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四大导师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邵盈午  页数：354  字数：3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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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大导师作为学术大师，自有昭垂千古的遗则在焉。所谓治学，不是浮游无根的高谈阔论（所谓“六经注我”），不是脱离现实人文关怀的格义实证，更不是单纯地搬弄材料，征引文献，考索章句，所谓训诂而后方明义理（“我注六经”），而是先明义理而后藉学术之手段以贯通其说；说到底，也是基于“识”——正因心中有“识”，方能达致王国维先生所谓“不悬目的而目的白生”的境界。进一步说，在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术”，而是万卷蟠胸、透骨入髓的“通识”：缘此，故能在各种材料的错综纷纭中，寻众说之窍要，察诸家之异同，然后奏刀析理，浸成通识定论。又，四大导师皆为才华骞举的大诗人，但他们一入森森黉宇，尽弃昔日风华，硁硁自守其青灯黄卷的枯淡生涯。对此，不少学者颇感困惑。其实，就四大导师而论，皆为“灵、智、慧”兼具的尤物。为学固当用智；但对大学者来说，这种“智”往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与此同时，若辅以诗家之灵悟，则万物于学人之眼中无不著诗之色彩：此即王荆公所谓“盖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苟能如此，径凑单微，则必能体道于玄眇幽邃之域，恍兮惚兮，遂与道合；更能融通综赅，万取一收，  “独标胜义于众家之表”。四大导师之所以能精进不已，日新其业，其窍要大抵在此。倘无灵智的烛照，诗性的妙悟，所谓学术研究，便只能是一种拾遗补阙的“末技”；末世穷年，不过一鋀饤陋儒而已。       以上所言，皆为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感悟（事实上远不止此）。当然，感悟最多的，还是大学的教育改革问题，这大概与笔者多年来“身临其境”有关。依我看，四大导师的授学方式、办学宗旨、教育理念、人文追寻，在今日仍有着足资借鉴的当代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导师既属于“旧”式人物，却又那样地“新”；他们厕身在那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身上却有着那样多“不变”的、挹之无穷的东西，其历久弥新的恒久魅力即在于此。缘此，我总觉得“四大导师”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遥远，他们以其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至善至纯的文化良知，仍在警示着这个物欲汹汹的时代。

作者简介

邵盈午，原名迎武，山东乳山人。1956年出生于济南。现为徐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学研究所所长。性狷洁，慕仁义，好虚静，重实学，先后出版学术专著十余种，主要有：  《苏曼殊新论》、《南社人物吟评》、《柳亚子诗歌新探》、《蕙莸劫——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编辑卮言

书籍目录

绪论　一、煌煌上庠——兼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始末　二、“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校长之谓也。”梁启超　一、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二、清华园里奋著书——梁启超学记　三、庭训早启，英华发外——梁启超的家学渊源　四、梁启超的“清华缘”　五、梁启超的文化理念与教育思想王国维　一、应聘清华国学院　二、王国维的家学渊源　三、要为“浙学”张一军——王国维学记　四、作为“导师”的王国维　五、“名人效应”——王国维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学术演讲　六、五十初度　七、学人之死　八、王国维何以“自沉”？陈寅恪　一、推毂高谊成佳话　二、初入清华　三、“我家江水初发源”——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求学历程　四、吾侪所学关天意——学贯中西的陈寅恪　五、“教授的教授”　六、碑铭一出奠群哗　七、一生负气成今日赵元任　一、赵元任的家学渊源　二、越洋眼放一重天——赵元任的海外求学历程及其启示　三、语言奇才　四、大师与“好玩”　五、赵元任力荐金岳霖带给我们的启示　六、龙象一时尽大儒——赵元任与清华国学院余论　一、大师之“大”——四大导师的价值追寻、学风特点与人文意境　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人文传统、历史影响、当代启示与象征意涵　三、对当今教育现状、教育体制改革及创建一流大学的片断思考　四、清华薪火一脉延后记

章节摘录

　　梁启超　　一、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梁氏早年是一个“振臂一呼，令武人仓惶失色”的政治活动家，以擅长舆论鼓动而彪炳史册。他倜傥轩昂，豪迈英勇，俯仰一世，凌绝古今。其抱负之伟，担当之大，殊非苟活蒿莱的凡庸之辈所能望其项背。　　早在1902年，年甫29岁的梁氏，便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以“中国之新民”署名的文章，以笔锋常带感情的独有文风和活泼轻快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梁氏早年所结撰的文字，皆为热血之沸响，桴鼓之震鸣，其巨大的影响力并不是通过大学讲坛而形成，亦非经由弟子的传承授受所递衍，而是凭藉《万国公报》、《时务报》这一新兴纸质媒体而名震当世。作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早在1896年，梁氏便出任《时务报》主笔，以这个在梁氏的文字生涯中非同寻常的事件为樗，其本人所独具的过人卓识、旺沛才情，便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作为“舆论界之骄子”，梁氏大力鼓吹“全盘西化”，为宣扬维新变法而尽智肆力，其声名亦因之大著，以至“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以如椽之笔，撰传世之文，诚如吴其昌在《梁启超》中所言：“至于雷鸣怒吼，恣睢淋淋，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之文如此耳！”吴氏此言，洵非虚誉。在系列政论文《变法通议》中，梁氏以明白畅达的语言，痛快淋漓地论述道：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弛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　　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之所志，必求志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　　积健为雄，发语警拔，大有俯视古今、不可一世之概。由此可见，近代知识分子大多具有一种“吾曹不出苍生何”的豪情和“振臂一呼江山易帜”的雄姿。尤其是近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外在压力下，“政治”事实上已经凌驾于一切之上。至于终极关怀，则常常被视为无补世事的空谈，终极价值也自觉地向急功近利的政治需要认同。在他们身上，从政情结的缠绕和“革命”崇拜，无不源于这种过分求新求变求异的文化心态。1898年的北平上空，释放出一束耀眼的政治火焰，它是那样炽烈、灼人，曾经点燃过无数热血青年的报国激情，这就是以“朱谕”始以“碧血”终的戊戌变法。　　这束巨大的火焰，映照着青年梁氏维新志士的坚毅面容。而他在《时务报》上所发表的数十篇主笔之作，则不啻是划破漆一般黑暗的团团炬火，烛照了如磬的黯夜。　　一时间，梁氏成为万口腾誉的风云人物。这不，连张之洞都要破例打开只有迎见督抚或钦差时才可开的武昌城中门，以接迓梁氏出任“两湖时务院”院长了。　　可梁氏对这套高规格接待与破例提拔并不买账，一篇《知耻学会叙》终于与张之洞彻底闹翻。　　“闹翻”的起因是梁氏刊登在《时务报》上的那篇《知耻学会叙》。此文对清廷官僚腐败的痛斥与鞭挞，严性正气，凛然已不可再犯，请看——　　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面对如此“摧枯拉朽”的犀利文字，张之洞岂能容忍，一怒之下，遂命（时务报》总管汪康年抑制梁氏之“嚣张”气焰。　　作为一介书生的梁氏，虽在“遥引笔政”时尽显振聋发聩之功：但在政治暴力面前，毕竟过于纤弱了——他所拥有的，不过是一杆“代兜鍪”的“词笔”。　　这就是那个时代文人的悲哀。　　历史的进程酷似蚯蚓蠕行，未经启蒙的国民灵魂麻木既久，断无可能从这场变法中骤然警醒。一个汪康年尚且如此难以抗衡，况且要在慈禧太后的龙椅下掀起超级风暴，谈何容易！这不，维新的大纛刚刚在志士们的欢呼声中展开，却被慈禧太后阴鸷的目光拦腰斩断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作为政治流亡者被迫长住日本，成为乃师康有为创设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俗称“保皇会”）的要角，俨然成了这个古怪组织的副首领。但此时的梁氏“为之一变”，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已愈来愈不感兴趣，并渐呈与其师康有为分离的倾向，反却与章太炎恢复旧谊，倾向于“排满革命”论。这使得康有为大为惊诧，不仅在私函中申斥他“流质易变”，而且发表公开信予以指责，由此引出章太炎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酿成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1900年，梁氏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公然表示愿与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明示自己“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敌”，又作《新民说》，在该文中，他大力鼓吹破坏主义，在客观上应和了革命思潮的传播，因此引起坚持君主立宪、保皇改良主张的康有为的强烈不满。“新民”理论的系统阐释，证明梁氏确有对社会舆论独立发生影响的实力，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政治声誉，他的政治生涯在此时已达到了巅峰状态。　　同年，梁氏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这标志着现代中国史学已出现了由传统型向当代型的转型。以《新史学》为总题的这批论文，计有《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共6篇文章。作为“新史学”的开路先锋，梁氏在开篇的《中国之旧史》中直言不讳地揭示了传统史学的“四蔽”：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家学识“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氏最后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欲创造“新史学”，必须明了何为历史，何为史学。梁氏在《史学之界说》中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氏的《新史学》，不惟大力昌言他本人的核心主张“史界革命”，还首次正面阐发了怎样实行“史界革命”、如何实现“史界革命”的学术目标，这在百年史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界标性的学术意义。　　由于秉资过人，笃勤匪懈，梁氏在当时被公推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渊博通识，洵足惊人。而其旺沛的精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亦洵足惊人。从外貌上看，梁氏短悍，宽额秃顶，下巴阔挺，目光如电。他平素喜着长袍，步履稳健，风神俊逸。若论变法维新，他与其师康有为堪称当时领袖群伦的人物；介绍西方文明，他开风气之先；创立新式报刊，他实为嚆矢。可以说，近代史上的每一次论战，都少不了他的参与。每读到他所谓“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一离书卷，遽如猢狲失树”的那些自道甘苦之语（我坚信这是大实话），心中总会漾出一种莫名的感动，觉得他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是在向生命的极限挑战——他活得太累。此“累”并不仅仅指他勤于著述，耗力于政治活动，还在于他始终期望“鱼”与“熊掌”兼得，始终致力于政治兴味与学术兴味的矛盾调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有稍为清明点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又尝谓：“性禀热力颇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如此一来，焉能轻松得了？　　出于对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关注，梁氏以思想者的情怀，不断地广泛吸收诸家思想，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心态以此经世致用。——而“善变”，也就成了梁氏平生的一大特点。对此，我们实在不必从学理出发予以厚责。在从外部环境看，风雷激荡的近代中国，已不允许他像康德那样，独自仰卧在宁谧的森林中，作着形而上的玄思，甚至也不允许他从纯学的角度出发，去建构精密的学术体系。他只能在艰难的“从政”与“为学”的矛盾中自我搏战。

媒体关注与评论

　　清华研究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于讲述，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　　——陈平原

编辑推荐

　　一个大师的黄金时代，一个不可复制的学术神话，一段引人景仰的传奇岁月。

用户评论 (总计6条)

•   四大导师作为学术大师，自有昭垂千古的遗则在焉。所谓治学，不是浮游无根的高谈阔论（所谓“六经注我”），不是脱离现实人文关怀的格义实证，更不是单纯地搬弄材料。
•   以大师的胸襟、情怀写大师，文笔感情饱满。“在史中求史识”！
•   清华的辉煌就在这几人
•   好书，就是非口语，文绉绉！
•   这本书总算看完了，我看书较杂，藏书较多，一般一本书总是断断续续的看好久。内容资料较为丰富，文笔精炼恰当，让我们对已故的四大导师的思想轨迹和生活细节的了解有极大帮助。
•   给领导买的，领导说清华就是这幅腔调。。。反正我看了看，实在看不下去，本来可以写得很有趣的章节也写得搞研究似的一板一眼一本正经，毫无阅读乐趣。。。看来我不但上不了清华，我连清华的书也看不了。。差距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