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1-8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陶亚兵 页数: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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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远古的时代,东西双方在对方的眼中都是一个梦,一个神话。希腊人最早把中国人称“赛里斯人”,他们认为赛里斯人“身高达十三肘尺”,“寿逾二百岁”,皮与河马相近,故万箭不能入”,中国人此时在西方人眼中真是半人半仙。在《吕氏春秋·古乐篇》、《逸周书·王会解》等先秦典籍中,我们的先祖也有了一些对西方的认识,如《山海经》中,我们的先祖把西部世界的人描绘成“其状如人,豹尾虎齿”,由此可以看出,那时西方人在中国人眼中也是半仙半人。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那一望无垠的大漠上的阵阵驼铃声连起了东方和西方,那时双方的交往大都还停留在器物交流的水平上。元代时东西交通畅通,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成为蒙古大汗的座上客,据说还被派到了扬州当了几年的“父母官”,但他那本震惊西方的《马可·波罗游记》竟然一字未提孔子、儒家,难怪至今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或许是像黑格尔所说,那时人类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达到宗教和哲学的阶段,因而根本谈不上实质性的思想和哲学的交流。世界近代化的曙光是在碧蓝的大海上升起的,哥伦布这个被有些人称做“是个骗子、可耻的人、小偷和见了女人就追的人”,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寻找契丹”,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那神奇、富饶的东方,是大航海的直接动因之一。
内容概要
回顾历史的意义之一是可以树立人的现代感。笔者希望人们在了解了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之后,可以增加一些关于中西音乐问题的兴趣,进而关注目前仍然是音乐界热门话题的中西音乐关系的讨论,或进而通过中西音乐交流事例而体察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而关注社会文化及中西音乐关系的读者也有可能从本书中获得一些相关的历史信息。 《明沫间的中西音乐交流》是笔者在所著《中西音乐交流史稿》的基础上,按史话的叙述体例,截取明清时期内容,经过改编,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而完成的,两书各成体例,但由于本书所述时间和内容上的限定,两书在材料和文字有重复之处,这是笔者要向读者说明的。
作者简介
陶亚兵,男,1959年生人。1986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系,学士论文《唐渤海国音乐初探》曾获第一届全国艺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二等奖。198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汪毓和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硕士论文《论我国重奉音乐创作的发展》曾获得第二届全国艺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二等奖(最高奖)。1988年考为中央音乐学院廖辅权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1919年以前的中西音乐交流史料研究》。
陶亚兵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黑龙江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省重点学科带头人。所著《中西音乐交流史稿》获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社科成果二等奖。
书籍目录
总序 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前言第一章 猎奇——相互守望,明末中西音乐交流 一 明清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背景 二 利玛窦与中西音乐交流 三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西传的推测第二章 求知——双向的探访,清初中西音乐交流 一 康熙皇帝与西洋音乐 二 《律吕纂要》和《律吕正义·编编》——西洋音乐理论的最初传人 三 乾隆皇帝与西洋音乐 四 马戈尔尼使团与中西音乐交流 五 欧洲关于中国音乐的著述 六 欧洲作曲家笔下的“中国音乐” 七 西洋人的中国音乐观 八管风琴在中国第三章 认同——吸纳和借鉴,清沫中西音乐交流 一 赞美诗在中国 二 中国人关于西洋音乐的见闻录 三 旅华西人的音乐活动 四 清末中国音乐西传事例 五 清末西式军乐队 六 清西的西洋音乐启蒙 七 中国人的西洋音乐观附录一 中西音乐交流及中西音乐大事记附录二 参考书目附录三 正文附图附录四 参考图片
章节摘录
插图:三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西传的推测音乐律学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有史以来,中国的音乐律学是与重要而神秘的占卜、天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三分损益律”所形成的“黄钟不能还原”问题,弥消24音分“古代最大音差”,从汉京房开始,经晋苟勖、南朝何承天、宋代蔡元定等几代律学家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至明代朱载堉于1581年发表“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理论,最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一千古难题,在世界音乐史上最先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理论。朱载堉(1536~约1610)明宗室郑恭王厚烷之子(通称郑世子),精于律学、历学、数学。1581年(明万历十二年)他在其著作《律历融通》中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生律方法,又经《律吕精义》、《律学新说》(1584年成书)书中的精密计算与科学实验,创造了相邻半音的频率比为1.05946的“密率”。这是世界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级数平均划分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律学理论。尽管这一世界性的伟大发明在中国没有立即应用于音乐实践和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但这一发明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律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朱载堉同时代的李之藻在其十卷巨制《泮宫礼乐疏》律吕部分中就已多次提及郑世子《律吕精义》及朱氏十二平均律理论。此后成书的律吕著作大凡也要提及朱氏理论,尽管这些著作中有不少是一方面承认朱氏理论的精确,另一方面却又以传统三分损益律排斥十二平均律。陈澧《声律通考》中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载堉著书,可以精研算法,如欲通行天下,安能使工人学算而后制其器,伶人学算而后按其声乎?……(三分损益法)数虽微差,而且音则不觉有差也,古法诚不必改也。”与这样为循“古法”宁肯抱残守缺也决不探索创新的愚腐之见相反,盛赞朱氏十二平均律理论的也不乏其人。朱彝尊在为朱载堉《乐律全书》所作的“跋”中既称朱氏十二平均律为:“河间献王之后,言礼乐者莫过此者也。”1758年江永在其著作《律吕阐微》中提到这项发明时称:“余读之,则悚然惊,跃然喜,不意律吕真数即在‘堉氏为量,内方尺而圆其外’一语……”总之,于上述褒贬之间亦可得见朱氏理论的影响之钜。对十二平均律理论的研究探索不仅限于中国,在西洋音乐中特别是在键盘乐器如管风琴、钢琴、风琴等乐器上,在没有发明十二平均律以前,这些键盘乐器受到律制的限制,演奏的调性不多,难于适应转调的需要。在不适合的调性中演奏某个和弦还会出现刺耳的“狼音”。因而,寻找十二平均律在西洋音乐中就更为迫切,西方律学家也在千方百计地钻研解决问题的办法。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是世界首创,其影响完全可能传播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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