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逻辑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钟玉文  页数：281  字数：260000  

前言

　　就像国入的奥运金牌情结一样，中国经济学界的诺奖情结实在是太强烈了。自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起，林毅夫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切期盼，学界和媒体立即广泛响应，部分老一辈经济学家也按捺不住激动之情，撰文呼应，一时间似乎中国很快就要出现诺奖获得者了。那么，中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究竟能否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呢？如果可能的话又是凭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折桂呢？拿2009年的两位诺奖得主来说，他（她）们的获奖作品都是30年前研究发表的成果。自1969年瑞典银行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以来，迄今共有64位获奖者，从其研究成果发表到获奖的平均时间超过了30年。这就是说，如果预测未来30年内诺奖可能的获得者的话，其研究成果现在就应该已经出现了。环顾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界，可以举出类似这种分量的、具有开创性、系统性而又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吗？不免令人汗颜。

内容概要

中国国企经过30年的改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罗斯的道路。它在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中，并没有像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从竞争性行业中全部退出；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和影响力虽然一度在不断降低，但却并没有一路下滑，反而在现阶段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关键行业都确立了它的领导地位；其经济效益在新世纪初也开始不断提高，利润总额大幅攀升。国企产权制度变革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似乎将要改变国企搞不好、低效率的传统认识。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却很少有人因此认为我国国企产权制度变革即将大功告成。对中国国企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做出始终一贯的逻辑一致的解释，对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现状的准确评价，将有助于揭示国企产权制度演化的逻辑，从而为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的推进寻找一个突破的方向。这是本书的研究目标。    本书通过对前人关于产权研究文献的评述，提出产权结构理论，以此作为全书的基本分析工具。本书还利用博弈论构造一个理论模型，从行为主体进行制度选择的角度来解释国企产权制度的演化过程及其持续的阶段性变化，继而对国企目前普遍采用的新国企产权制度模式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提出国企改革的新方向和基本的原则。本书自始至终贯彻了理性人的假设，并基于此提出最高(政治)决策者(以下简称HPD)的行为目标是统治权的稳固，具体到中国的HPD，其行为目标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对效率和财政收入的追求都服从于并服务于此目标。但HPD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必须要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并且至少要达到最低水平。由于平滑转型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体制转型，它表现为等级地位下的利益博弈，因此，HPD的行为目标是决定国企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中利益博弈均衡的最关键因素，其他行为主体对利益追求及其利益的实现程度都取决于他们在实现HPD行为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项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构建的，因此国企的各项经济权利基本上都被政府所掌握或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然而，这种产权制度无法长期有效地激励人们生产性劳动的支出，所以并没有实现HPD预期的经济目标，社会公众的生活水平也处于极低状态，从而危及到执政者的地位。HPD不得不进行产权制度变革。传统国企是大一统的等级组织。从微观上看它是一个个的单位，但从宏观上来看，它就几乎是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对国企进行产权制度变革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国企内部产权配置关系的变化，它经过放权让利、承包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另一方面是国企在整个社会产权中比重的变化，它经过所有制的增量调整和国企存量的战略布局调整两个阶段。这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互相影响，但并不完全同步推进。在每一个方面的不同阶段，国企的产权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又确立了短期的均衡框架，从而使国企产权制度变革历经放权让利、承包制、所有制结构增量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企战略布局调整五个环节。这使HPD所拥有的国企产权呈现出由强到弱，再由弱增强的过程。    HPD为了执政者地位的稳固，必须改善企业效率，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但维持自己对企业原有的产权又无法实现这些目标，这迫使其不得不为了换取企业效率的改善而进一步下放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由于HPD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并不能在事前就通过契约界定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的风险承担者。在契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承担风险的就只能是所有者，而且只有相应的产权主体以及所有者才有能力承担风险，所以HPD为了规避风险不得不进一步向效率主体放权，从而使国企产权制度不断变革，事后风险转移成了推进国企持续改革的主要动力。     HPD对国企控制权和收益权的转移实际上是为了降低他们控制企业的成本，提高由他们控制的企业的效率，而不单纯是为了效率的改善而提高企业的效率。对于风险转移，也同样如此。他们的目标在于减少承担由他们控制的企业的风险，但并不纯粹地把所有的风险都转移出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国企因其内在的制度缺陷而普遍陷入困境，国企在竞争中不断地丢失阵地，从而使得HPD控制企业与企业效率提高、保留所有权与转移风险双重目标的冲突加剧，它们的不可兼容性在一些高度竞争性行业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迫使HPD开始思考国企的功能定位。由于制度知识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约束，HPD在错位的功能定位的引导下，一方面，开始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和夕阳产业，并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推动下，加速了国企的(法律)所有权变革。由于(法律)所有权的变革意味着职工对企业财产的收益权将被彻底剥离，所以职工就业压力成为减缓国企(法律)所有权变革速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HPD加强了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公益性领域国企的控制，并且为了提高国家控制之下的企业的效率和效益，确保它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普遍采用股份制+集团公司模式的新国企制度安排。     新国企只是HPD为了实现特定的控制功能，对国企进行部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国企的内在制度缺陷也就逐步暴露出来。此外，新国企错位的功能定位与提升国民的福利水平也相悖。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新国企的产权制度安排难以满足相关参与主体的目标，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它显然有悖于HPD维护政权稳定的目标，与实现HPD满意的经济目标的冲突必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显性化。所以，它必将被新的产权制度变革方案所代替。根据前面的分析，本书得出国企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国企新的产权制度变革方案必须要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基本原则，打破行业垄断，建立一个平等开放的产权制度；着力实现公有产权的资本化、价值化，并通过国企信息的公开化等披露制度降低监督成本，加强社会公众或所有者代理人对企业的监督；努力实现把国有资本的收益惠及全体社会公众，实现公有产权制度应有的功能定位。

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如何理解中国国企产权制度变革  1.2  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理论评述  1.3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1.4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第2章  产权结构理论  2.1 产权理论研究评述  2.2  产权结构理论  2.3  国企的产权结构理论第3章  国企改革的目的和动机  3.1  HPD的效用函数  3.2  国企的功能定位  3.3  中央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目的和动机  3.4  意识形态调整与企业改革的相互作用第4章  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的边际推进过程  4.1  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变革的两个方面  4.2  国企内部产权制度变革的三个阶段  4.3  国有经济地位和作用范围的变化第5章  国企产权制度变革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5.1  HPD进行产权制度变革的博弈模型  5.2  国企内部产权制度变革持续推进的动力  5.3  对国企进行(法律)所有权变革的内在动力  5.4  职工就业是减缓(法律)所有权变革速度的主要压力第6章  股份制+集团公司的新国企：未完成的国企改革  6.1  股份制+集团公司模式的新国企  6.2  国企产权制度变革与资本市场发展的矛盾纠葛  6.3  新国企：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第7章  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是关于企业的性质和地位的探讨，并由此产生了企业是独立的（邝日安、晓亮，1979）、完全独立的、抑或相对独立的争论（张朝尊、项启源等，1979；董辅礽，1984），以及国企改革应以企业为本位（蒋一苇，1979，1980），还是反对以企业为本位（李泽中，1982）的争论。虽说要给企业放权的主张几成共识，但是以企业为本位的提出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认可，只不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分领导对此观点比较重视，并没有彻底否定，而国家经委基本赞同企业本位（徐景安，2007）。这表明该理论认识也已成为国企改革部分参与者、决策者的信念，从而最终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跳出过去多次体制改革中单纯进行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分权的理论依据（周冰，2004.）。第二个方面是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角度对传统观念和理论中把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相等同的认识提出质疑（董辅扔，1979），从而开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的先河。一些学者还从全民所有制具体实现形式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角度出发，为全民所有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实现形式寻求理论支持（刘诗白，1979）。第三个方面是从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角度来反思传统观念和理论认识，并为国企产权制度变革提供理论支持（蒋学模，1981；陈湘舸，1983）。第四个方面的研究则是从自负盈亏的角度来探讨国企改革的方向，并且也同样展开了国企是自负盈亏（曹思源，1981；冯举、周振华，1980）、相对自负盈亏（张曙光，1979；汪海波，1981），还是只能增加企业的相对责任的讨论（吴凯泰，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