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山回忆录
出版时间：2004-03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王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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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托派在中国的名称是“托陈取消派”，“托”是托洛茨基，“陈”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陈独秀。这个名称的来历是陈独秀等人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在将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派并不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只是认为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托洛茨基明确警告：“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郑超麟，1989：226）
1929年9月，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与苏联的托派主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党不同，中国托派虽一再批评、反对中共，但其斗争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当政的国民党，它既是左派反对党，又是革命者，其历史理所当然地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尽管周恩来等人注意到中国托派的特殊性、毛泽东一度考虑过与陈独秀的合作，但在斯大林日益严厉的“肃托”影响下，中共没有放弃过对托派的批判和打压。1952年12月21日深夜，留在大陆的托派分子全数被捕，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托派运动史。
历史在变化。1979年，在押的托派分子全部被释放。托派领袖之一郑超麟在声明不改变自己观点之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在有关托派的注释中，改变了旧版的提法。针对《论持久战》一文中“镇压汉奸托派”一句，特别新增了一个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托派没有获得正式平反，但既不继续关押，也不要求其改变立场。这不只是政治相对开放的表现，也是基于托派分子人数已极少，且不会有“春风吹又生”的可能。
托派分子大多能文，王凡西更是著译甚丰，1957年写作《双山回忆录》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早期中国托派小史。
１ 革命的浪漫期
什么是革命？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这当然有道理，但革命有多种形式、而且是分阶段的。
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斗争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不很清楚。在少数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王凡西，1980：21）
浪漫期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革命。广场和旗帜是它的主要意象，集会演讲、流行示威是它的主要内容，混合着青春骚动的反抗现实是其主要特征。1930年，温济泽入团后，听多了“我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宣传，就联系到自己：“我现在已经入团了，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经过商量，就在晚上到一些没有人的教室里，砸电灯泡，抬了课桌从二楼向下扔。我们以为日积月累会为‘破坏旧世界’尽一份力量。”（温济泽，1999：13）破坏性是青春期的本能之一，不满是青年学生的普遍心理，革命似乎也因此成为人生必然的一个阶段。1925─1926年间北京大学一千三百多名学生中虽只有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但“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青年人正愁得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分子大量地涌进来。”（王凡西，1980：22）然而，浪漫期的行为还不是革命，“一个思想运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了文学的形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王凡西，1980：20）温济泽在搞了那些破坏之后，团支书找他谈话：“革命是要推翻旧社会的制度，是要靠党，靠红军，靠整个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组织起来，把旧社会制度推翻。你这样乱干，怎么能破坏旧世界呢？”（温济泽，1999：13）
鲁迅说1926年3月18日段执政府枪杀请愿学生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统治者的暴行启示着革命者也必须使用有组织的暴力。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中说：“真正爱国的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旗帜之下，助成他们的北伐使命。”北伐标志着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革命方式的转变：浪漫期转为现实期，政治期转为军事期。此后的革命主要不是靠辩论和请愿，靠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而是靠武力和血腥。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职业革命家和坚忍的战士成为革命的主体。
放大一点说，1927年春达到高潮的农民运动也属浪漫的革命。农民在共产党的发动下组织农会垄断农村一切权力，甚至成立法庭，可以杀人，使一切行政和司法体系失灵，这在短期内可以满足农民欲望、粉碎原有的权力系统，但不能完成农村的社会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仍然靠军事较量，而且共产党掌权后，农村的权力还得由各级党组织掌握。
２ 清教徒
革命者应当怎样处理日常生活？1926年王从北京跑到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
我发觉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我们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相同。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和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青人聚在一起，女人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改为“恋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王凡西，1980：26—27）
这首先是因为大环境的不同。革命者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当然不好，但革命在此时的广州已经成功，而全国革命的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北伐军的战场较量。革命在广州已经进入一种体制化的生活状态，上班下班，饮食儿女，“人们将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王凡西，1980：27）广东革命者与外地革命者生活状况有明显不同。郑超麟比较过“广东作风”与“上海作风”。上海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广东是苏联顾问控制的，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有分歧，生活作风也不一：“外江的同志到广东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的，都很惊讶这些广东‘同志’，这些革命家，他们是半当权者，做革命工作没有危险，至少没有从官厅方面来的危险，除了蒋介石的政变以外，试拿广东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相比一下！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在广东结一次婚用了一千元。”（郑超麟，1989：131）这确实是卑微平庸，但人不能老是在革命，即使抱定终生革命的人，不也是为了下一代人能够“享福和贪欢”吗？
这正是革命的悖论：为了革命，必须终止日常行为状态，用谈女人的劲头来谈革命。但能要求人永远不谈女人吗？特别在革命政权已经建立的广州，即使是革命者也已不再需要冒险进行地下工作，生活回归常态，尽管是不再英勇豪迈的常态，难道有什么不正常吗？也是1926年春，来自四川的革命党人胡兰畦，一方面感到“中山舰事件”所暴露的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却能欣赏南国的情调：“广州马路两旁栽着洋槐，这时正开着粉红色的鲜花，放出香气，使行人沉醉，就像在梦境一样。这里的男女，都喜欢穿那像漆过一样的署良绸衣衫，拖着木屐，满街都听得‘啪哒啪哒’的声音。街市不很宽敞，但很清洁，市容很整齐，马路两面的‘骑楼’下面，摆着做生意的小摊，卖各种咸甜食品。这里的人们脸上呈现出一种活泼愉快的表情。他们很喜欢音乐，一到晚上，到处都可听到一种竹制锁呐的声音，吹的是广东戏曲和民间小调。女的唱，男的吹锁呐伴奏，他们一唱一和，悠然自乐。”（胡兰畦，1985：93）
胡兰畦是女性，此前一直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结交许多上层人物，她没有感到生活的愉悦就是“不太革命”。但从更艰苦的环境中来的王却难以把革命精神与生活愉悦贯通起来。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根据地与国统区共产党人在思想行为上的分歧（这也是党内斗争的进一步起源之一），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手段永远是对立的，这就是革命过后何以都有一个“热月”的复辟期。当然，如果以女人与方城之战为乐，即使是和平时代，也是趣味不高的表现。
3 特务专业化
1928年，王由苏联回国。其时盛传国内白色恐怖很严重，但当王放胆从海参葳到上海时，一路上却非常安全。此时正属国民党清党时期，安全云云从何而来？
不过那一时期国民党的镇压工作，还不是“科学化”的，不是职业探员与业余特务相结的“群众组织”。它还不曾从斯大林的格?柏?乌学习过的；蒋介石所赖以对付共产党者，仍旧是横行租界中的“包打听”一流，腐败颟顸，野蛮愚蠢，凶恶有余，效能却是很低。这与数年后由ＣＣ主持，用共产党叛徒为骨干的新特务相比，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王凡西，1980：114）
国民党的历史很久，但党龄还不如共产党，1927才掌握政权，所以如何对付反对党党，如何镇压异端等等还没有经验，这才使得共产党得已在高压下存活、发展起来。1934年之后，国民党学习了斯大林的格柏乌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得到受过严格的组织训练、习惯于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叛徒的帮助，镇压革命进入“科学化特务的时期”，监控相对较有成效。可见，没有民主自由体制，无论什么党，非法的监控手段总是一样的，在技术与手段上总是可以相互摹仿和学习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隐身于国民党中得到发展，1927年分家后，一些共产党人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成为地下情报人员，这是共产党要感谢国民党的。另一方面，一些革命的叛徒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完备的特务系统，成为对中共的最大威胁之一。30年代初主要领导人之所以撤离上海，就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这些中共领袖级的人物的背叛，对中央构成极大威胁。1933年1月，博古等人到江西后，在上海留守的盛忠亮、李竹声等组成上海中央局，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开展活动，不久中央机关悉被破坏，盛忠亮、李竹声等尽行被捕，其中大部分“纷纷表示投降叛变”，盛忠亮积极劝降被捕的革命者。（黄药眠，1987：261—280）后来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特工头目的丁默村、李士群，也是中共的叛徒。这是国民党要感谢共产党的。
4 制造革命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共的主要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城市，首先是中央所在的上海。它把上海分为五个区，中央组织部除部长外副部长和四个干事每人负责一个区。王负责沪中，这里是商业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店员。他们瞪大眼睛，不放过一星半点的火种：
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和伙计的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至还加上江苏省委，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总之，我们那时往往以数只狮子的力量，去围搏一头小兔。我们从清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势。急躁间杂了幻觉，使我们保持了人为的紧张。（王凡西，1980：124）
革命者付出了劳动，但革命高潮未起。以王负责的沪中区为例，这里估衣铺的职工斗争运动曾极有声色。这里的斗争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中小商店的劳资关系与大工厂在企业不同，老板与伙计之间有着亲属的、乡谊的、甚至家庭的纽带，一旦发生斗争，仇恨就特别深刻而复杂，并且夹着许私恩私怨，“因之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有时看起来分外的尖锐残酷。”（王凡西，1980：122）究竟怎样的“尖锐残酷”，他没有讲，但王在1957年写回忆时发现：“近年来中共所执行的‘五反斗争’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所造成的无数血泪故事，在我那时碰到的估依业斗争中，已经能看到不少预演了。”（王凡西，1980：122─123）从中发现的问题是：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小工商者，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落后事实；他们可怜的处境势必造成最难容忍的阶级对立；可是它们那脆弱地位又最受不起阶级斗争的打击。站在共产主义者立场上，为了唤起一切劳动者的觉悟，我们自然要尽量发展他们中间的斗争；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此类阶级斗争往往是悲剧的两败俱伤。（王凡西，1980：123）
革命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目的可言呢？李立三时代的中央就以革命本身为目的。最荒唐的是所谓“飞行集会”：
约定了时间，动员了大量党员（人数常常不超过数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两旁。信号一发，少数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几声口号，抛掷几把传单。如果此时巡捕房的红车子还不曾出现，就簇拥成一大堆人，在马路上“示威起来”，冷冷清清地喊几声口号，向前移动数十码。如此直到警车来到，人们便立即四散 到人行路上，装作路人。巡捕开始捕人，有几个不幸者给拉到红车，开走。示威完毕，“高潮”一度就算过去了。这样的示威在组织者心里引起了极大惶惑，给了被动员去参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们的口头上，“做纪念”变成了无聊的同义词。（王凡西，1980：128—129）
革命对经济没有好处，给参加者莫大的痛苦，上海的工人运动如何能搞得起来？据王分析，上海工人自1925年“五卅”运动首次登上阶级斗争的舞台，到1927年的三次武装起义中达到高潮，而在“四 ? 一二”政变后便一直转落低潮，1928交通邮电工人的反击只是刚刚逝去的那场革命的余波。1929年后上海工运开始处于瘫痪状态，以至于11938年抗战军兴，工人也只能跟在小资产阶级的后面推波助澜，这种状态一持续到抗战结束。总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得到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的产业工人的有力参与,只有转入山沟农村,革命才能成功。
5 吃饭问题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成功，一个先决条件是培养“革命职业家”，即有一部分以其全部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斗争。列宁最看不起流行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星期贡献给“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
一个以全部时间为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但在上海，革命职业家的人数要超过没有职业化的普通党员。按照组织办法，普通党员要缴纳党费以维持那些革命职业家的生活，但有限的党费不足以养活一大批革命职业家。差额部分只有靠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和各根据地“打土豪”解来的款子，“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王凡西，1980：136）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为每月25元，区委会的同志为19元。
1929年冬，中共党内的托派开始显露，是声明放弃托派意见以留在党内还是坚持托派主张被开除出党，是托派分子面临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生活费”是一个制约因素：
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生活问题不会使任何一个革命者作片刻的考虑；但若问题只关于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抉择时，生活是否安定就会起相当作用。……做反对派的滋味却不是好尝的。它没有一个钱，没有一个团体会给它以任何捐献。每个反对派分子，非但要自谋生活而且要从米饭钱中节省出可怜的余款来，维持组织，进行工作。
后来脱离了中共的张国焘，当时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靠甚么生活好？”（王凡西，1980：137）
革命也要钱，革命者也要吃饭。已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国际支持的共产党还有一些钱，托派组织却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所以王认为就业的异常困难在某种程度内限制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当时时常可以听见这样的感慨：能从革命职业家变成职业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职业来维持生活）就好了，这样，行动可以自立得多。其实，一些共产党人也是靠稿费吃饭的。比如李一氓就“借助于这些翻译工作，取得必要的生活费用，因而能够在上海这个阵地上坚持下来。”（李一氓，2000：100）
王被开除党籍后，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卖了120元（约等于五个月的党内生活费），渡过了被逐出党后的第一个难关。托派分子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大多从莫斯科回来，著译相当勤奋，这固然有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生活所逼。“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来解决生活问题。……无怪乎中国反对派要以穷出名了。”（王凡西，1980：178）穷且益坚，中国托派有它的精神支持。
6 谁是失败者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的小型书店像雨后春笋地开出来，它们都是出版社会科学书籍的。书店的背后大多是受蒋介石排斥的军阀官僚，他们无事可为，就略斥宦囊，交托人来搞“文化事业”以为日后再起的资本。这些受托之人多为旧文人，他们又到上海出版界来找内行编辑或撰稿，而这些内行，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科学”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滩就这样演出了军阀官僚出资让革命者出书的舞台剧。比如当时最大的神州国光社：
这是陈铭枢投资的，而实际负责者为王礼锡。王礼锡的出身我不大清楚，会吟点旧诗，以诗人自命，但对出版事业，尤其对社会科学则是十足的外行。人相当老实，于政治少所知，因而也没成见。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卖弄几个社会科学的名词，他都延揽之惟恐不及。他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些。（王凡西，1980：177─178）
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党史不应忽略军阀官僚们自掘坟墓，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作的不自觉的配合。不过王礼锡不纯粹是外行，除诗作和诗评外，他对社会科学确有研究：他主编的《读书杂志》在二十年代末的社会史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本人也是共产党的朋友，写过介绍唯物辩证法的文章，以至于1932年5月瞿秋白也愿意著文《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来和他讨论。
革命失败了，作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王认为这是革命自身的补课。二十年代的革命运动是没有思想而行动起来的，陈独秀、《新青年》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转向，但革命行动非常迅速，远远超过了革命者头脑中的思想，革命者对于如飞开展的阶级斗争非但不能胸有成竹地领导，甚至不能有精辟透彻的了解。社会主义理论之于他们只是一个外来的抽象的思想，与中国实际联系不起来，因此只能盲目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终至1927年失败。失败不全是坏事。“蒋介石反革命的沉重铁锤，敲掉了无数中国革命者的头颅，同时也敲醒了许多幸而未掉的脑袋。”（王凡西，1980：176）行动失败后“痛定思痛”，这就是1929年后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左翼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极一时之盛。仿佛相互之间有一个分工，托派的主要精力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则把重点放在“普罗文学”上。这也许是托派的自我表扬，但无论如何，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在组织上又经过托派的分裂，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却获得了胜利。
托派的另一个人物郑超麟的则从读者需要来理解这一奇特现象：“我认为中国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发挥威力，虽能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不及时唤醒全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反革命所压倒了。前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也正是这一特殊状况，1929年后四、五年间中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学生群众，被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郑超麟，1989：207—208）
还有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问题。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都少不了传播媒介。国民党新闻监控的无能和低效，此时的上海文化出版具有一定的产业化性质，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只有成为一个产业，出版物的政治检查才会有一定的放松，也只有成为一个产业，写书才能赚钱。
7 人情的不同后果
组织的功能之一是营救下狱的革命者，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负责干部。30年代初，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对捕获的共产党人有三种处置办法。“首要人犯”就地枪决，如彭湃、向忠发；重要人物要转解南京；较不重要的人物留归司令部军法处侦查办理。这第三类人实际上就是肉票身份，“侦查”即讲价，“办理”即放人或撕票。一些革命者甚至是重要人物被捕后并未被认出真面目（比如关向应），也被留在龙华待价而沽。
龙华军法处的这种做法也是违背国民党法律的，以政治犯来做买卖，它也冒了很大风险，因此肉票的标价就很高。而“革命者的家庭毕竟寒素居多；纵有富贵父兄，而关系多半在事先已搞得很坏了。”这就要依靠组织：
我所看见的赎买成功的人，无一例外是党内在朝派的密友，因而由党出了大钱的。其中有关向应、陈为人、向忠发的秘书等。而最特出的则是王明的好友陈微明（即沙可夫），他进来三两天就谈妥赎出了。有些人，身份虽属于“最重要一类”，但因与在朝派不睦，也不会成为赎买对象。（王凡西，1980：183—184）
要想在关键时刻有组织可以依靠，平时就要和组织搞好关系；组织是由一个个领导人代表的，官越大就越能代表组织。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革命靠领导。有一个叫李震瀛的中央委员，因为赞成何孟雄等人，就被陈绍禹视为异端，不但不来赎他，连“红色救济会”送来的接济品都没有。
国民党的监狱当局以政治犯为谋财之道，见利忘义，政治觉悟极低，对国民党的失败负有责任。但政治气氛浓厚的革命阵营中，也有以人情换人命的。1943年3月，康生传出蒋介石可能进攻延安的消息，借机以“整顿后方，清理阵营”之名抓捕一批人。“他手里拿着个名单，一边说，一边在人名上打着记号，有的划‘0’，有的点‘? ’，嘴里念叨着：‘这个是复兴社，这个是‘C?C’，这个是‘汉奸’，这是‘叛徒’、这个‘日特’……”。划完了吩咐我们把划了‘0’的都抓起来，打了‘? ’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进行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看到了打‘0’的有个‘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0’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就……’。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嘴里‘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0’换言之成‘? ’交给了我们。”（师哲：2001：161）如此，则康生就与国民党差不多了吗？又不尽然，国民党交出的是真正的政治犯，这些出狱后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而康生手里的“特务”名单，基本上是他“揪出来”的同志，放出来以后仍然是干革命，所以没有千万革命受损，倒是他残忍地抓捕行动，既伤了同志也损害了党的形象。对于康生这样的杀人魔王，倒希望他多一点人情少一点原则。
8 政治家与革命家
革命家与政治家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品格：
有革命的政治家，有不革命的政治家。有兼具政治家品格的革命家，也有完全不能充任常态政治家的革命家。一般地说，在艰苦创业时期，需要的因而“时兴的”是革命家；革命完成后，当令而爬到前列去的是政治家。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然是革命家，但伟大的革命家中有很多并非政治家。反之，片面具有政治家条件有人，即使因为时势所趋，被卷入了革命队伍，但在事件的发展中，这种人多半在失败中最先变节，在胜利中最先官僚腐化。（王凡西，1980：274─275）
革命家与政治家所追求的都是成功，理想与原则都不是他们要关心的首要目标。相对而言，革命家的对手是敌人，能够克敌制胜就是称职的革命家；政治家处理的是关系，能够平衡各方才是合格的政治家。革命家需要的是勇敢和献身的精神，政治家需要的是组织与协调的艺术。经历过淮南新四军军部整风的潘汉年曾说过：“大丈夫不能投机，更不能取巧，自以为是更为下贱。我熟思一切，我发现了我确有特性，决非常人所能了解。我的长处不在做什么大事，而在发掘人们所不注意的东西。换言之，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无泼辣之手腕；我有高人一等的辨别知识，而乏驾驭他人之野心。因此，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运用手腕。”（尹骐，1996：259）“手腕”与“野心”就是政治家的必具素质，没有这一素质，再有“灵敏”的“智慧”也没有用。
为了达到目的，事实不是惟一需要尊重的。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康生首先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全盘否定30年代的白区工作，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刘少奇的老部下王世英即以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中央特科在情报、统战工作中的成就来证明党的白区工作并没有失败。（段建国、贾岷岫，1992：200）这当然是事实，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是：毛泽东、刘少奇要彻底否定“王明路线”及其指导下的白区工作来突出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论证刘作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合理性。此时刘少奇需要的不是说明自己在白区的正面成绩，而是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勇敢记录。王世英是优秀的地下革命者，却完全不懂政治生活，他虽然是在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实际上却是帮了倒忙。
如何陈述事实其实是一种说话的艺术。1964年，空军司令刘亚楼在与被打成右派的陈沂谈话时说过：“自己的自由主义过去吃过亏，被人抓住话柄，也是由于这个嘴。有时理在自己这一边，无理在人家那边，结果自己还吃了亏。”“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通病，看到不满就讲，又不懂得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黄万机，1998：354）谁懂得这“复杂性”呢？当然只有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政治家。革命的结果常常是政治家来收获、享受革命家的成果。
革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进行的，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政治家还是革命家首先关心的是战斗的胜负，但政治家更关心的是与上级保持一致，即使导致失败也在所不计。红军长征前，中央派寻淮洲率红七军团作为先谴队挺进闽、浙、赣、皖以吸引敌人。这支6000多人小部队要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千里作战，形势极为险峰恶，寻淮洲不得不相机行事，改正原先确定的计划，但随军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和政委乐少华却总是恪守中央命令，不许越雷池半步，使红七军团遭受很大损失。然而结果却是，乐少华因为执行了中央命令而进一步受到重用，寻淮洲却由军团长降为师长。
革命家与政治家本不一定对立，一兼二任者有的是。革命既需要革命家也需要政治家，不过总有人在性格和能力方面有所偏至，两种人就不容易协调，前者鄙称后者是“玩弄权术的政客”、“党棍”；后者看不起前者“不懂政治”。北伐时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有言：“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郭沫若，1992：103）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家的语言。
9 托派圣徒
王描绘了一个他心目中的革命者，这就是陈其昌，也即陈清晨，河南洛阳人，1925年在北大参加共产党，1929年转向托派。这是一个具有最优秀的革命家的一切性格的人：吃苦安贫，从不懂得生活的享受；疾恶如仇；对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最不喜欢摆架子；他不但没有领导分子的装腔作势，而且永远把自己安放在最危险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合着新式的同志爱和旧式的义气；对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是以“大哥”这个绰号闻名的。（王凡西，1980：275）托派作为中国反对党的反对者，共产党打压它，国民党逮捕它，日本人残杀它，1931一1937年，托派组织屡屡为白色恐怖所破坏，每次总是陈其昌独木支撑，惨淡重建，使组织一线存续。1942年，陈其昌被日本宪兵杀害。
八十年代，与托派毫无关系的《光明日报》记者戴睛也这样描绘陈其昌：“1926年，陈清晨的妻从家乡到北大探省。听说老大哥的‘小脚夫人’来了，李芬、刘莹一帮女孩都跑去看，她们惊奇地发现，陈清晨待她十分温存。事后他向她们解释：‘她哭了，因为她以为我会抛下她另娶。你想我能做这种事么？我要革命，自己反倒去损害旧制度的受害人！’陈清晨留在王实味夫妇记忆中的，总是那个揣上两个窝头，风尘仆仆跑进跑出的样子。1930年刘莹小产，家中一文不名，陈清晨曾把30块钱硬塞给他们。刘莹至今不知道这是他将家里可当的东西全部送当所得。”以至于在延安面对声色俱厉的批判和审讯时，“王实味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戴睛，1989：91；温济泽，1990：210）
陈其昌个人的品格应当是无可挑剔的。不过他之广为人知，却是因为他的一封信引来了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事情的起因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简单地说，周扬等人的“国防文学”反映了当时共产党正在推行的阶级合作的路线，鲁迅坚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更多承继了此前左翼文学中阶级斗争的传统。而托派认为，斯大林、毛泽东推行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一种取消主义，是向反动政府的投降。所以在托派看来，鲁迅这一取向“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提倡了多年‘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王凡西，1980：206）既然他一惯景仰的鲁迅与托派立场相似，陈其昌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来陈述托派的基本主张，反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的盲动政策（瞿秋白、李立三）和军事投机（毛泽东），反对抗战后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然而，鲁迅对斯大林从来没有托派那样的认识和批评，对中共的新政策也由于冯雪峰的介绍而彻底认同，他在回信中不但高度评价斯大林与毛泽东，并指出托派“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容易使人生出“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的印象。陈收到回信后很痛苦，倒不是因为自己受了污蔑，“而是发觉到牵连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而且不得不应用他本人从来痛恨的‘流言’与‘卢布’（这儿应指‘日圆’）冷箭。”（王凡西，1980：207）而陈独秀则认为鲁迅受共产党之捧，感恩图报，不可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之心了，根本不应对鲁迅有什么幻想。
中国托派从来没有像样的发展，但作为革命者，它有自己圣徒。陈其昌外，外号“美丽的小麻雀”梁彩莲也是一个。她15岁投身工人运动，拒绝了贵介公子的追求，不但选择了当时几乎没有希望的革命，而且选择了比共产党更无希望的托派，其艰苦卓绝几令人难以置信。她在医院生产时闻知丈夫投向政府，忍痛弃子逃出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彩莲身体单薄，生活却过得非常之坏。……太艰苦的生活毕竟毁坏了她的健康，她发现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为穷（同志们是无一不穷），她得不到任何营养，病势便益见其沉重。我在１９３５年年初再度见到她时，她已经失了音，经常得躺在床上了。不过我惊奇于她精神的昂扬，对事业满有信心。（王凡西，1980：278）
未来的中国似乎也没有托派的发展空间，但对于像陈其昌、梁彩莲这样的“托派”（如果他们确实是像王叙述的那样），恐怕也还是能引起后人的一丝敬意的。任何一个反抗现实秩序的运动和组织，只要不是胡闹，都会有它的“圣徒”。只是这圣徒的清洁和光芒，其实不是这个运动和组织赋予的，而是超越政治教义的理想主义。
10 陈独秀的思想地位
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比较复杂。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要陈独秀承担全部责任以抵挡来自托洛茨基的批评，但陈不是软骨头，不愿配合斯大林来演这出悲喜剧，最后被开除党籍。在这期间，陈接触到一些中国托派，从他们那里看到了俄国反对派即托派的文件，“在托著中，他惊奇地看到，大革命时期，他曾多次提出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远与在莫斯科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则正是因为这些主张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委屈终于有人作了最深切的理解，发别人之未敢发。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一大堆错误，却是斯大林自己一贯坚持，而事前却均已由俄国的反对派指摘出来的。”（张宝明、刘云飞，2000：13—14）陈因此部分认同托派观点，并终于在1931年成为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托派的起源，但从一开始，陈就没有放弃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在接受托派思想时，他抵抗了许久：“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的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落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一层又一层地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实行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郑超麟，1989：219）此后他在民主问题上他与托派的分歧日益严重。
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开始对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他觉得当时的苏联既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家机关之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所以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只能称之为官僚国家，决不能被描写为任何形式的工人国家。
1939年德苏协定后，陈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当中国托派根据第四国际的纲领声明不管苏联为何卷入战争，我们仍旧要保卫苏联的说法，陈根本反对。1940年7月，他在给王凡西的信中说中国托派“不但在思想上与死狗（指斯大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近读《破晓》一小册，……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反对民主国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在理应该合并了……除了史大林手中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陈独秀，1993： 548—549）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陈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公布了他的十大政治主张，其中第八条是：“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组织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1993：560）
1942年5月30日，即逝世前半个月左右，陈在《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中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更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陈独秀，1993：607）
陈独秀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从对斯大林主义的反省，接受了英美式的民主思想，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最终与托派分道扬镳。陈独秀最后的政治意见是：
第一，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
人类的历史主要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据他的看法，自从奴隶社会破坏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之后，继起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更迭，不变地代表着民主的提高与扩大。虽然历史发展所循的途径是弯曲的，但在较长的时距内看，代表民主的那条线总大向在延伸。因此，他又获得了又一个结论：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的最可信的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加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拒绝，则是反动而进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王凡西，1980：211）
观察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不是民主扩大，历史还有什么意义？政治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民主自古而今是每个时代革命力量的旗帜，永不过时。
第二，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特别指出，斯大林的罪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特别坏，而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陈独秀，1993：560）“‘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我们若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若不恢复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难免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1993：554—555）
第三，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绝非“小小的不同”，而是在根本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陈具体比较英美与俄德意：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陈独秀，1993：557—558）
重要的不是什么阶级的民主，而是有没有民主。陈的结论是：“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陈独秀，1993：541）二次大战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法西斯的德国灭亡了，但格柏乌的苏联却属于胜利的一方，民主和独裁的斗争并未德国战败而结束。
第四，仿佛预见到民主和独裁斗争的继续，陈强调中国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反法西斯的斗争，就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的中心思想，绝不能以任何理由（如中国特殊论、民族主义等等）反对这民主自由，即使因为经济落后、历史传统、战时状态等原因一时不易达到自由民主制度，“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陈独秀，1993：603）
他还预见到战后由民族转化为国际集团化（实即全球化）的趋势，“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1990年，苏联土崩瓦解。陈独秀在此表现出的高度的预见性，有论者以为，“许多国人在九十年代说的话，包括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王思睿，2000）
托派需要陈独秀这面大旗，至于他和托派的思想距离，王凡西解释为“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王凡西，1980：219）这就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考茨基主义的倒退。“独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的‘最后的论文书信’中所表示的，离托洛茨基主义已很远了。可是不光是我，还有不少同志们，都认为独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并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后的历史事件胆识上，他多半仍将是托派的同志——因为他那绝不势利的彻底革命者的性格，以及那个所谓天才式观察者的思想方式，不可能符合于‘他的朋友’胡适之的愿望：由无条件歌颂民主制进而拥护资产阶级统治。”（王凡西，1980：270）
其实，真的“天假以年”，陈独秀会更令中国的托派失望，因为他已经认定：“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1993：531）
王凡西用“一身兼具西洋史上从卢梭直至马克思的‘配合发展’的代表资格”的评语还不够。陈独秀不是某一思想在中国的代表，而是西方近代诸多思想发展缩影：卢梭的民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英美自由主义。如果“天假以年”，也许他会更明确地从卢梭与马克思走向英美民主。历史证明，陈独秀基于民主立场开展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比托洛茨基仍基于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批判更为根本、更透彻。但陈独秀的民主立场不可能为当时任何党派所理解，尤其是他在1942年3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廊》、《再论世界大势》两文，“在中共看来，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其中不乏偏狭揶揄之词；在托派看来，其中对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依然顽固不变；在各民主党派看来，其中的民主思想是对民主的无限提升，直至遥不可及。这些异端的演说，让各种政治势力又重新检起了曾加给有的罪名：‘汉奸’、‘托匪’、‘反革命’、‘老机会主义’……”（张宝明、刘云飞，2000：346）
抗战胜利前后，正是中国自由主义抬头并对现实政治稍有影响的时期，但陈独秀的真知灼见却没有能整合到当代思想主流中，更不用说影响现实政治了。所以陈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形象，仍然是《新青年》时代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无产阶级民主的左翼斗士，他个人的思想是发展了，但早年反对一般民主的影响已非他的晚年彻悟所能挽回了。所以后人除对陈个人表示敬意外，又不能过高估计其晚年思想的贡献。
英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正宗是“胡适派”，这一传统在世纪末受到认真对待。事后看来，是否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还有另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就是以陈独秀—顾准—李慎之的从斯大林主义到英美自由主义的“传统”。这是被“无产阶级民主”长期压抑的“隐秘传统”，就现代中国的历史遭遇来说，此一传统更明确地昭示了政治改革的出路。
11 二王
王是托派，他的观点、思想在共产党看来当然一文不值。但在某些总是问题上，他说的事又受到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温济泽回忆：1982年，“我得知中宣部的决定后，不清楚王实味的问题为什么没能解决。就到中组部审干局询问，他们告诉我，他们看到境外的托派分子王凡西1980年11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其中这样说：‘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五人反党集团’中四个人得到平反，而王实味问题未能解决的原因。”（温济泽，1999：152）
王凡西的这句话印在《双山回忆录》的第279页，就因为他在括号内加的这个“例如”，给王实味的平反造成很大障碍。不知是巧合还是得知此事，1985年王在香港《九十年代》上发表《谈王实味和“王实味问题”》一文，明确指出王虽然思想上受过托派影响，但始终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此后，王实味的平反工作得以加快。由此可见，尽管中共长期打压托派，但对托派分子提供的史实，还是相信的。沈醉是军统特务，他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翻译，还诽谤白杨、童芷苓等人，所有这些对这些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影响。
不过，又不能过高估计王凡西后一篇文章的作用。他的证词究竟有多大作用取决于党是否想为王实味平反。如果是１９４２年或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任王凡西写多少文章，也没人听得进去。所以，证据是一回事，用不用证据是另一回事。“文革”中，有人要王的托派同志郑超麟揭发刘少奇在1927年“七一五”之前就被逮捕而叛变，郑回答说：“据我所知，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汉并未捕人。”要打倒刘少奇时，此一证词没人当回事，但为刘平反时，郑的话就成为刘不是叛徒的证据之一。（靳树鹏：1999）
12 党内民主
托派首先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后来都被共产党清除出去。一般认为，托派是反民主的极左分子，对现代民主政治没什么可取。不过，由于它曾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因此要求党内的民主权利，从反省共产党几十年的失误来看，托派的见解是值得注意的。
党内民主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从考茨基、卢森堡到蔡和森、陈独秀，都曾尖锐提出过。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革命党，当然应当有“铁的团结”、“钢的意志”。
可是事实上，将成百上千百、或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要想没有不同意见发生是不可能的；有了不同意见，要想没有相互对立的派别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意见的派系发生为不可避免，而任何一个团体的力量却在于其行动上的一致；那么其间的矛盾将如何解决？早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就为此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便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则容许少数的合法存在。此原则应用于一党之内为多少数派；应用于各党之间就是在朝党和反对党。资产阶级与主的此一方式，并非某一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者发明出来欺骗民众，而是１８世纪以来各个革命阶级用鲜血斗争换得的。（王凡西，1980：266）
托派认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容许少数派的合法存在的，托派就是要坚持这一点。作为苏共党内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它一开始并没有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另行组党的计划。中国的托派曾在莫斯科约定：“回国后必须留在党内，要做成最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在实际革命的忠诚勇敢上获得了同志们的信仰，才有资格来坚持正确的革命主张。”“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派自居，我们的目的是改正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错误。”（王凡西，1980：102─103）当中共发现王凡西是托派，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王表示，过去一年的工作已经证明：“我并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因此我希望党也应遵照列宁的组织原则，容许我依旧工作。”（王凡西，1980：142─143）
但斯大林不是列宁，他强化了党内独裁：
从此党内分派有罪，更进而保持不同意见者（即不同意总书记意见者）有罪。处罪之法，始则假手党纪，继则借助司法，终至以总书记直辖的特务部队来做"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维护人，一切犯此"天条"者杀无赦。……这样的原则在已取得政权的国家内，会造成冤狱、流血和反动。在未得势的政党内，会造成无穷尽的纠纷与分裂。（王凡西，1980：267）
不要说党内民主，连党代会也多年未开，“从１９３９年起，中央委员会作为制定决策的机构已经好几年没开会了。斯大林是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的。”（刘晓，1986：2）
从延安的整风审干到“文革”时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的历史也证实党内民主的稀缺。斯大林13年没有开党代表，中共从“八大”到“九大”也是13年；而在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方面，毛泽东更是炉火纯清：“文革”期间他干脆让自己的妻子和秘书组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径直取代政治局。
13 “官僚集产”
基于大革命后中共退向农村、党员主要来自农民以及1937年后放弃阶级斗争政策的事实，托派基本认为中共是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但托洛茨基的观点则是，在目前这个时代，在落后国家中，不要说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就是为要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彻底革命，才有可能。
中共不代表无产阶级，却又取得了成功，托派对此作何解释？答案很多。王凡西回答如下：第一，中共不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事实很清清楚楚，无论就斗争规模、就它所发挥的力量，就它带来的成果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动摇旧制度的那种决心来说，中国革命都决非小资产阶级政党所能领导的；第二，中共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从革命路线的一贯性，从领导者对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来看，中共都决非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政党。第三，中共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阶级。王称之为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出现，乃是世界革命的连串失败与资本主义制度过度成熟的结果。“因此它们是反动的，但是强大的。它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不仅具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还有实行社会变革的力量，同时它们又与无产阶级不同，这个新阶级不能使这些变革遵循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充其量只能建立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制。”（王凡西，1980：298）
共产革命的生力军不是产业工人阶级是公认的，由此得出的推论通常是把中共与农民联系起来，但这就需要区分共产革命与传统农民起义，比如组织农民的是什么人？首先被动员起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农民？由此，城市边缘知识分子和农村中的“游民”在革命中的位置就突显出来了。至于对革命成功之后，那些代表人民掌握国家利益的群体，肯定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农民，更不是小资产阶级。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来看，他们似乎确实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现在不是有人用“既得利益集团”来称呼吗？
郑超麟晚年在评说斯大林主义时，认为：“俄国革命不是失败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复辟，也不是失败于帝国主义的侵入，而是失败于革命政权内部的变质。”“革命的干部逐渐变质，于是越出无产阶级‘官僚’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我称之为‘干部阶级’，但按其在社会生产上的地位来看，我们应当说，它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靳树鹏：1999）这与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接近，属于极左。
14 斯大林主义
托派的主要敌人是斯大林，中国托派最反对的当然也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王明等人。在反对王明等人上，托派与毛泽东并无二致。但王凡西认为，毛虽然不属于斯大林的嫡系，却仍是一个顽强的斯大林主义者，历史与社会的因素是：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经济，长期所处的农业环境，以及它始终从事的军事斗争，世界革命的退潮和苏联不断加深的堕落。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是：
以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策略性的阶级调和代替了战略性的阶级斗争；以官僚独裁代替了劳动群众的民主。至于在具体的表现上，则为在党和政府组织中，一切自下而上的创意被取消和压制，实行自上而下的专断性的命令，疯狂的个人崇拜厉行等级特权，以特务管制思想，用冤狱清除异已，党内不许有派，党外不许有党。（王凡西，1980：314）
托派以为这也是毛的特征。尽管中共的胜利是由于它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控制，但是从中共对联共反斯大林运动的反响，从它对匈牙利革命的态度来看，中共领导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执着，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固得多。它非但不是促成斯大林主义崩溃的一个积极因素，倒反而是这个丑恶主义的一个坚强堡垒。（王凡西，1980：315）
斯大林问题揭开之后，确实是毛泽东以“三七开”的方式保护过关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的部分罪恶，由于此举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巨大反响，1956年年底苏共开始缓和对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毕竟不得人心，且苏联的改革必须搬倒这块拦脚，所以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加大了批斯力度，并把斯的灵柩迁出列宁墓。在此几年间，毛泽东正在国内大搞个人迷信，当然反对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并把波匈事件等归之于“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公开充任斯大林的继承者和保护者。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对苏共新领导人抱有希望。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向苏共提出两条建议，其中之一是：“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政治路线是赫鲁晓夫一手制定的，我党建议现在是否对此作出适当的修改”，但“勃列日涅夫坚持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制定的，是苏共中央集体共同制定的正确路线，中国党提出要苏共修改它二十大以来的路线，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刘晓，1986：142）可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任何苏共领导人也不敢以斯大林自居，无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有分歧，在反斯大林这一点上，他们是共同的。但毛泽东却把苏联的改革说成是修正主义，随着中苏日益加剧的分歧，他越来越维护斯大林、越来越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因此在中共从来没有对斯大林的独裁专制进行认真的反省，苏联体制、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结出了它的最大恶果。不但延缓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也使8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举步维艰。毛泽东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充分评估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托派的一些议论可备一说。
王凡西简历
1907年生于浙江。
1925年在北京大学 -
托派。忘记了吧。人被忘记，争论被忘记。每一寸青春、热血、疑惑和机心，都被忘记。
只是无论怎样的描绘，都不会有如作者所希望的重现。不会有真实的，哪怕近似真实的。
有关历史和革命的一切，都必然把描述者和他们要做的表达牢牢地焊接在一起。回望者，永远得不到答案。政治的回忆，往往如同穷一生之力，去推开厚重的门，却发现门的后面，早已改换的时空。
一生。一个时代。一册回忆。一场忘却。
也许，从来没有人真的需要答案。每个人只要他们自己赢得胜利，那胜利如果不能在此刻，那么就期许于未来；既然不在庙堂，于是就书于卷册。
而道路却从来在下一次迈步的时候，才真的显现出来。
- 基本上把《我的回忆》、《苦笑录》和这本《双山回忆录》都看完了。
可以基本评价一下了。
可以说《苦笑录》最真实了，一个人的爱好、性情以及他自己最后的结局，都可以体现在这本真书上，毫无粉饰、毫无造作。
第二呢，算这本《双山回忆录》了，算的上客观，特别是对周的一些评论和描写，与我猜测中的形象是非常相识的，我想作者对一个人的评价应该是非常客观的，但是呢，对于他自己，我可以说有点夸大吧，虽然他尽量在克制自己不要把自己拔高一些，但是不自觉地已经这样了。看的出来，他非常挺陈独秀的。晚期的陈还在探索中国的道路，最后还是两个字“民主”，难道不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么？
而《我的回忆》呢，普普通通，不过谈到毛的那段太好笑了，有兴趣的自己去看看，太真实了，那才是毛嘛。 - 要评论此人此书,首先应该抛弃我们习惯的"以成败论英雄"理论!
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深切感受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着和伟大,而这份执着和伟大建立在几乎伴随其一生的苦难,失败和孤独之上.这也让自己在感动之余不由得重新思考"理想"这个过时的名词的意义.
同时,也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共产主义,中国革命,托派等熟悉的历史和概念. - 此书较《郑超麟回忆录》文笔更为流畅，描写更为细腻，感情更为充沛。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者的影响与托派命运在书中可见一斑。作者对王明多有非难，但对毛泽东其人其事涉及很少。此书可与王明回忆录对照起来读，以得到全面印象。看回忆录最忌只听一家之言。
书中对陈独秀有很多描写与正面评价，有两段说：
为确定陈独秀正当的历史地位而作的斗争，不但当时为必要，今后可能更为重要。这斗争和“恢复中国托派名誉”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直到今日，并不因为自己的辉煌胜利与陈独秀的早已作古而缓和了这个斗争。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史诺口授的传记（一九三七年曾在汉口发售）中，曾坦白承认了他受陈独秀的重大影响；事实上，无论就思想或关系说，毛泽东都是陈独秀亲炙的学生。那本传记中所讲述的影响，无疑还是故意减损了的。可是为了当时奉命进行的反托反陈的斗争需要，这样的承认都觉得不相宜，于是那本书不久便收回了。从那时以后，延安及外围的文化界便有计划地进行了对于近代思想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历史伪造。伪造集中于贬损陈独秀的作用。他们非分抬高鲁迅的地位，以便将他来扮演陈独秀所曾演过的脚色。这种伪造与窜改，最初毕竟因为史实太新鲜，偷换的手法太离谱，以致使一切参加过或见闻过五四以来思想运动的人们大为震骇；可是积非成是，见多不怪，到了今天，不必说对近代史全无知见的新一代，便是较老一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部钦定的“历史”了。中共胜利之后，毛泽东在那篇有名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企图历数中共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前驱者的名字，文中他竭力捧出了康有为，又照例赞扬了孙中山，可是他完全抹煞了陈独秀。康陈二人在中国晚近文化与政治运动史中所占地位，无人可予否定。……可是承认了康有为与孙中山而抹煞了陈独秀，则犹之乎俄国的布尔雪维克党人只把十二月党人和民粹派奉作自己的先驱者而否定了普列哈诺夫的作用一样，这在列宁是绝不容许的。陈独秀在中国的革命思想史上，地位至少可以和普列哈诺夫齐肩，如果说他“晚节不全”，则至多也不过和普列哈诺夫齐肩。然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曾不止一次地表彰了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号召年青的共产主义者细心研读普氏的哲学著作，且誉之为“国际马克思主义此类文献中的最佳者”。在红场侧面巍然矗立的“先贤碑”上，普列哈诺夫的名字被列在直接走向布尔雪维克的地位。列宁和当时的布尔雪维克党如此作为，不但表示出真正革命者的恢宏气度，也反应了辩证唯物历史观的正确应用。那末为什么以中国列宁自况的毛泽东却不肯以同样的公平来对待中国的普列哈诺夫（其实陈独秀还不止是普列哈诺夫）呢？问题是很清楚的，使毛泽东不能如此做的主要原因，乃在于陈独秀和托派的关系。这个托派，不论中国的与国际的，直至今日为止，仍然代表着斯大林主义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坚持着真正的马列主义，保持着十月革命的真正传统，因之，代表着斯大林主义的掘墓人资格。
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里，中国托派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陈独秀这只死去已久的“大虫”竟仍然成为中国斯大林党不能安睡的梦魇。这个伟大的名字和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真实作用，一直使中共头子们感到重大困扰。由此可见，陈独秀绝不是中国托派的“盛名之累”，恰恰相反，乃是它光荣的象征。陈独秀历史地位之重被确定，如果不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完全胜利，也至少将标志出斯大林主义对中共统治的最后结束。但愿中国的托派同志们能够懂得这个意义。
这些论述使我想起了ZZY，历史可以被涂抹与伪造，历史人物可以戴上纸糊的王冠或被涂上“丑陋的颜色”（王凡西语），但总有几分真实会留存下来，不被后人所遗忘。
-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王凡西，是早期中共党员，上世纪20年代中期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留学时，加入了托洛茨基派。1929年被遣送回国，1930年被开除出党，一直从事党内反对派组织活动，是重要的托派人物。王凡西一直认为，苏联早期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真理在托洛茨基一边；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党内的残酷斗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同时认为，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的破产和东欧剧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应该将斯大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共党内托派的详细情形，始终没有能够得以窥见全貌。托派，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抽象的、贬义的名词而存在，甚至被滥用。文革中的刘邓，后来的林彪、四人帮，都曾在主流话语系统中被称之为托派。托派这个词汇，更多的时候已经不再代表真正的托派，而是抹上了一层政治需要的色彩。
《双山回忆录》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私人传记，更多的是对中国托派的一种记录，主要叙述了中国托派的产生及其分合的史实。在我看来，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它详细记录了苏联和中国的托派的产生和发展，详细记录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派关于中国革命的不同立场，详细地记录了斯大林派如何控制中国革命的发展、如何试图控制中共，详细地记录了中国托派在国共两党的双重打压中如何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开展自己的斗争。
作者本人说，他想通过一个人的普通镜子，让人们看到大时代的若干方面。因此，本书不以中国托派史的面目出现，虽然书中的叙述与托派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但还是从个人视角出发的。
这些政治的纷争，现在已经成为了尘封的往事。谁对谁错，历史已经有了结论。真理究竟在谁的手里，是一个问题，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读此书，除了了解中国托派的历史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感受，是对这些托派老人的敬重和钦佩。姑且不论他们所持的主张和观点是否正确，我对他们的敬重和钦佩，主要是来自他们对自己信仰和主张的坚持，数十年风风雨雨，数十年风云变幻，数十年人生起伏，所有的磨难都不能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主张，所谓“历尽苦难，痴心不改”。这，必须敬重，必须钦佩，即便他们手里握着的并非真理。
真理究竟在谁的手里，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谁不认为自己才是真理的化身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说自己掌握着真理是没用的。说句俗的，这是个骑驴看唱本的事儿。走着瞧吧。
- 王凡西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这部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了被“正统”的共运史所遮蔽的许多事实。同时也看到中国托派的先天不足——对现实的判断以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为准绳，两个俄国职业革命者的理论，企图在复杂纷繁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成为行动的指南，其缺陷从常识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掩卷后，不禁要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
另一方面，被作者称为斯大林党的中共，其极权专制的属性似乎也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党派，即便是在其在野且生存艰难之时，也不能包容任何的反对派，对内部的歧见，总是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民主谈何容易。
一个构筑了一辈子空中楼阁的人，至死执迷不悟，让人惋惜，也让人敬佩。 - 从研究作者个人及该回忆录的史料价值言，本书主要体现在托派思想史研究方面，当然，作者关于许多相关人物的回忆也有助于我们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如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还有一些不为我们熟知的人物，如陈其昌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不是正统的视角，从而获得对历史的丰富也更完整的看法。
- 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大多回忆录为作者立匾,隐恶,而本书作者却足够实事求是,而且对现代革命史的回顾严肃,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只是不知作者有无事后诸葛的反思添加到历史中去,否则真应当敬佩.
- 文章里对托派的理解好多都与事实正好相反。比如第一段“只有在将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云云... 那些中有许多分明是毛自己的观点。托派被叫做“左翼反对派”可不是白叫的。
郑超麟写过一篇《论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些诬蔑是从何处来的。 - 小时候看的。1964年在墨西哥托洛茨基在书房里被苏联间谍用凿冰斧砍头而忘。间谍被判20年，回到苏联的时候他被授予苏联英雄奖章。是我对托洛茨基最深刻的印象。后来才慢慢了解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恩怨以及苏维埃早期他的所作所为。
- 我正在看这书,偶然的机会看见这书,但立刻被它所吸引,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应该,也需要了解事物的另一面!
- 哦，你也看这部书了。这是我看到的托派写得最好一本。不是好在立意上面，而是真实。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