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巴金//黄裳//张承志|主编:李小林//肖元敏//程永新 页数: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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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很多年中,从邮局、收发室、到编辑部、印刷厂,再回到邮局,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像链条,周而复始地转动,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经过它的转动,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 《收获》的历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朔)、《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试图通过《收获》的个案,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但因时间、精力所限,始终未能如愿。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弃取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为此,我要感谢《收获》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经试图去掉“50年”这一时间界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我想,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我毫不怀疑,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救助我们。
书籍目录
几件纪念品一只美丽的酒朝鲜日记怀念鲁迅先生东单日记批斗场上小景遥寄张爱玲父亲最后的两天丙午丁未纪事伶人传奇美国,一次秋天的旅行夜泊泸州,旅德的故事禁锢的火焰色白发苏州道士塔牡丹的拒绝且说说我自己且说说我自己回看血泪泪相知流
章节摘录
几件纪念品 在我的书桌的抽屉里。有一朵枯黄了的红玫瑰和一片绿色尚未褪尽的橡树叶,这是三年前我从雅尔达带回来的。玫瑰花开在契诃夫的园子里。契诃夫纪念馆的叶令娜·非立波夫娜同志把它从枝上摘下来递给我:“您带回去吧,这是安东?巴甫罗维奇生前喜欢的花。”橡树叶长在雅尔达附近的植物园内的老树上,殷勤好客的园主人(他两年前到过中国)允许我摘下这一片带回家。我说,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教我懂得爱橡树,我要把这个充满生命力的橡树的记忆带回我的工作室。 每一次我打开抽屉。不论在阳光照耀下或者映着电灯光,枯黄的花瓣和有齿的、褪了色的绿叶都好像在低声歌唱。不用说,干枯了的红花、绿叶不会唱歌,也不能发声。可是望着它们,我明明听见了充满深厚友情的问好。我的心又飞到了苏联,而且从莫斯科一直飞到南方。我的耳边荡漾着一片友情的歌声。这些回忆使我又一次感到多么令人兴奋的温暖。 我从苏联带回来的自然不止是这两件纪念品。还有不少的东西留在我的身边。还有更多的无形的东西留在我的心上。每一样东西都会讲一段动人的故事,或者给我唤起一个愉快的回亿。我一定把我的一部分的心留了在俄罗斯的黑土上。不然怎么在那边的种种使人激动的生活会时时出现在我眼前,使我觉得我好像同时还生活在苏联人民中间一样? 我仿佛又站在契诃夫生前同客人喝茶的装了玻璃的阳台上,玛利亚?巴甫罗夫娜用颤动的声音告诉我: “我哥哥生前想去中国旅行,却没法去。现在您来了,以前还有中国儿童来为我跳舞唱歌。您回去,请替我向中国人民问好啊……”她带着红眼圈谈到她的哥哥,带着感激的微笑谈到中国。对新中国她流露出多么深的感情。她的瘦小的身子就是忠诚和友爱的化身。她把整个生命贡献给艺术(她是画家)与她哥哥的文学事业,终于获得了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今年一月她以九十三岁的高龄永远离开了她所爱的祖国和人民。前年她还写信来说:“我知道伟大的中国人民热爱契诃夫,尊敬契诃夫,我万分高兴。”她还送给我一张她坐在铺上中国挑花桌布的小桌前面的照片。这说明她在最后的三四年中间常常想念中国。在那些时候,中国仿佛就近在她的眼前,因为她有机会不断地见到从中国来的客人和新中国的孩子。在雅尔达附近就是那个世界闻名的阿尔杰克夏令营,每年都有远道而来的中国“红领巾”到那里跟苏联儿童们一起欢度假日。中国的孩子们也知道尊敬俄罗斯的小说家,他们要用他们快乐的笑声与活泼的舞姿来安慰玛利亚?巴甫罗夫娜的老年。 我也曾在阿尔杰克夏令营里度过了整个愉快的上午。我比从中国来的孩子们先到这个风景如画的黑海海滨。在一个小礼堂里苏联的少年朋友们为我表演了不少的舞蹈节目。表演结束,一个光头的“红领巾”忽然走到我面前,严肃地向我敬礼,邀请我在这里吃饭,做他那一桌的客人。两个“红领巾”把我拥进餐厅。这两个殷勤的小主人像接待亲人那样地接待我。他们对我谈起他们的生活,并且问到快要到来的中国小朋友们的情形。每一句信口说出的话都带着真诚的友情。我在这个地方见到很多苏联的孩子,他们远远地望见我,就含笑招呼,仿佛我是大家欢迎的老朋友。那样的地方,那样的生活,那些树,那些人,那种健康的空气!就跟我在芭蕾舞剧“幸福之岸”中所见到的完全一样。新西伯利亚国立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同志们表演得多么真实。幕一拉开,我几乎要跳起来了。我忘记我是在上海的文化广场,我仿佛又回到了黑海边上。孩子们的友情这么牢牢地牵引着我的心。 从著名的“英雄的城市”斯大林格勒我没有带回来多的纪念品。只有两小块生了锈的炸弹的破片,但又在返国的途中遗失了。可是洛巴切夫同志给我寄来了他的小说“走父亲们的路”,这本在斯大林格勒出版的三百页的小说跟许多苏联小说一样,是激动人心的“英雄的书”。洛巴切夫同志在小说中描写了他亲身参加过的斯大林格勒的战争。读过“日日夜夜”的人都知道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曾捧着西蒙诺夫的小说跟沙布诺夫上尉一起经历了这残酷而英勇的战争。一条街,一幢房屋、一层楼的往返争夺,一百六十个昼夜的不停的炮轰……在这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剧烈斗争中,斯大林格勒的每一个苏联入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法西斯敌人把整个城市变成了瓦砾场,可是同时这里也埋葬了三十三万的德国军队。这场大会战的胜利决定了整个世界的命运。中国的母亲和孩子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因为有这个胜利才得到了保障。洛巴切夫同志就是参加过这个伟大的会战而残留下来的极少数战士中间的一个。他不单是作家,他还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普通市民,他又是一个平凡得非常可爱的苏联英雄。他兴奋地对我们谈起十几年前的战争,他尽谈别人,不谈自己。他领我们去参观有名的战场,像“巴甫洛夫楼”,像“马马耶夫岗”。 四周是异常的宁静。新来的客人不容易想象一九四二年秋天的那种决死的斗争。“巴甫洛夫楼”在我眼前不过是一座没有人居住的残破的楼房。洛巴切夫同志激动地指点着。告诉我:巴甫洛夫中士和他的三个战友怎样潜入这所房屋,四个人在这里坚守了五十九天,而且不断地向团指挥所报告他们发现的敌人的情况,一直到大军收复了这个地区的时候。洛巴切夫同志热情地描写了巴甫洛夫最后出来迎接自己军队的情形。那应当是多么动人的场面。 “马马耶夫岗”上有一座年青女护士的塑像。这座白色塑像前的烈士墓园中盛开着美丽的秋天的花。一座残破的贮水塔耸立在不远处。三十公尺光景以外,在一个小小山坪上,有一个放着坦克的石台,这辆坦克的炮口正指向西方,对着水塔。我们在石台前面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山下面阳光照耀的斯大林格勒显得非常美丽,新建的高楼耸立在绿树中间。远远的、发亮的地方,那应当是列宁运河跟伏尔加河的汇合处。在洛巴切夫同志的眼里,战争好像还是前一两天的事情,他望望坦克,望望水塔,望望护士的塑像,那么生动地讲起马马耶夫岗的争夺战来。在十二年前为了争夺这个山岗,每一公尺的土地上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也都浸透了苏联战士们的鲜血。敌人每天在这里扔下两干个炸弹,给山岗铺上了几层铁。他们最后占领了高地,却始终不能把苏联军队赶下东面的山坡。坦克的炮口就是指向水塔方面的敌人的。护士是一个叫做别司卡斯洛娃的十九岁的姑娘。她因为抢救伤员陷在敌人的包围中。她就一边守护伤员,一边用机关枪战斗,她打死了三十多个敌人才交出自己的生命。 洛巴切夫同志还给我讲了电话员卜启洛夫的英雄事迹。卜启洛夫奉到命令去接通打断的电线,电线没有接好,他两只手受了重伤,他便用牙齿把两个线头咬在一起,让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接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任务。像这样的英雄气概我在朝鲜战场上也常常耳闻目睹。个人为集体利益牺牲一切,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一个特征。 我们下山的时候,阳光开始黯淡了。我在砂砾中捡了两块炸弹的破片。我家里已经有不少这样的破片,是在不同的地方捡来的。我在抗日战争中从内地带回来一些。我从朝鲜带回来一些。这些破片说明一件事实:千万吨的钢铁也敌不过革命战士和爱国人员的英勇和忠诚。人类的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感情是暴力所毁不了的。 回到城里,我在百货公司买了孩子们玩的活动汽车。百货公司的大楼也是在废墟上建筑起来的。这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而且挤满了顾客。人们带着亲切的微笑给我护路,售货员殷勤地为我取来我需要的东西。一个小女孩过来跟我拉手。几个人的声音同时向我送来:“您好,您好。”我觉得我看见了自己脸上的幸福的笑容。 这天十一点钟以后,在温暖而宁静的夜里,我和苏联朋友们在宽阔而清洁的街上散步。我们谈着先前在建筑宫里听到的这个英雄城市的建设计划,四个人都感到万分兴奋。我们沈醉在斯大林格勒的无限美丽的远景里。沈醉在苏联的无限光明的前途里,沈醉在中苏两国人民的无限深厚的友情里。我和洛巴切夫同志应当在一个十字路口分手,可是我们都不想中止这段关于未来和友谊的谈话。我们真愿意走到天亮,迎接升在斯大林勒天空中的金光灿烂的朝阳。 我动身回国的前两天,齐娜和沙夏两位年青同志(仍然是他们两位做我的带路人)陪我去参观刚刚开幕的全苏农业展览会。进了大门,我好像上了宝山,对着满目琳琅,不知道应当在什么地方停留。我说不上看了几分之几。就已经感到疲乏了。我们跟着别人转来转去,忽然转到了种菜蔬、种瓜的地方。一位四十出头的苏联同志非常高兴地拉住我谈中国的事情,接连说了好几个“好”。他不仅拉住我走遍了瓜棚,他还拿出两个最好的甜瓜,削了皮递给我,说是一定要请中国的朋友尝尝最好的东西。我平时不喜欢吃甜瓜。可是我不能拒绝这么热情的苏联主人。我把两个瓜都吃了。它们是出乎我意外地香甜爽口,一直甜到我的心头。过了三年,我仍然感到这种爽口的甜味。我相信这一件无形的纪念品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真想再跟那位我不知道姓名的苏联朋友紧紧地握一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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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锢的火焰色》在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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