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谈话录

出版时间：2008-04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约瑟夫·布罗茨基  页数：319  译者：陈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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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纂《布罗茨基谈话录》一书的最初动机，来源于诗人1978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他当时向美国学生们评介了他喜爱的几位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罗伯特·弗罗斯特和温·休·奥登。这些讲座让我很受震撼。很自然地，我很想让尽可能多的受众分享我的感受。我产生了编纂一部“谈话”之书的想法，并向布罗茨基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很快就表示同意。于是，就开始了这项持续了多年、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这部容量很大的文本。在这本书中，除了关于上述几位诗人的章节外，占据更大篇幅的是一些具有传记性质的章节：关于青少年时代和列宁格勒的回忆，关于“布罗茨基案件”的回忆，关于北方流放和随之而来的流亡西方的回忆，以及关于纽约的生活、各种旅行等等的回忆。一些章节在布罗茨基生前就曾公开发表。按照原来的计划，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应该是诗人重新见到俄国、见到他的故乡城彼得堡时的感触。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谈话录”这一体裁很特殊。这一题材在西方的深人人心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可是它在俄国暂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丽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关于安娜·阿赫马托娃的那部经典之作，尽管具有纪实性，可它首先毕竟还是楚科夫斯卡娅本人的日记。俄国读者还不习惯和自己的诗人们“谈话”。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就是罗斯的文学职业化出现得很晚。人们倾听诗人，却不热爱诗人。埃克曼在1836年出版了他著名的《歌德谈话录》；第二年，在普希金的讣告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说诗人“在其伟大生涯的半途之中去世了”，这句话引起了俄国教育大臣的愤怒：“得了吧，哪有这么高的荣誉？难道普希金是一位统帅、一位军事长官、一位大臣、一位国务活动家吗？写点小诗，还称不上是伟大的生涯。”到20世纪初，随着诗歌的大众市场的出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已经迟了，因为革命到来了；与革命一同，各种各样的谈话都躲进了隐蔽的地下室。尽管录音机早已存在，可是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扎博洛茨基还是阿赫马托娃，却都没有留下录音谈话。与此同时，对话体裁在西方却兴盛起来。这一体裁的源头——《歌德谈话录》，仍独树一帜。其另一顶峰，就是罗伯特·克拉夫特近年出版的与斯特拉文斯基的五部谈话录；这套出色的丛书对我们的文化趣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一体裁的美学也形成了。这里可以提到布莱希特的《难民的谈话》以及贝克特、尤奈斯库的一些剧作。路易·马里亚的电影《与安德烈一起吃午餐》完全建筑在两个真实人物相互交谈的基础上，这部电影的成功表明，有相当广泛的受众对这一手法感兴趣。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出，与布罗茨基的每一次谈话，也都构成了一部剧作——都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所罗门·沃尔科夫

内容概要

《布罗茨基谈话录》系根据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生前与文化史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谈话整理而成，凡十二章，内容涉及布氏的生活经历、创作，他与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英国诗人奥登、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关系；对上世纪五十～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文化交流、文化现象颇多精辟之见。

作者简介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1940-1996），苏裔美籍诗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摄影师，布罗茨基自小酷爱自由，因不满学校的刻板教育，15岁便退学进入社会。他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业余时间坚持写诗，译诗。布罗茨基从1955年开始写诗，多数发表在由一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所办的刊物《句法》上，并通过诗朗诵和手抄本形式流传于社会。卓异的诗才很快使他崭露头角，被称作“街头诗人”，并受到阿赫玛托娃和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的赏识。1963年发表的著名长诗《悼约翰·邓》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获准回到列宁格勒。从此，布罗茨基的作品陆续在国外出版。从1965年起，布罗茨基的诗选陆续在美国、法国、西德和英国出版，主要诗集有《韵文与诗》（1965）、《山丘和其他》（1966）、《诗集》（1966）、《悼约翰·邓及其他》（1967）、《荒野中的停留》（1970）等。

书籍目录

代序第一章　在列宁格勒度过的童年和少年第二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第三章　被捕，精神病院，审判第四章　流放北方第五章　罗伯特·弗罗斯特第六章　迫害。被逐向西方第七章　温·休·奥登第八章　在纽约的生活。亚历山大·戈都诺夫的逃亡第九章　意大利和其他旅行第十章　回忆阿赫马托娃第十一章　重读阿赫马托娃的信第十二章　圣彼得堡。关于未来的回忆译后

章节摘录

插图：布罗茨基谈话录沃尔科夫：约瑟夫，我想和您谈谈在您被捕和流放期间阿赫马托娃给您的三封信，它们在前一段时间刊出了……布罗茨基：我不曾重读过它们……沃尔科夫：第一封写于l964年10月20日……布罗茨基：天哪！沃尔科夫：……阿赫马托娃说，她和您白天黑夜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谈话，从中您应该知道已发生和不曾发生的一切。这是在暗示她著名的谈话本领，就是说“超乎障碍”之外？布罗茨基：在一定程度上。在我看来，这甚至不是暗示，而简直是确认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沃尔科夫：顺便说一句，关于这，阿赫马托娃在她关于莫迪利阿尼的回忆中谈道：“……我最令他吃惊的禀性，是爱猜测思想、观察他的梦境和其他琐事，而认识我的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在致您的信中，她仿佛以您作自己的媒介：您“应该知道”，关于您她在想些什么。这是对上面一段引文的准确解释吗？布罗茨基：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沃尔科夫：亦即阿赫马托娃认为，对于诗人，阅读他人的思想和其他心理的“把戏”，这是一件普通事，是这样吧？布罗茨基：是的。要知道我们诗人什么都懂。沃尔科夫：阿赫马托娃随后在这封信中引用了自己两首诗的片段。第一首引自《走遍大地》，她所谓的“小长诗”。对于我，这是最难懂的阿赫马托娃作品。它先以所谓“基捷冉卡”开其端，亦即她是传说中那座消失在水下、因而幸免于鞑靼人毁灭的基捷日城①的居民。我现在，正如您所知道的，正在撰写彼得堡文化史。我觉得，对于阿赫马托娃，彼得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说中的基捷日。亦即说彼得堡文化是藏在水下的基捷日，就凭这种方法免遭毁灭。布罗茨基l是的，这是可能解释文本的办法之一。

后记

在东方出版社的文化编辑室里，本书编辑刘丽华女士对我说：“这本书早该出了，很多人都在翘首以待呢。”其实，一直“翘首以待”的，还有本书的译者。三年前，香港的马海甸先生就译完了此书的大部，并托人将译稿捎至我处，嘱我补译完他余下的篇页，然后交出版社出版。但后来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此书的出版事宜一直拖到今天。幸运的是，在刘丽华女士的关照下，此书终于得以面世，这让我想起了俄国的一句谚语：“晚做总比不做好。”本书的两位主角，都是20世纪俄国和美国文化界的名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早年在苏联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始写诗，后因“不劳而获罪”被判刑，遭流放，1972年被驱逐出境，他于1974年加入美国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美国大学执教诗歌，如今，这位俄裔美籍犹太族诗人，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期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所罗门·沃尔科夫和布罗茨基一样，也是犹太人，也生长在列宁格勒，后来也移居到了美国。他是一位音乐学家和文化学家，他为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芭蕾舞大师巴兰钦、小提琴家米尔斯坦等人所写的传记，在欧美国家享有盛誉，他还是第一部《圣彼得堡文化史》的作者。这样两个人的交谈，注定是“棋逢对手”的，也注定是一种“关于文化的对话”(这是出现在本书俄文版扉页上的字样)。这的确是一本值得翻译的书，无沦在欧美还是在俄国，此书出版不久就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此书的章节曾在多家报刊率先发表，成书后又不断再版，仅在最近几年的俄国，由不同出版社先后推出的版本就多达四五种。这又的确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尤其是对那些关注布罗茨基、关注20世纪俄语诗歌乃至整个诗歌和文学的读者而言。国外的评论家常将此书与埃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相提并论(这也恰恰是这里的交谈者之一沃尔科夫的初衷)，它能否享有《歌德谈话录》那样崇高的文学史地位，还有待观察，但是布罗茨基的确像歌德一样，通过“谈话录”这一文学体裁，更为自由、多面地，因而也似乎是更为生动、深刻地向我们展示他的生活和创作。关于此书的缘起，沃尔科夫在他的《代序》中已作了介绍。从1978年到1992年，他们两人的“谈话”时断时续地进行了十四年，这真是一次漫长的交谈。这里的文本像是录音记录，实际上却是一种被重组过的“谈话”，每一次问答都是原话，但每一篇访谈却往往是多次交谈的“混成体”，比如，第八章《纽约的生活。亚历山大·戈都诺夫的逃亡》一章，原文标题下就这样注明了谈话的年代：“1978年秋至1990年冬。”我们应该注意到沃尔科夫自己的定义：这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谈话”，这是一出出“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的微型“戏剧”。在本书俄文版的封面勒口上，印有几段文化名人关于此书的评价，我把它们译在这里，供读者参考：在倾听那种暴露出了分歧的对话时，你时常会去轮流地同情对话的双方。但重要的是，书中要有观点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博物馆式的崇敬。书是有生命的，它会像谈话一样流淌。——维亚切斯拉夫·符·伊万诺夫(俄国语言学家，俄国科学院院士)这无疑是一个杰出的事件……这会让人立即联想到埃克曼那部著名的《歌德谈话录》。不过，两者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是有利于沃尔科夫的：埃克曼只是一名普通的速记员，歌德的秘书，而沃尔科夫却是与布罗茨基交谈的倡导者，是他设计出了这个方案，并顺利地实施。一项伟大的文化工作完成了……此书有利于理解布罗茨基。我想说，此书给出了解读布罗茨基诗歌中众多密码的钥匙。布罗茨基的创作主题和他的世界观，都显得更为清晰了。人也显得更为清晰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阅读此书之后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一个作为诗歌创作和诗歌影响之前提的个性所具有的规模。你会意识到，一个伟大的诗人，似乎首先就是一个伟大的人。——鲍里斯·帕拉莫诺夫(俄国批评家)布罗茨基心灵的慷慨最为清晰地体现在他和所罗门·沃尔科夫关于阿赫马托娃的交谈中……这是布罗茨基关于阿赫马托娃所说过的一切话中最为深刻的东西，或许，也是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就创作过程所说过的一切话中最为深刻的东西。——切斯拉夫·米沃什(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面对这样一个独立不羁、言辞激烈的人，所罗门·沃尔科夫如何能像指挥乐队一样指挥交谈，他如何能把谈话翻译为能让他的读者感到兴趣的那些主题，他如何敢对布罗茨基进行反驳和质疑，而反驳和质疑可都是大师所非常不喜欢的——这些都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谢尔盖·多夫拉托夫(流亡美国的俄国作家)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最大的一次人生打击——父亲突然去世。2007年6月2日下午，在河南大学讲学的我，坐在宿舍的电脑前翻译此书的第八章，4时许，一直很顺手的译事突然变得艰难起来，我努力了几次，也无法克服心中的烦躁和难受，只得关掉电脑，电脑上那个题为《布罗茨基访谈录(第八章)》(本书最初的译名)的文档，其修改日期也就定格在了“2007—6—2—16：52”上(我永远不会再“修改”这个“日期”了)。就在这时，大弟发来短信，说父亲因为突发心梗在北京去世了！就是因为外出讲学，就是因为翻译布罗茨基，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没能在父亲临终时守在他的身边！这将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父亲不搞学术，也不懂翻译，但是他知道布罗茨基，因为他读过我写的、译的关于布罗茨基的所有文字，也就是说，他是“认识，，布罗茨基的；父亲和布罗茨基一样嗜好烟酒，他离去的病因也和布罗茨基一样——心梗(我永远记住了俄语和英语中的这个单词，也就是说，爱好相同、同病相怜的他们若在天国相遇，是有可能找到某种共同语言的。那么，就允许我把此书中由我所翻译的关于布罗茨基的文字献给天国里的父亲吧！本书的代序、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二章的后半部分(从287页布罗茨基谈话中的“他在列宁格勒不是外人”一句开始到结尾)由刘文飞翻译，第二章收入了陈方发表在《世界文学》2006年第2期上的译文，其余文字由马海甸翻译，全书由刘文飞通阅。我向来认为，不同的翻译风格享有同等的存在权利，因而在通阅时仅仅做了一点统一译法、订正错译方面的工作。翻译中存在的错误和不当之处，还望读者诸君指正。刘文飞2007—7—28于京西近山居

编辑推荐

《布罗茨基谈话录》的两位主角，都是20世纪俄国和美国文化界的名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早年在苏联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始写诗，后因“不劳而获罪”被判刑，遭流放，1972年被驱逐出境，他于1974年加入美国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美国大学执教诗歌，如今，这位俄裔美籍犹太族诗人，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期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所罗门·沃尔科夫和布罗茨基一样，也是犹太人，也生长在列宁格勒，后来也移居到了美国。他是一位音乐学家和文化学家，他为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芭蕾舞大师巴兰钦、小提琴家米尔斯坦等人所写的传记，在欧美国家享有盛誉，他还是第一部《圣彼得堡文化史》的作者。

用户评论 (总计37条)

•   一个率真的诗人，这是我读了这本书后对布罗茨基的看法。他当时所处的国家，是一个陷入某种宗教热情、无视民主和个性的国家。有良知不肯苟同的文化人总是被排斥，更何况他是个犹太人——他的遭遇告诉我，不止是德国排斥犹太人。诗人敢说出他的一些真实想法，譬如得到斯大林死讯的当天，十几岁的他没像其他人那样哭，而是没有多少感觉。这对他而言，是正常和正确的。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很直接，不拐弯，容易得罪人，但也容易打动人。
•   布罗茨基讲述了他的童年、少年时代，后来的被捕、受审、被流放，直到被驱逐出境，及在国外的生活和旅行；还有对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奥登、阿赫玛托娃的评介。前面的多幅历史照片清晰度差了点。
•   赫赫有名的布罗茨基，以前只看过一些片段，期待进入完整的“谈话录”。
•   上次看布罗茨基传就很不错，刘文飞翻译的，决定买下来~
•   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伟大的诗人，流亡文学的代表。
•   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何叫谈话录，而不叫访谈录？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有的：前者重谈，而者重访。
•   很喜欢的诗人，很期待的一本书
•   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了很多俄罗斯诗人。
•   稍后再心得罢
•   很好。可惜没有他的文明的孩子。当当网总是好书缺货。且价格比其他网店贵。优势是服务货到付款。
•   没看完，起头的章节感觉有些部分翻译的不是很流畅。布罗茨基很特立独行，对有些作家过于挖苦，常常有点偏执，当然无可厚非，人说的话往往受环境与经历的影响，诗人也不例外。总体是本好书，不过这样的书怕是看的人不多，买的更少，但我又感觉得到，总有一部分读书人或文学青年或准文学青年还是在买书在看书的。
•   作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布罗茨基的言论、著作难得一见，本书是我第一次见到布氏的作品。
•   当当网上貌似没有他的专著，所以先读了谈话录，还有文明的孩子。认识了诗人，认识了他们因何权威专制;只能说是认识，也许当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时候，同时你也成为了时代和国家的牺牲品；而当你只能在异国他乡立著言说时，你才恰好是安全的。
•   对话体，就像看采访一样，从中受益非浅。
•   书是好书。可惜收到时脏兮兮的，封面还踩了个大脚印！急于看，不想折腾着去退换了。唉，当当。。。
•   封面右上角缺了一块，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不想换了。
•   布罗茨基是20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然而国内关于他的书并不多，这本迟来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不论对作家还是读者，都是重要的补偿。《布罗茨基谈话录》展现的不仅是布罗茨基对艺术、对几位自己十分喜欢的诗人的看法和他的“不同政见”，也展现了对此类事情的典型误读。就理解布罗茨基而言，似乎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书了。就是现在折扣不吸引人，不过，喜欢的人不要犹豫，该出手就出手！
•   这本书感觉有问题，开始几页的照片质量也太差了。这本书我两年前知道的，那天看到网站推荐书目里有这个就顺便买了，性价比很低，纸张也一般
•   感觉像是盗版的，前面的照片印的不清楚。。。
•   　　　苏联的文学G点
  　　　　——读《布罗茨基谈话录》
  　　　　
  　　　　
  　　　　
  　　　　将近十年前，我读到了布罗茨基，并且写下了一篇短文《布罗茨基的意义》。在这个短文里我主要讲述《小于一》带给我的震撼。请让我来引用我当时的描述：“在我所目睹的有限的中国选本中，它是以散文的面目出现的，其实，我倒宁愿称这部作品为一部简约的社会主义生活史和精神诗篇。”
  　　　　我甚至觉得当时的布罗茨基对于我的意义不亚于鲁迅，沈从文等人，仅仅就是这篇《小于一》。在我的个人阅读史上，一个单篇小篇幅（区别于长篇）作品引起震撼感的除此之外还有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杀人案》，沈从文《边城》，汪曾祺的《小孃孃》，还有废名的《桥》。
  　　　　准确的说，早从十年前布罗茨基引起了我的阅读和探究的兴趣。于是，我开始读到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在那本书的封二位置上我见到了布罗茨基，“这是一张典型的犹太人的脸。他的眼睛被他的睫毛遮盖而小了些，那里有一丝温情的眼神将你注视。他的额头宽广，智光一片。他的微微下坠的嘴角，（这里呈现出一丝刻薄，拥有智慧的傲慢，）和颊线以及他的微微上迎的下巴，（这里凝聚了他自恃自重的怀疑和嘲讽力）共同铸成了一个他的真实面孔，他的坚决，他的哀伤。这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面孔。”
  　　　　后来我一直想读到他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但始终无法如愿。因此我只是通过各种渠道零散的读到，只读到他的少数的几首诗，如《致乌拉尼娅》，《哀诗》，《我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人》，《明代书简》，他的诗歌中的理性色彩，以及音乐，还有独特的隐喻力和浓郁的抒情意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布罗茨基的文学和政治之间是否可以有一个制衡点，他们有效的互补互助而产生影响与功效？譬如象中国的艾青、老舍。这个问题的答案到我现在读到《布罗茨基谈话录》彻底的解决了。这本书的答案告诉我：对于布罗茨基，他永远不会让自己的文学苟活在一种政治逻辑里。他认为无视文学的尊则而生活是一种卑琐、无价值的生活。这让我自然联想起了老北岛。
  　　　　由于这些的不存在与不可能，因此我读到他和叶甫图申科的交锋，不由哑然失笑：极富戏剧性。叶甫图申科在布罗茨基看来一钱不值。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在这本厚达三百二十页的谈话录中，布罗茨基和他的学生所罗门沃尔科夫谈到了他如何被当局盯梢以致别逐出境。他的冷静和机智，以及那番“大粪”的言谈，使我进步引证这的确是我想象的布罗茨基。这样的举动和话语是布罗茨基式的。
  　　　　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这个年轻诗人的身影，他在俄罗斯大地上流浪。在那个时代里，所有人都热心生产与建设。就是他，他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可意味着堕落。果然，人们的眼里容不的这颗游手好闲的沙子。很快，也就是1964年，苏维埃俄国以寄生虫罪将诗人逮捕了起来。并判处5年劳改，地点是在苏联的北疆。“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流浪的权力被取消。纯洁的苏联的众生合唱中有了一个不合谐音，1972年他被清出了社会主义花房，前往西方。他成为一名流亡诗人。一个更加视诗高于一切的诗人。”
  　　　　布罗茨基到达美国后的生活在这本书里所述甚少，但是可以肯定地是，按照布氏本人的话，他的肉体和精神都没有被制度摧毁。即便如此，它的强大和强迫性依旧存在。美国弗罗斯特和阿赫玛托娃的会见充分的证实了这点，当弗罗斯特问道：夫人，你怎样利用自己地段上的树木呢？我，比方说，用自己的树生产铅笔。而阿赫玛托娃脱口而出：如果我看到自己地段上的一棵树，我得赔国家六千卢布。顺便说一下，当初两位诗人会见的地点也是当局特意安排在一个相对富丽的别墅楼，而不是阿赫玛托娃的家，那个局促的“小亭子”。
  　　　　我在此引述的两位诗人会面场景的意图只能以一挂万，事实上，我为这篇短文所起的题目也寓意于此：它只是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的说明，布罗茨基他从1972年6月4日飞离列宁格勒就开始坚定的把握住了自己，或者这么说，他清楚地知道苏联的文学G点在那儿。
  　　　　这本书分为十二个章节，与其说是一本谈话录还不如说是一本布罗茨基传记。他从时间上梳理和明晰了：布罗茨基如何成为了布罗茨基。这中间涉及到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叶甫图申科以及有一张“地图”脸孔的奥登，还有更多的人与事，是这摄影师的儿子成为一个1987年诺奖的获得者，其中涉及到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都不可或缺。
  　　　　当然，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本诗学教科书，每一个立志为诗人的年轻人都应该读它。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   　　买书当时，就知道这里会有很多吐槽翻译的人，读了一读，还是买下，看到一个不那么技术流的布罗茨基，聊天型的布罗茨基，这本身就挺好的了。这本书里的他少了很多大理石味。
  　　文明的孩子我也买了，觉得基本文能达意吧。对中国的大部分译者，我的要求到此为止了。
  　　编辑我不作要求。我不怕错字。别乱加删改就行。
  　　当然这本书里诗译得是不行的。但把诗译好对译者来说实在要求太高了。在中国许多诗人/译者都做得不怎么样的时候。
•   　　本来想读完再来这唧唧歪歪，但这本书的翻译和校对实在是让人愤怒，译的差劲，校对的不用心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负责任。NND，这本书可是花了老子39元RMB，好久都没买过这么贵的书了。
  　　
  　　首先是翻译，我以前就读过刘文飞翻译的《时代的喧嚣》与《文明的孩子》，诗翻译的不好，语言生硬，缺乏节奏感，且有许多地方译的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散文还可以，《文明的孩子》里有些段译的甚至可以用精彩来形容。但这本书的翻译，简直让我无法接受。严复先生当年提倡翻译要“信、达、雅”，就是说翻译不但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还要最大限度的保持原文的风格和气质。我个人认为，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两人之间的谈话虽然很随意，带着漫谈的自由和一些近似俚语的玩笑，但总体而言，这部谈话录毕竟已经整理为书面材料，且他们也绝对不是在一个小酒馆里喝多了说胡话、侃大山，而是在严肃的探讨一些和诗歌有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用语上还是应该要庄重些。一些带有中国方言色彩的词要尽量少用，甚至不用。比如“忒”、“啥”、“挨克”这些北方方言，不但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还让文章显得滑稽而怪诞。比如谈话中有布罗茨基援引阿赫玛托娃评价弗罗斯特的一句话，谈话中翻译成这样：“我不懂这位诗人，他老是说这可以买，这可以卖。发这些议论图的啥？”这哪里是一位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女诗人说的话，简直就是一位唱东北二人转或陕西信天游的大妈说的话。
  　　
  　　还有很多地方，我不清楚是翻译的原因还是校对的问题，比如布罗茨基比较英诗译成俄文和俄诗译成英语那一段，我很怀疑第二个“英译俄”应该是“俄译英”，因为按照原文，我把自己看到头晕也没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
  　　
  　　错字当然是校对的责任了，“难道它下符合原著”(P81)中的“下”很显然应该是“不”字，这种错误别说出现在这样的一本书中，就是在我们那么不靠谱的杂志里，都是会被主编狠批的。另外不知道是译者还是校对，很不了解一些现在已经约定成俗的“文学专有名词”翻译，比如文中的“科尔律治”（P84）应为“柯尔律治”，“T·C·艾略特”（P101）应为“T·S·艾略特”，“叶夫图申科”（P100）应为“叶甫图申科”等。另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同一页，上一行还是“叶夫图申科”，下一行就摇身一变成了“叶甫图申科”，速度之快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说实话，我也很讨厌校对，尤其是已经校过的文字需要再次校对的时候，那时候简直有种想吐的冲动。但既然你吃这碗饭，还从中获利，就要有点职业道德把活做得干净、漂亮，不能稀里糊涂的骗自己，也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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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录或访谈录无疑是一种非常牛逼的作品和书籍形式，它更直接、更随性、更有针对性地体现被访者（也包括访问者）的旨趣和故事，有时几乎达到裸露灵魂的地步。诸如费里尼的谈话录《我是说谎者》和《费里尼对话录》，两书在国内均有译介出版，对文艺爱好者而言，是一道营养高贵的大餐。新近出版的《布罗茨基谈话录》无疑也是这样一本可以买回家中悬于书架满足文艺虚荣和炫耀精神追求的好书。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1987）与其同胞帕斯捷尔纳克（1958）在境遇上完全不同。帕斯捷尔纳克当年被瑞典皇家学院告知获奖后，迫于压力，他先是发表声明拒绝领奖，然后致信赫鲁晓夫，哀求不要开除他的苏联国籍。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得到国家的原谅，先是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经受一番折磨后，两年不到，就郁郁而死了。布罗茨基获奖时，人已于十五年前被苏联驱逐，后入美籍，他是作为美国作家前往领奖的。
  　　在布罗茨基这本书里，除了谈及诗歌和诗人，更多篇幅是对自己一生的回忆，而其中尤为重要的当属涉及苏联生活的部分。这位杰出的诗人，在他的祖国，因为犹太血统，没能接受所谓的高等教育，也不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是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太平间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因为诗歌，他还曾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五年徒刑，流放到边地从事苦役。在地质勘探队时期，布罗茨基和他的同伴们在西伯利亚荒凉的土地上从事的工作是使用一把铁锹找铀。那是冷战时代，核武器不仅仅是超级大国用以威慑对方的利器，而且基本上算是冷转热后必然派上用场的“常规武器”，这在库布里克的电影《红色警戒》中曾被幽默地描述。所以说，布罗茨基使用铁锹在大地上找铀，看似荒诞，其实很必要很严肃意义很重大。
  　　布罗茨基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另一个区别可能还在于他们对生活以及对苏联这个国家的看法上。布罗茨基是一个听凭发落的人，他一点儿不像帕斯捷尔纳克那么在乎自己的国籍。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时，他并没有哀求政府，而是悉听尊便。在被流放和压制的年月，布罗茨基的回忆也没有一点儿愤怒和对抗色彩，他的平静和冷漠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先生，听天由命并对生活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地质学就像一只母鸡，它将所有愿意的人都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地质学成为一个喂养大量孩子的母亲。
  　　
  　　这句话我们很难把它归为某种情绪，不是感激，也算不上嘲讽，而可能真的仅仅是陈述事实。布罗茨基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他遭致帕斯捷尔纳克同样的命运，他仍然能够在苏联活下去，而绝不至于“郁郁而死”。
  　　
•   　　《布罗茨基谈话录》：诗人与帝国的对峙
  　　本书是所罗门•沃尔科夫与布罗茨基的交谈记录，两人都出生在彼得堡，最后皆定居美国，相似的生活经验，双方庞大的知识框架，使得这场对话精彩无比，可谓棋逢对手。随文卷而入门，早忘了一问一答的传统格局，激烈滔滔到失却了主宾关系。想起唐德刚撰写《胡适口述自传》中洋洋洒洒的注释多于胡适原文，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序不能控而另成一书《清代学术概论》，这样喧宾夺主的喜剧实在是文化的盛宴。
  　　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几乎成为俄罗斯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文化共通母题。从普希金以降，诗人的安息地远离帝国的权力中心，它们散落分布在修道院旁的偏僻角落、寂寥冷清的林中空地，身前生后，都与庞大的帝国形成一种有形无形的对抗，这也是文化精神对强权暴力的不服从。从君主制的有迹可循的暴戾到革命后站在废墟上取而代之的僭主政治，诗人的命运面临雪上加霜的历史转捩。
  　　1921年8月，诗人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的子弹下，此时他背负着“人民的敌人”的罪名，作为另一位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前夫，女诗人也无可避免受到牵连。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斯塔姆以一名疯子的身份死于饥寒交迫，他被葬在海参崴的一处集中营中转站，在最高领袖眼里，死亡卑微如蝼蚁不足道。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状，“叛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反革命雇佣文人”的谩骂在整齐划一中漫天盖地袭来，前往领奖意味着着被驱逐出祖国的代价，于是诗人写信给最高领袖做了违心的道歉和低卑的请求，从此以后，他再也未发表过一首诗，两年后在郁郁寡欢中离世。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格于形势和压力也无从出国领奖，4年后还是被帝国强行驱逐出境。1987年，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本世纪第五名俄裔获奖者终于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讲台上讲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不过他早在1972年被驱逐出境，1977加入美国国籍。所以揆诸本书的乳白色封面，布罗茨基的名字前堂皇标明了他的美国国籍。
  　　恋栈的诗人同故土的暗夜、大雪难舍难分，他们打心底里不愿失乡迷路、流落在外，可是帝国的铁幕容不得他们的矜持与尊严，终究难脱流亡的宿命。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在地理位置的横向跨越度上，也隐喻着历史的纵向前行方向。
  　　15岁退学进入社会的布罗茨基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太平间工人、地质队员，写诗开始于1955年，1964年便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去北疆劳动服刑。人生忧患识字始，童年的某段回忆阴差阳错般永远铭刻在脑海中，并时时浮现。“母亲在积满雪的街道上用雪橇拉着我。晚上，探照灯的光在天空中摸索着。母亲拖着我走过空荡荡的面包铺。它位于主颜圣容大教堂附近，离我家不远。这就是童年。”而童年回忆的最可怕一幕给日后一生带来了无以言状的影响，“火车启动时，一个残疾老者跟着列车跛行着，试图攀上车厢。车厢里有人向他泼开水。”这一历史场景是出生于1940年5月的小布罗茨基对列宁格勒围困岁月的残存记忆，却是最清楚的一幕。而出生在里加，于革命的动乱中渡过童年的以赛亚•伯林，也同样在记忆深处有着对童年某一时刻最为清晰的一个记忆碎片，一个旧制度下的警察在被人发现后拖过街道，那一年，一个七岁的孩子看见的是一个脸色煞白、面容扭曲的人，在被抓走的时候挣扎着。这些暴力恣睢的场面，或许就此改变了某人的一生，为随后舒展的人生埋下伏笔，从此以后对身体暴力充满恐惧，对政治实验布满怀疑，可是让日后的诗人最难以想到的恐怕还是精神暴力，逼仄到窒息的精神控制。
  　　布罗茨基的一生，投射在诗人与帝国相互对峙的角度上，他还是幸运的，赢得了时间跑道上的赛跑，他像索尔仁尼琴一样，亲眼看到了铁幕帝国的崩溃，不可一世的强权机器转瞬化为齑粉，在人面前飘飘洒洒落地，人人自危的岁月宛如清晨对噩梦的回视。
  　　可是，一个旧的时代，终究是结束了。
  　　
  　　成稿于08-10-09
  　　
  　　
  　　
  　　
•   　　隔一段时间，我就会从自动阅读转向主动阅读。我发现，自己需要读更深一些的书，或者是自己更喜欢一些的书……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在为我的自我寻觅精神食粮。
  　　
  　　一般的时候，我不读浅薄的书——因为我读书很浅薄——我只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书来读，而且认为自己至少只选择真诚的书。
  　　
  　　……近来喜欢读谈话录。最先是从喜欢《歌德谈话录》开始的。谈话录一般都很鲜活。能让人第一眼认出书中存在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从这一点来说，我知道我读书越来越浅薄了。
  　　
  　　然而，我原来有个理想——把读不懂或者读不下去的书（读不下去的书我一般也混淆为是读不懂的书）读懂——从这个最初的理想来说，我算达到了——因为我原来对谈话录一点兴趣都没有。现在，我兴趣大发，而且感觉自己确实都读懂了——只是有点懂得太多。
  　　
  　　世事也是如此。读书如读世，读书如读人。我实现了原来的理想，却发现自己附带懂了太多东西——生命，或许因此沉重。
  　　
  　　所以我过一段时间便想清理一下自己，从清理自己的阅读开始——我想，我在慢慢走向“轻盈”——人生如此，读书也是如此——我认为，“轻盈”是一种读书的至高境界，也是做人的至高境界——至少比沉重要高出一点。
  　　
  　　于是，清理对布罗茨基的阅读从谈话录开始——因为我首先认为谈话录是轻盈的——这是一本新出的书，可以说是布罗茨基的必读中文本（除了书的本身外：版式太丑，错别字成堆）。因为此前中国就没有很好的布罗茨基的读本——我由此综合判断，20世纪的中国，基本没有参与世界诗歌的积极演进——因为布罗茨基在我心中代表20世纪世界诗歌的底座和尾声。
  　　
  　　我发现，在书中了解了更多的秘密——为这种小小的满足，使我感到非常惭愧——我面对的是布罗茨基，却满足于他的秘密。而唯一能使我感到挽回点面对自我时的面子的是，我相信，这所有的秘密，都是诗的秘密。
  　　
  　　这本谈话录中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的东西——一般而言，我们只把自己想知道却在当下不知道的东西称为“秘密”。把想知道却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东西称为“谜”。我们的好奇心因此发展。博尔赫斯说好奇心再强一点，对阿根廷会更好一点——我相信，应该是如此——虽然，这样人会痛苦一些——比如，在俄罗斯的布罗茨基，可以算作一个承受痛苦的例子。
  　　
  　　在这一点上，我有一种对布罗茨基深深的爱。这种爱先于我翻译布罗茨基的诗，先于我对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爱。
  　　
  　　诗人首先需要面对一个人——这是我认为谈话录之所以宝贵的地方——而不仅仅是面对一部作品。
  　　
  　　我还提醒自己，这是20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诗人。而其实，在看完谈话录后，我却深深地感受到，形容任何一个时代当下的诗人，最恰当的形容词不是伟大，而是脆弱。在这一点来说，布罗茨基在我看来是脆弱得恰当的诗人，或者，这一点也是唯一的——因为，他显得很不脆弱的同时，却同样显得很伟大——这一点，我用“奇迹”来表示。“奇迹”，一般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很难相信的当下实际，这是好奇心所需要面对的巨大的怪物。我想，好奇心首先想吃掉“奇迹”，而不是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面对奇迹时，需要保持清醒的原因。因为，奇迹会吞噬一个人最大最持久的好奇——一个人的一生，是根本应付不来的——所以一般人最后都会选择承认，继而确认自己的承认；除此之外，一切都交给“上帝”。
  　　
  　　……布罗茨基的诗不需要面对的很多东西，却需要布罗茨基本人去面对。比如，无理的人、无知的人，还有当局者（政治），以及或无道理的人生。对此，在布罗茨基的诗中都可以感受到，而在谈话录中，你却与它们面对面撞了个正着。
  　　
  　　……我猛然一醒——你对我如此神秘，仿佛活在我的所有外面；你又如此亲近，仿佛曾经先于我活在了我的里面。
  　　
  　　这一切——我对《布罗茨基谈话录》的阅读，与布罗茨基和他的谈话录有关系吗？我们总是回答得比布罗茨基快，也比他肯定……却往往错的比他多。
  　　
  　　8.9凌晨
  　　
•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布罗茨基谈话录》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当然不是文学体裁意义上的散文，而是关于布罗茨基别具意味的一生的散文，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就是诗人的散文，“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言下之意，还有诗人的散文。正如布罗茨基宣称的那样，伟大的散文，必须被描述成“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阅读这本《布罗茨基谈话录》，无时无刻不印证着这种伟大的延续。
  　　
  　　桑塔格的《诗人的散文》一文，是向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诗人们致敬的作品。桑塔格在文中如此精辟解析了诗人的散文特点：“一般而言，这需要一个包含两种叙述的方式。一种是具有直接自传性质的。另一种也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但却是描绘另一个人，要么是一位同行的作家，要么是一位受人爱戴的亲人。”注意了，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缅怀别人，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对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于粗俗的自我主义。在缅怀重要楷模和回忆真实生活中或文学中的决定性的邂逅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迅速回忆一下布罗茨基谈论到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马托娃，会发现他们的身影确实是相互重叠的，至少不能很清晰的分开。这种阅读印象的获得，并非简单的说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人，而是基于他们在一种共同的压迫制度下平庸琐碎而无力的生活，而后又被迫流亡在外的经历所致。当然，现实中的流亡要比那种单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更悲惨：一种无根的喜悦，漂泊的家园。乡愁的气息会若隐若现的弥漫在他的所有文字的周围，久久不散。
  　　
  　　本书的编者所罗门·沃尔科夫跟布罗茨基一样也是一位流亡在外的文化史学家，共同的经历和偶然的机缘促成了这本文化的对话：《布罗茨基谈话录》。很有意思的是，这位编者想把这本书类比于1836年出版的埃克曼编的《歌德谈话录》。每位作者都会对自己的作品寄予过高的期望，这点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类比有点不伦不类。埃克曼是歌德的秘书，他不过是单纯记录歌德的言行而已，而在《布罗茨基谈话录》中，两位谈话者从共同的经历出发，一路行来，精神上的历险，积极的对话，辩难，求证，探求的过程不亚于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尤其布罗茨基谈论到他尊敬的那些诗人的时候，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无疑衍生了许多精彩之极的言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茨基谈话录》对我们更为真实。桑塔格曾经把她的这位老朋友布罗茨基称之为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学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布罗茨基在谈话录中同样也涉及到了“诗到语言为止”，“诗歌是加速的思想”以及“每一首诗都是时间的重构”这些诗学理念。这种只有流亡在外的诗人才具有的独特诗学追求源于无家无根的凄凉，抓不住的乡愁，被人剪了舌头一般的孤独。他们所有的寄托都在语言的追求上，所以“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想想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上的那些诗人们吧，他们在1987年的诺贝尔奖上因为布罗茨基的缘故得以一一展现。他在受奖演说中谈到了三位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以及另外两位对他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的诗人弗罗斯特和奥登。他说时常面对这些身影让他不安，“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布罗茨基用他自己方式向他崇敬的那些人致敬，俄罗斯诗歌金链上因为他的存在又得以让伟大得以延续。
  　　
  　　阅读《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个细节我不得不谈。第五章关于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部分中，谈话涉及到了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生活。诗人奥登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对诗人影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表示了悲观：“我所能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不曾保护任何一个犹太人免遭毁灭。我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而另一位同样对布罗茨基影响深远的诗人弗罗斯特却认为，诗人改变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还有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布罗茨基同意了弗罗斯特的观点，他并且解释说，“诗人的影响伸向它的极限，即是说，世界的极限。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他改变他的语言、发音吐字，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事实上，诗人是语言的仆人……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例如，今天意大利人讲的语言大部分与但丁有关，而不是教皇党和皇帝党机器政纲所造成的。”布罗茨基的此种论调我只能说部分的同意，更具体点说，在常态生活中，没有战争、专制、压迫和暴力的情境中，我比较同意布罗茨基的观点。但是如果在相反的情境中，我估计比奥登更为悲观。
  　　
  　　海德格尔像荷尔德林一样发问，在贫困时代中诗人何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我宁愿诗人无为的好，否则，总读到类似中国作鞋的某诗人“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这样的诗歌，时代精神不贫困才怪呢。
  　　
  　　思郁
  　　
  　　2008-6-28书
  　　
•   看来你还真没什么要求，我还是没买这本
•   后记里说这书是马海甸译了“大部”，再交给刘文飞弄完的。这样一“合译”，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是谁的，囧。。。
  校对错误就更常见了。现在新版书里时不时总蹦出几个，已经懒得计较了。
•   错误多得令人无语，出版社难咎其责
•   诗人长存，帝国速朽。
•   俄国历史上的文学家都是很有个性而深奥的！
•   黑马找到了他的骑手
•   “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
  是的，说的好。用了一周来读这个对话录。我找到了那个诗歌的另一边布罗茨基。
•   这种只有流亡在外的诗人才具有的独特诗学追求源于无家无根的凄凉，抓不住的乡愁，被人剪了舌头一般的孤独。
  他们所有的寄托都在语言的追求上，所以“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
•   语言是永恒的家
•   文化上最大的认同是语言
•   这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