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入梦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格非  页数：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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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河入梦》是著名作家格非推出最新长篇小说，坚持纯文学道路的抗鼎力作！故事发生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从上海来到梅城，在浴室卖澡票，偶遇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并成为他的秘书。谭功达虽然爱慕她，但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后来姚佩佩遭人强奸后一怒杀死了对方，并开始逃亡。而谭功达对梅城的规划理想也屡遭挫折。受到排挤下放到花家舍后，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桃花源”已经在这里实现……就在他决心去找姚佩佩的同一天，姚佩佩归案被枪决，而他也因为包庇罪和反革命罪在梅城监狱死去。　　　　《山河入梦》这部小说内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又融入西方现代小说的手法成为一大看点，“我绝不是借助时下作家流行的借用章回小说或话本的外壳，而是在小说的内部完成一种创造。”格非认为对于看热闹的人应该能读下去，尤其是女性读者希望能感同身受。但那些隐藏的丰富细节如匿名信等也许在读者读第二遍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格非认为，中国小说的线性叙事传统带来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很多情节无法同时兼顾，而西方小说家发明的共时性叙事虽然实现了故事在横向上的拓展，但往往使故事纵向发展暂停。所以他在新作品中尝试了用黑体字表示人物漫无边际的重要内心活动，这样在实现类似“共时性”的叙事同时，又可以避免破坏整体故事的流畅性。

作者简介

　　格非，生于江苏省丹徒县，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留校任教，任中文系讲师（1987年）、副教授（1994年）、教授（1998年）。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讲授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先后出版有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第一部)，小说集《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等。1995年出版有《格非文集》(三卷)。此外，还出版有《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格非散文》等。曾先后出访德国、瑞典、日本、韩国等国，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

书籍目录

第一章：县长的婚事第二章：桃天李也秾第三章：菊残霜枝第四章：阳光下的紫云英

媒体关注与评论

　　格非迷失桃花源　　清华大学的教授作家格非２００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荣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和“２１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这是格非《人面桃花》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事隔三年之后，格非又在２００７年１月出版第二部《山河入梦》，格非试图通过系列小说写出追求“桃花源”理想的陆家家族几代人的命运遭遇，以及对辛亥革命和１９５２至１９６２年那段历史的反思，表达出一个教授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怀有的“桃花源”式乌托邦理想的感伤和怀疑情绪。　　“桃花源”一语出自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文记载了武陵一渔人因为迷路，进入一个不知魏晋等朝代更替的桃花源胜境，在那里人人平等、富足，没有剥削和压迫，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此后“桃花源”就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梦想和憧憬，是中国人向往的“乌托邦”乐土。而西方对乌托邦的追寻时间更早，从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到十六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描绘出西方人心目中最完美的人类社会制度和生存状况。无论是中国的“桃花源”还是西方的“乌托邦”，其实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名称而已，是指一种没有私有制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丰富和富裕的大同社会。人类千百年来苦苦追寻乌托邦的踪迹，但是却很少有人来质疑：如果乌托邦真的在人类社会实现了，到底人类是受益者，抑或是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格非就用《山河入梦》给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格非，无疑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但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的遗产，而且他的一系列小说作品都充满了一个学者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格非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强化和加重了描写中国历史的重重迷雾和人性、命运的扑朔迷离，这些均构成陆家三代人对“桃花源”式乌托邦幻境追寻和营造的历史和人性背景，可以说它们属于反映中国百年历史沧桑变幻和人物命运变化的家族系列小说。不过与《人面桃花》相比，第二部《山河入梦》虽然延续了第一部的某些艺术特点，同样吸纳了《红楼梦》的语言风格和意境营造，但是却无法达到其含英咀华的悠长含蓄神韵，甚至于有情节失之单调、人物内涵过于单薄之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首先，《山河入梦》中的主人公谭功达虽然是《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儿子，但是他的形象无法和他的母亲相比。秀米的性格不但丰满，而且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她从晚清乡间大地主家中的一个闺秀，聪颖敏感如同林黛玉，在经过花家舍土匪的绑票和一系列变故之后，变成了精明　　能干的王熙凤式革命家，怀着建立“桃花源”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望，参加反满的“蜩蛄会”以及远渡日本，回国之后自愿兴办学校宣传革命反清，乃至后来因失败而颓废，放弃了理想过上了乡间隐居生活。而谭功达作为《山河入梦》的主人公，其性格却没有如此丰满，也没有经过什么发展变化。他在１９５２年当上梅县县长之后，总是不顾实际情况想把他自己和母亲的“桃花源”理想付诸实践，无论是提议修建水库还是想挖通运河连起村庄。虽然在被别人设计陷害而被撤职，却始终不改其志向，即使是在看穿了花家舍公社“乌托邦”大同社会下隐藏的人们互相陷害的残酷真相之后，在被抓进监狱即将病死之际，依然盼望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实现，其性格的执拗和顽强贯穿小说始终。当然，他见到漂亮女人就眼睛发绿的“花痴”特点，虽然某种程度上能够填充他的单调形象，不过却无法让这个人物更丰厚一些。　　其次，《山河入梦》明显是想继续《人面桃花》中似梦非梦、似真还假的氛围的营造，谭功达不是众美环绕的淫荡西门庆，而是有些呆气的浊世佳公子贾宝玉。不过从实际阅读效果来看，秀米倒更像是一个女宝玉，在万念俱灰之后虽然没有出家，但是其在家中隐居十年至死不问世事，倒是颇合宝玉性情和脾性。加上《人面桃花》中的语言明显模仿了古代小说，即使是花家舍的绑匪也是一派斯文作派，匪首四当家也会用“芝兰泣露，名花飘零”来感叹秀米命运；而秀米隐居之后，也是靠养花和吟咏古代诗词来遣怀，就连家中蠢呆的丫环喜鹊最后也写出了“灯灰冬雪夜长”之类的诗。还有小说中多次写到的梦境与现实的混淆，以及命运的可以预测但是却无法捉摸的虚幻之感，均营造出一个“太虚幻境”的桃花源来。而《山河入梦》中虽然强调写梦，却无多少梦境可写。只有在姚佩佩杀人之后的逃亡途中，作者用梦境详细写了她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被枪毙的命运预测。秀米的桃花源梦境在谭功达这里只是变成了一个县长规划的具体蓝图，也可以说是对１９５８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式大跃进运动历史的影射，这种本来应该虚笔象征的书写就被具体写实所代替，自然就少了含蓄蕴藉的古典美学情调。至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的阴影”之谜，虽然在小说开头就出现，但实际上却只是谭功达和姚佩佩两人爱情悲剧的象征而已，始终无法构成更阔大和深厚的象征寓意。同时，格非在《山河入梦》中独创出的黑体字，是他用来表示人物漫无边际的重要内心活动的一种尝试，从这虽然可以看出作者试图超越第一部小说的努力，但是终究无法达到他的预期目标，无法越过《人面桃花》这个界碑。　　《山河入梦》中的桃花源式乌托邦再一次迷失了，不仅是因为当时实际社会现状不允许，而且也因为人心的丑恶和凶残，还有人类命运的变化莫测，又有谁能够参透人生和世界的“常”与“变”呢？ 那么，迷失的桃花源还会重现人间吗？可能这正是格非要激起读者思考的。　　《山河入梦》：格非的乌托邦？（阎晶明）　　曾经带来很多荣誉，现在他们不谋而合在做同一件事情，设　　法从这个快成了阴影的光环中脱离出来。因为在今天，大家都得到一个强烈的暗示，只有现实主义的活力是让人放心的，只有现实主义在读者那里才真正具有说服力。　　现在的问题是，《山河入梦》是现实主义小说吗？在再现现实、超现实、魔幻现实之间，《山河入梦》更属于哪一种呢？在我看来，《山河入梦》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文本，它的活力和变异性就体现在这种不稳定中。小说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上世纪50年代中至60年代初之间的当代中国，一个政治氛围非常浓厚的时代，小说的主人公谭功达是梅城县的县长，一个和政治贴得最近的人物。围绕在谭功达周围的人物，都是梅城“政治圈”、“文化界”的各色人物。小说开始给人的暗示是，这是一部试图表现历史、反映现实的小说。一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准备描写自己未曾经历，当下许多读者却都很熟悉或自认为熟悉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我的第一反应是，格非的选择是对自己创作能力的极大挑战。　　的确，小说中不无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留下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烙印。但这种烙印在我看来不是通过话语渲染、生活描述达到的，而是通过简化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格非在写人物故事时，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历史时段的必然性和唯一性，他很快就把笔触移开了历史本身，而专注于人物个体。换句话说，作为县长的谭功达，他如何带领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那是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并没有在小说里全面展开。小说沿着一条并不宽阔的道路一路狂奔，这条路就是谭功达的爱情之路。随着谭功达情感线索的不断浓烈，小说的意味开始从再现现实的框架中飘飞而起，超现实甚至魔幻现实的味道开始散发，格非说他至今没有放弃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追求，《山河入梦》果然可以作为佐证。　　在这部小说里，“山河”可以臆想为五六十年代的梅城和作为县长的谭功达，“梦”，则是谭功达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一个人性几乎被忽略不计的时代突显出的强烈印迹。“山河入梦”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大历史纷纷粘着在个人梦想上面的一种失重比喻。“山河”的沉重压制着“梦”的飘浮，梦想又以自身的轻灵努力冲出现实。这样两种不成比例的力量构成了《山河入梦》的叙述张力。当然，梦不是一个中性词，美梦是梦，噩梦也是梦，谭功达所做的梦是美梦，但他梦醒的过程却充满紧张与险恶，最后，这个梦破灭得让人只能认为是一场噩梦。谭功达的梦具有荒唐的色彩，但的确，这个梦里包含了一些与生命、与内心相连结的东西，他的梦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预言。现实主义就这样和现代主义接轨了。“山河”和“梦”互为预言。　　从现实层面上看，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作为县长的谭功达有权力让一个澡堂里小女工姚佩佩成为贴身秘书，他有权力让自己到县文工团挑最好看的女演员白小娴谈恋爱。现实的荒唐在于，权重一方的谭功达惟一一个婚姻对象却是一个叫张金芳的乞讨者。小说急转直下的情节来自第三章，谭功达被撤销所有职务，他经过荒唐的婚姻后，来到了一个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地方“花家舍”。如果说此前的故事叙述还给人以现实主义期待的话，此后的一切都抹上了浓重的现代主义色彩。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急转直下不是突然的放弃和选择，两者始终都是互相勾连的。其实，格非选择那样一个历史时段，选择一个县长来展开故事，从最后的效果看，本身就暗含了某种讽喻和荒诞性。现实和超现实从一开始就奇异地结合到了一起。小说的后半部分，也就是谭功达到了花家舍之后，一切都变得明朗，格非叙述故事的纷纷扬扬的能力获得了自由释放。前半部里他和白小娴的恋爱，和姚佩佩的暧昧，都是权力笼罩下的“业余生活”，作家必须为他在这几个女人身上做出的每一个动作找一个现实的、可以依据和可信的理由。到后半部，谭功达从县长变成了“巡视员”之后，人物身份的自由也为作家的表现力获得了解放。姚佩佩成了杀人犯而走上逃亡之路，赋闲的谭功达这时才意识到他真正爱的人是姚佩佩，冒险的书信成了爱情火焰的速燃器，一个流落者和一个逃亡者在失去生活秩序、无缘相见后真正走到了一起。　　　　我更看重小说的第四章“阳光下的紫云英”。这一章里格非表现了两个主题，一个是谭功达作为生命个人对爱情的执着的、冒险的追求，一个是花家舍这个乌托邦散发出的温暖而又怪异气息。直到这个时候，前半部里一个身为县长的男人与几个女人发生的恩怨才找到了主题上的必然性，作家的良苦用心才被读者看到。梦的荒唐与现实的荒诞才有效地合拢。作家对花家舍、对花家舍隐秘的“掌门人”郭从年的描写含有复杂的意味。一个个人生活被完全掌控的世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格非并没有急着去否定，这个谜仍然留着，因为在这个世界里，谭功达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自由和宽容，因为正是在这里，他和杀人犯姚佩佩的爱情之花才得到了自由而又怪诞的伸展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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