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6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韩少功 页数: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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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南水北》讲述韩少功的写作和返乡,既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也是文人理想的个体实践。他的乡居生活,不失生命的自得与素朴,而他的文字,却常常显露出警觉的表情。他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释放在广大的山野之间,并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为自我求证新的意义。他的文字,也因接通了活跃的感官而变得生机勃勃。出版于二○○六年度的《山南水北》,作为他退隐生活的实录,充满声音、色彩、味道和世相的生动描述,并洋溢着土地和汗水的新鲜气息。这种经由五官、四肢、头脑和心灵共同完成的写作,不仅是个人生活史的见证,更是身体朝向大地的一次扎根。在这个精神日益挂空的时代,韩少功的努力,为人生、思想的落实探索了新的路径。三十多年前的上山下乡韩少功留下了《马桥词典》一类的作品,始于新世纪的再次上山下乡又有七个春秋,推出《山南水北》图文并茂的跨文体长篇读物。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是美丽的,如今,在浮躁不堪的文字堆积如山的时候,韩少功仍静心静寂地重复着他关心和喜欢的生活,他过着属于他的日子。春末夏初的时候,在从海南到长沙的飞机上,他悠然地坐着,等待着回到他丈量过的土地、红砖的房前;打量院里的野草、问候房后的猫及梁上的老鼠。至此,韩少功的乡村生活开始。秋末冬季来临之前,韩少功会包袱上一夏的果实、秋天的丰收坐飞机回到海南,那是他的城市生活。体认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在韩少功这里变成了体认城与乡,他执念于此,对他来说,斟酌自我与斟酌城乡是同一件事,吾道一以贯之,韩少功的“寻根”、回乡,他二十几年来的写作和生活,演绎着一个中国人在城乡之间的焦虑和选择。他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著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乡村本身已经不生产意义,它的意义取决于城市。但在《山南水北》中,韩少功力图将被轻率删减的乡村的意义加入正在迅速更新的对中国的想象和认同中去。他力图将那山、那水、那人民嵌入新的中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去。
作者简介
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汉族,现居海南。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汩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后任湖南省《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1985年进修于武汉大学英文系,随后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8年迁调海南省,历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天涯》杂志社长(1995)、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等职。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主席团委员(1997,2001),中国文联全委委员(2001)。
媒体关注与评论
简评 作者笔下的八溪峒是中国的普罗旺斯,韩少功是中国的彼得梅尔,他们的创作意境可以追随到梭罗的《瓦尔登湖》。同样精彩的书还有《大地的事》,可谓自然生活的台南版。 ——王立 乡村阅读与精神“寻根” 文:吴锡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2月 韩少功有点像个行为艺术者,他在“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后,再次回到曾经插队下乡的八溪峒,过起了“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自由且清洁”的生活。因为城市生活太逼仄和压抑了,他不愿意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他要“回去”寻找生活的意义。那么,八溪峒能安妥他已被城市格式化的困倦灵魂吗? 八溪峒是隐没在洞庭湖边雾峰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地广人稀,有山,也有水。山村虽然并不是外人想像的那么闭塞,有电视、有卫星天线,但赖以活口的生活却是原汁原味地姓农姓地。韩少功在这里自建了房屋、鸡圈,开垦了菜地,自己动手,种植蔬菜和收获果实。读《山南水北》,从《开荒第一天》、《治虫要点》等篇章里的记叙,可以看出他是个地道的老把式,绝对不是城市人那种“乡村一日游”式的体验和作秀。这部书里,作者还纪录了庆爹、包工头老潘、老队长哈佬、塌鼻子、卫星佬、老地主、有根、贺麻子等村民,以及他们的单纯、精明与狡黠。难得的是,他没有时刻提醒自己“城里人”的身份,用高人一等的眼光来打量这里的生活,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农民,他用亲身实践来体认存在,用理性的思考来寻找生活的意义。这部书里收录了数十张照片,拍摄技巧实在不算高明,但却真切得没有一点做作,和文字一起,这些对乡村原生态的纪录撇清了附着在很多城里人心里的对乡村的矫情怀想,回击了一些人对农村的诅咒和厌弃。 在八溪峒,韩少功感到耳朵苏醒了,能听见虫声、草声以及各种天籁之音,看到了“天然而多样”的笑脸,他也看到了“世风日下、伦常丧尽”的乱象,领略了自己定制的用来砌屋的青砖被烧成大花脸又无从退货的窘境。乡村不是一个隔绝的存在,更不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和城里相同,它的一切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在当下的语境里,它的现状不为大多数城里人所知晓。韩少功写道:“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他又说:“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在时下流行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乡村似乎已退隐成一段苍白的记忆。但乡村却确确实实是一个真切的存在,那里栖居着占国人总数三分之二的人口,用简陋和辛劳为繁华和舒适提供来源。八溪峒是中国农村巨大存在的一个缩影,韩少功在这里的体察和自我确认有着标本意义和现实价值。 古老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年轻的剧变,关于中国的想像和确认,或许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纷繁和复杂。乡村及其生活在辽阔的版图上栖居何处,这是一个悬疑,韩少功力图提供一条自己的认识路径,将那些水土流失的关于乡村的意义加入正在迅速更新的对中国的想像和认同中去。 在这本书里,读者能读到农耕文明里经典的田园牧歌、鸡鸣犬吠,也能寄寓斜阳夕照的浪漫和咏叹,但我相信,韩少功的用意绝不仅仅在此,他的“寻根”与回乡,以及他二十几年来的写作和生活,始终演绎着中国人在城乡之间的焦虑和选择,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着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这是他的用心所指。 “现代”之外的世界 文:易晖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2月 人们爱用“自由”、“多元”、“个人选择”之类的字眼,来描述当下时代所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差异性和可选择性。你只须递上一纸辞职信,便可摆脱朝九晚六的上班族生活,成为呆在家里自己鼓捣饭碗的自由职业者;你可以决定和不爱的伴侣分手,不用求得领导批准,也没有从单位到街道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上赶着来做思想工作。但这只是现实的表象,乃至假象,现代生活的所谓多元、个体自决,不过是处于现代性框架内的生活叙事。它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规范,早已内化到我们这些现代人身上。比方说,它认定城市是比乡村更现代、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对金钱、物质和他人的支配权的大小是衡量个体成功,生活幸福的准绳;快节奏、高效率是生活充实的表征;人与人之间拉开距离是个体独立的体现……现代化像一列永不靠站、速度越来越快的火车,我们是些忙忙碌碌奔赴(生命)终点的乘客,最多隔着玻璃,偶尔瞅瞅外面一掠而过的风景。 当然,总还是有一些质疑这套叙事、愿意中途下车去体验“车外世界”的“另类”。几年前,当我听到韩少功离开城市,举家迁往湖南汨罗山乡的新闻时,我把它理解为韩先生不堪文坛纷扰的逃离或“隐”,或猜测是想躲清静去构筑长篇大作。而现在,从这本返乡数年的“山居笔记”——《山南水北》可以看到这种生活选择背后有他命意更深的文化思考。它起于对有关现代世界的生活叙事及其价值规范的质疑,试图以一种亲历的方式,来体认我们久违的所谓“前现代”的耕作生活和乡村文明对现代人的价值与意义。 在书中,我们读到作者对乡村生活的记叙与描绘,俨然一个回归土地的乡下人,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乡下人。他并不靠劳作生存,农耕生活是他拒绝城市之后的主动选择,因此便时时与城里人的生活状态比较。来自亲近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劳作的愉悦,这对远离自然,生存价值在于最大限度、最有效率地支配金钱和物质的现代人来说,是何等陌生。 呈现在书中的作者形象,像一个现代了的陶渊明。这里所说的“现代”,不仅在于生活在现时代的他,会反省先前所过的现代城市生活,感受着后者对乡村生活的冲击和改造;还在于他认识到无法摆脱这种冲击和改造,无法与现代、与城市分离,他使用的劳动与生活工具、汲取的知识和信息都来自城市。这使得作者无法成为陶渊明式的“重农主义者”,或卢梭-梭罗式“反现代性”的“隐修者”。他不得不以往来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前现代的双重视角和复杂情感来观察和思考乡民、乡村的生活形态和价值伦理体系。 一方面,作者站在农耕生活和乡村世界的立场表达对城市和现代生活的厌倦和批判。他用欣悦和深情的笔调来描绘山居生活,描绘与之为邻的乡民。乡民生活虽然贫寒却不乏宽厚与大度,简单却也自得其乐,辛劳却依然有着城里人难得的自由与欢畅。乡村文化在某些城里人看来也许是单调、粗鄙的,却有着城市文化、现代文化难以企及的丰富与绚丽。他展现了乡村生活世界与众不同的认识方式、行为方式和伦理规范,几千年的农耕生活,独特的地域条件形成的乡俗、乡情、乡理,甚至那些让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知识和禁忌。这些紧贴自然的生活与劳作,充满合理性和温暖。作者始终强调“置身其中”,任何以一种不干己的观光、猎奇态度,都无法领会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和乡村伦理的价值。 另一方面,作者并不是在绘制一幅乡村生活的田园诗,他并不回避负面:不近情理的习俗、令人匪夷所思的禁忌,还有乡民,在刻画他们的淳朴、善良、天真、可爱的同时,也展现出他们的狭隘、保守,乃至愚昧的一面,给予善意而温婉的讽喻与批评。读这些文字,都让我们记忆起上世纪80年代那个富有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作为“寻根文学”主将的韩少功。 韩少功和《山南水北》 在我认识韩少功时,他已经在八溪峒筑巢而居。少功移居乡村,曾经是媒体一大新闻,坊间也有种种传说和猜测。——在少功的新作《山南水北》面世之后,可能许多人会发现,当年的一些推测显然小瞧了韩少功的迁居之举。这些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符号的“怀乡病”之类的东西,以及这类符号背后空洞的或者扭曲的灵魂,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与思想文化界累积了众多这种文化符号的读本。《山南水北》对积贫积弱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无疑是沉重的一击。我在图文之间,重逢了当下汉语写作中久违的田野之气,重逢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既“仁”又“智”的韩少功。我不想描述少功的思想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他说到他在八溪峒的居所及乡亲时,他是忘怀的,仿佛在农家聊天,卷着裤管、袖子,手指夹着烟吞云吐雾。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而又杂乱的符号体系中。韩少功说这是一个庞然大物,他面对日益逼近的庞然大物有着不安感。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抗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不是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以“沉潜”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是知识分子长期不变的选择。而沉潜者是选择“书斋”还是选择“田野”,又分出两条路径来。 读过《暗示》的人可能大多会认为韩少功是个博览群书的作家,而且不是那种掉书袋式的作家。发现在既有知识体系中被掩盖的问题,从而在基础性知识原理上做出清理和探讨,重新确立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路向,是韩少功这些年来的“大势”。早年,少功就被批评界视为兼备“感性”与“知性”的作家。在知识界分化和重组时,少功觉得“时刻抗拒某些潮流中的谬见和欺骗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抗拒某些不义而且无知的文化潮流中,少功凸显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品格。韩少功结集在《夜行者梦语》、《小说的背后》、《文学的根》中的随笔以及散见于《读书》、《天涯》等杂志上的文章,清晰地反映了他从八十到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关注与解释中国问题的思想能力与轨迹。我们都知道,韩少功是较早反思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对现代化、启蒙、文化寻根,对权力、资本、媒介,对科技、人文以及西方的一些重要思想家等,都有自己独到的批判性的见解;可以说,就思想的敏感和深度而言,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家中,无出其右者。 但是,正如少功自己曾经坦白地说过的那样,他并不特别关心理论,只是关心理论对现实的解释。从《马桥词典》到《山南水北》,《暗示》是个重要的过渡。《暗示》附录二的索引,不仅是韩少功思想的自叙传,也表明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方法和生存方式。这份索引犹如《山南水北》的引言,少功在一个“微点”上让自己的思想与美学在乡村中找到了本原并深深扎根。正是在这个转换中,韩少功把“书斋”搬迁到了“田野”,这才有了顶天立地的可能:亲近大地,仰望星空。回到“原来”已经不可能,但在那里重新出发仍然充满诱惑力。 在这个意义上,《山南水北》可以称为“新寻根文学”。对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观察与描述,使本书生气勃勃。《山南水北》是一本有关大地的美学,也是有关劳动的美学的书。它所呈现的场景和与之相关的世相,是书斋之外的“象”,也是书卷的字里行间消失了的“象”。少功的文字因此和大地的血脉相连,而我们也因此听到了他的呼吸,闻到了他的汗水,见到了他的两腿泥。而且,我特别想指出的是,那些带有原生态的细节构成了这本书的肌理,这已经是无数作家丧失了的能力。这些构成了韩少功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质感,但《山南水北》并不琐碎。从《马桥词典》到《暗示》再到《山南水北》,韩少功的重点已经不在结构故事,从这一点上说,他似乎是放弃了所降摹昂甏笮鹗隆保晃侍馐牵?诖醋髦胁⒉痪啦?际跤胛奶褰缦薜暮?俟Γ?浔氏碌摹靶〔迩?保?加小按蟊尘啊薄N颐窃诙蕴甘保??俟υ??倒??牌?甏笮鹗拢?皇欠牌?毡橹饕搴途?灾饕宓乃枷敕椒ǎ?⒉灰馕蹲湃嗣遣辉傧氪笫拢?辉俟刈⒋笪侍狻O氪笫拢?刈⒋笪侍庹?呛?俟Φ摹栋凳尽酚搿渡侥纤?薄氛饬礁鑫谋镜摹按蟊尘啊薄? 《山南水北》的“新寻根”和八十年代的“寻根”有大的不同。当年在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优势时,虽然也深入民间,但作家书写历史的观点并未形成。几年前,我在少功的对话中,他曾经批评我们的史学,认为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文献史、政治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换句话说,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了解和把握。我想,《山南水北》在今天的语境中其重要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在生态史、生活史,或者底层史的视角里阅读《山南水北》,大概不至于把少功看成为一个在城乡的对立中考察人性的作家。究竟是选择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在韩少功那里并不是个问题。《山南水北》不时有对比着谈到城市与人的话题,但在我看来,韩少功始终没有在城与乡的对立中来寻找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他只是把被城市压迫了的“人”挪到了乡村的空地上。在生态史和底层史的构架中,城乡的结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少功盘腿坐在农家的小院子里,我和我的许多同类在阳台上仰望天空。以创作而言,众多的作家和学者已经处于无根的状态,甚至早已被拔根而起。我们心中可有自己的南山北水? 韩少功:词典撰写者 文:李敬泽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0月 1、《山南水北》,不知是小说还是散文。 两年前,读《暗示》的时候,我就认为,作为新时期以来在小说艺术上走得最远的小说家之一,韩少功可能已经深思熟虑、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小说——至少是走出了你我想象所及的那种小说。我愿意相信,当中国的小说家们正沉醉于“史诗”的宏伟规模、幻想着自己是托尔斯泰,至少是小若干号的托尔斯泰时,韩少功看到了小说的“不可能”,小说艺术的几乎所有基本假定都在这个时代备受考验。 我认为,韩少功之“不”小说与张承志之“不”小说,是二十世纪九十代以来小说写作中的两个真正事件,他们的“不”相对于当下广大、热闹的小说写作,可能更透彻地表达着小说艺术的真实境遇和问题。 ——这件事说来话长,暂且放下。 2、《山南水北》写乡居生活:一个城里人回到乡村,盖了幢房子住下来。但是,他在冬天又乘飞机回到城市,他在院子里种菜,但是他的生计并不依靠务农,他是个作家,他的作品的读者基本上都在城市,甚至法国或日本,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乡村也不在乡村,他的“经济基础”、他与这个世界的货币交换关系远在乡村之外。 韩少功对此有透彻的自我意识,在这本书中,他有时也许会把自己想像成归隐山林的文人,但他从未把自己当成农民,虽然他比如今绝大部分中国作家都离农民更近——农民是沉默的,农民成了被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慷慨激昂,但是,在慷慨激昂之前,很少有人做认识论的反思和澄清:我是谁,我的背景和我的真实的社会位置,我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个问题自己应该搞清楚,别人也有权搞清楚,否则我们就无法辨别什么是卓识什么是偏见、什么是热情什么是伪善。 所以,韩少功不把自己当农民,这是一种忠直的立场,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我的位置就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确切地划定我的问题场域。 在《山南水北》中,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城里人、一个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人来说,乡村究竟意味着什么? 3、至少在二十五年前,乡村对韩少功来说是因遗弃、背离而伤心、负罪之地。一九八一年,韩少功写过一个短篇《飞过蓝天》,其中一个下乡知青急于回城而出卖了、枪杀了象征理想的鸽子,他仰望蓝天,扪心自问:“你活着,你幸福吗?”现在,前度刘郎又重来,《山南水北》终结于仰望蓝天,而且,我们能够感到,多年前的疑问已经解决。 体认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在韩少功这里变成了体认城与乡,他执念于此,对他来说,斟酌自我与斟酌城乡是同一件事,吾道一以贯之,韩少功的“寻根”、回乡,他二十几年来的写作和生活,演绎着一个中国人在城乡之间的焦虑和选择。他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着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 城市所体现的对中国的想像正全面覆盖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对我们来说,中国是高楼大厦的中国,是高速公路的中国,是互联网和超女的中国,是义无返顾迅猛向前的中国,乡村在这幅图景中变成了“问题”,它被怜悯、等待改造,它本身已经不生产意义,它的意义取决于城市。 但在《山南水北》中,乡村依然自有丰沛的意义。这本书很容易被理解为一部浪漫、感伤的挽歌,被归入那些对着乡村如对落日的脆弱咏叹中去,但这并非韩少功的意图,他是知行合一的,他力图提供另一种对中国的认识路径,他力图将被轻率删减的乡村的意义加入正在迅速更新的对中国的想象和认同中去。 艾默生、梭罗等人在高歌猛进的十九世纪美国做了类似的事,他们将自然和乡村的意义深深地嵌入了美国精神之中,他们克服了现代化的轻率和势利,他们使得农民的形象、伦理和精神成为美国认同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我猜想,这也是韩少功的志向,他力图将那山、那水、那人民嵌入新的中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去。 4、所以,《马桥词典》的作者写《山南水北》时仍是在撰写词典。 词典是对世界的整理和编纂,词典是散文,而小说的根本旨趣其实通于词典。在我们这个时代,一部关于中国的庞大的新词典正被撰写——所有中国人都是撰写者,而韩少功,他要补足被我们遗漏或忽略的一系列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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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归隐乡野后创作的首部,跨文体长卷散文,记录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深入体察,一部亲历者挑战思想意识主潮的另类心灵报告。 韩少功的“寻根”与回乡,他二十几年来的写作和生活,演绎着中国人在城乡之间的焦虑和选择,他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着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 对于这本泛着山野清新气息与文人隐逸情怀的书,刻意将之归类是不必要的,事实上它也确实不容易用单纯的文学体裁来界定。书中既无前言,也没有后记,每一段文字完全随性,文字内容也全无类别划分,所以这书几乎可以从任何一页看起。曾经引领国内“寻根文学”潮流、执着于文本探索的韩少功,文字至此返璞归真,虽质朴,却能读出文字背后的机趣与深意。书中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山民的尴尬处境颇多忧虑,对于山里人生活的艰辛也自有体察。字里行间常常有悲悯之意,这种悲悯或是指向山中某个逃荒女子或是朝着一棵古树、一只流浪狗。韩少功七年前一头扎到湖南八溪峒的青山绿水中,自然不是走马观花。在他的笔下,赏月、养鸡、种葡萄,全是一种艺术化的享受。然而,一旦回到现实层面,作家的心理又是极端矛盾的。在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之间,何去何从?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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