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约与重构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洪治纲  页数：266  

内容概要

　　《邀约与重构》辑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评论。既有文学态势的梳理与分析，又有重要个案的诠释与评述，体现了作者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活跃敏锐的艺术感知力。《邀约与重构》共分三辑：第一辑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研究，举重若轻地论析了新世纪十年的一些创作走向及其内在局限。第二辑为一些新生作家群或重要作品的专论，以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材料，探析了当代作家的创作共性、个性与不足。第三辑为文学理论的思考与阐述，借助一些颇受关注的理论著作或新锐评论家，深入探讨了一些文学艺术的本源问题。其中的文章或被各类报刊转载，或收入各种年度优秀论文选集。

作者简介

　　洪治纲，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为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200余万字，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出版有《守望先锋》、《余华评传》、《无边的迁徙》、《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等个人专著多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争议小说选》、《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二十余部。

书籍目录

自序1第一辑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增量的文学现场与感性主义的兴起——新世纪文学十年观察之一俗世生活的张扬与理想主义的衰微——新世纪文学十年观察之二短篇小说?生活图谱?代际差异——新世纪文学十年观察之三信息时代：文学批评的挑战与选择——新世纪文学十年观察之四走向多维的批评空间——新世纪文学十年观察之五第二辑是“弑父”，还是“代沟”？论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论苏童短篇小说的“中和之美”从“寻根”到“审根”——论苏童的《河岸》与艾伟的《风和日丽》“人场”背后的叩问与思考——论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用卑微的心灵照亮世界——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神与魔的对话——论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乡村启蒙的赞歌与挽歌——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第三辑文学：记忆的邀约与重构经验的“边界”原创力·洞察力·思考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形与变形——读刘再复近著《双典批判》从想象停滞的地方出发——读余华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生态视野与文学史的重估——读吴秀明近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现代视野中的文化整合与批评——关于李凤亮的文学批评主体的自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再认识

章节摘录

　　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近些年来，“新世纪文学”已逐渐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很多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会议，其会议议题都冠以“新世纪文学××××”，足见它已成为当今学界约定的概念。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概念，是一个不具备科学性的空洞的能指，因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能恰好在“新世纪”这个时间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充其量只是批评家们喜新厌旧的一种表述策略，一种针对特定时间的命名活动而已，折射了当前文学批评的理论焦虑症。　　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其主要理由是，“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一个有关文学现象的简单命名，也不是批评家们用完即扔的临时口号，而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文学史指向的特殊概念。也就是说，“新世纪文学”是以明确的时间为依托，描述自此以后种种新的文学变化，以及这些文学变化在未来时空中的演进态势。它试图阻止“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被无限延伸所带来的尴尬和不足，而不是要与此前的文学历史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告别。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任何文学史的概念都具有特定的时空指向性，同时又具有相对的时空包容性。譬如，我们说“先秦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等，无一不是指向特定的时空，同时又无一不是体现了某种时空的包容性。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元年，便是中国文学出现又一划时代变革的明确标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它们来对文学史进行阶段性描述，也不妨碍文学研究内部的专业化学科设置。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命名也同样如此。譬如“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划分，也是依据特定的历史时间，即一种政治化的历史时间作为界限。尽管人们对这种划分充满疑虑，甚至在专业化的学科建设中不断进行调整，但是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文学史概念。即使在当代文学领域中，有关“前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概念，也都是依据特定的时空指向，描述某一阶段的中国内地汉语文学。如果动用严格的科学概念所必需的内涵和外延来审视，它们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都必然要受到质疑。但问题是，质疑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些更严密更合理的概念来描述？　　文学史不同于社会政治史。社会政治史可以通过明显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结构形态的断裂性变化，来体现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截然不同。而对于文学史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都有其内在的不断延续的精神脉络，也都隐含了某种潜在的审美惯性，也即文学内在的完整性。但是，我们在对文学史进行阶段性的研究时，又必须启用一些特定的时间概念，以便设定相对独立的文学范畴。这些概念的命名和启用，主要依据的原则就是文学自身的重要变化。　　第一辑譬如，我们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是基于此后的文学开始了白话文的自觉写作，此一行动使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在表达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确定了以前文学创作不甚明确的启蒙思想。但是，我们不能紧紧盯着“1915年”这个特定的年份，以此来审察“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否科学，因为仅仅通过这个特定的年份，很难甄别中国文学由近代到现代的变化。事实上，很多学者通过研究，认为19世纪末期的大量文学实践，都已在推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如果从发生学角度来探讨，近代文学中有近一半的历史时段，也可以划入现代文学之中。但上述这些情况并不影响“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的成立。相反，这些延伸性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现代文学颇为漫长的孕育过程。　　再看“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通常情况下，它是指1978年之后的当代文学，即由“伤痕文学”为发轫之作的文学写作。它突出地体现了当代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不再简单地迎合权力，而是开始自觉控诉“文革”十年的动乱历史，并对极左思潮及意识形态化的工具性写作有了明确的反思。此后的文学发展，正是沿着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张扬而前行，并与“文革”时期的文学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如果一定要追究为什么是“1978年”而不是“1976年”或“1980年”，那么，这种讨论就成了对文学史概念的“精确定义”了。而事实上，这类“精确定义”最终都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变化都是一个过程。　　我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是为了说明“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虽然将起点确定在新世纪的开始，但这同样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界限，具有特定时空的包容性。如果一味地追究“2000年”是否具有绝对的界碑性意义，是否明确体现了当代文学在某种本质上的裂变特征，那无疑是难以做到的。有很多学者谈到这一问题，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很多文学现象，其实已经预示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特征。张清华就认为，“新世纪文学”的起点，不宜机械地划为2001年零点钟声响起的那一刻，实际上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文学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郑吾：《学者热议“新世纪文学”》，《文艺报》2006年8月3日。张未民也曾说道：“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是相互重叠在一起的，互相包容的，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并不是对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反动和抛弃，我们宁可将二者看作是一体生长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将新时期文学的1978年的起点，同样看作是开启了21世纪文学的起点。站在今天新世纪的立场向后看，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新世纪文学不过是从新时期文学中仿佛蝉蜕一般生长出来的一种新质的文学，而新时期文学就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前世肉身，一个可供蜕变的潜结构，一个过渡性前奏。”张未民：《“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此外，像雷达和任东华也强调，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传统文学经验陷入困境和“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三个要素，都对“新世纪文学”的生成产生了内在的作用。　　当然，“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之所以被学界不断提起，还是因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确实出现了诸多根本性的变化。就我个人的思考，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以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网络文学的全面兴起。在此之前，活跃于网络之中的作家，仅有痞子蔡、安妮宝贝等少数人，而且他们没有依靠网络形成自己的消费市场。但新世纪之后，网络作家迅猛崛起。据白烨统计，“仅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榕树下四家网站，就有注册作者70多万人。”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09-2010）》，第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网络文学的作品数量更是几近天文数字。有人统计，目前的起点中文网就存有原创作品22万部，总字数超过120亿，日新增3000余万字。即使是像“幻剑书盟”这种类型化的文学网站，也拥有原创作品两万多部，其中有400部作品日均点击率达万次以上。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发展史——汉语网络文学调查纪实》，第38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在这些网站中，有大量作品均需付费阅读，这属于一种商业化的常规运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甚至可以预见网络将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文学领域。　　二是大量类型化写作模式的涌现，改变了以往文学的审美特质，使人们很难用既定的审美价值系统来做出艺术判断。譬如，在“70后”和“80后”作家群中大量存在的“青春”、“架空”、“悬疑”、“玄幻”、“戏拟”、“盗墓”等写作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作家对历史和人生的严肃思考，也看不到作家对人类精神的深度追问，但这些写作的背后依然凸现了某些主体精神的反抗倾向，亦折射了新一代作家对理性生存秩序的怀疑。这种由消费市场培育出来的文学创作固然存在诸多的弊端，包括以利益化的、自下而上的手段，对创作主体进行潜移默化的精神劫持，但是，如果将它与体制培养出来的文学进行比较，前者无疑更能够体现文学的自由生长状态。更重要的是，随着历史的自然发展和一代代前辈作家们的老去，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终归由他们来承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