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税海模  页数：406  
Tag标签：无  

前言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横跨多学科的文化大家；而且，他“亦学亦政”，其后期还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去世后，邓小平赞誉他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文化旗帜。　　鲁迅与郭沫若堪称现代中国文化“天幕”中的双子星座，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某种意义上，郭沫若的潜在研究价值甚至有可能超过鲁迅。　　这是因为，首先，郭沫若涉足的学术领域比鲁迅更为广博。除文学之外，他还兼治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而且均成绩斐然，卓然成家。鲁迅和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各有千秋，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只不过由于郭沫若的治学范围太宽，致使多数专业知识单一的研究者像瞎子摸象似的，仅能领受其部分华章，而难以感知其整体风采。　　其次，郭沫若比鲁迅多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40年历史风云，而且他是与政治联系得最紧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一生多次从戎、从政，他“改造世界”的兴趣远远大于“解释世界”。研究他，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现代中国复杂纷纭的历史剪影。郭沫若留下的上千万字的著述，都是他建构、阐释、宣传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记录，凭借它们作为“以文证史”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一个“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的大课题。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成果，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郭沫若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全书以郭沫若作为“文化标本”，通过梳理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西方民主思想、西方科学思想、西方法文化、西方人文精神、西方文学观念、基督教文化精神、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等现代社会思潮的关系。揭示了郭沫若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波所留下的启示与困惑。本书从一个独特角度思考了20世纪中国中西文化撞击中的正反经验，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广阔背景下，为读者进一步认识郭沫若的博大与复杂，提供了一种多元视角。

作者简介

税海模，1944年出生于四川乐山井研县，1979年师从山东师范大学田仲济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198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著有《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文学鉴赏方法纵横谈》等专著。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全文转载。

书籍目录

《郭沫若研究丛书》总序背着“十字架”的思考（自序）第一章 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第二章 郭沫若与民族主义第三章 郭沫若与自由主义第四章 郭沫若与社会主义第五章 郭沫若与民粹主义第六章 郭沫若与西方民主思想第七章 郭沫若与西方科学思想第八章 郭沫若与西方法治文化第九章 郭沫若与西方人文精神第十章 郭沫若与西方文学观念第十一章 郭沫若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第十二章 郭沫若与西方现代性第十三章 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第十四章 郭沫若建国前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应对第十五章 郭沫若建国后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应对第十六章 郭沫若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启示与困惑跋 语郭沫若研究的超越性反思附录：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　导论 在郭沫若心灵深处　“五四”前的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儒家文化　郭沫若与道家文化　郭沫若与墨家文化　郭沫若与法家文化　郭沫若与中国佛家文化　郭沫若与乐山乡土文化　余论 郭沫若留下的文化启示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进化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之一。进化论最初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学说引进中国，既而带来一种线性时间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迥异于前的确信历史进步的世界观：思想家以之作为基本理论预设，革命家以之作为革命行动理由，人民大众以之作为忍受眼前苦难、坚信未来光明的潜意识根据。实际上，无形之间进化论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　　梳理进化论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深层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郭沫若可谓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学术“标本”，通过对他的考察，很能说明进化论在多大程度上，怎样左右、制约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模式、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情感态度，怎样规定和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　　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一落千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严复的《天演论》将进化论引进中国，当即洛阳纸贵，“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当头棒喝，令中国士人、学子从大梦中醒来，心惊肉跳不已。　　进化论传人中国的积极意义，是它为中华民族的救亡提供了思想激励武器。既然西方列强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中华民族如果再不奋起自强，必然亡国亡种，被“开除球籍”。而且，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念，也为民族振兴提供了胜利的保证。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是循环往复的：所谓“大道周天”、“无往不复”、“反者道之动”、“周而复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生死轮回”……等等。而进化论却以生物的进化历史“科学”地告诉人们：事物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进化过来的。进化乃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公理。既然如此，那么只要维新自强，只要向西方学习，中华民族便必然会有雄踞于世界之林的美好未来。　　郭沫若即出生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巴山蜀水间。虽然地处内陆，进化论的欧风美雨，依然没有“遗忘”这大渡河边的商人地主家庭。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是四川首批东文学堂学生，“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甚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差不多是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除开这些书报外，还有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郭开文还是一位“启蒙运动的急先锋”，他在家乡提倡“放足会”，向弟弟郭沫若灌输“学实业”可以“富国强兵”和“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等启蒙思想，使郭沫若从小深受进化论思潮的熏染而热衷于新学。所以，少年郭沫若对乐山、成都新式学堂中教师新学水平之低极为失望，焦躁，愤懑；所以他对其包办婚姻的小脚夫人极为不满；所以他对欧美日本怀着极大的憧憬，哪怕母亲反复叮嘱他不要到外国去留学，他依然不顾一切地挣脱家庭的羁绊，远涉重洋，去日本学医。从中不难看出，郭沫若早年的种种人生选择中，实际上都隐含着进化论的理论预设：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有志青年应该为振兴中华而向西方学习。这就是郭沫若当年家书中所说的：“男来东留学，志向在实业及医学两途，……顾亲恩国恩，天高地厚，大好男儿，当图万一之报”。　　二　　“五四”时期，知识界中弥漫着浓郁的“进化论”氛围。“少年”、“青年”、“青春”……成为当时最时尚的字眼。李大钊在文章中，甚至将“青春”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来赞美：“其变者青春之进程也，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在李大钊看来，青春即至高无上的绝对，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也。”陈独秀也坚信，“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五四”时期的郭沫若也是进化论的信仰者，他曾用诗的语言说：“宇宙全体只是个Energy的交流。”“Energy的发散便是创造，便是广义的文学。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未完成的、常在创造的、伟大的诗篇。”　　宇宙中何等的一大革命哟！　　新陈代谢都是革命的过程，　　寒来暑往都是革命的表现，　　风霆雷雨都是革命的先锋，　　朝霞晚红都是革命的旗纛，　　海水永远奏着革命的欢歌，　　火山永远举着革命的烽火，　　革命哟！革命哟！革命哟！　　从无极到如今，　　革命哟！革命哟！革命哟！　　日夕不息的永恒革命的潮流哟！　　在进化论世界观、历史观的指导下，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学活动中的众多选择与表现，无不植根于追逐新潮的进化论理论预设。郭沫若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即开始写作新诗，是受了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的影响激发起创作灵感的。当他知道上海《时事新报》的文艺附刊《学灯》在发表白话诗时，“便把我1918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我自己就好像一座做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都在诗的陶醉里。”他“早就”“想”“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其间，支配郭沫若的深层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的，都是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按照西方近现代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和出版传播制度来具体写作、运作。其潜在的逻辑依然是：先进西方和落后中国的对立，及其解决之道：唯有走进化的必然之途。　　另外“女神”时期郭沫若的情感轨迹中，也不难见出进化论留下的一些踪迹。根据宗自华的回忆，“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郭沫若对此是十分在乎的，1920年他给宗白华的信中说：　　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　　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　　一个个如明星在天。　　我独陷没在这styx的amoeba，　　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　　咳！我禁不着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　　慕韩、润屿、时珍、太玄，　　都是我从前的同学。　　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　　我是连amoeba也不如了。　　然而，不久之后，随着文学创作的成功，郭沫若却流露出看不起文学研究会，看不起鲁迅和胡适的情绪。茅盾、郑振铎两次邀请他参加文学研究会，他都婉言谢绝，而自立创造社；OF在《创造》季刊上，向文学研究会公开挑战。郭沫若多次说，“鲁迅的小说”是“自然主义派的风味”，“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呐喊》我是没有读完的。……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在《创造十年》中，他记了这样一件轶事，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先生宴请胡适与他，“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时候，何公敢这样说：‘你们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博士接着说道：‘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是不是啦？”’从来言辞敏捷的郭沫若在当时却例外地“没有立地构想得出”“一句客气的话”，“只含糊地笑了一下。”颇有些当仁不让的意味。　　细心揣摩，郭沫若的上述自卑与自大，其实都是以进化论作为逻辑前提的。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是一个代表时代潮流的进步社团。郭沫若在成都念书时因婚姻失意而一度陷于颓废，因此未能获准入会。这件事使得郭沫若在追随社会“进化”上，颇有些“落伍”之嫌而深感“自惭形秽”。然而，在文学观念上，他与创造社同人却比文学研究会，比鲁迅，比胡适，更“新潮”，更“先锋”，更“进化”！文学研究会、鲁迅、胡适，均提倡“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却倡导“为艺术”的自我表现，主张“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