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对后发国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玉蓉  页数：207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通过理论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以二战后的历史为背景，首先，对相关的国际资本流动效应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其次，通过理论模型对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多角度阐述和分析，并以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或地区为例，对后发国家吸收和有效利用国际资本的条件、形式、重点以及其与发展阶段的相关性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最后，通过实证分析，在对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效应给予肯定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特殊性，提出了中国利用国际资本的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李玉蓉，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吉林省美国经济学会秘书长。美国堪萨斯大学访问学者。主讲计量经济学基础、高级计量经济学、国际投资学等课程。研究的专业领域是世界经济，研究的方向是全球经济问题。目前的主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东亚、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制与金融发展等。负责完成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吉林大学笹川良一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并参与了多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近30篇，曾获得过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评述      第一节  国际资本作用的结构主义观点    第二节  国际资本作用的依附论观点    第三节  国际资本作用的新古典主义观点    第四节  国际直接投资作用的跨国公司理论    第五节  对上述国际资本流动效应理论的评述第二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基本关系与作用机制分析    第一节  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分析    第二节  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制    第四节  本章主要结论第三章  后发国家吸收和有效利用国际资本：条件分析    第一节  吸收和利用国际资本的初始条件：后发国家的制度环境    第二节  有效吸收和传播国际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重要条件：后发国家的人力资源积累    第三节  有效利用国际金融资本的基本条件：健全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    第四节  本章主要结论第四章  国际资本流动方式选择与效应的基本制约因素：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    第一节  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阶段性：相关理论概述    第二节  资源－劳动力驱动阶段国际资本流入方式的选择    第三节  劳动力－投资驱动阶段国际资本流入方式的选择    第四节  投资－创新驱动阶段国际资本流入方式的选择    第五节  本章主要结论第五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    第一节  中国引入国际资本的概况    第二节  国际资本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第三节  现阶段中国引入外资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政策建议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评述　　是否引进和利用国际资本发展经济，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热门课题。本章主要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中不同的分析思路或流派的角度去追踪、梳理国际资本流动效应的相关理论发展的思想脉络，目的是从中充分汲取思想营养，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在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不同的分析思路或理论流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即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思路。这些分析思路既彼此冲突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向前发展，使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第一节　国际资本作用的结构主义观点　　一、利用国际资本加速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讷克斯（R.Nurkse）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系统地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与利用国际资本的关系问题，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利用国际资本理论的雏形。　　讷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是贫穷落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核心问题是资本不足。资本的缺乏造成了低生产率，低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较弱的投资需求，从而又造成了资本缺乏，形成了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这种贫穷的恶性循环，必须加速资本形成，而要加速资本形成，应该借助于外国资本。他把外国资本分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与赠款，并强调这两种类型的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形成生产资本，为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有助于增加国内消费和出口，增加对劳动力和其他当地资源的需求。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对国外资本的刺激机制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有可能使依靠国外资本流入促进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希望变得渺茫。外国贷款和赠款可以由政府统筹使用，建设基础设施，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日本和澳大利亚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但外国贷款和赠款也可能直接或间接用于增加消费，从而降低外国资本促进国内资本形成的效果。基于此，讷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源的使用必须做出全面预算，以保证在分配国内外全部资源时首先用于资本形成。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B.Chenery）和斯特劳特（A.M.Strout）196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外援与经济发展”的论文中，进一步推进了讷克斯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两缺口”模型（dual—gap—model）。钱纳里等人认为，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几乎都面临着各种瓶颈资源的约束，通过外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瓶颈约束，并且可以调动与重置所有生产资料，使国内经济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从而加速经济发展。该理论首先界定了三种经济资源：第一，技能与组织能力；第二，国内储蓄；第三，进口商品与服务。他们认为，在任何时候，这三种经济资源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都是不同的。这三种资源中的任何一种在经济运行中都可能单独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这种制约并非在短期内可以解决。与三种经济资源的界定相对应，笔者提出了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三种约束：第一，储蓄约束。由于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因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等原因，常会出现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构成了储蓄对发展的约束。第二，投资能力约束。在有国外资金可供利用的情况下，投资能力约束主要是由于投资所必需的技术、熟练劳动力、企业家以及投资过程中的其他投入物的匮乏而导致对增长投资造成的限制，或者由于市场产出有限（即对投资的需求不足）所造成的。第三，经济结构约束。即一国面对变化着的国内外需求，不能及时对其生产结构进行调整，从而造成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在钱纳里等人看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约束，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出口的增长速度，引起对外贸易逆差，从而没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经济发展所需的设备、技术和服务，这就构成了外贸约束或称外汇约束。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指出：“外援通过解除这些约束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国内资源。某些瓶颈如技能、储蓄与外汇等，可通过增加使用不需要现在支付代价的外部资源，暂时得到放松。这样就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其他资源，使得总产出的增长可以大大地高于最受限制的国内要素增值率所允许的产出增长。”　　从根本上说，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国际资本（援助和贷款）的过程中能否实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国内的资本利用效率。如果在使用国际资本的过程中，没有注意提高国内资本形成的能力，那么长此下去，国内储蓄的缺口将伴随着国内储蓄（以利息、利润等形式）的流出而有所扩大，这将使一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国外资本，导致储蓄缺口的增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如果伴随着国外资本的利用.整个国内总储蓄的效率不断提高，国内储蓄有效利用不断增强，将逐渐减弱发展中国家对国外资本的需求程度。钱纳里和塞尔昆在研究外资的作用时，曾描绘了一种“标准趋势”，分别刻画了成功利用外资和不成功利用外资的两种典型情况。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效应的结构主义观点　　结构主义在研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方面，具有十分鲜明的理论特色，其核心是强调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构主义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滞后的经济结构，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传递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的潜力。同时，结构主义十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因素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取得国际直接投资正效应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资本作用的结构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当属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0.Hirschman，1958）。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他提出“不发达国家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利用资源的能力”；“外国资本的作用是实现和促进某国在不平衡增长道路上的发展”。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外资作用思想的两个方面的具体体现。第一，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艺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素质的匮乏是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瓶颈，即存在“第三个缺口”，资本吸收因此而受到限制。从欠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缺口，仅靠国内资源几乎无法弥补，大多需要从国外引进，以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他提倡不平衡增长，认为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途径是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优先建立和发展处于最后生产阶段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它们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大，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所需的原材料从国外进口，经过混合、装配、包装等程序，使之有所增值，并将制成品迅速供应最终消费者。这些行业对外来资本尤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许多外国公司在东道国设厂以此为业，从而促进了欠发达国家制造业以及关联产业的发展。　　有些结构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分配的格局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之间的谈判行为即讨价还价。但是，国际寡头结构性特征与东道国社会精英的共同作用，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呈下降的态势，分配利益呈减少的趋势。这是一些结构主义理论者所持的观点，代表人物有本利特和夏普（Bennett and Sharpe，1979）、杰里斐德和纽法默（Gereffi and Newfarmer）等人。　　结构主义者发现，国际直接投资通常发生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工业部门，因为该产业市场不完善的存在，赋予了跨国公司一定的暴利空间。同时，他们指出，如果预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在整体上是不能接受的，东道国政府就可以禁止该项目的实施，或实施时要求一定额度的补偿。在此情形下，国际直接投资项目实施与否及补偿额度标准，取决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谈判，并最终决定着两者的利益分配。显然，依据结构主义观点，提高发展中东道国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对有效利用国际资本至关重要。　　在国际资本作用的结构主义中，拉丁美洲结构主义群体颇具特色。这个群体以曾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核心，包括在拉丁美洲各国大学执教或供职于有关国际组织及拉美国家政府机构，并且参与拉美各国政府政策咨询与决策的学者，他们在理论上接受了结构主义思路，并且从拉丁美洲实际出发，做了一些推进该思路的工作。拉美结构主义主要是在中心一外围体系的框架下，着重对外围国家的不发达现象做出解释，认为“中心”是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率先进入的地区，并且其技术进步快于外围地区；外围经济的初始状态从技术和组织角度看都是落后的。除了这种初始状态的差异外，在外围地区，技术进步仅能渗入极少数为“中心”生产廉价食品和原料的部门。因此，“中心”和“外围”之间各自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以不同的速度提高，“中心”的平均实际收入便以高于“外围”的速度增长。拉美结构主义认为，正是由“中心”和“外围”生产结构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心”和“外围”在世界经济中的职能或者说分工的不同。对“外围”而言，生产结构的不平衡、劳动生产率和平均收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对后发国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入变动的不均衡性，即使在工业化进程中也难以摆脱。因此，拉美结构主义认为不平衡发展正是中心一外围体系的活力所在。　　这种中心一外围结构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而且存在于国际体系之中，因而，这种结构不仅影响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收入分配、失业、国际贸易以及外资等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劳尔.普雷维什在谈到“中心”的跨国公司对“外围”的工业部门进行的投资时指出：“实际上，‘外围’获得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遗产是不可估量的”。“不是要放弃这种不断扩大和更新的遗产，而是要以创造性地加以改造的态度去利用这种遗产”。　　上述观点主要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结构主义对国际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基本认识。其分析思路主要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出发，去寻求利用外资的根据。因而，总体上对引入国际资本抱有积极的态度。　　第二节　国际资本作用的依附论观点　　20世纪50年代，在拉美地区针对不发达与发展问题展开了讨论，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不发达与依附理论（the Dependence Theory）。在20世纪60～70年代，依附论在拉美和非洲等地产生过较大影响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迄今，依附论学派依然活跃在拉美思想界。这个学派的一些有影响的著作还在不断地再版。例如，巴西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Cardoso）和智利社会学家恩所.法莱托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一书于1996年出了第27版。　　依附论关于国际资本作用的观点，主要来自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负面影响的观察和分析。因此，本书侧重在一种基本理论价值取向上，结合关于外资作用观点的演变，对激进主义的依附理论、改良主义的依附理论以及正统主流依附理论进行简要分析。　　一、激进主义依附论　　一般地说，当代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去认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一依附”关系。他们关于国际资本理论的分析，是在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或资本国际化理论框架中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其为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1957年，著名的依附论者、埃及经济学家阿明（Amin，S.）在其博士论文《不平等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最早建构了世界资本积累和发展模式。他认为不能从表象上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单纯地看成是一种落后状态或一种自然现象，而应认识到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就是被纳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一外围”经济体系的依附化的过程。发达国家的资本通过“对特殊类型设备供应、销售服务、零件供应、专利以及各种形式的‘善意活动’进行垄断，越来越有可能取得一个企业（即使不是其法定所有者）所产生的很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份额”，即中心国家占有外围国家生产的剩余。因此，虽然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可造成外围地区资本形成与经济的一时的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但在这之后必定出现发展受阻、停滞，甚至倒退。因而，国际资本流入创造的“奇迹”和“起飞”，只能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奇迹和已经失败的起飞”。这样，阿明从其“中心一外围”理论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大规模外国资本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依附性发展，即一种不发达的发展，因而对国际资本流入采取敌视态度。　　美国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70）在其所著的《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一书中提出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得到当时一部分学者的赞同。第一.拉美地区从其受欧洲殖民征服的时候起就与不断扩张的商业资本主义浑然一体了。因此，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不仅从其诞生之日起，而且“在其血统上”就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第二，资本主义体系如同一群卫星围绕着一个中心星辰旋转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不发达国家不可能获得真正自主的发展，其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状况的发展”，或者说是越来越不发达；第三，只有当这些卫星与中心星辰的联系处于最薄弱的情况时，才是这些卫星发展的时期，如拉美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因此，他主张不发达国家应与世界市场脱钩，即有名的“脱钩论”。　　二、改良主义依附论　　20世纪70年代，依附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基于巴西等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促使人们对先前的依附论进行反思。改良主义依附论的代表人物卡多佐（Cardoso，F.H.，1973）根据新的现实认识到，发展与依附并不一定总是矛盾的，“指出了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更进一步地，他提出了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不主张脱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跨国公司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纳入其国际市场体系，成为激活东道国市场的重要动力因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跨国公司的利益已经与依附国家的内在繁荣相一致。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确实促进了当地的展”。卡多佐等人强调，在一个强力政府存在的前提下，与发达国家利益群体构建一种相互关系，寻求“与依附相关的发展”。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这本书正好对我所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还是很详细的
•   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