过多久，凯旋归来的战争参加者们，已被人们淡忘，他们找不到工作，陷入贫困与孤寂之中；他们苦闷、失望、迷惘，发出“英勇在市场上值几分钱？”的哀叹。生来倔强的海明威难以平衡自己的情绪，他得找事干。战前他当过地方小报的记者，耍笔杆乃轻车熟路，经过岁月的磨炼他觉得有许多东西值得写一写，但不知是美国的编辑老爷们不识货，还是他写的那些玩意儿过于稚嫩，寄的稿子一一被退回，肝火极盛的他，怎能忍受得了这般屈辱？他决意远走高飞，到文学圣地巴黎，去圆他的文学梦！在巴黎的流浪生活中，在饥肠辘辘的折磨下他坚持写作，同时抓紧时间苦读欧洲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他对莎、托二翁尤为崇拜，甚至在很多年之后，他已成了名震世界的大作家、依然不敢在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面前造次。四十年代末他红得发紫，自认为与古典作家相比，他高于莫泊桑、屠格涅夫、塞万提斯、福楼拜、司汤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唯独他承认：在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面前老老实实认输。他借用拳击比赛的术语打比方说：他想当冠军，但“我不会跟托尔斯泰博士去打二十回合，因为我知道他会把我耳朵打掉。”或许是他那种苦苦写作、孜孜好学的精神感动了上帝，海明威的作品渐渐被人们所接受，在巴黎，在美国，他的作品在各种报刊上时有发表。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便放开手脚写了起来。他从很多作家成功的经验中学到了真谛：要想使作品成功，就写你最熟悉的生活。他把自己所熟悉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受奖、成英雄，战后遭冷遇、沉沦、迷惘的那一代人，淋漓尽致地写了一通，书名为 《 太阳照样升起 》，并为这部小说特地写了一句题词：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太阳照样升起 》 一经出版，立刻震动了美国文坛。评论界表现得格外慷慨，竟把海明威与马克·吐温、辛克莱、惠特曼等大师相提并论。一时间他书中那些人物成了当时盛行的“迷惘的一代”的代表。在成功的喜悦中，一鼓作气，他又出版了一部成功大作：《 永别了，武器 》。这部作品宣告海明威已进入艺术成熟期。 《 永别了， 武器 》 不同于 《 太阳照样升起 》，后者只停留在表现一代人的迷惘，而前者则较深刻地揭示了产生迷惘思潮的社会的历史根源。这两部作品奠定了海明威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他怀着成功的喜悦，从巴黎回到了美国。成功的喧嚣使他感到疲惫，为图清静，他携同第二任妻子波林·法依弗住到了美国最南端与他后来居住近二十年的哈瓦那隔海相望的小岛--基韦斯特。然而，没过多久那令他感到疲倦的喧嚣鬼使神差般地追随着他也来到了这里。三教九流的人都慕名而来，同他豪饮、狂舞、神侃，人人都以一睹海明威的尊容为荣。诚然他们都是善意的，海明威只能友好地接待他们。可他是作家呀，他的写作时间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海明威原本酷爱斗牛和狩猎，视二者为人生不可或缺的乐趣，他早就想写一写这些题材，于是让妻子打点行装，像逃难似的“逃”出了美丽的基韦斯特小岛。他们先到古巴而后到西班牙，尽情地看斗牛。斗牛场上的紧张、激烈、刺激使海明威顿生创作冲动，很快便完成了一部斗牛题材的著作 《 午后的死 》。接着他们踏上了神秘的非洲大陆，在那里海明威的枪法大显神威，猎获了不少羚羊、野牛、鬣鹿，狩猎场上他最突出的杰作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辛亲手射杀了一头雄狮和一只凶猛无比的大豹子，这一切都在他写的 《 非洲的青山 》 中得到出神入化的描绘。非洲那一段生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我们今天参观的海明威故居的每一个房间，不管是客厅、卧室、写作间还是餐厅、走廊，到处都嵌挂着一只只大小不一的非洲羚羊、野牛、鬣鹿头骨制成的装饰物，海明威写作间的沙发上还铺着一张很大的豹子皮，他就是每天其乐融融地生活在这么一大群非洲野物标本当中，可见在非洲那块红土地上他曾经多么畅快地享受过生活！就在 《 非洲的青山 》 发表的第二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了。从西班牙内战开始起，海明威就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反对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下发动的武装叛变。他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参加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前线，作为一个战士和战地记者，背着步枪，浴血奋战，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又一次负伤。西班牙首都陷落后，他不得不无奈地撤离西班牙……如果说海明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出于一个十七岁少年对“战争奇观”的天真向往的话，那么投入西班牙内战时，他已是功成名就、如日中天的走红大作家了，这一次完全是理智与正义感的选择。他从西班牙归来时，他的既会写作又善管理家务的第三任夫人玛莎·盖尔霍恩在迷人的哈瓦那海湾给他买下了一座庄园，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参观的这个地方--瞭望农场。玛莎很能干，她把宽敞的房舍装修、布置得十分清雅、舒适，庭院里树影婆娑，鸟语花香，这对带着一身战场烟尘归来的海明威，是个绝好的安静歇息的地方。然而与众不同的海明威此刻却毫无倦意，也不想休息，西班牙战争的枪炮声和厮杀声依然在耳边鸣响，正义与非正义、民主与法西斯肉搏战的惨烈景象时时在他眼前闪现，作为一个战士，他不能就在这儿停步，他怀着高昂的激情，冲进了另一个战场，用笔作武器的战场。他日以继夜地拼杀了一年多时间，取得完胜：创作出一部辉煌巨著：《 丧钟为谁而鸣 》。鲜活的西班牙内战的生活素材强烈的时代震撼力和作者艺术天赋的充分张扬，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特别是作者在艺术上自我超越的努力，使作品的叙事与细节描写、独白与对话、回忆与联想等在动感极强的节奏中运用自如，深邃的内涵与精湛的描绘，使海明威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一曲黄钟大吕在他的笔下奏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