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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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根据原书《被称为“忘本的钦吉斯”的艾特马托夫》一章改写，保留原有全部事实论据，而采用完全相反的主观态度。
  　　
  　　被曲解为“忘本的钦吉斯”的艾特马托夫
  　　
  　　
  　　俄罗斯著名批评家邦达连科199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忘本的钦吉斯》的文章，把艾特马托夫批判为“背叛自己，背弃自己的才华，背弃自己的主人公”。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艾特马托夫在文学创作方面所谓“忘本”的表现，而从他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的变化来看，这是个无理的指责。本文打算结合最近10多年来艾特马托夫的言论和行动以及他的某些作品，总的谈一谈他的这种表现到底是什么。
  　　
  　　一
  　　
  　　为了便于进行比较，先简单说一说他的过去。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马托夫是吉尔吉斯人，1928年出生于一个高级干部家庭。1959年入党。1952 年开始发表作品。中篇小说《查米莉娅》（1958）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这部小说不仅受到苏联国内读者的喜爱，而且得到外国名家的赞赏，法国作家阿拉贡称它为“世上写爱情写得最好的中篇”。从此艾特马托夫无论在生活道路上还是在创作上都一帆风顺。他的小说集《群山和草原的故事》（包括《查米莉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驼眼泉》、《第一位教师》等4个中篇）于1963年获苏联的最高奖——列宁奖金，这使他成为获此项殊荣的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后来他的《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和《一日长于百年》（又名《风雪小站》）分别于1968年、1977年和1983年获苏联国家奖金。艾特马托夫获大奖次数之多，在苏联作家中是少见的。他受到了当局的器重，不断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和勋章，并担任各种重要职务。刚满40岁的他就获得“吉尔吉斯人民作家”称号；1971年获列宁勋章；1978年50岁时他又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从1966年起，他是苏联历届最高苏维埃代表，从1976年起，担任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此外，他还是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这一次次的奖金，这一连串的头衔和一顶顶桂冠，说明艾特马托夫在苏维埃时代是一个多么受人尊敬和喜爱的人民作家。
  　　
  　　艾特马托夫之所以备受尊崇，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出众的文学才能，写出了一批肯定现实、表现生活在群山环抱之中和在茫茫草原上的普通人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的好作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当时政治表现较好，至少在表面上拥护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可能真心地、可能违心地、可能出于社会环境下的惯性说过：“我决心颂扬革命直到我生命的结束，并将嘱咐我的孩子们：把十月革命看作我们时代的起点！”（转引自《文学报》1982年8月11日）当时他可能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这些话的，无论我们是否有根据怀疑他的真诚，无论他的真实政治态度如何，毕竟他感觉到自己的才华得到了人民的巨大认可。
  　　
  　　可是出乎一部分人意料的是，他很快觉醒了或者早就开始觉醒了，认识到以前的“誓言”是错误的，开始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觉醒的具体时间暂时还不清楚，但是可以断定是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之前。这可由他的小说《一日长于百年》的一个题为《与察达依的会见》的片断为证。据他说，这个片断是在1980年发表小说时被迫抽掉的，从中可以看出，他早在写这部小说时，即在1980年之前，思想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他已反对那种“时刻威胁着人的、一定是进攻性的、一定是阶级的、在任何事情和任何问题上不容异见的”思想，他说的这种思想，显然指的是当时苏联政府所诠释和推行的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勇敢、敏锐地指出当时苏联政治的重大弊病。应当指出，在这之前，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艾特马托夫的创作中已有所表现，而直截了当地反对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或者反对对这一学说的误读和滥用，这还是第一次。同时，他像许多人一样，首先把矛头对准了斯大林。在这个片断里，他借科学院院士察达依（英雄所见略同，艾特马托夫自己也是科学院院士！）之口，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说他们是“两位一体”的，并把两人的姓氏连写，用“希特勒斯大林”这个复合词来表示他们。他把斯大林和希特勒比做两个赌徒，说他们“让千百万人互相残杀”。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了“自古以来人类历史上一直就有的统治世界的狂妄思想”，质疑了“世界革命的思想和建立‘全球’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文学报》1994年1月19日）。可见他对于自己曾“发誓”要颂扬的十月革命有了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认识，开始懂得革命时的理想并不等同于革命后的实践。
  　　
  　　然而这是当时艾特马托夫虽然写了出来、但由于苏联政府对舆论的审查管制而无法公布于众的看法，因而他公开发表的言论必然与此有所不同。例如他在1980年底为迎接苏共二十六大召开所写的《一切与大家有关》一文里，先说了不少肯定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套话——很可能是被迫违心地，然后才阐述他自己的真实观点。他说：“宇宙的本质和价值是人”，“如果人类不学会和平地生活，就会灭亡。相互不信任、相互戒备和对抗的气氛，必然会产生那种把统一思想强加给所有人的企图，这对人类平静和幸福的生活来说是最大的威胁”（《文学问题》1980年第12期第7、9页）。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谈到了“全球思维”，认为这种思维的实质在于“每个人应关心另一个人的命运，善意待人”（《文学评论》1984年第8期第36页）。在这些文章里他显然是在宣传抽象人道主义思想，虽然还无法宣传具体的、话说得比较隐晦，但在当时的苏联社会却如久旱逢甘霖般尤为难能可贵。
  　　
  　　艾特马托夫欢迎改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精神焕发”的时期。为了表示对改革的支持，他带头在他的小说里写改革，例如他在1986年发表的长篇《断头台》的第3部里特意添写了伊塞克湖畔的牧羊工们关于生产管理制度的争论和实行改革的建议，这大概是改革开始后艺术作品中首次直接对它作出的反应。与此同时，他发表文章和谈话宣传改革，开始公开说出他过去未能明确说出的看法。他在一篇文章里认为“生活的传统辩证法”、“自古以来一直支撑着世界的善恶观念”已经失效，“不再作为认识个人和现代社会的工具”了。他认为这种情况表明，人类精神存在过程中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星火画报》1986年第44期第5页）。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具体说明了已经失效的、迫切需要改变的传统观念是什么，他说：“我认为阶级性的概念和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够发展和得到充实……我深信，现在像某些批评家那样特别卖力地强调阶级感情、非要在任何行为中寻找阶级立场不可的做法，是一种时代错乱的现象，是妨碍人们自由思维的庸俗化做法。”（《民族友谊》1987年第2期第236页）那么应该用什么来取代这种“阶级性的概念”呢，在他看来，无疑应该用人道主义，而且是“有着比以前更加广泛的理解的”人道主义。他在苏联第8次作家代表大会闭幕后会见《文学报》记者的谈话中提出，对人道主义要有新的理解，他说：“我们现在也反对脱离社会来理解人道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在核武器时代，在人类文明本身有着消失的现实危险时，我们对人道主义有着比以前更加广泛的理解。我们试图找到解决全人类问题的万能方法。”（《文学报》1986年8月13日）这与戈尔巴乔夫在差不多同时提出的“新思维”和“全人类价值优先”论是基本一致的，反映出苏联原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严重脱离现实、严重落后于时代、严重失去人心，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如果说在改革的前期他说话还被迫比较隐晦的话，那么到苏联社会已陷入一片混乱时便再也忍不住了。1989年6月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把苏联几十年的历史说成“人民默然无言”、当权者不断作“抽象共产主义将要胜利的抽象许诺”、人们“精神上受严重的奴役”、实行“思想上和经济他的极权主义”、“进行自我欺骗和散布谎言”的历史。他把西方发达国家看作社会主义的典范，对它们进行了热情的颂扬。他说：“不应把社会主义的概念变成圣像。应当不对社会主义进行祈祷，社会主义应当为人民服务，使人们能从事创造活动和过幸福生活。当我们正在猜测、推想和议论社会主义应是什么样的和不能是什么样的时候，别的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了它，建成了它并享受着它的成果。而我们的经验帮了他们的忙，给他们指出社会主义不应该做什么。我指的是瑞典、奥地利、芬兰、挪威、荷兰、西班牙以及大洋彼岸的加拿大等繁荣的先进国家。这些国家工人的平均收入要比我国工人多三四倍。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我们在梦里才能见到。这就是现实的、或者不妨说是工人的、工会的社会主义，虽然这些国家不称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们并不因此而有什么不好。”（《文学报》1989年6月7日）不知为什么，他在列举“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不提西欧最发达的德国、英国和法国以及大洋彼岸的美国，可见他仍然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戒心，对高福利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更有好感。他在把“社会主义”的苏联说成只能给西方提供“不应该做什么”的教训的反面教员时，大概为自己过去错误地对它唱热情的颂歌，自己还因此而戴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桂冠而感到悔悟和扼腕。他的这种对在社会现实中能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向往决定了他在这之后的思想和行动。艾特马托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的发言中继续宣传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继续攻击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或者是这一理论的错误运用，他说：“社会主义不应当是神秘的东西。对我来说，一切合理的，一切符合劳动生产力率的增长和生产者福利的提高的东西……包括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方法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他还说：“把社会划分为阶级并将其对立起来，归根结底是一种古老的、不道德的‘公理’，即‘分而治之’的形式之一。”（《真理报》 1990年7月9日）
  　　
  　　从思想和观点来看，艾特马托夫和戈尔巴乔夫可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因此他受到戈尔巴乔夫赏识和器重是很自然的。1990年他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总统委员会委员，不久被派往卢森堡当大使。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艾特马托夫正在国外。用他的话来说，他“坚决不接受这次政变”（《自鸣钟报》1991年9月4日），并为这次事件的失败而感到高兴。接着他发表长篇谈话，讲述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首先他谈到了“八·一九事件”后苏共自行解散的问题，他说：“苏共现在已成为阻碍民主发展的障碍，它的崩溃、退化和自行解散，是用另一种目光看待事物的历史前提。苏共的自行解散，是社会力量伟大的自我解放的行动，不仅对人民有好处，而且对党本身、对千百万与之有联系的人有好处。”显然艾特马托夫为苏共自行解散而高兴，而且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好事。常人恐怕是很难理解这个有30余年党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的这种兴高采烈的思想感情的，甚至误认为是邦达列夫所说的那种“把背叛作为生活准则”的人的一个典型，却不知这是一个在党和国家中勤奋工作数十年、不断思考国家的正确发展道路、始终忠实于广大民众的人民作家的心声。其次，艾特马托夫谈到了苏联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他说：“正是随着苏共的退出舞台，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支柱消失了，这就为在完全不同的现代原则的基础他组成新的联盟创造了条件。”他提出的可作为“新的联盟”的榜样的，是被事实证明的能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欧洲共同体。（《文学报》1991年9月11日）
  　　
  　　一部分人一直有这样的误解：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断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并对戈尔巴乔夫大加谴责。这种恣意扩大个人作用的错误认识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无视长期以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无视社会经济的科学规律，因而得出了上述牵强而荒谬的结论。而艾特马托夫在这次谈话中就认识到了苏联解体的客观必然性和对解除以前巨大社会弊端的积极意义，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他说：“像过去和现在的苏联这样的帝国的解体，严格他说，进行得毫无痛苦，真是天赐之福……我们的演变证明，今天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寄生的流氓无产者还是诚实的劳动者都在咒骂的改革，使得我们做好了思想准备，使得我们能够适应，把我们从自己手中解放出来，不然的话，由于人们都已成为极权的共产主义自我意识的俘虏，一定会发动内战，一定会释放出世界规模的破坏力量。”他再一次重复说：“改革救了我们，尽管它像基督一样直到最后一刻仍在尽心尽力，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自由，但却遭到我们的咒骂和践踏。”（同上）艾特马托夫道出了长期受压制的苏联人民长久以来的愿望，他能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在被魔鬼奴役时找到自由的救世主。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些颂扬改革的话恰好道出了改革的本质——原有体制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中破坏力相对更小的一次“和平演变”。
  　　
  　　艾特马托夫从80年代初以来就勇敢地进行“哲理思考”，在这篇谈话里也谈到了“人生哲理”，他说：“离开生命本身，生命的意义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为了信仰去战斗的人如果被打死了，他的那些“促使他使用暴力的动机和成为暴力牺牲品的结果”都会化为乌有，留下的是一个“痛苦的问题”：是否可以采用与“片面的、通常是野蛮的、恐怖主义的、激迸的、流血的”方法不同的方法来克服矛盾？（同上）他说话娓娓道来，切中要害，其实他要说明的道理很简单：在野蛮和暴力面前，任何信仰、任何主义都没有用了，因此暴力地、激进地进行斗争只能用来短期地、暂时地克服矛盾，否则极易变成嗜血成性、玉石俱焚。这种“活命哲学”不是什么新发明，赫鲁晓夫开始就被很多苏联人认识到并纠正了很多错误。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到改革上。用总结经验的态度说：“在进行了改革的试验后，是否到了——也许这是全世界发展中的一个跃进——不根据掉脑袋的多少和人们痛苦程度的大小来确定不可调和的斗争的‘价值’的时候了？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那种被理想化地称为‘斗争’的流血冲突难道任何时候都是不可避免的吗？是否可以通过不流血的途径来寻得正义？……人类道路上堆积得高如喜马拉雅山的杀人行为还不足以便人感到世界悲伤的极度可怕？……由于这个原因，我看不出各种革命和内战有可以谅解的理由。甚至当我们热情洋溢地欢呼，说我们为胜利献出几百万人的生命时，我也不觉得精神振奋和感到自豪。我祈求上苍：千万不要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最后他得出结论说：“现在我们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觉醒后所渴望的东西——民主、个人的自主权、民族和国家的主权——正是在命运安排的这条改革的道路上才有得到的可能。这大写的改革是20世纪末的人道主义的形象，是我们对人类高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同上）按照列宁的说法，阶级斗争是“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而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一部分人认为它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艾特马托夫过去接受过这些道理，并且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立下过要颂扬革命“直到我生命的结束”的“誓言”。可是今天他终于认识到其中的重大弊病，懂得那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无比尖锐、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时不得已的选择，残酷的暴力斗争、人为的割裂社会群体在长期社会发展中决不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更不是历史的前进动力，并认为“看不出各种革命和内战有可以谅解的理由”，希望革命的胜利不要再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否则对社会是两败俱伤，这种行为只能用“醒悟”二字来形容。苏联解体前和解体后的无数事实证明，艾特马托夫所说的“大写的改革”是在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摇摇欲坠、无可救药时的社会选择，虽然难以避免地造成了很多灾难，但彻底摆脱了把国家引向灾难的僵化体制，提供了国家浴火重生的机会，是各种可能的可行选择中相对较好的一种。艾特马托夫正义、理性、智慧的行为将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史册，而将他的行为攻击为“叛卖”的行为将作为可耻的一页载入史册。（未完待续）
  　　
  　　二
  　　
  　　苏联解体后，艾特马托夫得到俄罗斯新的领导人的信任，被任命为俄罗斯驻卢森堡大使。1993年底，吉尔吉斯总统又任命他为该国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洲共同体和北约的代表。而他作为俄罗斯驻卢森堡大使的任期要到1994年春才届满，于是一时出现了一人身兼两国驻外大使的奇特现象。一个记者调皮地问艾特马托夫：“您是哪个国家的公民？”现在他担任吉尔吉斯驻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大使兼驻北约和欧共体的代表。
  　　
  　　艾特马托夫出任驻外使节后，把活动舞台搬到了他所向往的西欧。1994年有人曾问他为什么选择当外交官这条道路，他回答道，当时有许多学者、实验室主任和研究人员纷纷从政，当了领导人，这一阵风也把他刮到了外交部门，就这样他“陷进了各种事件的旋涡中，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无法写东西”（《消息报》1994年11月30日）。别看艾特马托夫有时表现得不同凡俗，但是并不清高，他说是那股从政风把他刮到外交部门，这可是老实话。他口头上抱怨三四年无法写东西，无论这是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他感到苦恼是必然的，因为本来就是准备牺牲写作而去当大使的。他到任后，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这位被一部分人故意抬高成“习惯于进行‘全球思维’、喜欢高谈抽象的哲理、摆出一副从宇宙空间俯视地球上的芸芸众生的架式的‘哲人’”，其实也非完人。他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也涉及商业活动。据莫斯科和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的媒体透露，他和他的儿子桑扎尔（驻苏黎世领事）曾帮助外国某公司总经理到吉尔吉斯开展商业活动，而这并不是“无偿服务”，事情被揭露后，他的儿子被迫辞职。据说他还给吉尔吉斯有关领导写信，建议做一笔“有利的”买卖，把一批有价证券买下，可是吉尔吉斯国家银行副行长“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称它为想使吉尔吉斯上当的“投机勾当”。这两件事曝光后，一时人们议论纷纷。艾特马托夫大概是因为众说纷纭、理不出一个确凿的证据，大使的职位未被动摇，他的儿子后来还当上了吉尔吉斯外长，在更大的外交舞台上为维护吉尔吉斯的利益而工作。相比于勃列日涅夫把女婿和弟弟安插上部长职位，吉尔吉斯人民还是有充分理由信任艾特马托夫父子。
  　　
  　　90年代上半期，艾特马托夫在“无法写东西”的情况下硬是用自己的勤奋和社会责任感写了一部名叫《卡珊德拉印记》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出版过程与以往不同，作者先请人把它译成德语出版，然后再返销到俄罗斯和吉尔吉斯，这种做法遭到了一些俄罗斯和中国批评家的非议，而这些非议又没有提到当时的市场环境等因素。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菲洛费的“宇宙僧侣”，此人在宇宙空间进行的一项科研工作中作出了一项“最伟大的发现”：一部分胎儿预见到他们出生后将命途多舛并给别人带来不幸，便向母亲发出信号，表示不愿意出生。这种胎儿就是所谓的“卡珊德拉胚胎”。菲洛费从宇宙空间用一种“探测光”照射地球上的所有妇女，在这种光的照射下，怀有“卡珊德拉胚胎”的妇女的前额上就会出现“卡珊德拉印记”，人们根据这种印记可以发现所有的“卡珊德拉胚胎”，采取措施满足这些胚胎的愿望，阻止他们出世，这样就能改善人种，使地球上不再出现战争、独裁统治和其他灾难。菲洛费给罗马教皇写信说明自己的发现，这封信在《论坛报》上发表后只得到美国未来学家鲍尔克的支持，却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美国人在一个竞选总统的政客的挑动下打死了鲍尔克，各国人民群众也纷纷集会声讨菲洛费。菲洛费得知后跳进宇宙空间自杀。这就是小说的大致情节。
  　　
  　　艾特马托夫在小说里利用科幻的形式制造了一个在俄国社会很有新意和吸引力的神话，他力图说明，在当今世界上战争的根源已经不是或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人们遭受的痛苦和灾难已不是或不仅仅是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造成的，而是至少还包括人性中的一些缺陷由于未受到有效限制而带给人类社会各种灾难，必须采取措施阻止人性中的可能祸害大众的部分无限制的扩张，这对于确保当今时代的天下太平和人们生活幸福至关重要。一部分人却把这种内涵深刻的故事当作“小儿科的童话故事”向人们抹黑，思想还局限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层次，无视社会的不断发展，由此可见其思想的浅陋，坐井观天、刻舟求剑。
  　　
  　　小说主人公菲洛费在给罗马教皇的信中说明自己的发现和论证利用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时，自然要讲到地球上发生的种种暴行和灾难。这时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又一次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等同起来，把两人的名字连写，说“他们两位一体的本性使人类流了很多血，世界的统计学在几十年后仍未能统计出在他们血腥的、世界性的内战中牺牲的人数，因为当年这两个长在同一怪物的躯体上的脑袋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中问道：“能够有那种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吗？能够有那个没有斯大林的希特勒，或者相反，没有希特勒的斯大林吗？生活在20世纪的人在想起生于不同地方、但在地狱因果报应中融为一体的斯大林希特勒和希特勒斯大林时，血都会凝结。”这些话基本是上面提到过的察达依的话的重复，如果注意到希特勒的政党全称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注意到当时两国的秘密警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就更加发人深省。不过这部小说也有进一步的思考，这就是作者更彻底的把反思包括进列宁。他描写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幽灵夜间在红场的漫步和两人之间的争论，并且让列宁照他的意图说出这样的话：“我干吗要出生，母亲干吗要生下我来？！要知道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出生啊！”联想到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说过：“我小时候是怎么请求给我买一把小提琴的呀，可爸爸由于始终没钱一直不能买。我大概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小提琴手……”联想到现在俄国对是否安葬列宁的激烈争论，这种对革命领袖的大胆想象就更加精妙地反映出当代俄国人和俄国社会对列宁的复杂心情。
  　　
  　　小说在叙述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对菲洛费的“发现”以及对他给罗马教皇的信的反应时，自然要讲到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书中出现了天安门广场的特写镜头，广场上 “在毛泽东冷酷无情的目光注视下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吵吵嚷嚷地高呼：“处死菲洛费！用火箭把社会主义的敌人打下来！”作者在写这个场面时用的似乎是讥讽的笔调。在另一处他似乎还嘲笑毛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艾特马托夫曾对访问他的两个中国人说，这部小说里“阐述的道理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生存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光明日报》1995年5月5日）。这位伟大的作家居然想把他的艺术想象联系到中国来，实在是对牛弹琴，也不怕我们一部分自作多情的中国人用无知的妄说取笑他。
  　　
  　　在小说的《尾声》里讲到菲洛费的身世，原来此人是二战时德军占领莫斯科以西的鲁扎镇期间一个德国士兵和当地的一个俄罗斯姑娘所生的儿子，德军撤退后被年轻的母亲遗弃在孤儿院门口的台阶上，幸好为孤儿院收养。因为是在台阶上拣到的，孩子就姓克雷利佐夫，即“台阶”的意思。这个孩子长大后，有很高的天赋和杰出的才能，而且外表英俊，体魄强健，根据作者的说法，这一切都是从母亲那里和“通过”母亲即从德国大兵那里得到的——任何人的天赋和外表都是如此。后来他成为著名学者，担任过某研究所的所长，完成了一项“将对人类今后生活产生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艾特马托夫这样精心的艺术构思，也许是想说明，这场给苏联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结下的“苦果”正是将给人类指出新的生活道路的光明使者，无论在苏联还是德国，战争的创痛和教训正是转化为新一代年轻人焕然一新的面貌、刻苦钻研的才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当然也有另一种解读：“这是在拐弯抹角地歌颂德国法西斯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这种写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取悦某些德国人”，并臆测“这也许是他要先用德语出版他的小说的原因之一”。
  　　
  　　90年代艾特马托夫思想上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长期生活在他过去认为是社会典范的西方世界，直接接触到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结交了大批的新朋友，这使得他从一个俄罗斯化的吉尔吉斯人变成加入了一些西方化的吉尔吉斯人——就如同俄罗斯加入了一些西方化的成分，俄罗斯化的吉尔吉斯加入了一些西方化的成分一样。他不再刻意强调文化的民族根抵了，开始宣扬世界主义，他本人也多次承认这一点，他说：他在《卡珊德拉印记》中“确实是作为世界主义思想的体现者而出现的”（《消息报》1994年11月30日）。他在这部小说中甚至通过主人公之口，宣扬“多宗教论”，说一个人到了印度可成为佛教徒，而到了中东则可变为穆斯林。他虽然一方面强调他是吉尔吉斯和俄罗斯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作家，说他与俄罗斯文学“有着血肉的联系”，可是他又在土耳其召开的穆斯林作家会议上说土耳其是母亲。这种乱认父母的做法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解。其实对他来说以前曾经信仰的理想在现实中破灭，曾经相信的理论被现实所否定，实事求是的思想便是娘，为了使精神更加准确地反映现实，抛弃过去貌似神圣不可置疑的“亲娘”，以自己独立的思考多认几个“干娘”又有何妨——当年马列主义在俄国不就是这样从“干娘”变成“亲娘”的吗？
  　　
  　　艾特马托夫的艺术风格也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他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和锐意创新的特点也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大家记得，艾特马托夫是作为一个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的作家登上文坛的。他早期的作品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格调清新，富于浪漫主义的抒情意味，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艺术上达到很高水平。到80年代他提出哲理性在小说中的比重应该加大，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深刻的议论和思考以及政论的成分大大增加，通俗的形象性遭到削弱，不过他还是塑造了一些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描绘了一些鲜明的生活画面。到90年代，在西方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才摆脱所有束缚进行创新，从他的新作中已看不到昔日的艾特马托夫的外表了，但敏锐感知现实、关注社会前途的艾特马托夫的灵魂始终如一。
  　　
  　　他对后现代主义由一个排斥、误解到接受、理解的过程。1993年初他在给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中还说，后现代主义对生活的看法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看法”（《文学报》 1993年1月13日）。可是过不了多久，这位社会触觉极敏锐的作家尽管觉得后现代主义“令人不快”，但是他“痛苦地希望同它建立联系”（《电影艺术》 1994年第9期第111页）。很快他忍着“痛苦”把这种联系建立起来了，并在《卡珊德拉印记》里加以具体体现，这部小说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许多特点，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多文体手法和与此相联系的拼凑性。作者自己曾说过，他在小说里“一下子把几种文体、几种体裁结合在一起，这里既有幻想，又有现实主义，有时是新闻报导，有时带有电影的特点。总之，把脚本、小说、剧本、新闻报导这一切搅和在一起”（同上第110页）。与此同时，艾特马托夫又像当年善于借鉴别人用过的情节、故事和形象一样，似乎是大量引进了西方大众文化的形式和手法。一部分人误以为这是迎合西方读者的需要，殊不知这只是重新找回了布尔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早已开创、后来被保守的政治气氛扼杀的俄国艺术传统。
  　　
  　　如果把《卡珊德拉印记》与作者以前的作品作一比较，那么可以发现，吉尔吉斯草原上勤劳朴实的牧民和像叶吉盖那样支撑着大地的普通铁路工人不见了，取代他们的是一些像菲洛费和鲍尔克那样的精英，作者把他们描绘成大量深刻人文思考的载体。这些人鄙视那些只被理想化地、片面地描绘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称他们为“群氓”，甚至骂他们为干活的牲口。本文开头曾经提到评论家邦达连科批评艾特马托夫“背叛了自己的主人公”，看来艾特马托夫在作品中进行这样的鄙视是有根据的。
  　　
  　　这部小说于1994年底在俄罗斯发表后，艾特马托夫满心希望它能够得到好评，后来他懊丧地说：“我曾期待俄罗斯文学批评界会支持它，或者至少会提请读者注意它，然而都没有这样做。”（《文学报》1997年10月8日）与艾特马托夫的期望相反，俄罗斯报刊，包括自由派的《独立报》和《文学报》以及传统派的《明天报》和《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都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乌里茨基在他的那篇发表在《独立报》的文章中特别指出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失败，他说：“重要的是，这位几乎是无可指责的艺术家突然在读者面前作为三流的、甚至是三十三流的平庸的流行小说作者出现。因为什么？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从报刊上摘录以下答案以供选择：1、艾特马托夫脱离了故乡群山和草原的根基；2、文特马托夫成为美国刁嘴的精英的精神奴隶；3、艾特马托夫在25年前己不会写作了；4、艾特马托夫在4年内忘记了俄语等等。您可选择任何一个答案，而且一定不会错：因为没有一个答案是不正确的。”（《独立报》1995年2月15日）邦达连科在他的文章里说，艾特马托夫从写《断头台》之时起，就不是为吉尔吉斯人写作，不是为俄罗斯人写作，而是为西方读者写作，他开始注视西方行情的涨落，以便把自己的作品出卖给西方读者（《我们的同时代人》1995年第4期第139页）。批评家洛巴诺夫同意邦达连科的意见，说艾特马托夫抛弃了民族的东西，努力掌握西方“大众文化”的手法，目的是为了“适应西方世界主义的行情”（《明天报》1996年第7期）。著名剧作家罗欣读了《卡珊德拉印记》后很不喜欢，他认为这部小说“糟糕透了”，说它把不同的东西编排在一起，思想是别人的，早已被人咀嚼过的，可是作者却自以为了不起，几乎认为它够得上得诺贝尔奖的水平，他还说：“要是它与俄罗斯文学有什么关系，那就糟了，也就是说，它当然与俄罗斯文学毫无关系……贫乏的思想，表达得又很差，矫揉造作，结尾不合情理，全都是谎言……要是作者不是一位名人，我不知道还有谁会发表它，谁会去读它！……可悲。”（《十月》1997年第9期第44页）尽管目前俄罗斯文学界自由派和传统派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且一部分人很希望他们在对艾特马托夫的新作的看法上能够“出奇地一致”，也许他们的言辞有过于激烈的地方，也许艾特马托夫在创新中驾驭新艺术形式还不够娴熟，也许艾特马托夫的思想过于超前或偏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部小说仍然受到一部分俄国人的喜爱。俄国著名电影导演卡拉将《卡珊德拉印记》拍成电影，并曾计划让该片男主角、俄罗斯著名演员斯特克洛夫去和平号空间站实地拍摄。（新浪网1999年8月19日《和平号上拍电影》）
  　　
  　　近年来不断有记者向艾特马托夫询问他的创作情况，他总是抱怨工作太忙和活动大多，没有时间写作。80年代下半期他曾计划写一部名叫《雪地圣母》的长篇，并已发表了几个片断，但是时间已过去了10多年，这部小说不仅没有完成，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它写出来，他的这种情况恐怕不能单纯用“没有时间写作”来解释。有时艾特马托夫也偶然他说几句心里话。他在1997年10月同《文学报》记者谈话时说：“现在是我的创作生活中非常困难的时刻。”（《文学报》 1997年10月8日）也就是说，他承认自己在创作上出现了危机。人们似乎也都有这样的看法，然而对他能否摆脱目前的危机，在创作上恢复正常状态，意见并不一致。一位姓叶夫谢那夫的批评家认为有此可能，而邦达连科则认为不能，他说：“像艾特马托夫那样的曼库尔特（艾特马托夫曾利用别人的材料在《一日长于百年》写到古代柔然人如何用残酷的刑罚夺去俘虏的记忆，使其变为顺从的奴隶。这种人叫曼库尔特）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忘本的钦吉斯已经不能感觉到群山和草原的气息了，他在诅咒了叶吉盖和查米莉娅这样的‘牲口’后己找不到回头路了。”（《我们的同时代人》1995年第4期第146页）确实，国家和社会都尚未摆脱目前的危机，尚未找回自信，人民作家有什么本领能洁身自好？有什么理由回过头拿早已被历史淘汰的虚景来麻痹今人，而不去向前探索新的光明？艾特马托夫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在忠诚地感知和表现当今时代的道路上走得太坚定了，况且他已年过70，能为永生的国家和民族思考的时间剩下的不多了，但他必将与祖国和同胞一起向前。
  　　
  　　艾特马托夫在1998年底的一次谈话中，对实行市场经济后文学地位的下降和文学创作的不景气表示不满和忧虑，开始怀念过去苏维埃时代作家与读者和出版者的那种融洽的关系。他的诸如此类的话虽不能表明他希望回到过去——他是较早洞察到“过去”必然要变革的历史趋势的人之一，但他知道苏联时代有什么值得珍视的、可取之处，当今的时代有什么欠缺的、需要改进之处。如果他真的为写不出东西而苦恼，那么就会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大使的职位上冷静的观察和思考——而不是急于迎合人们的怀旧或盲目心理，要知道他已当了将近10年的外交官。从他的多次谈话中流露出来的情绪表明，他对这一段生活是比较满意的。他欣慰地谈到他的作品如何在德语国家的读者中也受到欢迎，说德国现在成了他的“主要的读者之家”（《文学报》1994年1月19日）。他还说，他的作品几乎全都有了德语译本，就连他祖母讲的童话也用德语出版了。他的小说《查米莉娅》被拍成电影，德国电视台摄制了关于他的生平的电视片。他绘声绘色他讲述了他会见德国读者的场面，内心充满着喜悦和感激之情。他还谈到，1993年他65岁生日时，德国总统亲自致电向他表示祝贺。这一年奥地利授予他国家奖。1998年他70岁生日时，大洋彼岸向他发来表示祝贺的电报，同时告诉他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研究机构授予他金质奖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庆贺他的寿辰召开了研讨会。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这10来年艾特马托夫确实得到世界范围的承认，看到祖母讲的童话都能传播到德国并被德国人所接受和喜爱——自己的文化根抵已被自然地接受而无须刻意强调了。
  　　
  　　艾特马托夫去年曾说：“我很快就要满70岁了，到这个年纪该总结一下了。”（《论据与事实报》1998年第43期）现在还不知道他将如何进行总结，而另一部分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替他进行总结。我们觉得，以“忘本”和“背叛”为突出特点的“攻击艾特马托夫现象”，确实有必要进行总结。一个有文学才能、写过很多较好的和很好的作品、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国家的优遇的作家，为什么现在被一部分人攻击？究其原因，首先恐怕在于这一部分人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和时代发展，思想感情还抱残守缺；其次是因为这部分人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思想仍抱有很大误解，自闭地相信已被证明失败的那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上充满不切实际的所谓“社会主义”理想。再就是总把人以偏激过时的意识形态标准割裂为友好和敌对的两方——这正是艾特马托夫在《卡珊德拉印记》等作品中思考过的情况：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不是剥削压迫，还有一些东西也能制造敌对和仇恨，并可能制造巨大的灾难。意识形态就最可能成为这样一种“卡珊德拉胎记”。从历史上的历次宗教战争，到苏波、苏捷、中苏、中越间的兵戎相见，都是惨痛的教训。
  　　
  　　艾特马托夫在苏维埃时代得到了像他那样的作家所能得到的一切，可他并不为名利所动，继续追求时刻反映社会最新发展的独立的人文思考。据传闻他偶尔也有“鬼迷心窍”的时候，说他还追求“世界声誉”，一心希望得到诺贝尔奖金：“据了解内情的人说，80年代中期，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曾把他列入获奖候选人名单。他为了讨好该委员会的成员，曾邀请他们参加在他的故乡伊塞克湖畔举行的活动，试图用盛情的款待换取他们的选票。但是他们经过争论，最后仍然决定不把奖金给予苏维埃的艾特马托夫，而给予持不同政见的侨民布罗茨基。”即使这传闻属实，相比于勃列日涅夫自我授勋的那种“鬼迷心窍”，艾特马托夫的能力不得不甘拜下风。这次“失败”大概使人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攻击一个人，就需要在道德上抹黑他，那个总体上道德良好的人所做出的极有价值的成绩如果与自己的观点相悖，自己直接的、正面的驳斥却软弱无力，就从那人的道德瑕疵进行“驳斥”。确实有人这样做了。像这样被恣意攻击的人并不是个别的，例如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有艾特马托夫这样的遭遇，何况还有罗斯特罗波维奇那样杰出的音乐家比艾特马托夫“判卖”得更加明显和坚定，攻击艾特马托夫的人还没顾上他呢，只怕这类“需要”被“揭露和批判”的人不胜枚举……
  　　
  　　对艾特马托夫这一类人，一方面我们应肯定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写过很多好作品和承认这些作品曾经产生并继续产生的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不能因为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他们相左，就用道德完人的标准来攻击他们、抹煞他们的巨大成就，不应根据某种自认为理所当然的“阶级斗争”等理论与他们的观点对立，就妄图以此“驳斥”他们。对这部分人的反动言论和荒谬的论述方式必须加以质疑——但不应也无须采用“批判”的态度。同时应该对他们的顽固和自闭进行深入的分析，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然而有得必有失，艾特马托夫失去了俄罗斯、中国以及其它地区的一部分曾经热爱他、甚至崇拜过他的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比如有批评家称他为“叮在俄罗斯文化身上的蚂蝗”（《明天报》1996年第7期），“背叛自己，背弃自己的才华，背弃自己的主人公”（邦达连柯1995年的文章《忘本的钦吉斯》），“对他们的反动言行和坏作品必须加以揭露和批判，同时应该对他们的蜕变进行深入的分析，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张捷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可是这位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伟大的人民作家完全可以对此感到无所谓，他既找到了新的“读者之家”，也继续受到很多老读者的喜爱和尊敬。经常向弗莱茵德里赫、莫伊谢耶夫等在俄国享有崇高威望的艺术家祝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2003年向艾特马托夫祝贺75岁寿辰：“读者把伟大文学和崇高艺术与杰出的作家、思想家钦吉斯·艾特马托夫的名字链接起来。你的艺术使读者思考，重视周围的事物并分担责任。你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对真理的探寻，一堂善良和正义的课程。”“作为一位真正的公民，你还被高尚的人道主义理想指引着。积极活跃而成果丰硕的公共活动和维护和平活动为你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声誉。”（《真理报》网站，2003年12月12日）
  　　
  　　
  　　//由上文与原文对比的有趣现象明显可以看出，仅凭文章中给出的论据，难以分出两篇文章中观点的高下——他们是基于相同事实的相反观点，因而根本无法论证文中提及的主要结论，只是表述主观态度而已。
  　　
  　　关于“忘本的钦吉斯”的争论实质上在争论什么？对于艾特马托夫本人的争论，根据同样的事实论据可以进行截然相反的解读——无须加入太多个人见解，只须把原有的主观叙述颠倒过来即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叙述中基于太多的未经论证就使用的结论，比如“阶级斗争”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断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等等。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是否是合理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也不论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理论和观点是绝对正确、一直正确的“真理”，对这些理论和观点的诠释和运用是否合理本身就是个有待讨论问题，而现在在评价苏联的问题上分歧最严重、最根本的恰恰是这些问题。
  　　
  　　因而，对于艾特马托夫争论的本质就是在争论这些意识形态问题，诸如争论现在还需不需要以阶级斗争来划分人群和世界，当今世界的进步还是不是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主义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问题基本都停留在主观领域，几乎不可能论证是非高下。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求同存异，各自表述自己的意见，任何试图论证一方观点比对立的另一方更合理、更高尚的所谓争论，都不可能有胜负结果，必将是无谓的、徒劳的，否则“卡珊德拉胚胎”就要出世了……
  　　
  　　另外，即使不论原文和原书作者是否欠缺起码的理性和风度，长篇的论述都是基于很多早已被被驳斥者否定和抛弃的前提来驳斥那些被驳斥者，尚未搞清争论的根本分歧在何处，不免让人不敢恭维，甚至莞尔一笑。
  　　
•   非常好的对比和观察，建议贴到“俄罗斯情结”小组去吧。
  艾特马托夫，读他的小说，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批苏联“著名”作曲家的价值如何，从他们这十多年来的行事，就可估摸出一二。
•   楼上是说作曲家还是作家？这跟作曲家有什么关系？
•   对不起，打错了，应该是作家。
•   张捷还在以老布尔什维克自居呢，多恶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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