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朱东润  页数: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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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便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达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

内容概要

“在写作上,这部传记善于抉择材料、重证据,不忌繁琐、不事谀扬、持论中肯的鲜明特色,既继承、借鉴,而又发展了我国古代传记和西方传记文学的艺术手法,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体例,使它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周捷《毕生心血半世耕耘——记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教授》)    “朱先生在我国传记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及其理论贡献,更具开拓之功而令人难忘。……其四十年代初出版的《张屠正大传》如先生所说,志在‘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其传记文学创作,很有艺术个性而激动人心。”(蒋凡《风骨铮然自成名家——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的开拓》)    “朱东润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传记文学作家。《张居正大传》是他传记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他吸取了西方传记文学的所长,加之他深厚的古文功底,于是他所有的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中西合璧的艺术特征。而这部《张居正大传》更是代表了他传记文学的最高成就。”(徐丽梅《名家撰写名人——四大传记热销》)

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传记文学作家。1913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擅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学的创作。他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
著作有《张居正大传》、 《杜甫叙论》、《陆游传》、《陈子龙及其时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等。

书籍目录

序张氏世系表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第三章 休假三年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第七章 大政变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第十四章 尾声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宋恭帝德祜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是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星死了,他们再立卫王爵为帝,改元祥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剩得海南岛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祥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的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的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错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做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惟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自穆宗隆庆六年张居正为首辅起,至思宗崇祯十七年为止)。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的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寡镭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的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的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实》,则称始祖福,庐州合肥人)。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干户。居正的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干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 (书牍十),大致即指此。关保的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的曾祖。  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干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的中间。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 (《方言》,吃也,謇子二字出此)。謇子尽管謇子,但是他的话特别多,江陵人常常引“张謇子”的话,教训子弟。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闾里。  (书牍三《答楚按院陈燕野辞表闾》)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书牍三《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在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的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的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愿,作为自己的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个儿子:钺、镇、钱。镇字东湖,是居正的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王世贞《首辅传》。周圣楷《楚宝,张居正传》、 《观澜公行略》、 《文忠公行实》皆讳其事)。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的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的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观澜公行略》),其因在此。张镇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尽管“謇子”对于张镇特别爱护,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失望。第二个儿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謇子”说:“我这一生,帮人的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罢!”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上,补上府学生,在科举的时代,总算是一种发展,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录取。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文明才掷下考篮,叹道: “我从小读书,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没有什么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这是命呀!”其实这不是命,只是文明的“学问”不够。居正说:  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  四十年的读书,毕竟不能使文明认识自己的不就绳墨,这正是他的倔强。居正又说他“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咸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喜饮酒,善谈谑,里中燕会,得先君即终席欢饮。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莫不爱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这里写的当然是文明父以子贵以后的形态,但是也看出他那种放浪不羁的意境。他毕竟是张镇的儿子,也正是张居正的父亲。  “謇子”对于文明的期望,显然还是一个泡影,但是最后他看见居正的出生。居正的成就,是“謇子”存心济世的“报应”吗?未见得。但是他有那种发心济世的宏愿,当然他的子孙会有一天实现他的志愿。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岁。母赵氏,比文明小两岁。

编辑推荐

  朱东润是中国第一位用现代方法写作的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者。  《张居正大传》是中国第一部接近西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张居正乃大毁之人:誉之者,推为“圣人”,比其为伊尹、周公;毁之者,贬为“禽兽”,斥其为王莽、朱温。朱东润则合两方面而观,认为其既非伊,周,亦非莽、温、固“禽兽”,亦志不在“圣人”,只是一“爱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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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8条)

 
 

  •   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改赋税,督国防,整吏治。。。催使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朱先生给了惊喜的解读。此势当顺当推。
  •   对比了很多有关张居正的自传的书,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本。该书附有很多张居正对待事情的一些原话,很有学习价值!
  •   大家作品,感觉果然,非同一般。爱不释手。
  •   好书,精彩
  •   不错,看着是正版。以前常在亚马逊买书,几次都是盗版,很不爽。以后就在当当买了,要是折扣再低一点就更好了。
  •   买过一本可惜丢了,这次再买一本
  •   很好——————————
  •   文字严谨,不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可以去读读樊树志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或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     
        书评似乎应该客观地评述,纵论优劣。读完《张居正大传》,本书优点自不用说,无论是行文风格还是内容铺陈,内在逻辑性颇为紧凑,读之洋洋洒洒,让读者了解历史外,还能从主人公的性格以及处事态度中摄取智慧。在日常的生活或者工作交际中,益处颇多。这本书也让我对传记产生了极大兴趣。
      
        其他读者对于本书的正面评价阐述已经够多,在此我也不再赘述。仅从读完的延伸思考指出一二点欠缺之处。
        最明显的便是书的最后一章草草收尾。张居正的身后事尚未过多料理,明神宗便开始秋后算账。明神宗的态度转变未免有点过于匆忙,不仅是文忠公,就连读者也颇感莫名其妙。因此本书在这一章节的分析力度明显减弱,不得不说豹尾成了猫尾,抖动不力。当然,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由此便借本书整体的阐述与一些课外资料查阅稍作分析: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神宗刚登基时年仅十岁,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四年级小学生,一个偌大的国家交由这么一个小娃管理,难怪高拱会喊:“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也正由于此,权力的重心才会逐渐转移到内阁首辅身上。明太祖开国时创了个先例,废了宰相,权力紧紧地攥在手里,可是事必躬亲难免身疲力竭。明成祖时,便设了内阁作为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起初并无多大权力,只是皇帝的顾问罢了。明中叶以后,皇帝逐渐放权,内阁首辅权力日益膨胀,渐渐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只不过内阁的票拟还需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因此,内阁首辅不得不跟宦官合作,张居正和冯保便是例子。高拱致仕以后,张居正便成了内阁首辅,又有顾命大臣的身份,还能与冯保、慈圣太后交好,懵懂的神宗便会全权依赖于他。当然,张居正也确实有能力,万历中兴也足以证明他的成功。假如张居正作为神宗的少傅,而神宗又在年长之后才登基,或许他的下场便不会变得那么可怜。
      
        张居正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富国强兵,最离不开的便是国库的充实,而开源节流往往都在此时此刻提上议程。节流的一个很好入手点便是皇室,身为一国之君,难免要做出表率,而神宗年幼,因此张居正只能代为决定,神宗也只能言听计从。张居正成了神宗所谓的监护人。当然,神宗还有两个母后,只不过明朝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仁圣与慈圣太后还算知书达理,总算把权力放心地交到张居正手上。因此,张居正除了是内阁首辅外,无疑又多了一层身份。而张居正掌权的十年里,恰恰是神宗的青春期,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都有过叛逆的时代。青春时期受到父母长辈或者老师的压制时,往往会有逆反心理。很多人都是当时便爆发,而这种状况起码能让人及时地采取措施应付。而另一种人会将其压抑住,表现得很温顺,可是一旦有了导火线,便一触即发,让人难以理解。这也是当今不少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之一。明神宗其实也不例外,在居正尚在人世的时候,明神宗基本对其所做的决策都没有明显的反对。而张居正要是能言传身教倒也罢了。朱东润先生在书中仅是写张居正对于一些贿赂没有坚决地拒绝,至于受贿的钱财多少,并无过多描述。也有野史指出,张居正个人生活糜烂,晚年的疾病是由于过多服用春药导致的,材料是否可信,我们无从考究。但可以看出,张居正起码不是完全廉洁的,其家人更不用说。因此,后期神宗的抄家便有了借口。
      
        朱老先生将明神宗的贪财本性归结于其祖宗的小农心态,未免有所不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尚且爱财,何况他人呢?只不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三国演义》中刘备在娶了孙尚香之后便堕入温柔乡无法自拔,因为他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因此一旦有了机会享受便一发不可收拾,多少人能像关二爷一样美色财富不为所动。幸得子龙在身边看了诸葛孔明的锦囊妙计及时拉了他一把,否则荆州已早归东吴。明神宗在张居正当权的时代,被迫节俭,可是一旦自己当权,敛财的本性便冲破牢笼,何况是一国之君,说抄家便抄家,先是冯保,后是张居正。钱财在他眼里总是来得这么容易,因此后期才会将张居正所立的禁令一条一条地废了。
        其实张居正的下场不免让我想到了商鞅。秦孝公在世时,商鞅大刀阔斧,才令秦国的国力日渐提升,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甚至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秦惠文王执政之后便开始找商鞅算账,死后尸体仍被车裂。只不过商鞅变法并没有被完全废除。秦惠文王尚可称为明君,倒是苦了商鞅,公报私仇,缓和了与贵族间的矛盾,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而张居正生前身后所侍奉的都是同一个明神宗,明神宗没有变,只不过是被压制和释放后的爆发之区别而已,所以他根本称不上明君,所以他除了清算死后的张居正之外,后来还废除了张居正变法的条例,朝政上也日渐懈怠,明朝逐渐走向衰亡也就不难理解了。
        假如张居正在万历八年能够隐退成功,或许倒能落得个好下场,可是他辞得不够坚决,再加上李太后那句“待辅尔到三十岁”更加深了神宗对权力回归受到层层阻碍的憎恶。其死后的清算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权时得罪了太多权贵。改革手段必须强硬,而得罪权贵的利益是在所难免的,商鞅如此,王安石如此,张居正亦如此。因此,他们便在居正死后煽风点火,敬修的遗书读之令人不寒而栗。
      
        还记得辛弃疾那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吗?前一句是做到了,生前名也有了,只可惜了身后事。功高可以,切莫震主。混迹官场,功臣与权臣之间的平衡度如何把握永远都是个难题?如何在如虎之君幕僚之下明哲保身更是值得思考!后人都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盖谓“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神宗并非明主,所以图危、虑难都是居正所做的。万历之后也没有再出现居正这样的能臣。所以不能将明亡仅仅归咎于明神宗的昏庸,还应该看到万历之后“非常之人”已不复出现,大概申时行是看到了居正的下场,胆颤心惊,唯唯诺诺地继续在内阁任职,终究只是“和事老”。其他朝臣更不必说。因此,“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在万历之后成了泡沫。
        
  •       张居正有他的天才,有他的政治理想,惟其天才才能使其有那样高度的理想,惟其理想才能发挥那样的天才。作为一个先行者,一个改革者,张居正也幸运地遇到了教会他如何隐忍的老师,在一个不以天才、理想为评价标准的机制里,唯有纯粹但可笑的书生才会把这标签贴在外面,这无异于是在马蜂堆里往脸上凃蜜。
        前任的首辅们下台后的境况都不容乐观,甚而凄惨,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归纳,张居正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对于一个对权力与高度极其热爱且自信无比的政治家而言,对未来的怀疑或是恐惧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他拥有的能力甚而可以用“肃清寰宇”来形容,这份创造历史的满足可以盖过一切。
        但整个封建历史的历程重来从来不是发展的,制度远远谈不上是逐步完善的,皇位上换了一个人,一个姓氏取代了另一个姓氏,甚至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家皇朝其制度也不是递进的,尽管每个时代都有其出色的政治家,前朝的经验大可以拿来借鉴,斟酌得失,但是在一个长者需要称一个小孩为“君父”的时代,太悲哀了。对于张居正,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他本身作为一个制度的创立者,首先是一个制度的背叛者。约定俗成的情况下尽管会偶尔有喜闻乐见,但其本身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是无比危险的。
        可怕的是,时至今天,这种危险还大范围散布在这片承载文明很久很久的土地上。
        对于居正,仍应怀着极大的尊敬,甚而师事之,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信息的通达,生产力的水平,以及民众的认知,等等等等,但是在基本可以保证制度是不断改善的今天,我们可以从先行者身上借鉴到许多。居正不是一个把自己塞进权力细缝里的人,他构建着这个国家运行的体系,他对政治的敏感,对改良的敏感,亲身经历的细节,还有,他天才的智慧,这倒是最其次的了,给了他一个先觉者和先行者的条件,当然,这也为他在那样一个体制下身后的变局埋下伏笔。作为一个人,哪怕远远不能跟居正相比,我们也能从居正身上获得启示。若然居正的为人是挂着的道,看两眼,对于日常的技也大有裨益。
        居正的身后事自然是令人唏嘘不已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一家人做你的君父,这个大悲哀便摆放在那里,从我们看,从居正看,这片土地文明的曲线上,居正留下了一笔,这一笔确确实实的在那儿。
  •      第一次读张居正大传的时候,还是刚刚毕业,进入工作的时候。年轻人初入社会,各种不适应,内心各种苦闷,当时胡乱地写了些读书笔记。放之今天看来还是略显幼稚和无奈。
       人在低谷时就是这样。会读各种名人传记,把自己想象成那样的历史人物,把自己的境地意淫成人物初年,然后就各种激愤各种努力各种隐忍,幻想自己就是明日的****,然后又激愤、努力、隐忍。。。。。。这是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不同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在“循环”前面加个“死”字。
       到了今日的我,年纪长了,心态缓了,各种知识、经历、屈辱过后,倒是沉淀出了一点宁静,但是还不足以致远。只是内心更加平和了,微笑的看待人生。
       今天再读这本书,依然觉得自己是那个人物,该来的还是要来,激荡的背后还是宁静的自己。
  •      张居正传虽然对其历史生平考察严谨,但总觉得缺乏统一的归纳总结,后面每一章都有对边防、漕运、改革、权力斗争的叙述,且写法几近枯燥,中间过渡生硬。文中尽是长编累牍的历史资料引用,如:居正某年某月上疏,神宗批示,居正又上疏,神宗再批阅;居正给谁谁某年某月的信;居正某年因某事写的诗。。。。。。等等等等。文字把握完全木曾国藩、朱元璋的高超。也许这书本来就是给专业研究明史的人看的吧,呵呵呵~~~~~~~我比较慵懒,本是冲着四大名传的名声去看的,对书中文字不想有太多的揣摩。
      
  •      读《张居正大传》,我的眼眶湿润了多次,我前进的方向也明确了多次,不知道多少次我暗暗决心以一己之身为担起整个时代,然而时光,冲淡了许多,也改变了许多。
       当毕业季来临,参加选调生考试的已然逼近之时,我的思想动摇了,我失去虽万人,吾往矣的豪气;消磨了以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壮志;溲溺垢秽之,割去吾耳口鼻者,欢喜施与的奉献。曾经张老墓前的信誓旦旦已然沧海桑田。
       岁月改变的许多,无论是变得世故或是成熟,现在的我仅仅希望改变一下家庭的面貌,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的顺序这样方为大道。
       今天用评价《张居正大传》的机会,用以表明自己的心境。虽然选调失败了,我失去了直接改变的中国的面貌的机会,但是我想即使我考上,我依然改变不了中国,因为我修身不够,家庭不齐,而现在,我将为改变此而奋斗。如果将来的有一天,我将倾尽全力,治国平天下。
  •      朱东润先生所著《张居正大传》和《李鸿章传》、《朱元璋传》、《苏东坡传》一起,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不朽经典。
      
      
      
       此书写于1941年,于此同期的吴晗的《朱元璋传》,在作者的立场上,有着鲜明的差别。吴晗写《朱元璋传》,里面存在着很多吴晗本人的主观臆断, 并且为了那显而易见的含沙射影,在传记的取材上,存在着许多有意的“忽略”,对于此,毛主席曾专门批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然而,吴晗还是在偏颇的道路上走到了黑,并最终招致祸端。
      
      
      
       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中,朱东润先生便较为成功地使自己“置身于事外”,使史实的叙述更为客观与公正,并且在史实裁剪上,也实现了体现表达张居正政纲的目的。
      
      
      
       张居正不是完人,张居正由于个人生活的一些不检点,使得在传记的史料的选取上,存在着一些偏重。朱先生对此是偏重于张居正的政治生活,而对于他的私生活,着墨很少。朱先生在前言中写到了这点,张居正的私生活不够检点,但私生活的记述也很少,尽管这方面的描写可以使传记更生动,但为了慎重,没有轻易采用,并认为这是一个缺憾。
      
      
      
       明朝是中国封建史中最后一个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朝代,了解明朝,对于透析整个明清的政治风气和社会流向,有着很大的价值。我们看明朝和清朝的皇帝,有着很大的差异,明朝政治有很多怪人怪事,很多皇帝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性格,都是很让人无语的呃,但是清朝皇帝则显得正常了许多。可见明朝皇帝的荒诞给女真朋友们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
      
      
      
       从皇帝的荒诞,到一个王朝的运行,足见其政治体制的完善。一个荒诞的皇帝,背后必须要有某位有狠有谋的太监或一个杰出卓越的内阁。个人浅见,张居正是命好,碰上的是一个年幼的皇帝,能够给他施展的机会,如果换做其他的如世宗、穆宗,那张居正的才华大略也就埋没了。
      
      
      
       看书中的书信和奏章,是比较辛苦滴…文言文的功夫还不是很够,只好一点一点地细细品读,看了那些会发现,张居正说话是很客气很谦卑的,对一些下属亦是,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他说话好贱”的错觉…但是在谦卑的措辞下,是强硬坚定的观点,这是让我印象深刻的。
      
      
      
       张居正的改革,从大面上来讲,是很成功的,他抓住了国家的问题,并想方设法来解决。但是,在明朝,困难总比办法多,张居正这样能力的首辅不少,但是有他这样的机遇和力量的不多,所以明朝长期是怪里怪气。随着神宗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张居正的改革都被取消了,一切的努力也都付诸东流。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贪财的皇帝很愚蠢,蠢在你烦张居正,就干掉他嘛,你废掉他的政策,根本就是给自己抛坟。就这样,明朝的中兴没有能够真正到来,而随后的崇祯皇帝,也成功继承了祖宗们的偏激和倨傲的血液,以一如既往的偏执,正宗的明朝皇帝性格,葬送了整个天下。
      
      
      
       张居正生前已做好了死后被报复的准备,而真正受罪的是他的子孙。随着国运将尽,终于被拿来恢复臣心。从张关保到张居正,从张居正到张同敞,一个家族的臣忠。一代又一代,一朝又一朝。
      
      
      
       对于更多感触,实在是难以一一敲击下来,希望有书友能看一下这本书,交流一下感受吧。在读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超现实的假设,如果张居正是我党的政治局常委,我们的国务院总理,我们又会生活在怎样的政策下,我们又会怎样看待他?笑谈,笑谈。
      
      
      
       最后,以朱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的最后一段,来作为这篇文字的最后一段,像朱先生致敬,像张居正致敬,像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辈致敬,并以同辈以共勉!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暗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未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     上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引用了大量史实记载文字资料,相对比较客观,立场比较中立,像看历史教材。尽管如此,阅毕还是有种坐过山车的感觉,就好比北野武的《全员恶人》的感觉一样,再智慧再风光,后面也得让位出来。历史大步往前,大浪淘沙,一个又一个人物,轰然出现然后惨淡消失,过往云烟。
  •     朱老夫子写文章太有激情了,有点不适应,好久没读民国时期的书了,忘了还有这种风格存在。读完还是有点悲凉,是不是我太多情了。。。
  •   谋大事者,以找替手为先。徐阶去职有张居正,张呢??????
  •   张之后有申时行,有王锡爵。
    很差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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