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底气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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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该咽下这口气！    时下出版界，民国史写作已渐趋热潮，各类论著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陈布雷的“悲”、胡适的“雅”……也成为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人其事被后世拿来把玩议论，自然证明民国这一代知识人有其特立独行、异于别代之处。不过，换个角度，此种“民国热”恰又反映出当下社会缺的正是这一口底气。寻思起来，不免让人心生今不如昔之感慨。    那所谓的“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依笔者拙见，这首先是一种气度。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应运而生。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日：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佳的精神摹写。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牛”。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二位是何等之气魄！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    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如今的读书人，或许受市场经济之熏染，深谙“稻粱谋”之规则，一门心思写论文、评职称、搞课题、拉项目、当领导，为所谓的学术巅峰乐此不疲。殊不知，在获取某一领域专家身份的同时，他们却丢失了社会良心这一关键的公共角色。没有了知识分子的声音，亦即意味着这一群体已趋于社会边缘，难堪领头羊之重任。试问当今的知识分子们遗失了精神贵族这一桂冠，还能以何种气势来面对手握大权的官员和腰缠万贯的大款？更为可悲的是，现在的社会“官二代”与“富二代”横行，“穷二代”与“农二代”受辱，唯独没有“知二代”的身影，可见读书人颇不受待见，民国的那股子气势已全无踪迹。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陈丹青在去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在民国时期，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色生香。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真不愧是“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    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亦然。王以做菜为人生一大乐事。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大家个个都摩拳擦掌，不惜花费血本买来各种珍奇美味作为原料，以期烹出一道惊艳佳肴来长长自己气势，灭灭世襄威风。待王世襄到来，大家一瞅，又惊又乐：原来他手里仅提了一捆葱。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掌勺倒油，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其色其香其味其形俱佳，叫人口舌生津，馋虫蠕动。大家个个啧啧称奇，甘拜下风。    做得一手好菜也并非饕餮之最高境界，真正的“食神”能参透饮食之玄机，悟出人生之真谛。这不，钱钟书就从其中发现了“吃的哲学”：    吃饭有时候很象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拐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酒菜本不可分，好菜一桌，又岂能无佳酿一壶？民国名士中好饮者数不胜数。“疯子教授”黄侃对于杯中之物的贪嗜，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也。黄侃每餐都要豪饮，至少人肚半斤。且黄对酒从不挑剔，汾酒、茅台、五粮液、杏花村，他来者不拒；糟醴、生啤、白兰地、伏尔加，他也一一笑纳。喝到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吐出胆汁、枕眠路边，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而这位“酒缸”黄侃居然还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据其日记记载，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酒鬼劝醉鬼，莫贪两三杯，读至此处。笔者险些因其晕倒，真乃怪事哉！    《菜根谭》中曾有一句劝酒词，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意即饮酒要喝到刚刚好，切勿贪杯。想必饱读诗书的酒中八仙、黄侃们肯定读过此句，也深知此句之真意，只是每每人坐酒桌前，鼻闻佳酿香，什么失态、伤肝之类的顾忌，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了。所以，那些男人们醒酒后对女人们所发表的“戒酒宣言”，大可不必当真，多是摆摆架子、说说而已。毕竟酒这玩意儿，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它，又能有几人安然脱身呢？    此外，民国知识人，有的喜好收藏，有的喜好旅游，有的喜好文墨，有的喜好戏剧，气象博大，实不能逐一道尽。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继之而起的气象又该如何形容概括？至少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当然，民国并非盛世，弊窦丛生，知识人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本书就此问题也多有交待。    俱往矣，然风流人物，未必在今朝。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有没有？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曾如此刻画主人公池大为的内心纠结：    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虚而不谦、清而不高”，恐怕才是这一代的本色吧？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千万别咽下这口气！    作于2011年6月19日午后    党校蜗居中

内容概要

　　《民国底气》取材民国之世，那时风起云涌，诸多往事，颇令人慨叹唏嘘。作为该段历史的创造者，民国文人无不挺身而出，欲图扭转危局。章太炎、黄侃、辜鸿铭等，狂狷桀骜，却皆胸怀天下，勇担重任；傅斯年、张君劢等以学术文章名扬天下，亦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蒋廷黻、翁文灏等更是难耐参政救时之热诚，入主中枢，尽职尽责；蒋梦麟、罗家伦作为民国教育界之佼佼者，执掌名校，功绩炳彪…… 本书甄选这十几位民国学人，性情各异，志趣相殊，但其所同者，乃胸怀天下的赤子之心，乃真学识、真风骨、真性情，即所谓“底气”。作者通过轻松平实的言语叙述其生平轶事，却给读者展现出了民国文人的名士风范与卓绝气度。

作者简介

王学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现执教于中央党校。主攻中国近代史，对晚近学术思想与知识分子命运颇有研究，有《大漠荒芜：民国文人的悲歌与苦恋》、《教我如何不想他：民国音乐人》、《别样风流：民国奇才怪杰悲喜录》等论著三部，另在《书屋》《社会科学论坛》《名人传记》《百家讲坛》等诸多报刊发表文史随笔、杂评百余篇。

书籍目录

第一编 魏晋气度  章太炎：“民国祢衡”章疯子  刘文典：我狂亦即我存在  黄侃：亦庄亦谐真醇儒第二编：元气淋漓  傅斯年：书生本色终成憾  张君劢：“一代宪章空有愿”  梁实秋：饕餮未必非名士第三编 老气犹存  林纾：笑骂由他我自聋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王闿运：空留高咏满江山第四编：志高气短  刘师培：为何总是我失足？  蒋廷黻：怎奈何阴差阳错  翁文灏：为他人作嫁衣裳第五编：大学气息  蒋梦麟：最是遗憾教育梦  罗家伦：治校从政两喟然  钱玄同：生前身后两重天后记

章节摘录

气象：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    气话：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气质：    一惊叹章之风骨竟与祢衡如出一辙；二赞叹章之言行足令袁世凯畏惧三分；三喟叹章之精神在当下社会已不复流行。掩卷沉思……呜呼！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太炎先生咏矣！    想必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大都会对其中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印象深刻。狂士祢衡裸身朝堂，击鼓骂曹，其视权贵如粪土之豪情令后人景仰。一千七百年之后，民国又出了一位“祢衡”。此人不畏当道，倡言革命，且清狂之风骨丝毫不输于前人。他便是章太炎。    革命急先锋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章鉴、父亲章濬皆是知书达理之士，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然而，传统封建教育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忠于满清统治的“顺民”，革命反满的观念很早便在章的脑中扎根。章太炎十二岁时，一日外祖父领着他阅读《东华录》，当读到曾静案时，外祖父说：“夷夏大防，同于君臣之义。”章太炎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父答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祖父这番话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绪，他愤然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父急忙说：“今不必作此论耳。”可见，革命思想已潜伏于年幼的章太炎心中。    成年后，章太炎拜师于诂经精舍的经学大师俞樾，研习经史，度过了八年寒窗苦读的求学生涯。然而，内忧外患，时变日亟，动荡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稳坐书斋了。1897年的夏天，他告别恩师，奔赴上海，开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历程。    初出茅庐的章太炎先后担任《时务报》、《正学报》、《经世报》等刊物的编辑，但由于种种原因， 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与思想。直到1903年，章太炎主笔《苏报》，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场，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此时的章太炎才思泉涌，一篇篇战斗檄文如出膛炮弹，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处。在一篇文章中，章太炎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了无情地冷嘲热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按照刑律，当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清政府认定章为“反清匪人”，密电上海道照会会审公廨出票拘人。别人劝他躲避，他却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慷慨入狱，而他“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    在狱中，尽管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但章太炎苦中作乐，斗志高昂。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章太炎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灜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身陷牢狱，二人却心系反清大业，互相往来唱和，此种大无畏之气概实令人景仰！    可惜天不假年，一年后，邹容身患重疾，庾死狱中。两位革命挚友，不久前还赋诗共勉，转眼间却已分隔阴阳两界，章太炎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抱着邹容的尸体，他不禁悲不自胜，痛哭失声。    三年的刑期很快过去，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扶桑，继续从事革命事业。由于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此时章在士林中之声望日隆，俨然成为义薄云天之楷模。众人对其敬仰备至，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    流亡日本后，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很是愤慨，然又因密谋革命，不能不尽力忍耐，气无处可泻，有时只好用诙谐幽默的办法出这口恶气。一天，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调查户口，要他填一份表格。章太炎写的是：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    这是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神田町锦辉馆举行演讲，两千多人慕名而来，一时间会场内外人头攒动，甚至有人爬到屋檐上，以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在演讲中，章太炎就所谓“疯癫”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捕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听过这番“疯言疯雨”，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章疯子”的外号，章太炎非但没有丝毫自卑不满，反而处处显得自鸣得意。他的这次演讲有激情，有学理，且不乏幽默，战斗性也极强，堪称近代演讲中之精品。章太炎那富有魅力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形象也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难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开玩笑地说：“像章君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竟欲颠覆满洲三百年的帝国基业，为啥会如此的不自量力呢？莫非是明末遗老们的魂魄附体了不成？”    P3-8

后记

前些日子，赴出版社跟彭明哲先生谈选题。彭总告知，之前我已出版的两本有关民国文人的作品销量还不错，希望我进行筛选修改，再次结集出版。虚荣心较强的鄙人颇受鼓舞，于是回去后开始整理这几年写过、发过的相关文章、材料。    虽然水平不济，但毕竟敝帚自珍，看着一篇篇发表在各种杂志、报刊上的长文或短篇，往昔的写作经历如流水般从脑海中涌出、畅行。呵呵，说句实话，这些随笔杂谈既无关民生，也不涉学术，可谓纯粹的一种个人兴趣驱使下的创作，拉拉杂杂，胡言乱语，兴致所至，文驻于此。    说起来很惭愧，从硕士到博士，弹指六年，一晃而过，学术上无甚造诣。却造了这一堆无聊文字、痴人梦语，难怪身边师长总劝我别心鹜杂事，应干点正事。如今木已成舟，米已成饭，把玩民国文人轶事已成生活之一部分，弃之不忍啊！    或许这已化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情趣，就好比你深爱一种款式的服饰，于是终身穿戴，你喜欢一支球队，倾其一生为它展欢颜、洒泪水。那么看来我有可能将不干正事的恶习进行到底了。再写个打油联，给自己壮胆：    神马是正事，为何是正事，哪里有正事？    不信有正事，不想有正事，不愿干正事！    横批：真没正事    行文至此，还要对我写作路上提供帮助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首先是《书屋》杂志的刘文华兄。虽然彼此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记得2005年底，刚读研二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斗胆向《书屋》投稿，刘兄竞欣然采用，嘱我用心修改。之后他更是在审稿会上力排众议，将拙文置于刊首第一篇，让我实在受宠若惊。后来回想，此事对我人生影响颇大，正是这个肯定，让我敢于在写作路上不畏艰辛，笔耕不辍。    师大六年，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更是一段快乐的岁月。自2006年夏天给《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投出第一篇短文后，四年间，我陆陆续续在这块园地上发表晚清民国各类随笔30余篇。郑伟主编、祁雪晶编辑面对我的来稿，总是来者不拒，尽快排版，还时不时就文章内容与我电话讨论，其认真态度让我感佩不已。    读书期间，还有幸与《百家讲坛》杂志结缘，杨志庆、王国念、孙琼歌三位编辑先后与我合作，约稿、策划、撰文，成了那几年我们每个月必谈的议题。静夜里，宿舍中，俯身桌前，奋指疾敲，整个空间中只剩下键盘声，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很惬意。    彭明哲先生是我的伯乐。硕士毕业那年夏天，去团结社谈书稿，彭总看过我的习作，决定让我负责丛书统稿，并把《大漠荒芜》一书写作重担交付于我。于是那个暑假着实充实，白天黑夜总是围着书稿转，看材料，想思路，拟提纲，写初稿，“宅”了两个多月，才拿出一本大体成型的稿子。心里暗暗的慨叹：“写书真不容易！”之后，便与彭总长期合作，既愉快又轻松。当然，天舟文化的柴桦、陈婧、王艳、周颐等诸位美女编辑也为我的书稿付出多多，‘特此致谢。    写作是一件充满遗憾的事情，每次拿到出版的新书，总是觉得遗憾不少。所以还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我的电邮地址：[e-mail]    因为你们的狠辣批判才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    于2011年6月19日下午    党校蜗居中

编辑推荐

《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甄选这十几位民国学人，性情各异，志趣相殊，但其所同者，乃胸怀天下的赤子之心，乃真学识、真风骨、真性情，即所谓“底气”。作者王学斌通过轻松平实的言语叙述其生平轶事，却给读者展现出了民国文人的名士风范与卓绝气度。

用户评论 (总计20条)

•   书读了一半了，才来评价，呵呵，购物来亚马逊，心里有底气~~
•   书的质量太一般
•   　　有幸见过学斌老师一面，王老师是个通达又平和的人，没有寻常文化人那种喜欢炫耀——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的毛病。在这本书的文字里也能感到这一点。王老师多年研究民国历史，在历史方面的造诣自然不用多说，难得的是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民国热的时候，或者说，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被美化的民国“热”的时候，和现在民国热退热的时候，王老师一直在用旁观者的态度写民国，不美化，不抹黑，为王老师的为人和写史态度，五星。
•   　　
  　　
  　　魏晋风度是“真名士自风流”，民国底气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同是乱世，同是思想激荡，两个时代相形益彰。近年民国热兴起，各种民国类论著层出不穷，原因之一不外乎，那个动乱时代里风流人物们汪洋恣肆得让人羡慕。于是也有人总结：章太炎“疯”、刘文典“狂”、辜鸿铭“怪”、傅斯年“猛”、蒋延黻fú“犟”、陈布雷“悲”、胡适“雅”。。。。用民国底气来概括民国知识分子，大体有三：有气度，有气势，个性张扬、气象万千。
  　　
  　　可以感受得到作者对民国弊窦丛生之时，知识人整体风范的赞赏，以及对当代读书人的惋惜，以至在自序中作者忍不住大声疾呼，“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千万别咽下这口气！”然而积习难销，百年树人，知识分子曾被打成臭老九，翻身不易抬头难，如今再有这般的号召也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此话不提。
  　　
  　　全书为了全面说明民国底气为何物，分了五大部分：魏晋风度（彰显狂傲个性）选章太炎、刘文典、黄侃三人作代表；元气淋漓（文人范儿），选傅斯年、张君劢三人；老气犹存（老当益壮）林纾、辜鸿铭、王闿运；志高气短（书生参政）刘师培、蒋延黻、翁文灏；大学气息（教育大家）蒋梦麟、罗家伦、钱玄同。
  　　
  　　狂傲性情，八卦小闻之类的自也不用说，总是茶余饭后的点心，开开心心像看明星一样看他们别开生面的“表演”，并一边嘀咕着：原来生活里的他们也是这样的七情六欲。也应该说这第一章看得也最乐呵。最乐刘文典，有杀身成仁的骨气，敢当面骂蒋介石一介武夫；名师高徒，只认三位恩师（陈独秀、刘师培、章太炎）和两位学术偶像（胡适之、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有次警报拉响，师生集体奔往有隐蔽之处，刘文典跑着跑着突然转身，带着几个学生找到正茫然不知所措视力严重下降的陈寅恪，架起他就跑向安全地带，一边跑一边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以老辈自居，看不上开设中国文学相关课程的沈从文，甚至反对聘请沈当教授，甚至说“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其实狂到这个点上，已是刻意的刁难，话说重点就是文人相轻，同行相轻，看不起新文学的浅薄。尽管如此，刘文典的才气依然让人佩服，比如谈习作五个字“观世音菩萨”（多观察，懂人情世故，讲究音韵，有胸怀），言简意赅。讲红楼梦只讲“蓼汀花淑”四个字。讲庄子，自认懂的人只有两个半人：一是庄子，二是刘文典，其他研究者加起来算半个。如此种种的事，看得人心里庠，求学之始，若是遇此般明师多好。
  　　
  　　因为作者借十五人讲述民国底气，概念提得很好，只是每章节人物后的概括点评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拔高牵扯话题到所谓底气之上，让人看了有点闷，当年的诸位大师们可没想什么行为艺术，要以自身的行为创什么底气呀。
•   　　曾经几乎全中国的人们都在说：中国人要补钙。其实，何止如此，中国人还应该补气。
  　　
  　　要说气，马上就能联想到的词语，好的就有：气壮山河、气贯长虹，气宇轩昂、气度非凡；不好的也有：气不打一处来，上气不接下气，霸气侧漏等等。显而易见，这气要是足了，就壮观得不得了；这气要是不足，那也是窝囊得不得了。不得不说，这“气”确实比那“钙”还牛×。亲们，别补钙了，补气吧！！而，作者于本书之中一直感喟和盛赞不已“气”，说白了就是那股劲儿、那个味儿，一句话——文人要有范儿。
  　　
  　　中国历史上，有范儿的文人骚客可以说是灿若繁星。那么，作者为何偏偏选择民国的这几位呢？我想，理由或许很简单。因为他们离我们很近也很远。很近，自然是相对时间跨度而言；很远，其所能表达的意思好像就比较多了，学识、情怀、风行等等。本书所书写的这几位，或魏晋气度、或元气淋漓、或老气犹存、或志高气短、或大学气息，虽然气质、气象各不相同，但一定都是靠坚实的底气由内而外地散发。
  　　
  　　作者的自序很有意思，叫做“不该咽下这口气”。在我看来，我们眼下就是上气不接下气！具体表现为：气息不调、气脉不通、气血两虚。要想扬眉吐气，必须先打通任督二脉，然后养以六味地黄丸（哈哈，这一段算是“庸医”自扰吧…）。估计这个补气，不是那么容易，要不得有多少知名著名闻名的老中医啊。中医素来讲究一个养，而这个养恰恰就如同中国文化气质的传承，立与悔都绝非一日之事。我们今天来读这样的一本书，它也不是什么秘笈良方，最多算是个药引子。它最大的作用不过是个警醒，一再拳拳切切地叮咛我们，别让那些离我们最近还能看到清晰真切的身影也愈走愈远……
  　　
  　　民国，好像不止热了一回了吧。它每热一回，我都会被深深吸引一回，然后深深感慨自己的无知又增加了一回…然而，我却是真心地希望它能继续热下去。它能够热，就证明它的温度和我们的温度之间存在差异。如果有一天这种差异能够被这种热所烫平，或许我们的气也就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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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尤其是北洋军阀主政时期那辈学人，多在幼年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稍长又恰逢西学东渐日盛，故能中西汇通，风流辈出。王学斌先生通过对民国学界中十五位颇具个性的学人进行研究，著成《民国底气》一书，认为民国学人的气韵生动根基于“腹有诗书”，是一种有底气的风流。并将这种底气总结为一种气度、一种气象、一种气势。换言之，王先生是将“底气”限定在了这些学人自身，而且通过流畅的文笔与对史料的娴熟运用将这些民国学人的“气度、气势与气象”展示的淋漓尽致。然而，可能限于篇幅，王先生似乎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描绘“民国底气”这些花朵如何生机盎然、如何千姿百媚，但对于为这些花朵提供养料的社会土壤状况却没有顾及。故本文将结合王先生本书所提供的史料对“民国底气之花”的社会土壤状况做一揣测。
  　　
  　　
  　　个人以为，“民国底气之花”的社会土壤，其最主要的成分是中国传统社会遗留的“尊师重道”传统。民国前的中国人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又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可见作为“道与知识”的传承者，“师”在中国人心中有相当高的地位，获得了相当的尊重。甚至可以说，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这种尊重已经渗入到整个社会的潜意识中。到了清末，传统遭遇现代性入侵而逐步瓦解，但尊师重道的余绪尚存，对于知识人，整个社会乃至掌握政权的政治精英都还存有相当尊重与包容。李敖的父亲曾在张作霖治下的东北某中学教书，据李敖回忆，每逢过年过节，张作霖都会亲率一群官僚到学校慰问，并向学校教师作揖致谢，态度真诚，丝毫无作秀姿态。象这种来自政治精英的尊重在《民国底气》一书中也很有体现，比如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跑到袁的总统府大砸大闹，袁世凯却躲在内室不敢出来，最后只能设法将章骗走软禁。但软禁也是给予高规格待遇的，张鸣先生曾感叹，章太炎不善理财，一生落魄，他这辈子过的手头最宽裕、仆人最多的时光，竟是在他被袁软禁这段日子。很多人认为这是袁世凯城府极深、老奸巨猾，然而若没有对于知识人的尊重与包容，掌握枪杆子的军阀头子可以用很多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 “章疯子”，何必仅仅软禁了之？章太炎因打砸总统府而被称为“当世祢衡”，然而祢衡还是被黄祖杀掉，章疯子却活得好好的。设问袁世凯之后的新军阀，谁能对章太炎的“打砸”行为有如此雅量？
  　　
  　　
  　　社会公众对于知识人更是普遍尊重与包容。以黄侃为例，黄老先生身负绝学，但同时也是个“三好学生”：好骂、好吃加好嫖。因为好骂，所以得罪了不少人；但又因为好吃，知道某美味未入自己口腹，必想方设法食之而后快，所以当有些美味摆在被自己骂过的人的宴席上时，又不得不有求于人，结果干出很多欢乐事情。比如，某次同盟会会员聚会，没有邀请黄侃，但席间设有佳肴，黄侃知道后竟不请自来，大吃一通后撂下一句“好你们一群王八蛋”就跑了。若换作现在，干出这种“无赖”事情的人，就算再有学问，恐怕也没人愿意请他吃饭了。但在那个时代，骂归骂，并没有妨碍黄老先生到处混吃混喝。一个被黄先生臭骂过的人摆宴席，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老先生想去品美味，但又不便前往，只好托中间人向主人说情。可贵的是，这位挨过他骂的主人听中间人说明来意后，当即就给黄侃下请帖。这虽然是件小事，但也看得出主人对于知识人的怪毛病，还是有一定雅量的。另外，黄侃身为大学教授而好嫖，还时常逼学生为自己的“馋嘴”买单，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都是很不应该的，但这些都未能动摇黄侃在大学的地位。这说明在当时社会公众对于知识人的是有相当尊重与包容的。正是这种尊重与包容，使得“民国底气之花”开的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同时，文化精英彼此间的尊重与宽容也是这个社会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师培游学日本时结交章太炎，哥俩一起加入革命派。但后来因为些许小事，两人交恶，刘师培竟然变节投靠满清，多次陷害章太炎并出卖革命派。然而当辛亥革命一胜利，章得知刘师培在四川被捕，马上多方联络救援，并致电四川当局：“昔姚少师语成祖云：‘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才，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这段话说的荡气回肠，只见对刘师培“左传家学”的珍视，而不见丝毫私仇。姚少师劝明成祖不要杀方孝孺，但方孝孺还是被明成祖给杀了，但刘师培却因为这段电文而活了下来。可以说，若无这段电文，以刘师培与革命派结下的宿仇看，刘很可能被处决，而仪征刘氏的左传绝学恐怕也自此而“绝”了。然而刘师培对于革命派这次特赦似乎并不领情，没过两年便去投靠了袁世凯，并在鼓动袁称帝的筹安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洪宪帝制昙花一现，刘师培又成了罪人。这次章太炎没来搭救他，但革命派另一要员蔡元培还是舍不得放弃他，最后将他安排在北京大学做教授，为保住仪征刘氏春秋家学尽了一点力。后来黄侃放下架子拜刘师培为师，总算使仪征刘氏春秋家学没有断在刘师培身上。毋庸讳言，刘师培人品实在一般，政治见识亦幼稚。但因为身负绝学，而得到文化精英如章太炎、蔡元培与黄侃的宽容与搭救，足见文化精英彼此间的尊重与宽容也是“民国底气之花”能够盛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遗憾的是，袁世凯逝去后，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又历经北伐、第一次国共战争、日寇侵华与第二次国共战争。在这些战乱中，社会动荡，各派力量不断整合，极权政府开始形成，政权在知识人面前越来越高傲跋扈。民国底气之花的社会土壤也因之被不断摧残，民国底气也越来越显得不足。在《民国底气》记载的五四学人中，如傅斯年、翁文灏、蒋梦麟、罗家伦与蒋廷黻等人，虽然也元气淋漓，但已经比北洋军阀时期的前辈们多了许多拘谨。刘文典、傅斯年等顶撞蒋介石，已多多少少有些勉强，不及章太炎、王闿运讽刺袁世凯那般洒脱与自然。而蒋廷黻与翁文灏，已多少有些被蒋介石视为家臣，所以才有蒋廷黻被踢出内阁中枢之遭遇，也有翁文灏因支持李宗仁与中共和谈而被蒋视为“背叛”。概而言之，到了国民党新军阀主政时期，知识已经开始向权力低头，而政权对于知识人的尊重也日益被消磨，所以民国底气之花开始枯萎，变得不再绚烂。
  　　
  　　
  　　当然，若再往后看一点，知识人在文革中成了“臭老九”，社会对于知识人的尊重与包容是荡然无存。再后来，邓公改革，知识分子迎来春天，可惜此时世界已进入“超商品化”的后现代社会，知识商品化，知识分子专业化，社会不太可能再象民国那样大批量出现象“士”一样的知识人，更进一步说，社会同样不会如民国时期那样给予知识人那样高的尊重与包容。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王先生为我们描绘的民国底气之花，也因为社会土壤的消失而只能永远的定格在历史中了。
•   　　张学斌先生专注于晚近学术思想和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他的新书《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选取了章太炎、傅斯年、刘文典、蒋梦麟等15位民国学人，对他们的生平经历、精神风貌、人格风度以及特立独行的立身行事，做了详细的记述、形象的再现和深刻的解析，以他们为代表生动的反映出了民国学人的整体风范和集体人格，以及他的归结出的其背后所蕴含的“民国底气”。
  　　
  　　常言道，心中有底声气壮。这，便是底气。它是一种自信，一种心态，一种精神力量的外在表现，让人们陡遭变故而不慌张，迭遇威胁而不畏惧，身处逆境而不气馁，直面强权而不屈服，最大限度的张扬个性，超然自逸，睥睨世间一切可以睥睨的东西。
  　　
  　　那么，底气来自哪里？十年磨一剑，它来自于长期的自我磨砺，深厚的学识功底，是对自身学养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自信；壁立千韧，无欲则刚，它来自于个人品格节操的严格自律，是对个人信念的坚守，以及对自身境遇的准确把握，是光明磊落，也是胸怀坦荡；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它来自于个人内心力量的强大与从容，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然外溢。
  　　
  　　民国学人是有底气的。政治生态的变动不居，社会约束的空前宽松让他们享受到了充分的自由，而中西文化的激烈交锋，又使他们既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淫，又受西学东渐影响而得以开一代风气之先，与春秋战国、魏晋风度一脉相承，造就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高峰。同时，他们独立特行，自由不羁，而大气磅礴，迥异于别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傲视权贵、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雅士、狂士。
  　　
  　　民国学人所独具的雍容之气度，浩然之气势，铮铮之气节孕育了他们的万千之气象。正是底气充足，章太炎才敢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正是底气充足，刘文典才敢于仗义直言，面对蒋介石的威胁而反言相斥；正是底气充足，黄侃才敢于不为尘俗气所绊，不避自损之嫌，毅然拜刘师培为师；正是底气充足，辜鸿铭才能拖着倔强的小辫子，傲然自行于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北大校园；也正是底气充足，傅斯年才会为改革政治而大声疾呼，蒋廷黻才会在官场屡遭摧折而矢志不悔……
  　　
  　　张学斌先生在书中虽也写到了刘师培、蒋廷黻、翁文灏三人的志高气短，但总体还是对民国学人的傲然的狂气、充沛的元气、横秋的老气和浓郁的学气盛赞了一番。同时，又追昔抚今，喟叹今之学界底气不足，今之学人气象平庸，不无怅然叹息之意。那么，当今学人的底气哪里去了？他认为是——受市场经济所浸染，被稻粱之谋所逼迫，为名利权色所诱惑，在写论文、评职称、搞课题、拉项目、当领导的过程无谓的消蚀掉了，自觉而又不自觉的丢掉了社会良心的角色，丢掉了精神贵族的桂冠。作者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剖析不可谓不到位。
  　　
  　　然而，作为当今学人的一分子，他在羡慕民国底气之时并没有烛照自己，在迭发感慨之余也并没有躬身自省。就他的这本书而言，且不讲是新瓶装旧酒，是他近些年散见于各地报章上的文章在一个新的主题“底气”之下的再次筛选结集，没有新史料，没有新挖掘，没有新观点，就他所选人物而言也有待商榷，狂气、老气两编尚可，元气、学气所选之人未必为民国最具其特点之人物，代表性并不强，而且剖析上有所拘谨而不深刻，行文脉络稍显模糊，文笔也略显生涩，也是一缺点。这些，都恰恰暴露了当代学人的底气之不足。当然，这更多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是这个时代学人的通病，并不为作者一人所独具。
  　　
  　　学人底气何来又何踪？在从书中民国学人的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与本书、以及写就本书的作者之间的相互对比之间，或许可以略见一斑吧，值得反思……
•   　　一个人总是怀念过去，那可能是因为现在非常落魄，以致于要依靠昔日的辉煌来麻痹自己对现状的感知。一群人怀念过去，可能是因为他们集体不得志，所以要利用过去来寻求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但当整个社会都在怀念已经过去的一个时代时，你聪明的，告诉我，这该如何解释？
  　　王学斌博士后在序言中就跟俺们引用王船山的话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加之对十五位民国人物的描述，给人一种很深的“似乎一个时代的是否终结，其实只在于几个人的力量”，从主流的革命思想来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自小学开始，政治课（社会课）就是一直告诉我们：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不是英雄。不过若说民国与如今的新时代，关注文学与政治的人们也许还记得这样一桩笑话：张春桥先生在文革中尤其擅长引用鲁迅先生的文章给人罗织罪名，在四人帮倒台后，“健忘”的人们突然发现，在1936年，张春桥发表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以及鲁迅先生的对其进行反驳的《三月的租界》明显的能看出张春桥坚定的认为“谁应进行严厉的自我批判”以及租界中的狄克先生是谁？鲁迅先生一直毫不留情的用匕首用投枪批判本民族的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倘若鲁迅先生再活上三十年，恐怕不用被“要么关进监狱”也会自己选择噤声，鲁迅先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三十年代混进上海左翼文学界的奸细，日后正是打着自己的旗号参与了所有的罪恶谋划，成为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嫌弃血雨腥风的“中流砥柱”之一。见过不要脸，这么不要脸的，还真是头一回见
  　　当看到上一段末尾的时候，可能有人要劝我了：年轻人，说话不要这样尖刻……看官们差了，我绝无拿作者与张春桥相拟的意思，二者也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相对作者说的是，我明白历史要先按照党性的原则发生再按照真实的原则出生实在不太容易，但我也记得有人对站在柏林墙边向越墙的平民开枪的哨兵说：你有权开枪，但你也有将枪口偏开的选择。一本著作，不会是无意识的被产出，任何打算向人们传达些什么的人，你可以无畏于道学先生们“文学作品要益于社会风化”的叫嚣，但是你实在是不应该告诉读者这世界上存在着一撮永远正确的人，他们目光如炬，他们从北方吹来的十月风中就已经断定了某个时代必然终结，某些人可惜了一身才华，投靠腐败堕落的大买办大资产阶级，毁了自己的一生。治文之人其实是在治“人”，但又决不能借文“治人”，民国自有一股底气，写民国底气的人也需有一股浩然之气
  　　在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认为问题是作者自身的才力欠缺使得他无力绘就民国的底气，而等到全部读完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朋友的话说的很对，作者是露怯了，当年郭沫若也曾露怯——三江四海迎盛世，五禽六畜喜心窝，鸡鸭结伴跳红舞，猪狗比赛唱红歌。当年的歌颂竟然无意间成了若干年后某项重大历史事件的最佳写照，历史弄人啊，作者今日的这本书，亦不知会不会讽喻若干年后的某些事，倘若被追究起来，我真心为作者捏一把冷汗，因为郭老当年学谄竟意外的有种风流与幽默，今日读来不由会心一笑，可以兴观群怨，而作者的《民国底气》实在是正气之作，不讨怜爱呢~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虽然童稚，终究生活在盛唐气象之中，我们呢？气象已逝，广陵绝响……
•   　　连续读了几本关于民国的书，便感觉那些构成了民国之精神之魂魄之脊梁的风流人物们，在我还稍有点懵懂的某一刻，就已然走下神坛，带着几分人间烟火的气息，轻易回归了寻常百姓的生活。
  　　
  　　例如饕餮者梁实秋、王世襄，好饮者“疯子教授”黄侃……他们那些奇闻趣事，像极了我们周围的许多诸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们沉寂于市井之中的故事，都是之前的教科书以及学院教育根本就没有涉猎过的，也是我的既定认知中，根本不会相信的。
  　　
  　　不过在看过了《民国底气》之后，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还以为又是一部以民国历史和民国名士为噱头的畅销书，因为时下民国热正如火如荼，出版方搭脉出版的事也确实无可厚非。不过读过了才知不然。《民国风度》是王学斌把玩民国文人轶事的用心之作，是言之有物的。虽作者自诩为“无关民生、不涉学术、纯粹的一种个人兴趣去试下的创作“，却也颇得阅读者的赏识。这也是《民国底气》之所以能够修订再版主要原因吧。
  　　
  　　《民国底气》甄选了民国十五位颇具代表性的名士，并根据他们个人品性、对待工作的态度和人生观、人生履历的各有不同，分为魏晋气度、元气淋漓、老气犹存、志高气短和大学气息等几个类型予以人物传记式的阐述，其中不乏胸怀天下的章太炎、黄侃和辜鸿铭；因学术而名扬天下的傅斯年、张君劢；尽职尽责、忠于职守的蒋廷黻、翁文灏；更有执掌名校、功绩炳彪的蒋梦麟、罗家伦……作者“通过轻松而平实的言语叙述其生平轶事，却给读者展现出了民国文人的名士风范与卓绝气度”，生动地再现了彼时风流人物学术研究、思想思潮、书生报国和个人情趣等多个方面的生命履历。
  　　
  　　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他们个人生活情趣上的揭秘。在我看来，可能这些与普通人根本相近的生活情趣的揭秘才是帮助我们唤醒那些早已被忽视的记忆，而根本从日常经验中跳出来重新认识民国人物的桥梁和纽带。
  　　
  　　可以说透过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再被一种似曾相识的“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的精神浸染着，我眼中的历史，早已变了模样。
  　　
  　　现在，在一个世纪以后，当世间万物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我们迎来了一个空前的时代的时候，再来品茗名士彼时生与死，存在以及价值，是否还会相信前人“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的精神，是否还会相信人类社会是存在永远不变的价值尺度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也都会坚守着一块完整的良知。
  　　
  　　事实上，支撑人性脆弱的精神和良知，仅凭这一纸文章所葆有的《民国底气》是不够的，只有充分调动了阅读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才是那些名士风度和底气得以继承和弘扬的根本。我辈虽不幸未生在民国，但是现代文明赋予我们的使命，并不仅仅是跨越、发展，更有继承和弘扬。
  　　
  　　民国底气当如是。也相信民国底气必将如星星之火永远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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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后，当嵇康望着竹影中斑驳的日光，等待着刽子手即将落下的大刀时，准会想起以前袁孝尼向他求教广陵散的那个下午。
  　　
  　　 很久以前，当黄侃饮酒过量致死前的弥留之际，也一定会想起他向刘师培先生磕头拜师的那一幕场景。
  　　
  　　 我更愿意以这把高高举起的大刀作为魏晋时代结束的收梢。所有的才学与德行，所有的孤高与骄傲，统统被权力的大刀斩断切碎，只剩孤零零的几个音符飘荡于空中。
  　　
  　　 然而当我们苦苦寻觅民国时代的流风余韵，津津乐道于民国学人的奇闻异事时，我们却很难找到那个象征终结的句点。早逝如黄季刚，长寿如钱宾四，心力交瘁猝死如傅斯年，饱受摧残惨死如陈寅恪。充满传奇的民国学人，或因天灾，或因人祸，纷纷用不同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令我等后人黯然神伤，嗟叹不已。
  　　
  　　 当贵介公子钟会慕名来拜访时，嵇康不管不顾，依然专注于打铁。耗尽耐心的钟会要离开时，嵇康终于开口了，可惜更近于讥刺：“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平心而论，钟会的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也颇有气度，但嵇康的恃才傲物、不拘俗礼更为人们所赞赏。千年后而又有刘文典。刘文典，大学教授，因学生闹事与国民政府主席蒋公争执，寸步不让。蒋公勃然斥其为新学阀，刘文典从容对曰：“若说我是新学阀，那你就是新军阀。”民间传闻刘与蒋互打耳光有之，或传闻刘飞腿踹中蒋介石，后刘随即被释放，蒋公雅量，遂成刘文典“狂人”之名。
  　　
  　　 《晋书 刘伶传》记载刘伶好酒，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有一次他向妻子讨酒喝，妻子哭着劝他戒酒，刘伶假装答应说：好吧，你准备酒肉上供神明，我向他们发誓戒酒。等妻子准备好后，刘伶跪下来说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将上供的酒肉吃的一干二净，喝的酩酊大醉。不意千年后而又有梁实秋。梁实秋自称饕餮，求学著书之余以美食美酒自遣，不但爱吃能吃会吃，且能写吃，戏成一本《雅舍谈吃》，令人多年后读来仍每有会心，顿觉饥肠辘辘。
  　　
  　　 读过民国文人的事迹，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我们民族的文化，总是在乱世显得更加繁盛些？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魏晋的洒脱不羁诗酒风流，再到民国年间的诸位学人，或孤高，或入世，或积极奔走，或著书疾呼，从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到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胡适的雅，令多年后的我们心向往之。说到民国年间的人才辈出，王学斌先生在《民国底气》一书中，将原因归结为一种底气，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而这种学问、眼界、胆识打底的底气，表现出来为一种气度和气势，这才造就了民国气象万千的局面。
  　　
  　　 在我看来，民国能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大师，自然最重要的是底气，然而与彼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分不开的。民国战乱频仍，政府的掌控力受到削弱，加之内忧外患，一方面在政治上政府对于喉舌的管控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识之士献言献策，以挽危局。文化方面，传统文化虽经满清高压统治和文字狱摧残，知识分子埋头故纸堆，但文化之传承并未断绝，一俟清王朝覆灭，厚积薄发，遂成喷涌而出之态势。再者民国学人能激扬奋发，也有赖于当政者尚能遵守底线，关押有之，暗杀有之，但对学者们始终未曾举起屠刀成排砍去。
  　　
  　　 有赖于此我们今天可以津津乐道他们的故事。我们欣赏魏晋风度，对照着竹林七贤的事迹，品读这本《民国底气》而欣欣然。
  　　
  　　 但请不要忘记那些孤独而悲愤的身影，在民国那乱世，他们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饥苦的人民争一丝的空间，用自己的心血和毕生的精力为孱弱的中国争一份尊严。有人说，世间一切作品中，我独爱以血写成者。我想，民国这一曲高远的广陵散，正是用鲜血乃至生命谱写的。
  　　
  　　 广陵散于今绝矣。
  　　
  　　
•   　　 ——灯下读《民国底气》漫想
  　　
  　　
  　　
  　　 中国历史上堪夸耀的时代甚多，唐之廓大气象，宋之精雅韵致，都堪称风流，但要论人物风度，还数魏晋。风者，神采也；流者，遗风也。竹林七贤、兖州八伯，他们或狂、或癫、或痴、或愚，均施施然有自然造化。人之狂癫痴愚，纯出天然则为真，矫揉造作则为秀（作秀的秀）。然则，何者是天然，何者是造作呢？在于底气。民国时代的人物，骨子里皆有一派“士”的底气，堪于魏晋相比。王学斌所著《民国底气》以十五个民国文化人物为经线，时代热潮为纬线，编织出一段充满诗书底气的历史。
  　　
  　　 书中将国学大师章太炎比作三国之祢衡，即戏曲《击鼓骂曹》中之狂悖主角也，实在贴切不过。章氏在总统府前鼓舌摇扇历数袁世凯之罪，堪比祢衡裸形而斥奸。其实，不仅章太炎可比魏晋人物，这一时代的诸多人物都可以“对号入座”的。不独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有这么一批风流人物，即新闻界、娱乐界、收藏界也有一大批堪称风流的人物。
  　　
  　　 风流，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从内至外的自然流露。风流的传说属于魏晋，也属于民国。魏晋狂客悠游山水之间，歌哭纵酒，笑谈风月；民国大师笔战报端，屹然讲台，畅谈新民；由魏晋而民国，由民国而魏晋，倒使我想起了不少历史故事。
  　　
  　　 竹林大名士嵇康得罪晋朝权贵被杀，临刑之时，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也无任何俯就之色，泰然抚琴，一曲《广陵散》从此成为绝唱，千古而下还令我辈钦慕不已。蒋介石初居高位，巡视安徽大学，居然遭到文学院主任刘文典的冷遇。甚至于双方发生互殴，一为书生，一为政要，固然地位悬殊，但却争人格的平等。民国教授的这一点气度，就令人钦服哉！
  　　
  　　 魏晋乎？民国也。真所谓仰俯天地我心，自在、自我、自然，说不尽的风流。
  　　
  　　 何谓风流？风流就是：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五柳先生陶渊明嗜酒，朋友得新醅共饮，时新酒中有漂浮物，陶渊明拿下头上戴的葛巾滤酒，滤完仍然戴在头上，毫无愧色。一人仰慕先生甚久，但又无缘结识，听说先生嗜酒就故意在他经过的地方摆上好酒，邀先生共饮。看到先生鞋子很破，就让人做了一双新鞋子送给先生，先生也不作假，当即穿在脚上。好一个风流人物，端得可爱。
  　　
  　　 黄侃任教授，讲《说文解字》，一不带讲义，二不带课本，只带一支粉笔，所讲内容每有新意，令学生百听不厌。有学生发现其包袱皮内书册，批注密密麻麻。问其何以看清。笑言，他人若看得清，则我岂第一耶？众皆大笑。其人之真淳，可见一斑。以陶渊明先生的可爱，与黄侃的率真相比，难分高下。
  　　
  　　 何谓风流？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不是风流。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才是风流。
  　　 风流是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萧，狂来说剑。
  　　 风流是挑灯人海外，拔剑梦魂中。
  　　 龚定盦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其意是说，人应该有属于自我的独特的真性情。故而才能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
  　　
  　　 风流人物出于风云激荡之时，纸醉金迷的世界只能孵化猥琐的哈巴狗和软骨虫，民国人物上承晚清，外有一副救国救民的担子，内有一股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他们在志节上，能够以身殉国；在实务上，能够勤勉一生。以清末论、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大爱留于人间的林觉民、血洒轩亭口的秋瑾属殉身者；这批殉国者，是直接影响到民国人物的。以民国论，宣扬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宣扬实业救国的张謇，宣扬学术新民的胡适则属勤勉者，是受过传统教育的，他们都是风流到痴狂的大英雄，他们的传说，将一代代延续下去。他们的风流是心怀仁爱，甘愿赴死；他们的风流是碧血悲秋，自成丰碑。他们胸中有一股铁肩道义，以万民之心为我心的气概，谭嗣同之著《仁学》具佛之悲悯与仁者之爱、林觉民之书《与妻书》具柔情与壮烈一体，秋瑾之赋《对酒歌》具侠之肝胆与解放女性的思想，风流之中弥漫着浩然气概。
  　　
  　　 风流也！抚剑起巡酒，悲歌慨以慷。
  　　 风流也！灯下髑髅谁一剑，尊前尸冢梦三槐。
  　　 风流也！谁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风流一词，解说出来也就三个字：颠、狂、痴。世俗之人看来，异类也。民国那一代人是在风云激荡中浮出历史洪流的，与大英雄的任侠气质相比，知识分子表现出的是一种赤子般的天真的情怀，个中的乖张、桀骜之徒造就了一个风流的时代。章太炎之颠、辜鸿铭之怪、刘文典之狂、黄侃之痴、苏曼殊之畸、鲁迅之骂、蔡元培之容、陈独秀之犀利、胡适之名望、陈寅恪之博学、郁达夫之多情、沈从文之可爱、金岳霖之幽默、梁漱溟之书生气、王芸生之一针见血、……纵贯整个民国时代，令人向往。俱往矣！今朝人与之相比，皆被物欲压断了骨头者也。今朝读书人与之相比，或无彼等之学术成就，或无彼等之才情，则彼等之气质风骨更无法匹敌，空剩下利欲熏心和黑黄皮囊。
  　　
  　　 并非我厚古薄今，实则是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人潮涌荡的喧嚣，充满了做秀和宣传，充满了面具和包装，再也不见那一代的风流。因为，我们没有风流的底气，只剩下一腔欲望。
  　　
  　　 一剑一箫平生意，空负狂名十五年。剑在何处？狂在何处？
  　　 曾因酒醉鞭名马，唯恐情深累美人。终日嗜酒者有之，如此痴情者何处？
  　　 明人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今日之人都修炼的如同白骨精一样，精明圆滑，世故老到，那有一丝真气存在，性情习惯都隐藏在道貌岸然西装革履的背后。
  　　
  　　 读王学斌《民国底气》毕，煌煌然三十万字，感慨至深，敷旧文以成新作，是以记之。先哲有空留古人之思，今日风流已成为一种传说。
  　　 魏晋乎？民国也。这世间，还有多少哥的传说。
•   历史往往靠后人的建构，作者也未能免俗
•   这里说的民国，主要应该还是1945年以前。民国当时环境自由，人事自由，思想自由，与国际主流比较接轨，当然都是相对来说的（政治压迫较弱），所以才有了不少的可观成果。但是到了1945年以后，被蛊惑的学生都坐不住了，左倾越来越明显，都无心读书了。1949年以后，就不值一提了。要让教育解脱，只能除去政治的强大压迫。
•   留爪。貌似我这篇评还没写。汗。。。
•   瓦知道自己写的很渣，~~~~(>_<)~~~~ 推倒承蜩兄
•   懒猫猫，多久没写了，猴子来鞭策你了！
•   浩然之气今谁有？崔杼弑君事件是国人独立品格与自由精神的巅峰时期，之后数十代人前仆后继，终于在魏晋末末期发生了“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的断代悲歌。于今，这样的人无有了也。鲁迅慷慨了几十年，被大时代杯具地利用了。现在，更多的人在主动被利用。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君主，国人素质培育该被提上教委议事日程上了。读猫娘文字，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天天向上。
•   对于不长记性，不长个性，拿占小便宜当反骨，用帮派代替团结的民族，讲个P
•   文化的盛世往往与国家的强盛有关，但具体类别的兴盛却往往在乱世，比如诗歌的盛唐其实在晚唐时期，大猫得之矣
•   少为你儿子写点，多为我们写点能看的才是正经事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