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出版时间：2004-04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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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相传，世界上有一眼神奇的生命泉，它清澈甘甜，能去病强身，让人永葆青春，它从地底涌出，在地表的某处不急不徐地流淌，人闪发现生命泉后，纷纷赶去分享，领受它的恩泽，后来，所在地的权贵在生命泉的周围树起的栅栏，并在门上安了锁，他们严格管那些前去求水的人并索取酬谢，这种做法违背了生命泉的本性，泉水逐渐失去了生命活力并慢慢地枯竭，生命泉开努在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涌流，但是那些占有者并浊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他们仍垄断着那个泉源，靠想象中的神奇之水牟利。终于有一些人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开始四处寻找新的泉源。
人类的历史不断重复着上述的故事……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做个教书匠。在教书之余喜欢写点东西，发表论文、学术随笔百余篇。另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变迁》等小说，有朋友将部分发表在读书上的随笔结集，名为《直截了当的独白》。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读史况弹  财富，模糊的边界  “省官不如省事”     ——教议王妥石变法的历史教训  有关八国联军与中国妓女的一点乱弹  关于辫于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旧医，还是中医？    ——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也谈“黄宗定律”  难以解开的“中国结”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    ——由“新政”谈起  映在一个普通人历史里的肘代    ——一份50年前的入党志愿书的解读  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马赛街头的“革命舞者”  “绸人”的膈膜与历艾的迷雾  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乡下人的革命性  “行政分权”话古今随感涂鸦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    ——平江庙会、路公纽织的走马观花  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冶”其实浪漫不起来    ——答姚洋先生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红色“桃花源”的解渎    ——读项继权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  衙门了+大学公司化=洋务企业     ——高等教育丈跃进语境下行大学改车  读者书与教老书    ——平江私塾私访杂记  乡村冶理与摆平和摆平术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    ——刑讯逼供的西个传统今日谈  另一种的信用危机旅人文踪补白的补白祭坛的残垣   ……

章节摘录

书摘    旧医，还是中医?     ——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七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千“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决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日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字云岫，系当时有名的西医，有过留日的经历，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担任过上海医师公会会长，在国民政府里也有职务，曾经著书反对中医，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有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人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两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而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故而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来自农业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除了出现全国性的灾荒)，但增长速度却慢，而且即使增长，由于政府税收是依靠几乎很难有多少变化的黄册和鱼鳞册来征收的，也很难反映到税收上。因此，那个时代的政府，基本上是量人为出，每个部门都有固定的款项，也有固定的开支；凡属重大的事务，也都有固定的拨款，比如漕运、河道修缮等等。国家的机动开支很少，一般只准备两项，一是备荒，二是应付战事。比较起来，应付饥荒的储备还算充足，但对付战争的准备就显得相当有限，一旦战事拖得久一点，储备就会告罄，非得挪用它款方可。这种政府财政体制，最害怕的是两种情况，一是突发事件以及额外的开支，二是旷日持久的战事，两者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拆东补西，一系列的财政紧张，一系列的拖欠，多少年都回复不了正常。如果连拆东补西都应付不了，那么只好增加税收，一般是在正税之外再加摊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古代号称君主专制，但皇帝大修宫苑的时候总是会遭来大批的谏章。户部，不，整个官僚体系都紧张得了不得，皇帝意志要想贯彻下去，总是大费周章，当然紧张归紧张，这种开支有时还是非添不可，结果最后还是在摊派上打主意了账。    其实，引起摊派增加的因素还有一个，而且相当重要，这就是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自身的腐败。我这么说，有人是会有异议的，因为总的来说传统时代，特别是明清，国家机构是比较固定的，多少年机构不动，额员不增，引得那时候来中国的传教士们羡慕得紧，回国就夸个没完，害得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华帝国居然是哲人们鼓吹效法的榜样。直到现在，某些外国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古代用最少的行政官员，管理了一个过于庞大的帝国，有着非常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实际上明清的政府机关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精简，那样的有效率。政府机构虽然正常的额员增加起来较难，新机构的设置更是不多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就不膨胀，人员就不扩张。膨胀的途径一是添设临时机构和人员，像晚清那样，没完没了地设“局”，“委”员(这里的“委”是动词，不过委员一词的确也是从这里来的)。其途径之二，更常见的膨胀情形则是政府属吏的增加。    现在我们有些学者一谈到眼下的政府机构臃肿问题，往往会拿传统时代作比较，说是那时候一个县只有两三个政府官员，而县以下连一个都没有。其实，这样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无疑是实情，但县上的政府官员绝对不可能只有两三个。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制度的人都知道，明清地方基层政府除了正印官之外，还设有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这与中央政府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每房都设置若干司吏、更多的典吏和书手。科考的下等人，但在实际的政务操作中，农民见了他们依然怕得要死，都得尊称他们为“捕翁”和“班翁”。所以，不能说不拿俸禄就不是政府官员。    书吏的额员虽然按理也是有定数的，但实际上远没有“朝廷命官”那样严格，而且书吏薪俸极其微薄，收入主要依靠陋规，他们的膨胀一般不会引起上级政府财政上的问题，所以，每当一个朝代年头久了，整个政权机器开始运转不灵的时候，书吏就会像气吹的一样膨胀起来。衙役就更是如此，他们连工资都没有，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补贴，所以人员的扩张就更方便。一般在正役之外，首先加上“帮役”，然后帮役之外再加“白役”，成十上百地加上去，很快一个县的衙役就会逾千。虽然国家规定衙役法律地位低下，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要靠在土里刨食的情况下，想要不吃苦而且过得好一点，混入政府绝对是个比较好的出路。往往是越是王朝末季，吏治越腐败，赋税越重，因而流离人口也就越多，各种案件也就越多，所以也就有越多的理由添加衙役。而添加的衙役越多，却只能使社会状况更加恶化，形成了解不开的恶性循环。除了书吏和衙役之外，一个衙门里还有正印官自己出钱雇的师爷、长随等人员，虽然是官员自己出钱，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也等于是政府开支。    明清两代，凡这种性质的政府机构膨胀，无论中央机关还是地方政府，从表面上看都不需要增加财政的压力，随便添上亡万个书吏和衙役，户部的账面上也没有什么反映。但是，这些吏和役进入政府，都是要吃饭的，而且还想着吃得比一般人更好一点，没有利益的话，是不会有人拼命地往政府里挤。书吏和衙役吃的都是陋规，人数增加了，或者将陋规增大份额，或者是增添新的陋规，否则就难以安排。这些收入最后当然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头上，直接刮地皮的当然是县里的人，然后层层孝敬，各级政府都添丁进口，皆大欢喜。    我们知道，在未能用数字管理的时代，政府的政务越是繁复，税费征收的环节、次数越是复杂，经手人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实际从数字上看农民交的钱粮是多了，但农民的负担却轻了，因为一条鞭法变繁政为简政，从而减少了官吏的中饱。显然，对于一个日益膨胀的政府内的成员来说，这种现象是不能长期容忍的。为他们的饭碗计，政务只能越来越多，手续必须日见烦琐，让皇帝和上司见了，觉得人人都在忙于公务，辛辛苦苦，劳劳碌碌，似乎只有奖赏的道理，没有责罚的理由。所以，正税之外的摊派和附加无论如何都是要加上去的，不加何以塞众官之口，何以饱属吏之欲?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最后按“黄宗羲定律”演化了下去，当然首先有对后金的战事无穷期的因素，因而引出“辽饷”(后金的女真人在辽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王朝末世的政府膨胀。个中的道理，其实不是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政府把改革已经加入的摊派给忘了，然后再行摊派，实际上是政府希望农民把这一点忘了，或者装作自己忘掉了，摊派才好理直气壮。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写在前面的话    记得刚会看书的时候(可能是9岁左右)，我最大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做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好随便而且天天地看书，因为在我小时候，我们那儿的图书管理员可以一天天地坐在那里没事干，所有的书都可供他们自由地支配。那时的我有点自闭，说活口吃，很不愿意跟人交流，所以，就是从当时的情景来看，做图书管理员的确是最合适于我的职业了。    中学毕业因为犯了当时的忌，遭到批判，图书管理员这样的活自然轮不到我，因为那是个轻松的好活，于是被发配下去放猪。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高兴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跟或者少跟人打交道了。当时不仅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做梦也想不到最终我会做教师，然而，后来的后来，我真的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教书匠，而且一千就是几十年。    在大学里做教书匠往往被人称为学者，但南郭先生其实也不少，我自己算不算学者，其实我自己并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又不太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职业是个能说活的职业，上课可以说，下了课也可以说，还可以变成铅字发表，让更多的人看你想说的话。一个人看了些书，想了些事情，当然难免有话要讲，活了若干年纪，经历了若干事情，当然也难免有话要讲，做教书匠的好处就是，当你有话要说的时候，有地方让你说。        我现在的职业比起小时候想做的图书管理员来，面上光了许多，人前人后，人家都尊你为教授什么的。据某些社会学家的统计，这种职业的社会声望还排在前几位，国家和学校都在不时地往大学教师群里散点钞票，当年劳体倒挂的牢骚，不知不觉就丢到爪哇国去了。可是，现在的教授，读书的时间却少了，至少比某些图书管理员还少，然而文章却多了很多，真不知道国家和学校花这么多钱和精力，催出这么多说不清写了什么，也没有人看的文章干什么。从小，大人就教育我，做什么都要对得起付你工资的人；这么多年，我也总是把这话转给我的学生。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一不种地，二不做工，三不参加管理，做点研究，当然要研究点真问题水平实在不高的话，至少要说点实话、真话，也好对得起自己的饭碗，对得起纳税人的钱。    下面的文字，都是近年发表在《读书》、《书城》、《随笔》等杂志上的一些随笔，属于随时有话想说就说出来的零散玩意，拢在一起，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