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文集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奥)卡夫卡  页数:317  字数:338000  译者:孙坤荣,黄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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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文集》(1—4卷)增订版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新版《卡夫卡文集》(1—4卷)增订版增补了三篇短篇小说,校订修改了某些译文,纠正了一些印刷错误,并以全新的版式和封面设计对图书进行了精美包装,更加准确、新颖、概括地表现出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世界经典文学的品格。新版《卡夫卡文集》(1—4卷)增订版将给热爱卡夫卡的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

作者简介

作者:(奥)卡夫卡 译者:孙坤荣、黄明嘉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宗师,表现主义作家中创作最有成就者.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

书籍目录

不?之光的诱惑
诉讼
第一章 被捕——先同格鲁巴赫太太、后与比尔斯纳小姐的谈话
第二章 初审
第三章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大学生——办公室
 第四章 比尔斯纳小姐的女朋友
 第五章 鞭笞手
 第六章 K的叔叔——莱妮
 第七章 律师——工厂主——画家
 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第九章 在大教堂里
 第十章 结局
附录
 马克斯·布洛德为《诉讼》第一、二、三版写的后记
 《美国》简析
美国
 司炉
 舅舅
 纽约近郊的庄园
 在去拉姆塞斯的途中
 西方饭店
 鲁宾逊事件
 避难所
 俄克拉何马大剧院
附录
 残稿片断
 第一版后记
 第二版后记
 第三版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被捕——先同格鲁巴赫太太、后与比尔斯纳小姐的谈话一定是有人对约瑟夫·K进行了诬陷,因为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却在一天早晨被捕了。他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女厨师,每天早上八点钟左右给他送早餐,这一次却没有来。这样的事还从未发生过。这天,K还等了一会儿,靠在枕头上,望着住在街对面的那个老太太,她正以一种对他特有的异乎寻常的好奇心注视着他;接着,他感到既奇怪又饥饿,便按了一下铃。当即有人敲门,一个他在这所房子里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身材修长,但很结实,他穿一套合身的黑衣服,很像旅游服,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褶皱、口袋、纽扣,还有一条腰带,因此,看上去特别实用,虽然人们还弄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穿戴。“您是谁?”K问道,同时在床上坐了起来。可是,这个人不理睬K的问话,好像他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说:“您按过铃?”“安?该给我送早餐了。”K说,接着默默无语地、仔细地端详着和考虑着,想弄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人。但这人没让他注视多久,便转身朝门口走去,打开一条门缝,对一个显然是紧靠着门站着的人报告说:“他要安娜给他送早餐。”接着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短促的笑声,听这声音他闹不清楚是否有许多人一起在那里笑。这个陌生人虽然没从那笑声里得知他早先并不知道的内容,他还是以通知的口吻对K说:“这不行。”“这倒是新鲜。”K说着从床上跳了下来,迅速穿上了裤子,“我一定要看看隔壁房间里是些什么人,看看格鲁巴赫太太将怎样解释对我的捣乱。”他虽然立。即想到,他不该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因为这样一来他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陌生人有监视权,但又觉得眼下这并不重要。

编辑推荐

《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2卷):诉讼·美国》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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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8条)

 
 

  •   不太喜欢作家出版社,不过这套卡夫卡文集还不错。
  •   零星有了卡夫卡,但现在总算有了文集!谢谢!
  •   两部小说都没完成,卡夫卡啊卡夫卡,你到底是要怎样?
  •   小说卷就译者而言不错(日记随笔卷最好警觉一下翻译),可惜排版,装帧都不太行。
  •   印刷还不错 质量内容更没得说哈 买来细细品读
  •    “不要失望,甚至对你并不感到失望这一点也不要失望,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新的力量来临,给你以支柱,而这正表明你是活着的。” --《城堡》
  •   高年生主编的,质量可以保证。但作家社出了这个书不久,就出了一本百位名家手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恶心到我了,以后尽量不再买作家社的书。
  •   真的很值得看的书
  •   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高级的文字。
  •   单就这一个名字就能给人无限的遐想
  •   慢慢细读、思考,是我们浮躁社会人必须做的事情
  •   非常喜欢——这本书 好看,非常满意,孩子爱看!!!
  •   卡夫卡已经读了一百遍了 今天读起来还是很新鲜 为了看他这部没写完的美国 我买了此书 译文很老辣 和傅维慈的译本一样好看 讽刺 反讽 都很传神 买对了
  •   内容还没看,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排版比较密集。
  •   版面密密麻麻,堵心。印制也差。可惜了卡夫卡。
  •   装订简洁,价格公道、。
  •   话说为什么没人买,个人感觉翻译比三联书店那版张荣昌译版的要流畅(仅限在线试读部分)。附录包括马克斯·布洛德三版《诉讼》分别的后记,对这部未竟之作的认识有一定的帮助。很喜欢封面和扉页的颜色,封面是有一点点反光的那种蓝灰色,扉页是偏蓝的浅灰色,摸上去很舒服。纸张是个人比较喜欢的米黄色稍薄的纸质,拿着比普通的书要稍轻(绝对不是再生纸)。排版和纸张都比较类似个人非常喜欢的人文的名著·名译系列。没有插图(这点非常满意)总体感觉很好。
  •     弗朗茨•卡夫卡去世之后,马克斯•布洛德整理了卡夫卡的遗著并将其发表。这一行为的正确性通过卡夫卡所创造的巨大影响力得到证明。一个失去了作为作家的卡夫卡(卡夫卡同时也是一名职员,如同千千万万个在工作中被拉平、被组装、被拼合并被耗尽的职员一样)的世界会是怎样,这谁也说不清楚。西方思想是否会发生或缺失某种实质性转折?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否会褪去一些我们现在所见识到的色彩和吸引力?被归类于不同流派的作家是否会因为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灵感源泉而丧失了某些创作力?并且,这个世界会不会因为少了卡夫卡而变得少一些疏离与敌意?我们可以带着某些兴趣去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要想获得确定的答案则是不可实现的幻想。似乎可以肯定,布洛德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拯救和贡献,他把那些原本要湮没无闻的文字公诸于世,在一种“卡夫卡崇拜”的氛围中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以此为人类保留了一件“无价之宝”。(见布洛德为《诉讼》所作的第一版后记)
      
      然而,米兰•昆德拉对布洛德的努力颇有微词:《被背叛的遗嘱》——这一书名就表明了昆德拉的立场,即布洛德的行为并不是什么崇高的拯救,相反,这是一种背叛,是对作家本人意愿的背离与僭越。让昆德拉同样抱有情绪的是法国译者对卡夫卡作品的翻译。他抱怨道,这些人把卡夫卡原本朴实无华的语言变得更加精致、更加优美了,这种优美并不能给卡夫卡的作品带来什么好处,相反,这是一种伤害。如果我们知晓昆德拉在其一生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在与“媚俗”(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他明确阐述了这个主题,在其他的作品——如《生活在别处》和《不朽》——他以戏谑的笔调嘲讽了种种媚俗行为,并力图表明存在的“透明性”。)相抗争的话,那么上述两种论点的深意就不难理解了。存在本身是平和而又宁静的,它需要被聆听、被体验,但本身并不聒噪,而种种矫揉造作的举动(无论是政治上的、宣传上的,还是商业上的抑或个人的)、亦即媚俗在存在的映照下显得可笑。译者的媚俗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任何理由把卡夫卡的文字“精致化”、“优美化”,如果说这仅仅是译者的自我消遣、或者说自恋情结,那么译者固然可以在自己的书房内做出这种不忠实于作者的行为;但如果说这是为了迎合读者庸俗的口味、沿着市场风向标的指向亦步亦趋,那么这似乎就不可原谅了。但是,布洛德的做法难道也是一种媚俗吗?难道布洛德为人类所做出的一份贡献,不可以大大抵消这一媚俗么?而且这是否是一种媚俗也尚待斟酌。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是否有理由以人类之名违背作家的意志,即便这种意志是以遗嘱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事实上,这里遭遇了一个最为本质的问题,它是整个事件的内核,即“作家到底为谁而书写?”。
      
      
      
      一、审判之则
      
      无论怎样,利己主义始终是与道德绝缘的,除非这种利己主义能够同时促使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但是,利己主义的道德观之所以不能被接受(或者公开接受),并不是因为它能否客观上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多个人带来好处,而在于做出利己行为的人在主观上仅仅考虑到自身而不是其他人。但是,一个为自己而书写的作家是否是一个利己主义作家?作家回忆自己的往昔,构思文章的架构,筛选可供使用素材并将其整理成文,对文章润色、删改、付梓出版或付诸一炬,他/她在做出这些行动的时候,是否要思忖这些行为可能对其他人或者全人类带来的影响?人们也许会觉得这一问题是荒谬的,难道作家不应该对自己的文字宣称最终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么?那么,这是不是也就认可了,作家在书写过程中并不需要承担任何的道德义务,书写及其产物并不受道德的制约?利己主义似乎赋予了作家豁免权。一个作家之所以是一位作家,因为他/她直面他所写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而不会事先给予其道德上的审判。按照莫里斯-布朗肖的见解,作家的书写在一片虚无中中试图整理出某种形式,因而作家的行为始终是一种个人的探索行为,正如福柯所提及的“伟大的尼采式探索”:我是如何因现在这个“我”而受苦受难的?(见《福柯的生死爱欲》)或许可以不那么玄学化:一个作家在书写中,用语词统摄了变动不居的个人经验,他/她也许非常坦诚,把自我向世界敞开;也许用字词构筑了让人无法得其门而出的迷宫;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作家个人的足迹,是一种不带地图而走向无法预知之境地的长途跋涉;从这个角度而言,作家就成为了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哲学家:“我们说,正因为人是自由的,他为自身而不为他人而存在,因此我们追求作为唯一自由科学的哲学(这里则应当替换为“书写”),因为它仅仅为自身而存在。”一个迎合某种口味、某个阶层或团体的趣味的书写者,则不应当被归类于“作家”的范畴,而仅仅是一个“写手”。
      
      但是,对于作家的掣肘又往往是无处不在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并表明了评判文艺作品的两重标准——在先的政治标准和尾随其后的艺术标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政治正确性和道德合法性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伟大形象并不仅仅在于它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最主要推动力,还在于它在道德上与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和虚伪放纵的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因此,无产阶级文学必须要表明自身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先锋与旗帜作用,因为它们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作家以此获得了某种历史使命感。无产阶级作家——如果他们仍然是作家的话——不再是萨特笔下洛根丁这一人物所象征的中立而透明的意识,他们的意识之中被横插着一把标尺,测量的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和句与句之间的衔接。
      
      成问题的还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作家的角色被设定按照某一宽泛而固定的标准去行动,更是那些原本看似中性的作品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对立体,从而被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这一变动的极端重要性在于,它使得那些宣称不为任何阵营摇旗呐喊的作家形象变得可疑了。对个人际遇的多重探索、对世界片段的深度挖掘、对宇宙整体的沉思冥想,这些与人民群众的整体性相比,是如此的琐碎,以至于应当被历史的进程所淘汰,除非在这些作品中能够发现历史目的性的痕迹——既然“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见《共产党宣言》),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无阶级社会的到来,那么那些小资产阶级作品的价值就应当通过这一历史主义标杆衡量,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因此,如果有那么一刻,作家停下了沙沙作响的钢笔、反思自己的书写到底是“为了谁”时,他只可能在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中进行选择,而“透明意识”这一选项已经被排除在选择清单之外了。
      
      对于作家及其书写产生制约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政治命令和道德标准,还有“市场营销”方面的种种考虑。瓦尔特•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记录了这一现象:大众文学兴起之后,一些作家在昏暗的地窖中豢养写手为自己“生产”文字。供求关系似乎在文学领域内也发生效力了;写作不再是个人的创造,而是集体的生产;通过文字所表达的也不再是个体生命的印痕,而是作为市场中需求方的集体趣味。政治是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迫使作家屈服,而市场则是以丰厚的回报诱惑着作家进行主动的献祭。或许市场要优于政治,因为市场并不会对那些不听从指挥的作家进行迫害与清洗,但是,一个正在书写的人,无论他是遵循市场的走向还是政治的要求,他/她都已经放弃了作为透明意识而书写的可能性。
      
      作家的透明意识真的存在么?当代思想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不再有不受玷污的意识,那些即便与政治和市场做出决裂的作家,其自身依然是受到种种无意识规则的影响和操纵。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宣称,语言学规则已经杀死了那个看似独立的作者,对于文本的分析可以不用追溯创造文本的人。一个作家也许在表面上不用媚俗,但是如果以此认为他/她就是自由的,他/她仅仅是凭借自身的巨大努力而书写,那就错了。或许,在人类历史上,作家的形象从来没有如此黯淡过。
      
      
      
      二、文字城堡
      
      让我们暂且回到卡夫卡的著作中。《城堡》描述了一个永远无法企及、却又充满着绝对诱惑力和控制力的所在;人无法到达城堡这一目的地,但是周围的一切都被笼罩上城堡的影子。在《诉讼》中,约瑟夫•K被莫名其妙判定有罪,他力图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罪到底是什么;约瑟夫•K在罪与罚的网中越挣扎,他就越加陷入到一个对他进行审判的世界中;最后他被残忍地处死了,他也放弃了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反抗,似乎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也许诚如卡夫卡所言,法院寻找罪过;法院所定下的规则并不一定是真的,但人们只需把它作为必然的而被接受。 “这真是一个可悲的结论,这等于把谎言当作普遍准则。” 约瑟夫•K如是说。
      
      被背叛的卡夫卡以其死亡后的经历成为了自己作品的完美诠释,或者说,布洛德对卡夫卡作品的保留正是对卡夫卡所意欲揭露的那个世界的最佳注脚。卡夫卡对其作品的严苛要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宗教式的自我探索,文字就是卡夫卡所铺就的、通往“城堡”的崎岖小道,而且很显然,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完成通向这一自我-城堡的旅途。这种艰难的求索,也许是在一种罪过的氛围中缓缓展开的:此时的“城堡”成了那个并不明确却又无处不在的“罪”,而书写则成为了对于这种罪过的抗争;作家在书写中勾勒出自身的形象,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去发现强加于自身的罪,并表明自身在这种罪过中存活下去的理由(“伟大的尼采式探索”)。卡夫卡的遗嘱试图完成这一探索,他要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城堡之旅。也许他是失败的,但是他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实现对自己作品的评价,那就是“焚毁”;在作品被焚毁的那一刻,他反而胜利了,因为他实现了对探索“城堡”这一行动的“审判”,然而,布洛德则从死亡的卡夫卡手中夺走了审判的权利,并以人类的名义背叛了卡夫卡的遗嘱。如果作品可以代表作家自我的某个侧面的话,那么布洛德的举动似乎意在说明,作家最终是要接受他人的审判,他的有罪与否无法依靠自己来判断与证明,必须要在一种悲剧性的等待中听候他人的裁决。
      
      总之,作家似乎站在极端的个人性和完全的集体性之间,他在种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规则的框架下玩着自我探索的游戏。但在这种分裂中,一个书写的人始终有着无法向他人屈服的内核,那就是仅仅为了自己而存在的反思。透明的意识也许是不存在的,在作家出生的那一刻,其意识就已然在接受各种规则的烙印(政治的、商业的或者语言学的)。但是,作家的反思则从心灵最为内在的深处迸发出来,它述说着我们到底在玩着什么样的游戏。作家或许受到各种各样的审判,但是他在一生中所做出的努力表明了作者完全死亡的不可能性,因为他们用更为个人的语言显示了这个世界不为众人所熟知的一面,正如卡夫卡在其文章中揭示了这个把自己推向被告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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