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梁启超 页数: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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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二、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论,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三、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其中记述谬误之处,知所不免。补而正之,愿以异目。四、平吴之役,载湘军事迹颇多,似涉支蔓;但淮军与湘军,其关系极繁杂。不如此不足以见当时之形势,读者谅之。五、《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皆载其全文。因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与此等公文关系者甚多,故不辞拖沓,尽录入之。六、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顾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日“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内容概要
本书参照了中华书局1989年重出的《饮冰室合集》影印本。为方便读者阅读,编辑过程中,一律采为现今通行的新式标点,部分人名译法按当今译法做了括注;并选配了一些图片。
《李鸿章传》有别于传统的人物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模式,作者秉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独特历史视角和批判精神,“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又与同时代的欧美政治进行比较,既有英雄相惜,也有批评叹惋——“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意识创新,论述严谨,旁征博引,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
粱启超著就的《李鸿章传》一书,力图还读者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一段真实的历史。
《李鸿章传》有别于传统的人物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模式,作者秉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独特历史视角和批判精神,“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又与同时代的欧美政治进行比较,既有英雄相惜,也有批评叹惋——“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意识创新,论述严谨,旁征博引,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
《曾文正公家书》李鸿章老师的人生自述!修身、齐家、平天下!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90年起从学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
书籍目录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附录李鸿章年谱
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复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痍,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土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泉也。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耍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晌,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大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断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日: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后记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1901年11月,“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李鸿章卒于北京,留下了一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或激赞他兴办洋务,力保和局,或贬斥他为误国罪人……成败功过,是非对错,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逝者如斯,有感于此,两个月后,粱启超著就《李鸿章传》一书,辨析毫芒。澄清史实,力图还读者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一段真实的历史。《李鸿章传》有别于传统的人物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模式,作者秉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独特历史视角和批判精神,“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又与同时代的欧美政治进行比较,既有英雄相惜,也有批评叹惋——“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意识创新,论述严谨,旁征博引,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本书参照了中华书局1989年重出的《饮冰室合集》影印本。为方便读者阅读,编辑过程中,一律采为现今通行的新式标点,部分人名译法按当今译法做了括注;并选配了一些图片。同时,为了让读者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书后增加了李鸿章年谱。鉴于编辑水平有限,编辑过程中难免有不当舛误之处,万望读者指正。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四十八点钟’写成的《南海康先生传》,无疑因采用新体,带给梁启超极大的兴奋,这才会有其后一气呵成的《李鸿章》。……李传则直接以事功为人物履历的分段标识,真正做到了经纬交织。如此写法,在中国传记史上实为空前之举。”——夏晓虹“自1901年撰写《李鸿章》开始,他就明确宣布要‘全仿西人传记之体’。……显而易见,这样的篇章结构,绝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史传与杂传,以及年谱、行状、墓志铭等体裁,而是开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例。”——戴光中“粱启超谈到《李鸿章》时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所谓西人传记之体,就是通常所说的‘评传’。梁启超通过学习借鉴西方近代传记的经验形成的体例特点主要是: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传中有评,评中有传,评传相间。……有助于丰富和扩展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以及相应的表现力。”——朱文华
编辑推荐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行者。 《李鸿章传》开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河。 梁启超与李鸿章“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也泛泛不深”,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且“40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代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晦,竟不在古人,在来者也”。自梁氏而后,传李氏者不乏其人,然无人出其右,其才学识皆不及梁氏也。 “以‘四十八点钟’写成的《南海康先生传》,无疑因采用新体,带给梁启超极大的兴奋,这才会有其后一气呵成的《李鸿章》。……李传则直接以事功为人物履历的分段标识,真正做到了经纬交织。如此写法,在中国传记史上实为空前之举。” ——夏晓虹 “自1901年撰写《李鸿章》开始,他就明确宣布要‘全仿西人传记之体’。……显而易见,这样的篇章结构,绝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史传与杂传,以及年谱、行状、墓志铭等体裁,而是开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例。” ——戴光中 “粱启超谈到《李鸿章》时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所谓西人传记之体,就是通常所说的‘评传’。梁启超通过学习借鉴西方近代传记的经验形成的体例特点主要是: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传中有评,评中有传,评传相间。……有助于丰富和扩展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以及相应的表现力。” ——朱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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