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

出版时间:2001-8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陶亚兵  页数: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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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远古的时代,东西双方在对方的眼中都是一个梦,一个神话。希腊人最早把中国人称“赛里斯人”,他们认为赛里斯人“身高达十三肘尺”,“寿逾二百岁”,皮与河马相近,故万箭不能入”,中国人此时在西方人眼中真是半人半仙。在《吕氏春秋·古乐篇》、《逸周书·王会解》等先秦典籍中,我们的先祖也有了一些对西方的认识,如《山海经》中,我们的先祖把西部世界的人描绘成“其状如人,豹尾虎齿”,由此可以看出,那时西方人在中国人眼中也是半仙半人。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那一望无垠的大漠上的阵阵驼铃声连起了东方和西方,那时双方的交往大都还停留在器物交流的水平上。元代时东西交通畅通,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成为蒙古大汗的座上客,据说还被派到了扬州当了几年的“父母官”,但他那本震惊西方的《马可·波罗游记》竟然一字未提孔子、儒家,难怪至今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或许是像黑格尔所说,那时人类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达到宗教和哲学的阶段,因而根本谈不上实质性的思想和哲学的交流。世界近代化的曙光是在碧蓝的大海上升起的,哥伦布这个被有些人称做“是个骗子、可耻的人、小偷和见了女人就追的人”,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寻找契丹”,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那神奇、富饶的东方,是大航海的直接动因之一。

内容概要

回顾历史的意义之一是可以树立人的现代感。笔者希望人们在了解了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之后,可以增加一些关于中西音乐问题的兴趣,进而关注目前仍然是音乐界热门话题的中西音乐关系的讨论,或进而通过中西音乐交流事例而体察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而关注社会文化及中西音乐关系的读者也有可能从本书中获得一些相关的历史信息。    《明沫间的中西音乐交流》是笔者在所著《中西音乐交流史稿》的基础上,按史话的叙述体例,截取明清时期内容,经过改编,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而完成的,两书各成体例,但由于本书所述时间和内容上的限定,两书在材料和文字有重复之处,这是笔者要向读者说明的。

作者简介

陶亚兵,男,1959年生人。1986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系,学士论文《唐渤海国音乐初探》曾获第一届全国艺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二等奖。198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汪毓和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硕士论文《论我国重奉音乐创作的发展》曾获得第二届全国艺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二等奖(最高奖)。1988年考为中央音乐学院廖辅权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1919年以前的中西音乐交流史料研究》。
陶亚兵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黑龙江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省重点学科带头人。所著《中西音乐交流史稿》获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社科成果二等奖。

书籍目录

总序 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前言第一章 猎奇——相互守望,明末中西音乐交流  一 明清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背景  二 利玛窦与中西音乐交流  三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西传的推测第二章 求知——双向的探访,清初中西音乐交流  一 康熙皇帝与西洋音乐  二 《律吕纂要》和《律吕正义·编编》——西洋音乐理论的最初传人  三 乾隆皇帝与西洋音乐  四 马戈尔尼使团与中西音乐交流  五 欧洲关于中国音乐的著述  六 欧洲作曲家笔下的“中国音乐”  七 西洋人的中国音乐观  八管风琴在中国第三章 认同——吸纳和借鉴,清沫中西音乐交流  一 赞美诗在中国  二 中国人关于西洋音乐的见闻录  三 旅华西人的音乐活动  四 清末中国音乐西传事例  五 清末西式军乐队  六 清西的西洋音乐启蒙  七 中国人的西洋音乐观附录一 中西音乐交流及中西音乐大事记附录二 参考书目附录三 正文附图附录四 参考图片

章节摘录

插图:三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西传的推测音乐律学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有史以来,中国的音乐律学是与重要而神秘的占卜、天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三分损益律”所形成的“黄钟不能还原”问题,弥消24音分“古代最大音差”,从汉京房开始,经晋苟勖、南朝何承天、宋代蔡元定等几代律学家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至明代朱载堉于1581年发表“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理论,最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一千古难题,在世界音乐史上最先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理论。朱载堉(1536~约1610)明宗室郑恭王厚烷之子(通称郑世子),精于律学、历学、数学。1581年(明万历十二年)他在其著作《律历融通》中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生律方法,又经《律吕精义》、《律学新说》(1584年成书)书中的精密计算与科学实验,创造了相邻半音的频率比为1.05946的“密率”。这是世界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级数平均划分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律学理论。尽管这一世界性的伟大发明在中国没有立即应用于音乐实践和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但这一发明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律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朱载堉同时代的李之藻在其十卷巨制《泮宫礼乐疏》律吕部分中就已多次提及郑世子《律吕精义》及朱氏十二平均律理论。此后成书的律吕著作大凡也要提及朱氏理论,尽管这些著作中有不少是一方面承认朱氏理论的精确,另一方面却又以传统三分损益律排斥十二平均律。陈澧《声律通考》中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载堉著书,可以精研算法,如欲通行天下,安能使工人学算而后制其器,伶人学算而后按其声乎?……(三分损益法)数虽微差,而且音则不觉有差也,古法诚不必改也。”与这样为循“古法”宁肯抱残守缺也决不探索创新的愚腐之见相反,盛赞朱氏十二平均律理论的也不乏其人。朱彝尊在为朱载堉《乐律全书》所作的“跋”中既称朱氏十二平均律为:“河间献王之后,言礼乐者莫过此者也。”1758年江永在其著作《律吕阐微》中提到这项发明时称:“余读之,则悚然惊,跃然喜,不意律吕真数即在‘堉氏为量,内方尺而圆其外’一语……”总之,于上述褒贬之间亦可得见朱氏理论的影响之钜。对十二平均律理论的研究探索不仅限于中国,在西洋音乐中特别是在键盘乐器如管风琴、钢琴、风琴等乐器上,在没有发明十二平均律以前,这些键盘乐器受到律制的限制,演奏的调性不多,难于适应转调的需要。在不适合的调性中演奏某个和弦还会出现刺耳的“狼音”。因而,寻找十二平均律在西洋音乐中就更为迫切,西方律学家也在千方百计地钻研解决问题的办法。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是世界首创,其影响完全可能传播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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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8条)

 
 

  •   利玛窦是中西音乐交流的第一人,他把西方的宗教音乐介绍到东方,也把中国的戏曲及祭祀音乐、民间音乐介绍到西方。他第一次把欧洲的击弦式古钢琴带到中国。他写的《西琴曲意》既有宣传基督教义的道言,也有自己艰难经历的人生感慨。由于他的音乐修养只限于粗晓音律,因而他对中西音乐的交流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是作者在其所著《中西音乐交流史稿》的基础上,按史话的叙述体例,截取明清时期内容,经过改编,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而完成的。作者希望人们在了解了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之后,可以增加一些关于中西音乐问题的兴趣,进而关注目前仍然是音乐界热门话题的中西音乐关系的讨论,或进而通过中西音乐交流事例而体察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而关注社会文化及中西音乐关系的读者也有可能从本书中获得一些相关的历史信息。
  •   1866年5月8日(清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四),当张德彝(1847-1918,中国最早出使西方诸国的外交使节,著有《航海述奇》八部)第一次在西方剧院内抱着猎奇的心态观赏歌剧(opera)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在同一块土地上,西方人会同样抱着猎奇的心态去观赏中国题材的歌剧——普契尼的《图兰朵》(Puccini:‘***andot’,1926)。而中国人与西方人都不曾想到的是,又过了若干年后,中国人把这位在西方红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公主”接回了家——1998年9月5日,张艺谋与指挥家祖宾梅塔连决合作,在北京紫禁城太庙上演了《图兰朵》。管弦乐奏着“茉莉花”,胖洋妞唱着“五声调”,让人听着有些“时空变幻”的感觉。时间回溯至明朝,当利玛窦与徐光启在一起讨论中国的“黄钟大吕”(中国古代音律名)与西方的“C、D、E、F、G、A、B”(西方乐音之音名)之间异同时,大概不会想到,中西音乐会在今日以一种和谐的关系并存和交融。而事实上,他们不经意间为中西音乐交流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从中国音乐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接受西方音乐的历史应在明朝中晚期,是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布道而逐渐传播的。当然,最初这个“洋玩意儿”是被当做“西夷之奇技淫巧”而奉于宫廷的。因此,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既看不到所谓的“兴隆笙”(管风琴),也听不到所谓的“洋戏曲”(歌剧)。西方音乐,那时候只不过是专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消遣品”。而西方音乐与中国普罗大众真正发生“亲密接触”的时代,则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学堂乐歌”的发轫和勃兴,西方音乐才在中国的土地上渐渐扎下了根。那么西方人又是怎样接触到中国音乐的呢?举个例子,普契尼在创作《图兰朵》的时候,对中国音乐了解甚少,为了创作出符合中国音乐特点的旋律而终日挠头。1920年8月的一天,普契尼在一位曾经出使中国的朋友,法西尼公爵(BaroneFassini)家中,听到一个从中国带回的音乐盒中的音乐,此音乐盒中共有3段旋律,第一段即时我们熟悉的《茉莉花》,其它的音乐后来被用于剧中三位大臣的唱段(1970年美籍旅意音乐学家魏弗(WilliamWeaver)在罗马找到了法西尼公爵夫人,她还保存着这个多年未用的音乐盒,从而证明了这个音乐盒确是普契尼的中国旋律之来源)。请注意,从这一点上反映出一个问题:像普契尼这样伟大的作曲家,在当时都苦于找不到一本关于中国旋律的出版物,而是借助于一个从中国带回的音乐盒。可见中国音乐在当时并未受到西方的关注——那时,我们只是一个“遥远的异邦”而已。那么,西方人什么时候才真正开始关注和全面研究中国音乐?那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才发生的事儿。人们常说:音乐无国界。实际上,直到今天中西音乐才站在了同等的地位上。正如同此书中各章节的标题一样,中西音乐经历了“猎奇——求知——认同”的过程。看看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你能找到一处完全没有西方音乐元素存在的音乐场所吗?同样地,你行走在欧洲的街头,一定也会看到中国人抚琴弄笛的身影。西方音乐的各种形态在中国频频上演,西方的音乐厅里也越来越多地飘出中国民乐的旋律。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历史上的那最初的“相会”,中国历史的明清之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坐标。好了,杂拉谈了许多。您看完后肯定要问:那么明清之际中西音乐之间究竟发生了那些事?你评论中的什么“兴隆笙”、“洋戏曲”究竟是啥?呵呵,看书吧,这书里说的特清楚。
  •   看看还好
  •   士大夫发反对发动负担发发杜甫阿呆发射点法发
  •   还好..老师推荐的//..浅入深出
  •   史料较丰富,有些不常见的图片。该书来自于作者的博士论文。
  •   值得一看,很详实的一本书。
  •   对中西方的文化感兴趣,可读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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