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巴金 页数: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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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没有神(作家版代序)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内容概要
作家版巴金《随想录》为《随想录》1-5卷合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已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出了这部在当代中国产生世大影响的伟大的书,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作家版的《随想录》还收入巴金先生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片十几幅,装帧设计精美庄重,将历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深厚融为一体。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fèi,取自“蔽芾甘棠”),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著书颇丰,代表作品《家》、《春》《秋》。巴金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书籍目录
没有神(作家版代序)合订本新记总序随想录 谈《望乡》 再谈《望乡》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结婚” 怀念萧珊 “毒草病” “遵命文学” “长官意志” 文学的作用 把心交给读者 一颗桃核的喜剧 关于丽尼同志 三次画像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小人、大人、长官 再访巴黎 诺·利斯特先生 在尼斯 重来马赛 里昂 沙多一吉里 “友谊的海洋” 中国人 人民友谊的事业 中岛健藏先生 观察人 要不要制定“文艺法”? 绝不会忘记 纪念雪峰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随想录》后记探索集 “豪言壮语” 小骗子 悼方之同志 怀念老舍同志 大镜子 小狗包弟 探索 再谈探索 探索之三 探索之四 友谊 春蚕 怀念烈文 访问广岛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 发烧 “思想复杂” 世界语 说真话 《人到中年》 再论说真话 写真话 “腹地” 再说小骗子 赵丹同志 “没什么可怕的了” 究竟属于谁? 作家 长崎的梦 说梦 附录 我和文学 《探索集》后记真话集 三谈骗子 我和读者 悼念茅盾同志 现代文学资料馆 怀念方令孺大姐 《序跋集》序 怀念丰先生 《序跋集》再序 十年一梦 致《十月》 《序跋集》跋 怀念鲁迅先生 “鹰的歌” 《怀念集》序 小端端 怀念马宗融大哥 《随想录》日译本序 《小街》 三论讲真话 《靳以选集》序 怀念满涛同志 说真话之四 未来(说真话之五) 解剖自己 西湖 思路 “人言可畏”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三访巴黎 知识分子 《真话集》后记病中集 “干扰” 再说现代文学馆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 一篇序文 一封回信 愿化泥土 病中(一) 汉字改革 病中(二) “掏一把出来” 病中(三) 我的哥哥李尧林 怀念一位教育家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谈版权 又到西湖 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我的“仓库” 怀念均正兄 我的名字 我的日记 《茅盾谈话录》 病中(四) 我的噩梦 “深刻的教育” 关于《复活》 病中(五) 我的老家 买卖婚姻 再忆萧珊 附录 答井上靖先生 《病中集》后记无题集 访日归来 幸福 为旧作新版写序 人道主义 “紧箍咒” “创作自由” “再认识托尔斯泰”? 再说端端 “寻找理想” “从心所欲” 卖真货 再说知识分子 再说“创作自由” 《全集》自序 四谈骗子 答卫×× 可怕的现实主义 衙内 “牛棚” 纪念 我与开明 我的责任编辑 “样板戏” 官气 “文革”博物馆 二十年前 怀念非英兄 三说端端 老化 怀念胡风 附录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 《无题集》后记
章节摘录
随想录 谈《望乡》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写过一本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我对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谢他们把这部影片送到中国来。 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十九岁。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斜对面就是当时的一家游乐场“神仙世界”。我们住在临街的二楼,到了傍晚,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后来我在上海住下来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我们总是避开她们。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再谈《望乡》 曹禺最近来上海,闲谈起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接待过几位日本影剧界的朋友,他们谈了一些关于《望乡》的事情。据说《望乡》给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剪掉了一些镜头。曹禺还听说,这部影片有些镜头是在南洋拍摄的,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吃了苦头,这说明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严肃认真;还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员,为了使她的手显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至于怎样捆法我听过就忘记了,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后来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这是为了什么?我不能明确地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忠于她的工作,忠于她的艺术吧。我看影片中那位三谷圭子也就是这样。田中绢代女士已经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想:像三谷这样“深入生活”和描写的对象实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卖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本来她和阿琦婆之间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难,使得距离逐渐地缩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她最初只是为了写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这一段时间里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的心也给阿琦婆吸引住了,她们分手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留恋,那样出自肺腑的哀哭,多么令人感动!最后她甚至远渡重洋探寻受难者的遗迹,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惨痛的遭遇提出控诉,这可能又是她当初料想不到的了。这也是一条写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乡》以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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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30周年纪念版)》还收入巴金先生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片十几幅,装帧设计精美庄重,将历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深厚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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