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十周年祭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作者：杨念群  页数：129  
Tag标签：无  

前言

　　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五月四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但若不想每年例行吆喝几句“五四万岁”的客套话，却要打着“学术”旗号来赶集就有很大难处，难在这集市须是以新鲜产品示人，如不识趣，一脚踏人其中就如赶科举考场的士子，很容易做出倒人胃口的八股文章来。　　既然有此自警的意识，就该拿出个有资格赶此大集的理由来。详细的表白都在后面的行文中，读者自会品评，不用我在此哕嗦。不过，既然赶集的人历来如过江之鲫，近年名门正派和各路草野神仙均喜混迹其中，还是得先辨明自己是哪一路的鬼怪才好。否则刚踏入门就被乱棍打出，不但失了身份还没了资格。逡巡良久，才在下面简要列出些以往“五四”研究的八股信息和我的批评态度，交由读者来评判我赶“五四”这趟集是否合法。　　八股一：“五四”被当做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持此论者天真到觉得一天的事就能改变世界。　　我的回答是：“五四”是个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3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它必须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

内容概要

本书的探讨缘起于中国话语界长久以来对“五四”运动存在着的三种单一化的解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史叙事、不加批判地套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史分析，以及以捍卫国学的名义否定“五四”批判精神的遗老遗少式的悲剧式论调。以此为背景，作者通过把“五四”扩展至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的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并在从晚清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长程中，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边缘知识分子崛起并进入主流话语圈的过程。本书不仅讨论了“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而且通过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转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际网络的变化轨迹，特别着力研究了“五四”前后不同知识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描述了一幅充满地域和代际差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智识图景。

作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主编，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著，2003）、《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2004）、《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2005）等。兼任中华书局出版《新史学》丛刊学术召集人。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1.1 引言  1.2 “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  1.3 修正途径：“五四”叙事的“社会史化”  1.4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1.5 余论：“社会革命”得失谈第二章 “五四”前奏：从国家崇拜到政治疏离  2.1 “文化普遍主义”如何收缩为局部的政治建设问题  2.2 “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  2.3 “文化”作为一场新兴运动是如何出现的  2.4 东西文化之争如何演变成了“归约主义”的游戏第三章 “五四”意识的转变：社会网络与身份认同  3.1 以“社会”解构“国家”  3.2 个人一社会一国家关系是如何被重构的  3.3 身份认同的难局  3.4 边缘政治的鼓动者与地方历史意识的重构第四章 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  4.1 地方自治的含义  4.2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4.3 地方性责任伦理与社会组织的建构出版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1.1 引言　　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年份，也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多年来，史学界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尤其是“五四”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又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祭拜之风渐趋火爆热烈当属自然。不过祭台上下想移情换景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大概是已难忍祭典演出的仪规陈旧乏味，拜辞俗腔滥调，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尤以“赛先生”的位置最为尊崇，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不是这两位“先生”不好，而是演员的演技太差，出场频率过高反而会倒了观赏者的胃口。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还有个大明星叫“费小姐”（自由），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当年的祭拜风情蕴出些新意而不至于陈腔依旧。　　“五四”解释学自进入知识生产流程以来，就一贯难脱政治史解读的窠臼，标准的党史叙事习惯把“五四”看做是一场相对单纯的爱国抗议事件；“五四”犹如薪柴燃料，点燃了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熊熊火焰，它漫天辉映着，遥遥与作为近代革命之开端性标志的鸦片战争相呼应，“五四”的作用就是把自己变成中国近代史叙述末端的一个句号。自“费小姐”登场并日益走红以来，大多数的“五四”研究才开始转向，试图把它解释成一场触及中国人灵魂和精神变化的“文化改造运动”，对这场运动的一个最佳描述就是“人的觉醒”。周策纵先生那部“五四”研究的名著英文名字就直截了当地说“五四”是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m China，意思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思想革命。既然是“思想革命”，就不是短暂的政治运动影响力能够说明的，而是具有一种持久的精神召唤力量。当年胡适也特别强调“五四”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强调那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在这一点上胡适与孙中山的看法比较接近，孙中山对新思想运动的评价高于其他活动，故胡适也特别注重新文学运动，甚至称“五四”是中国发生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The Chinese Renaissance），大意也是如此。　　不难发现，这种解读自觉不自觉地在大唱“纪念史学”突出“五四”政治特性的反调，显示的是“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关怀，特别能展示出台湾学者所崇尚的一种史学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台湾和大陆研究语境的明显不同。大陆的“五四”研究，除“赛先生”持续大受热捧外，“德先生”和“费小姐”每回上台虽粉妆依旧，台下却仍觉雾里看花，模样含糊，甚至有人直指“费小姐”在民族自救的乱世狼烟中惊骇得花容失色，早已多年未见登台；“赛先生”则被持续追捧，终获升格为治国要策。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忽然发现，没了“德先生”和“费小姐”的帮衬助演，“五四叙事学”就如双翼或三翼折掉了一只或两只，成了跛脚的瘸子。因为过度提倡“科学”乃至于到了崇拜至极的程度往往都是以反传统为代价的，“科学”救国的口号人人能喊，可无论精英还是大众，对人文的悟解和感受能力却在普遍退化，又何谈人的觉醒？　　恰在此时，台湾“五四”研究的观点被高速引进大陆史学界，台湾史界秉持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传统，即把个人的觉醒看做是“五四”最珍贵的历史遗产，想以此消解“五四”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甚至有人认为，对“五四”个人主义觉醒是维护还是否定应该成为评价其研究价值的最重要依据。这个解释思路对于那些刚从极“左”意识形态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大陆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时间“自由”的旗帜到处猎猎飘扬，其凯歌行进之势，大有并吞思想八荒的势头。　　不应否认，个人主义的觉醒确实是“五四”时期知识精英所阐扬的最重要的思想主题。但我以为，不可忽视的是，“五四”以后掀起的“社会改造”运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而且其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要远过于对个体“自由”观念的认同和诠释。从研究价值上而言，两者至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但大陆史学界却基本不假反思地直接承传了自由主义的解释方法，个人觉醒程度不但几乎被推许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而且是推进还是干扰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越来越成为衡量“五四”以后历史变迁之得失的标准。甚至有人更为极端地认为，民族主义式的救亡理念和“社会改造”运动压抑了个人解放的顺利实现，并最终导致“五四”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这种把“个人觉醒”与“社会改造”运动对立起来的做法，基本上搬用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原则，却未必适用于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解释。因为“五四”以后“社会改造”运动不但成为了历史的主调，而且由此生发出的各种变革理念也深刻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日益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并非只构成了“觉醒”和“压抑”的简单对应关系。　　在近二十年的“自由主义”叙说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期间流行的“反传统”思想造成的文化真空导致了“五四”自身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危机，由此酿出的悲剧情绪已逐渐盖过了倡扬“五四”为现代革命起源的浪漫狂喜，甚至“五四”精神还须为“文革”灾难负起沉重的历史责任。于是，否定“五四”的批判精神又渐成当代的时尚话题，捍守“国学”的新“冬烘”们仿佛从冬眠中苏醒，趁机重施雅黛粉墨登台，大扮起了遗老遗少。至此，由“五四解释学”构筑起的瑰丽圣殿顷刻出现了崩裂瓦解的态势。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2 “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　　说到“五四”的整体叙事格局，我在前面已简单勾勒出了一个轮廓，这一画面显示出，九十年来史学界构筑“五四叙事学”，除少数讲法一如既往地飙扬乐观的高调外，大多已流露出悲观抑郁的腔调。起因无非是说“五四”的反传统反过了头，造成了“自由主义”前途的黯淡与“科学主义”猖獗的谬误，于是“五四叙事学”的旋律充满了忧郁感伤，音调悲怆地反复谴责假借现代话语暴力群殴传统，造成权威流失的惨象；或者慨叹个人自由之身殒丧于挽救危亡的圣战之途，分别把“五四”的悲剧归罪于内外两种因缘的伤害。既然悲情调子已定，那么大家尽可删繁就简各取所需地吹拉弹唱，不过主调大多都是探询人性觉醒努力的失败。　　内因论影响最巨者甚至提炼出了一个异常简化的公式，这公式大体是说，“五四知识精英”之所以激烈地全盘反传统，是因为骨子里有一种“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遗传。古代的文人习惯先处理文化问题，然后再考虑政治制度的建构，或者用处理文化的方式应对政治社会问题，这样的方法在过去有效，但拿到近代就完全失灵。结果，“五四”青年用传统反传统，就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据说“思想优先”的处事办法是由孟子发明，一直流传到“五四”。这公式虽简化得让人起疑，却精明地概括了半部中国思想史，何出此言？　　宋代以后，是理学发威的时代，士大夫一度形成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表象，靠的就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与皇帝沟通。也就是说直到宋代以后，那些旧的知识精英宣称自己得了秘法心传，可以讲一套道德教化的道理去“正君心”，皇帝也相信自己道德修养的高低会影响政治制度的运转，与是否坐稳江山大有关联，这样那些士人就开始有了密集出入宫廷的机会，他们由此自信满满地认为不但可以教育小孩，还可教育皇帝。但并不是说孟子时代的王者就已经那么容易说服，宋代以前的皇帝基本不相信教化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更相信“天”的旨意，比如地震和灾祸的示警作用，按照学术界的说法是受“天谴论”的支配，大体说孟子的“道德主义”到宋代才被重新发现和有效地加以使用。　　至于宋以前士人是否用“思想优先于政治”的看法去解决问题就很难加以证明了。这种道德教化优先的方法不能说在近代中国没有表现，比如康有为策动晚清的变革运动，在处理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时，采取的仍是用道德完善催化制度变革的办法。他以为只要光绪帝一个人的道德修为够高，就自然会泛化推及到政治制度的变革，甚至无视光绪帝是个无权无势的傀儡这个显著事实。在今天看来，康氏似乎傻得可笑，可是如果放在“道德优先”的历史传承脉络里就会理解其行为的正当性。不过借此例子断定近代的知识人都如康氏这般天真可爱却大可怀疑。　　应该承认，这种把“五四”思想概括为一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论述是颇具吸引力的，尤其是其叙述风格兼具哲学论辩的形式美和音乐韵律的节奏感，亦不乏相当的历史证据作支持。但我脑子里至少有两点疑问：　　第一，以“道德教化律”连续涵盖整个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的思维是否有效？这样做的风险是首先必须承认儒学“普遍化”到可以时时不问断地发生效用，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某些原则，如“道德教化律”可能只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之内才是有效的，换个时期就难说了。特别是西方高度“入侵”后“道德优先”的原则是否可以作为影响士人的绝对思维条件就更加可疑。　　第二，儒学即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可在多大程度上能持续支配着身处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知识精英，也令人怀疑。与此相关，儒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皇帝的行为施加影响也要打个问号。有一种说法是，儒生不间断地把道德修身的教条灌输给皇帝，他们强调用个体的道德意志控制局面，并相信其具有超绝的力量，故而导致皇帝道德负担过重，以至于无法应对整个帝国日趋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问题，最终在西方入侵之下难逃失败的命运。这种推断把古代中国的衰落归结为“道德主义”的无孔不入，似有夸大文化思想作用的嫌疑。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儒学一旦转换了生存的场所，就很容易变得面目全非，难以用普遍整体的观念加以把握。

编辑推荐

　　“五四”不是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　　“五四”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也不应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　　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　　将“个人自由”的实现与否视为“五四”成败的唯一标准，毫无意义。　　“五四”不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它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我们无法回避。

用户评论 (总计27条)

•   杨念群颠覆了陈腐的“五四”叙事学，这本书的序言深深的吸引了我，写的太棒了。“‘五四’不是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五四’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也不应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将“个人自由”的实现与否视为‘五四’成败的唯一标准，毫无意义。‘五四’不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它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我们无法回避。”真的是醍醐灌顶，给人一个全新的思路去理解五四运动，希望所有感兴趣的朋友都读一读。
•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朦胧的想法，那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境况跟1919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多些像鲁迅一样的思想战士。可是想法的产生更多的是由感而发，况且是在对“五四”粗浅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系统的思考和逻辑的论证。恰逢“五四”90周年，看了这本杨念群先生写的《“五四”九十周年祭》，这本书不能说全然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至少让我对“五四”有了一个全新的系统认识，为今后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建立了一个指导框架。另外书中阐述的一些问题、现象和观点对当代中国确有借鉴之处，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和反思。第一遍读，由于书中很多概念、观点要么是第一次接触，要么是虽然以前听说过，但从未真正理解，所以是边读边琢磨，往往是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缺乏作者整体思路的把握，感觉有些杂乱。所幸细枝末节的消化为第二遍理解全书的整体思路打下了基础。全书的论述逻辑清晰，详略得当，既有提纲挈领的归纳总结，又不乏名人言论的原样引用，再加上一些思潮、流派等相关知识的延伸性阐释，让读者真正享受到了一次思想的盛宴。第一章可以说是统揽全书的一章，我认为应该重点理解其中的3、4、5节，后面三章中的很多内容都与此三节对应，或者说是相关命题的深入剖析。读者也可以先做好后三章的功课，再回头读第一章。另外一方面，本书从3.3节开始以后的章节，基本是围绕毛泽东在后“五四”时期所思所为的理论渊源进行深入阐述的，如果再加上前面章节的零星叙述，那么该书又可作为一本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读物来看待，这对我们理解毛泽东建国前后的所做所为、施政方针也是有帮助的。书中的具体内容不想多说，在此我只想谈两点跟当代中国相关的论题或者是对今人颇有启发的论断。一.文中至少三处提及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第一处是在1.5节中，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毕生都在批判现代学校与社会的隔阂不通，一生都想实现“社会”与“学校”相通相融的梦想。“五四”前后，毛泽东曾亲自试办自修大学、夜校、新式私塾等机构进行教育试验。1949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在学校里增加了务农务工课程，直至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均成为毛泽东持续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隔阂的不懈尝试。第二处是在3.3节：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核心圈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从出生起即拥有健全的象征资本，但是他们通过政治与教育经历的积累，逐渐在社会等级系统中占据了优位。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新型教育空间所具有的特殊性，为这种优势定位提供了辨别身份的基础，并形成了“体制性权力”。在这种体制性权力的支配下，证明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的证书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而主要靠自学起家的毛泽东显然不具有类似的“社会公认性”的权力，他的能力自然也会因缺失这种权力而遭到“五四”核心圈的质疑。据此，毛泽东曾经对新政以来实行的学校教育及其所构成的“体制性权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学校拥有“体制性权力”的最大弊端，“在与社会打成两撅，犹鸿沟之分东西”。毛泽东所提出的理想方案是：“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高等教育所构成的自我封闭性和“体制性权力”应予以彻底打破。第三处是在4.2节：毛泽东终其一生几乎斗在拒绝认同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专门化精英教育，顽强抵抗着现代化机器制造出来的各种肢解中国基层区域传统的制度化体系。他始终认为，中国知识传统是一种公共社群的产物，教育是整个社会实践程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应该被精英化的。这些观点显然颇具启发性，我认为毛泽东所关注的教育问题在当代社会同样存在，但是他通过“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是不是合适的就需要讨论了，至少作者认为这个方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是失败的。文中说：毛泽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号召和强迫城市知识青年向乡村流动的办法，弥补基层社会在“士绅阶级”消失后缺少文化资源的窘境。这种强行输血的方法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短暂输血的效应而无造血的能力。他的构想是一方面通过城市向农村进行政治输血，另一方面又想通过“上山下乡”运动使城市知识阶层拥有日常劳动的特征，显然还是延续了无政府主义时期企图建立“社会组织”新式职能的预想，但却因无法与乡村传统进行有效衔接而归于失败。二.对于民主、国家和社会的启发性解读面对清末民初的危局，书中提到的很多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都在探索中国社会的前进道路，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观点，有些虽不合时宜，但从理论探讨的角度或对后来人有所启示。例如，1.4节中就这样写道：在“社会”变成了“五四”讨论主题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社会革命”必须依靠介入日常生活的崭新行动方略才能最终完成。将“社会革命”设想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参与过程，一个“全体之革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差别不仅是目的上的差别，而且是方法上的差别；政治革命是少数政党精英操控下的行动，“社会革命”则是大多数人的革命即平民革命。再如，4.2节说道：由于“人生究竟之目的，在于实现自我于社会的生活之下，以完成人格”，中庸的道路就是个人不是直接面对国家的政治参与，而是必须由“社会”、“地方”、“公共意识”等这些中间理念的过滤性筛选，才能达致国家这一层次。这一中庸策略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走向，无论是自我还是个人概念都是没有自足性的，它必须通过某种中介转化为公共理念与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是毛泽东等处于边缘状态的践履型知识分子区别于早期“国家至上主义”者和北京士林中流行的文化类型比较论的重要特征。那日，我坐在北京三味书屋通往二层茶室楼梯的木地板上听着一位学者“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讲座，当中提及他首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其次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最后是一位个人主义者，然后便详细阐述为什么是三个“者”的原因，碍于理论知识的不足，直到从书屋出来亦未领悟内中深意。今日读罢此书，虽谈不上豁然开朗，但也算得上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   对于了解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思想状况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很有帮助，很具有启发性，很有思想的魅力，让人不得不思考！！！！！
•   杨念群先生的成名作，找了很久，终于拿到了。
•   好书需细读
•   文字还算不错。
•   读读很好，非常有启发性！
•   买来送人的，还行
•   一本理解五四的反思性著作，作者另辟蹊径，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不足的是篇幅太短，所以很多问题只是提纲挈领的点了一下，没有展开，让人觉得这更像一本五四思想史的导论，有思想，但却疏于论证。
•   作者从国内乃至海外研究五四的思想界的各种不同的观点入手，指出五四的性质不仅仅如同我们从小所知道的那么简单，我们应该给五四“去魅”，还原真实的五四，回归启蒙，继续启蒙，回归五四，继续五四。五四（启蒙）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   当小说来读，很受启发，读史使人明志。
•   抽象而繁琐，没有什么价值
•   　　RT，
  　　作者君是个聪明人，谁不知道54是当今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背靠皇上狠批痛批草民和他们的祖先，那是稳赢的是不是啊。
  　　还有原来“苏化”不是西化啊，俄国19世纪以来不算“西方”，那算东方？玛嗯什么的呢？也不算西化？潜台词还是承认自己对现状有点不好意思吧。
•   　　- 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只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再重讀一篇。
  　　
  　　- 把五四看成為比文學/新文化更為廣闊的一個事件, 確實提供了新的角度去看這事。
  　　
  　　- 將毛澤東等與北京的精英知識份子作出比較, 從而描寫出兩套不一樣的思想體系, 也是個新鮮的解讀角度。
•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朦胧的想法，那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境况跟1919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多些像鲁迅一样的思想战士。可是想法的产生更多的是由感而发，况且是在对“五四”粗浅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系统的思考和逻辑的论证。
  　　恰逢“五四”90周年，看了这本杨念群先生写的《“五四”九十周年祭》，这本书不能说全然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至少让我对“五四”有了一个全新的系统认识，为今后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建立了一个指导框架。另外书中阐述的一些问题、现象和观点对当代中国确有借鉴之处，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和反思。
  　　第一遍读，由于书中很多概念、观点要么是第一次接触，要么是虽然以前听说过，但从未真正理解，所以是边读边琢磨，往往是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缺乏作者整体思路的把握，感觉有些杂乱。所幸细枝末节的消化为第二遍理解全书的整体思路打下了基础。
  　　全书的论述逻辑清晰，详略得当，既有提纲挈领的归纳总结，又不乏名人言论的原样引用，再加上一些思潮、流派等相关知识的延伸性阐释，让读者真正享受到了一次思想的盛宴。第一章可以说是统揽全书的一章，我认为应该重点理解其中的3、4、5节，后面三章中的很多内容都与此三节对应，或者说是相关命题的深入剖析。读者也可以先做好后三章的功课，再回头读第一章。另外一方面，本书从3.3节开始以后的章节，基本是围绕毛泽东在后“五四”时期所思所为的理论渊源进行深入阐述的，如果再加上前面章节的零星叙述，那么该书又可作为一本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读物来看待，这对我们理解毛泽东建国前后的所做所为、施政方针也是有帮助的。
  　　书中的具体内容不想多说，在此我只想谈两点跟当代中国相关的论题或者是对今人颇有启发的论断。
  　　一.文中至少三处提及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看法。
  　　第一处是在1.5节中，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毕生都在批判现代学校与社会的隔阂不通，一生都想实现“社会”与“学校”相通相融的梦想。“五四”前后，毛泽东曾亲自试办自修大学、夜校、新式私塾等机构进行教育试验。1949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在学校里增加了务农务工课程，直至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均成为毛泽东持续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隔阂的不懈尝试。
  　　第二处是在3.3节：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核心圈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从出生起即拥有健全的象征资本，但是他们通过政治与教育经历的积累，逐渐在社会等级系统中占据了优位。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新型教育空间所具有的特殊性，为这种优势定位提供了辨别身份的基础，并形成了“体制性权力”。在这种体制性权力的支配下，证明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的证书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而主要靠自学起家的毛泽东显然不具有类似的“社会公认性”的权力，他的能力自然也会因缺失这种权力而遭到“五四”核心圈的质疑。
  　　据此，毛泽东曾经对新政以来实行的学校教育及其所构成的“体制性权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学校拥有“体制性权力”的最大弊端，“在与社会打成两撅，犹鸿沟之分东西”。毛泽东所提出的理想方案是：“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高等教育所构成的自我封闭性和“体制性权力”应予以彻底打破。
  　　第三处是在4.2节：毛泽东终其一生几乎斗在拒绝认同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专门化精英教育，顽强抵抗着现代化机器制造出来的各种肢解中国基层区域传统的制度化体系。他始终认为，中国知识传统是一种公共社群的产物，教育是整个社会实践程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应该被精英化的。
  　　这些观点显然颇具启发性，我认为毛泽东所关注的教育问题在当代社会同样存在，但是他通过“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是不是合适的就需要讨论了，至少作者认为这个方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是失败的。文中说：毛泽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号召和强迫城市知识青年向乡村流动的办法，弥补基层社会在“士绅阶级”消失后缺少文化资源的窘境。这种强行输血的方法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短暂输血的效应而无造血的能力。他的构想是一方面通过城市向农村进行政治输血，另一方面又想通过“上山下乡”运动使城市知识阶层拥有日常劳动的特征，显然还是延续了无政府主义时期企图建立“社会组织”新式职能的预想，但却因无法与乡村传统进行有效衔接而归于失败。
  　　二.对于民主、国家和社会的启发性解读
  　　面对清末民初的危局，书中提到的很多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都在探索中国社会的前进道路，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观点，有些虽不合时宜，但从理论探讨的角度或对后来人有所启示。
  　　例如，1.4节中就这样写道：在“社会”变成了“五四”讨论主题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社会革命”必须依靠介入日常生活的崭新行动方略才能最终完成。将“社会革命”设想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参与过程，一个“全体之革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差别不仅是目的上的差别，而且是方法上的差别；政治革命是少数政党精英操控下的行动，“社会革命”则是大多数人的革命即平民革命。
  　　再如，4.2节说道：由于“人生究竟之目的，在于实现自我于社会的生活之下，以完成人格”，中庸的道路就是个人不是直接面对国家的政治参与，而是必须由“社会”、“地方”、“公共意识”等这些中间理念的过滤性筛选，才能达致国家这一层次。这一中庸策略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走向，无论是自我还是个人概念都是没有自足性的，它必须通过某种中介转化为公共理念与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是毛泽东等处于边缘状态的践履型知识分子区别于早期“国家至上主义”者和北京士林中流行的文化类型比较论的重要特征。
  　　那日，我坐在北京三味书屋通往二层茶室楼梯的木地板上听着一位学者“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讲座，当中提及他首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其次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最后是一位个人主义者，然后便详细阐述为什么是三个“者”的原因，碍于理论知识的不足，直到从书屋出来亦未领悟内中深意。今日读罢此书，虽谈不上豁然开朗，但也算得上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注：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政策带有强制性文化输血的性质，相反当今政府所倡导的民生工程更多的侧重点也是在农村，初衷更多的是通过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基础建设等问题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但无形中也达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目的，特别是大学生村官的不断涌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无疑是殊途同归了。
•   　　社会史，更具体地说“社会改造”运动史，确实是补足五四作为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最重要面向。杨先生这点说得非常清楚。是了不起的贡献。
  　　但是本书进行到三、四部分，把五四整个运动的路径“归约”（暂且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成“国家-文化-社会”的模式，似乎是有很大问题的。看完书，目前能想到的至少有两个问题：
  　　1.线性进行式？社会史和日常生活的维度固然重要，但是在“国家-文化-社会”的公式下，尤其若把暗示的线性时间当真，杨先生想要反思的五四，想要强调的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就很难成立了。不同群体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当口，面对的不只是“国家”和“文化”的问题，不只是抽象的民初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比如杨先生自己举的“妇女地位、劳工环境、人口问题”（p.20）。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具体承担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问题。如果这些具体问题和具体的社会群体不出现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肇端的时刻，是不会引起大规模论争的，也就不需要今天和未来对五四锲而不舍的反思了。（另，我当然明白杨先生为突出毛泽东和湖南社会改革的论述需要，但是“国家-文化-社会”的论述，看起来是湖南经验的学理支持，但是忽略了其他社会改革经验，比如劳工问题，比如农村教育问题。）
  　　2.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杨先生的基本论述是：五四的政治论争渐次被化约为文化问题，即以文化衡量政治。并认为五四人的立场——一面以批判传统文化的姿态否定过往政治，一面又要重构中华文化以求新的政治——是矛盾的。但是，即便事情真是这样（批判旧传统、重构新文化），文化归约路线怎么就矛盾了呢？在“冲击-反应”的模式里，文化归约路线既坚持中国必须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一员加入政治游戏，又希望从文化资源中寻找新政治。如果是这样，那么九十年后的五四新鲜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里，有两个核心问题：1. 文化是否小于政治（小于也就是杨先生说的“归约”的意思）；2.讨论文化的政治前提是什么？
  　　简单说，陈独秀等《新青年》人之不谈政治，是不承认民初政治的政治单位和政治构想，亦即不认为中国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获得救赎。这比起民族国家政治结构内部的“冲击-反应”模式，革命得多。所以，在这里文化决定/影响政治，并非重点。或者说，文化-政治的“矛盾”已经解决了。文化，其实不能被归约成归约政治的概念；新文化，其实一直与政治相关联。
•   　　（导）每年的这个时候，无数的人开始借“五四”的杯酒，浇自己的块垒。90年来，对于“五四”的各种解释，已经扑朔迷离。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五四”，关于“五四”又有多少种误读？在历史学家杨念群看来，认识“五四”首先要从破除“五四八股”开始。
  　　2009年5月8日，《晨报周刊》对话湖南籍学者杨念群。
  　　（主）“为什么用祭，因为我觉得五四的精神已经死了”
  　　文|袁复生
  　　
  　　“今年出版的‘五四’著作，也许只有我这本值得一读。”至于其他关于“五四”的书，大多无非就是边角余料，名人逸事，皆无足观。听到杨念群毫不犹豫地说出的这句话，我心里第一涌现的，就是他的先人杨度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作为杨度的曾孙，他却解读出了曾祖“遮掩其(湖南)缺乏文化气息所带来的历史隐痛”。曾写过《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的他，则认为很多的“区域文化”，其实就是地方主义，没什么意思。
  　　他父亲和祖父，都是学化工的，因为杨度曾提倡“科学救国”。虽然他“一直不太想谈家族的，觉得这都是虚构出来”，但到了他这里，自己成了“文科脑，理科不行”。杨度对于他，也许“潜移默化”，除了学术，可能还有性格基因。
  　　
  　　（）现在很多人谈爱国，什么爱国，就是粗口吧，就是一种暴力，就是《中国不高兴》
  　　晨报周刊：好像上海有媒体采访你时，用的标题是“五四是一个终结”，“终结”这个词汇是否能准确地表达你的观点吗？
  　　杨念群：为什么用祭，因为祭是一个非常悲观悲剧的东西。我就很明确说，五四的精神已经死了，从各方面死了，不存在了。五四之后已经90年了，但我们在其精神上，没有任何的进展，五四本身是辉煌的，但五四之后所有的成为悲剧。一代人的梦想，彻底地被打碎了，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鸡蛋碰石头，我们永远站在鸡蛋的那一边。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只会谈消费，哪有什么学生能真正地以天下为己任，对政治感兴趣，去参与政治，承担起国家的使命感，没有了。现在很多人谈爱国，什么爱国，就是粗口吧，就是一种暴力，就是《中国不高兴》，那就是一帮想赚钱的人在破口大骂。复生，或者凤凰涅磐，不知何年何月。
  　　
  　　晨报周刊：我们之前心里总有一个等号，五四=科学+民主，但你在新作里，似乎并不是按这个简单的公式来归纳的？
  　　杨念群：重新归纳的话，“五四”最重要的精神价值，第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第二是自由，对个人价值的崇尚。第三是对社会的关注，对基层民众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这实际上是三个层面，从国家层面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层面，再到对更广大的社会进行改造的层面。
  　　
  　　晨报周刊：如果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在大众之间形成了共识。但“费小姐”从上世纪80年代被林毓生等学者提出来并放置首要的位置之后，但一直在大众脑海中还是没有一席之地，为什么？
  　　杨念群：原因当然有很多，我觉得个人的表达或实践跟民主其实密切相关的。这个自由一定要有一个平台的，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民主进程。民主是为自由创造条件的基本平台和保障，只有这个进程加快，“费小姐”才会浮上台面。
  　　
  　　（）文革极端反传统，但它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政治逻辑的结果，这和“五四”有鲜明的区别
  　　晨报周刊：看了你列举的那些“五四八股”，感觉都是绝对化的说法。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归纳、总结，但这和符号化、标签化之间，怎么平衡？
  　　杨念群：很难避免，历史本来就是主观，历史很难客观化是一种常识。我关心的是，这些“八股”背后的立场和利益，它背后的逻辑。如果你只说它是爱国运动，那你就把它窄化了，不谈民主嘛；说它全盘反传统呢，和80年代的风气有关，那时候大家反思传统怎样阻碍现代化，大家觉得反传统非常好，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借这个说它非常坏，他们在批判现代化，现代性；把它和文革联系起来，想要五四为文革买单，这个更没有什么意思。文革极端反传统，但它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政治逻辑的结果，这和“五四”有鲜明的区别。
  　　
  　　晨报周刊：谈到文革，就不得不谈毛推动的上山下乡，包括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你说毛是想打通知识和社会的流动性关系，这与毛在五四时期的经历和思想有关系吗？
  　　杨念群：当然有关系，追溯得比较远了，谈到了湖湘的传统，其中有一点就是践履，他们认为文化首先要行动，是否有用。为什么湖湘出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们特别注重效果。康梁和江浙也不行，都是书呆子在耍。此外，行动的平台，必须在社会层面，你要与社会处于接近状态，才能抓住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问题。但他为什么很失败呢，因为他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一下子把几百万的知识青年放到农村，用这个反哺农村，农村实用的东西又和知识结合，但我觉得这是对知识一种特别幼稚的理解，以为混两年就好，实际上却是两败俱伤。在这点，我觉得毛恰恰没什么践履性，没实际的效果，他原来在政治上的东西很有效果，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就太一厢情愿了。我理解他最初的思维点，他想重新建立起城乡的人才循环，虽然他这种做法很荒唐。
  　　
  　　（）湖南不是靠文化起家的，不是靠一个根深蒂固或者辉煌的文化传统来实现的，它的人才在近代以政治层面出现
  　　晨报周刊：你在书中，专门花了一章来写“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其中的核心是毛泽东他们搞的新民学会，这些一开始处于边缘的湖南知识分子，最后“彻底转换了五四启蒙的路向”，那么这个新路向是什么呢？
  　　杨念群：一个就是文化主义的这套东西，大家不要老聚在学院里，谈一个比较玄的哲学或文化的抽象问题，而是要把问题和改造社会的进程联系起来。当然，那时李大钊也会去工厂做一些调查什么的，但把它组织化，刻意地去提倡，毛泽东做得最彻底。所以他30年代写五四运动时，就说五四的标志就是知识青年是否和工农相结合，结合了就正确，不结合就错误，这就把它意识形态化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这也就是五四的一个结果。知识青年觉得不能总在学院里猫着，还是要走向社会。
  　　这条路呢，很多研究者就觉得比较陈旧，是党史的路子。但从实际来看，这确实是当时的一个方向，尽管从得失来看，我不一定完全肯定它就是对，别人也许会说你这是抬轿子，这种政治叙述没有什么意思，但我觉得也不能故意回避官方叙事，完全接受台湾那种自由主义叙事。
  　　
  　　晨报周刊：谈到湖南和近代的湖湘文化，很多人都会谈到你曾祖杨度，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但你的分析，却让人暗自心惊，你说“杨度潜意识里仍认同于‘湖南’是文化贫乏之地的传统概念，它不过只是在意识表层以湖南作为‘政治单位’的发达兴盛来遮掩其缺乏文化气息所带来的历史隐痛”，那是不是说，湖湘文化其实挺“没文化”的？
  　　杨念群：这点我估计会惹湖南人生气。现在湖湘文化炒得很热，我觉得都没什么意思，写了很多书，来来回回地彰显湖南文化，但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什么道道来。湖湘文化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这些也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毛泽东与这个地方的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具体受什么影响，在行动和思想上，哪些受影响，这些影响怎么变成行动和能力。
  　　现在搞湖湘文化，都要在找它的源头，从宋代啊，明代啊，弄出一堆人来，搞出一个线索来。但说白了，当时的湖南，就是一个文化沙漠吧，从整体的出文人学者的几率是非常小，数量和密度也非常小。它不是靠文化起家的，不是靠一个根深蒂固或者辉煌的文化传统来实现的，它的人才在近代以政治层面出现，它有特定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条件，当然也并不是说湖南人不好或怎么样，它的特色就反映在这方面，它不是出学术大家的地方，但确实是出政治人才的地方。我们说的群体，也是近代传统，近代传统和古代传统没关系，各种机遇和资源被利用起来了，有些人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对新一代的培养又有影响。
  　　
  　　
  　　[配稿]
  　　（）“五四”八股图
  　　文|杨念群
  　　
  　　八股一：“五四”被当作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持此论者天真到觉得一天的事就能改变世界。
  　　　　我的回答是：“五四”是个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3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它必须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文革”中神像被砸，老师被打也是“五四”惹的祸。
  　　　　我的回答是：历史研究如果也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套“唯成分论”、“血统论”，岂不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八股三：批“五四”居然成了兴国学的一个理由，遗老遗少纷纷借攻“五四”出气，以批鲁迅为时髦，遍地以“返祖现象”为荣，奇观妙境一时无两。
  　　　　我的回答是：堕落到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
  　　　　八股四：“五四”是“个人解放”的尝试，如果“个人”得不到自由，就说明“五四”完全失败，毫无意义。
  　　　　我的回答是：“个人主义”是西方舶来品，不是中国骨子里的东西；我并非反对自由主义，但仍以为，“个人”自由学的像不像确是“五四”的目标之一，但绝非“五四”唯一的价值所在。
  　　　　八股五：“五四”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是学术积累的大成，却与政治无关。
  　　　　我的回答是：这是故意躲避意识形态解释的借口，情有可原却于理不合，偏离了历史的本相。学术文艺乃是“五四”的一面，“五四”的另一面是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其得失成败虽见仁见智，却难以回避。
  　　以上是我今年“五四”赶集的联络图，凡欲知我罪我者，请凭此图。
  　　
  　　图说：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
  　　杨念群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5月 定价：18.00元
  　　
  　　杨念群，湖南人，长期从事清史研究，却有浓厚的“五四”情结，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再造“病人”》等，兼任《新史学》丛刊学术召集人。 供图|杨念群
  　　
•   　　不喜欢意识形态的作品，所以这本可以接受。
  　　
  　　学会去辨识国家、社会、民族、个人诸此种种，走出集体无意识，找到身份认同就足够觉醒了。
•   说了估计你要不高兴...
  抛开你要表达的东西不提, 怎么你现在写文章一股'道貌岸然'的老学究味道啊...
•   没什么道貌不道貌的，我只是写出我的真实感触而已。。。至于措辞你就别挑三拣四了，你的水平我达不到
•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了.
  我意思是 言语朴实点效果更好.
•   怎么说呢...
  主要还是个 '气场' 不对头...
•   跟看理论性书籍多有关系，言语中难免受其影响。。。
•   中国的近代史就是“病急乱投医”的生动注解，而且越投越不靠谱，最后终于投奔了老毛子这个治谁谁死的大庸医，后患无穷~
•   访谈中,谈了很多这个
  我在文中,只谈了这个
  "一代人的梦想，彻底地被打碎了，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鸡蛋碰石头，我们永远站在鸡蛋的那一边。"
  希望读者能理解
•   “五四”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让人值得学习，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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