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页数:全2册 译者:景黎明
Tag标签:无
前言
悲怆的俄罗斯良心——代译序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九岁。这个消息刚一传出,世界各大媒体便纷纷加以报道,人们再一次称作家为“俄罗斯良心”。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俄罗斯一个最重要作家的声音,虽然明知道作家曾身患癌症,如此高寿已经是天意和生命的奇迹,但听到这一消息,仍然不禁怅惘良久。对于那些喜欢他的读者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怅惘还与个人的阅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个由暴力控制的现代社会,让我们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写作。如今,又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离去,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寂寞了。索尔仁尼琴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名单。1970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便是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于一战结束时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兹洛沃茨克,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同时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攻读文学。二战期间他曾赴前线作战,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而被克格勃逮捕,在监狱中度过八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被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他的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公开发表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有人将他看做是当代的托尔斯泰,但实际上,他的经历和写作都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俩都曾遭受过可怕的监禁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的考验,索尔仁尼琴则在监狱里身患癌症,同样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苏联、东欧的地下文学。表明这种现象的是一个源于俄语的词“萨姆伊兹达特”(самиздат),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油印出版物,这个词现在已成为苏联、东欧所有地下写作的代称。早在1956年,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萨姆伊兹达特写作,索尔仁尼琴就是从流放地读到了囚犯沙拉莫夫的狱中诗集。而他最初的写作也是始于劳改营里,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偷偷写在碎纸片上,然后一句句背诵下来,再把纸片毁掉,隔一段时间又重背一遍,直到彻底记住为止。后来,在作家再次被禁止公开出版作品,其手稿也被官方没收时,发行他作品数量最多的仍然是国内的萨姆伊兹达特组织。这个情节被作家写进了小说《第一圈》中,一个囚犯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他试图把描写监狱经历的小说交给来探访的妻子带出去,但慑于严格的检查,又不得不将手稿吞下去。地下文学的性质表明它是一种为时代作证的文学,抵抗遗忘的文学。这样的写作是自由的,但也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责任。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曾这样说道:“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止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出于对文学的一种特殊认识,索尔仁尼琴坚信写作能够拯救世界,文学所蕴涵的真实品质可以粉碎一切谎言,他在获奖词中还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并让这句朴素的俄罗斯谚语从此传遍了整个世界。从第一部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癌病房》、《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红轮》和《牛犊顶橡树》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揭穿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神话。然而,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如果那些分散在苏联广袤大地上的各个劳改营,像群岛一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二领土”,那么有勇气对抗这种强权和暴力的作家就如同是“另一个政府”。也许这块领土不能代表俄罗斯的全部,但却绝对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富于精神性的一部分。索尔仁尼琴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和类型,即批评家们所称的“集中营文学”。但这仍然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接力,囚犯题材从来都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崇奉强权的时代;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则是描写了这个强权横行的时代。仿佛苦难就是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他们文学的永恒主题。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以赛亚·伯林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他从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中得到启迪,认为所有的大作家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家是狐狸型的,追逐许多目的,能够体察世界的复杂多态;另一类作家是刺猬型的,专注于一个中心思想,将一切都归于某个唯一、普遍的原则。前者如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后者如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索尔仁尼琴显然属于刺猬型的作家。当他被捕后,他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上帝的声音,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站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的反抗,在苏联无所畏惧地对抗极权统治,到了美国又毫不留情地抨击物质崇拜,坚信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个世界便出了问题,只有恢复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的艺术观念,这个世界才能得到拯救。这使他具有一种对真理的罕见洞察力,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也影响到对他作品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获奖是由于冷战因素,这种官方看法当年曾导致作家未能前往瑞典领奖,并在几年后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国,流亡他乡。即使许多非官方的读者,也同样唯美地认为,作家的创作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并不高。然而,这种思想与艺术的二分法,从来都不是作家创作时的想法,而是来自教科书的观点。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的时代,这本是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社会黑暗只能是西方作家的责任,而不能发生在苏联阵营的作家身上,否则就是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对索尔仁尼琴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某种深刻的分裂状态,那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痛苦处境的无动于衷。什么是艺术性?是体裁、技巧还是虚构?它难道不是包括一部作品新的叙事方法和新的人物形象?难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也是以一种反文学的面目出现?我们肯定它们,仅仅因为现代派作家批判的是西方社会,还是因为西方作家的创作才代表了文学的唯一标准?有意思的是,由于索尔仁尼琴坚持忠实于生活本身,他对那些将世界仅仅视做文本的前卫艺术同样特别反感,认为他们对新奇的迷恋与真正的艺术无关,而是与二十世纪的灾难有关。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个永远的异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有的文学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有的文学将其宗旨定义为说出基本的真实,后面这种文学观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正如索尔仁尼琴在给其挚友音乐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中所指出:“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是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灾难之中。”这种见证的文学观或许只能来自基督教的文化,相信最后审判,相信善终将战胜恶,尽管在这个传统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往往过于紧密,过于严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虚构和叙事技巧从来都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准,因为那些通俗的科幻、侦探、言情与武侠小说也都能做到这点,而且能做得相当不错。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最高标尺只能是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一切伟大的文学其实都是一种见证,是对人性的探讨,不是见证时代,就是见证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的沉甸甸的时代分量。正如《古拉格群岛》卷首题词:“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如今,“古拉格群岛”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一个词语,成为苏联斯大林时期“非人的残暴统治”的象征。后世的读者要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了解这个世纪的人性表现,就不能不读他的作品。《第一圈》的写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国外发表。驻外二秘瓦洛金在一个电话亭打电话,提醒一个熟人可能遭到迫害。围绕这个事件,展现了一个特殊监狱的生活。文学的职责就是赋予这个世界以隐喻,索尔仁尼琴喜欢用隐喻题写书名,《古拉格群岛》中的“古拉格”三字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群岛”则象征着广袤土地上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所组成的群岛。《癌病房》的书名则象征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病象丛生,道德沦丧。在书中,它既是一个真正的医院,又是一个苏联社会的缩影。《第一圈》则出自但丁的诗作《神曲》,诗中将地狱分为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圈,作家以此比喻小说中描写的一个特殊监狱。在那里,一群科学家囚犯终日从事着各种监控社会的科研项目,通过破解语音,那个二秘最终被秘密逮捕。此外还有《红轮》系列,它包括了《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几大板块,书名取自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车轮的比喻。从这些隐喻的书名也可以看出,作家描写的是一个秘密的世界,人们远离正常的生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甚至也没有性爱的权利。这不像是一个现代国家,而像是法老的统治。统治者的一切努力,一切社会工程,仿佛都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人民关进笼子里。在作家看来,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克格勃来敲门。“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共同的没有根本区别的命运,所有人的区别只在于是生活在大监狱里还是小监狱里而已。在《第一圈》中,囚犯的妻子们因为丈夫而失业,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比她们丈夫更像囚犯。正如一位囚犯妻子所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谈不上真正的勇敢,她们不需要忍受整个社会的歧视和当局的迫害,相反还会受到诗人们的讴歌传颂。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没有主角的小说”,书中总是描写众多的人物形象,应当就含有这样的意思。当然也意味着在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中,囚犯还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二十世纪的“古拉格群岛”,个性已经成了不可想象的奢侈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胸前佩带的号码。为此作者在其作品中往往采用一种复调结构,打破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叙事,而以群体的各个经历为主线,从而在书中展示宏大的历史画卷,凸现出一幅受难者的群雕。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阴郁的形象:囚徒的形象。它常常使人想起作家当年摄于劳改营的那张著名照片,目光里永远充满警觉和思考。正如作家借《第一圈》中一位囚犯的话,一旦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他就超出了权力的控制,获得了自由。索尔仁尼琴的囚徒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其集中营题材的虚构作品中,主人公身上往往都能看到作家个人的影子,如《一天》中的舒霍夫,《癌病房》中的奥列格,《第一圈》中的涅尔仁,这些人物身上都具有一种思考的特征,桀骜不驯的特征。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充满仇恨,为了生存不得不施展各种手段,但同时却始终坚守着人的尊严与道德底线,以其朴素的经验和认知揭示着这个真理:一个充斥着强权与谎言的世界,是违背基本人性的。凡是读过其作品的读者都不得不承认,索尔仁尼琴有着非凡的叙事能力。在他的笔下,劳改营的氛围似乎弥漫了整个国家,令人窒息。如在《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五章中,一个女囚犯成功地逃跑了,看守气急败坏地要惩罚全劳改营的入,这时一个姑娘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于是她被罚站在冰天雪地里几个小时,深秋的夜风煽动着篝火的火焰,她在寒风里啜泣和哀求。作者从远处望着她:“她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傻乎乎的没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火,火!……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任谁读了这样有血有肉的文字都会感到震撼,就像听到作家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那样,悲怆、忧郁,而又充满力度。在此书第五部第六章中,同样描写了两个囚犯在中亚草原上逃跑的故事,他们在逃跑途中偷吃农户的饲料,露宿在灌木丛、干草垛里,甚至还划船到了一个小岛上,在那里升起炊烟做饭,但最后他们仍然被充满警惕的军民抓住,重新回到监狱。作者从旁发表议论说,十九世纪的时候,人们会把食物和衣服送到流放的囚犯手里,可现在人们只会出卖这些囚犯。相比之下,沙皇时代的专制无疑是太温馨了。书中草原的景色与人物的心理融为一体,给人一种天罗地网无处可逃的感觉,其紧张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描写历险的名作,同时又让人在极端的压抑中,感受到一种高扬的人性,它逼使人们不能不思考,这一切的意义何在?见证的文学表达的是人性对自由的渴求,这样的文学不仅是美学的,而且是伦理的。俄国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早晨,她在监狱门外排队等候看望她的儿子,一位老妇人转身问她:“您是女诗人阿赫马托娃吗?”她回答说:“是的。”老人又问:“您是否认为有一天您能够讲述这个故事?”女诗人沉默片刻,然后回答说:“是的,我会试试的。”老人激动地望着她,毫无血色的脸上显出一丝微笑。这就是俄罗斯灵魂,对苦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虽然苦难本身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但俄罗斯作家的力量就在于他们能够将苦难转化成一种意义,一种对生存的感悟,从而使其作品显示出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仿佛寒夜的星光在永恒地闪烁。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对那些以消遣为目的的读者来说,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他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因为太过于悲怆与沉重,常常使人不忍卒读,而作家的语言也是同样充满悲怆与沉重,句式斩钉截铁,桀骜不驯,如同将一根钢钎狠狠砸进岩石层里。这只浑身长刺的剌猬永远只有一个中心主题,坚称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价值,那就是对于一个作家说出“基本的真实”比什么都重要。经过多年的流亡,当作家重返俄罗斯后,他仍利用自己的巨大声誉,一再告诫俄罗斯人要正面直视历史,深切体会个中苦难。因此,谈论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技巧,也许本身就是很无聊的事。许多人难以接受他归国后发表的那些民族主义观点,但历史上哪一个伟大作家的世界观不是充满矛盾,甚至深刻的偏见?真正重要的是,使俄罗斯文学重新获得世界尊重的不是苏联那些拿着高薪、养尊处优的作协会员,而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具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在这些俄罗斯作家看来,不朽的文学应当表现出一个民族怎样存活下来的精神,用文字建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就像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诗人普希金曾吟咏过的那样: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乞求过怜悯同情。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的使命。在2007年接受俄罗斯国家荣誉奖的获奖感言中,索尔仁尼琴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篇发言其实是作家在向这个曾历经苦难的世界告别,言辞一如既往地充满悲怆。他一生都是以一个曾经的囚徒身份说话,如果有人对此不能理解,那不是因为作家太固执,而是人们太健忘了。能够理解司马迁的中国读者,想必能够理解这种以生命的写实和史实的力量作为文学的高标。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正如以赛亚·伯林对阿赫马托娃的评语,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在这点上,俄罗斯人是幸运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中,他们也拥有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一群诗人和作家。正是由于他们的写作与见证,俄罗斯的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再让古拉格群岛的历史重演,不再让那个劳改营里的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哀求道:“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内容概要
他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曾熬过地下写作的岁月,就像神话中的勇士从海底走出,以其作品见证了二十世纪,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史上不朽作家的行列。
作者简介
作者:(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译者:景黎明 合著者:田大畏
书籍目录
第一圈 上第一圈 下
章节摘录
架子上,那座青铜时钟生了锈的指针,正指着四点五十五分。这是深冬季节。灰蒙蒙的天空和即将消逝的日光,使那座钟看上去显得更加灰暗了。嵌有双层玻璃的高大落地窗,俯视着下面街道上疾驰而过的车辆和正在铲雪的守门人。雪刚落下不久,但已经浸湿了地面,由于来往路人的践踏,甚至已变得污秽不堪了。外交部二级专员英诺肯基·阿尔焦米耶维奇·瓦洛金凭窗伫立,盲目地凝望着街上的行人,尖声尖气地吹着口哨。他的手指不停地翻着一本光泽夺目的外国杂志,但眼睛却没有停留在杂志上。专员长得又高又瘦。他的职衔相当于外交系统的中校。但他没有穿制服,而是穿着一件闪光的上衣,看上去像是一个年轻的游手好闲的人,而不像是外交部一名担任要职的官员。该把办公室的灯打开,或者该回家了。但专员既没有开灯,也不打算回家。下午五点钟虽不是工作日的结束,但也是不太重要的一个时间段。此刻,事实上人人都准备要回家吃饭、休息,或打一个盹。到十点光景,莫斯科四十五个联盟级部和二十个共和国级部成千上万的窗户,将重新灯火通明。在那壁垒森严的要塞式的墙壁内,有一个人备受失眠之苦,但他却因此训练了莫斯科全体官员,让他们陪同他一道熬更守夜,直到清晨。深知他的习惯,所有的部长像小学生一样静静地坐着,等待他的召唤;为了使自己不打瞌睡,部长们便去传唤副部长,副部长们又去折磨科长;那些资料员沿着梯子爬上爬下,寻找着卡片索引;办事员们在走廊上跑来跑去;而速记员则写断了一支又一支的铅笔……现在,正逢西方圣诞前夜。所有的大使馆已冷清两天了,电话保持着沉默。外交官们很可能已坐在圣诞树前。当然,外交部里照常有夜间工作。值班人员趁机下象棋,讲逗趣的故事,或者索性躺在沙发上睡觉。但工作仍照常进行。英诺肯基·瓦洛金紧张不安的手指漫无目的地迅速翻着杂志,内心里隐约闪现的恐惧的火花,时而上升成小小的火焰,时而熄灭,使他不寒而栗。自从孩提时代起,英诺肯基·瓦洛金就认识杜布洛莫夫医生。在杜布洛莫夫成名之前,在他参加代表团出国之前,甚至在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成为人们的话题之前,英诺肯基就认识了杜布洛莫夫——他是他们的家庭医生。英诺肯基的母亲总是找他看病。母亲经常生病,除了杜布洛莫夫,她谁也不信任。只要杜布洛莫夫在大厅里脱下海狸帽子,整个套房就洋溢着友爱、镇静和信赖的气氛。在母亲的床边,杜布洛莫夫医生总是要呆半个多小时,不厌其烦地认真询问症状,仔细检查病人,详细解释治疗的每一个细节,仿佛他是世界上最不忙的人。每当他离去之时,从英诺肯基身边走过,总是要停下来,向这个小男孩提点什么问题,并严肃地等待着回答,似乎他真的期待着小孩给予既聪明又至关重要的答复似的。那时,医生的头发已经灰白……扔下手中的杂志,英诺肯基打了一个寒战,心有所思地在房里踱来踱去。他该不该给医生打一个电话呢?假若这件事涉及的是另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某位专家——英诺肯基就绝对不会想到要去警告他。然而,这恰恰是杜布洛莫夫医生……如果从公共电话间打电话,一打完就立刻离开,会不会被人发现呢?他们难道还能从电话里辨认出那闷塞的声音吗?肯定不能——还没有这样的专门技术。他走向书桌。在灰暗的房间里,他只能辨认出最新工作指令的最上面一页:他即将被派遣到国外,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总之,在新年之前,他就要乘飞机离去。最明智的办法是等待;是呀,等待才是最明智的。天哪!一股寒战扫过他的肩头——那不习惯承担千斤重担的肩头!如果他根本没有听说那事,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该有多好啊!他把桌上所有的文件收在一堆,放进保险柜里。认真想一想,杜布洛莫夫应允要做的那事,怎么会有人反对呢?正如一切有天赋的人那样,他是慷慨无私的;一个天才者的知识,作为人类共有的财富,总是随时准备与他人共享的。英诺肯基内心的不安愈来愈强烈。他把头靠在保险柜上,闭上眼睛稍适休息。突然,好像机会的最后片刻就要消失了似的,他没有打电话叫汽车,甚至没有盖上墨水瓶盖,就冲了出去,锁上门,把钥匙交给走廊尽头的值日官。他穿着便装,跑下楼梯,从那些穿着绣金和金缏制服的本机关职员们身旁疾步而过,冲进了那阴冷的黄昏。外交部半围的院坝里,耸立着瓦·瓦·沃罗夫斯基的纪念碑。从纪念碑前走过,大卢比扬卡广场上那座新楼跃入眼帘。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此刻,这座大楼对他似乎别有含义:那灰暗外壳的九层高楼,分明是一艘战舰;那战舰右舷的十八个壁柱,分明就是十八座炮塔!英诺肯基感到了孤独和虚弱。他不由自主地穿过小广场,被大楼吸引了过去,就像乘着一艘小艇追随着飞速前进的庞大战舰一样。接着,他转身逃走,径自朝着铁匠桥街方向走去。在广场外的市场附近有一辆出租汽车正准备开走。英诺肯基钻进出租汽车,命令司机急驶过铁匠桥街,然后左转,朝着彼特罗夫卡开去。此时,路灯刚刚点亮。他始终犹豫不决,寻思着在哪里打电话可以不受干扰,至少没有人用硬币敲打公用电话亭的玻璃。可是,要着意寻找一个安静、偏僻的电话间,这一行动只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也许还是在这里挑选为上策,这里有熙来攘往的人群,但一定要选一个隔音的,电话应安装在墙里面的。突然,他又想到,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让司机成了见证人,这有多么轻率啊!他立即在口袋里搜寻十五戈比硬币。然而,他又很快镇静下来,感悟到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事情已无选择余地,无论是危险还是安全,都得即刻打电话。如果畏首畏尾,还能算一个人吗?车驶到猎市大街交通信号灯处,他在口袋里摸到的不是一个硬币,而是两个十五戈比的硬币——这是吉兆。过了莫斯科大学朝右转,出租汽车加速开上了阿尔巴特街。英诺肯基给了司机两张纸币,没有要司机找零钱,就下了车,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穿过广场。这时已是华灯齐放。电影院门前,人们已排队买票,等待着《芭蕾女演员的爱情》影片的放映。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