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化找出路

出版时间：2012-8-1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张冠生  页数：221  字数：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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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支史笔七十年实地调查是费孝通先生毕生坚持、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方式。1935年，费先生初访广西瑶山，开始实地调查。2003年，他第七次访问甘肃定西，一生实地调查谢幕。时间跨度近七十年，衔接两个世纪。在这段历史里，费先生的际遇随中国历史起伏分出三段，每段时长二十三年左右。1935年到1957年，费先生进入学界，走到学科前沿，声名鹊起，成果迭出。1958年到1980年，费先生学术上一段可悲可叹的空白。1981年到2003年，费先生复得研究条件，自称“第二次学术生命”。他恢复了实地调查，以老迈之躯追踪中国社会变迁步调，提炼改革发展在其大脑中不断激荡出的命题——苏南乡镇企业（“草根工业”）、温州小商品经济、珠江发展模式、小城镇建设、城乡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生态与环境保护、农村基层直选（“草根民主”）、城市社区建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化与中国文化、洲际经济、地缘政治、学术反思、人文精神、知识分子、文化自觉……对这些问题，费先生皆予追踪观察、思考和阐发，留下了丰富的著述。看费先生的表述，除去《生育制度》一书，他很少对自己的著述表示满意。晚年里，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开路和破题的工作”。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院士接过费先生的话头说，费先生提出的很多课题都具有原创性，带动了同行很多人去做进一步的研究。翻看费先生留下的数百万字著述，话题确实多而广泛。其中，绵延时间最长、贯穿其一生思考的题目，不是民间熟知的“志在富民”，不是政界流传的“出主意，想办法”，不是他1930年代提出的“乡村工业”和“乡土重建”，也不是他19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和“区域发展”，而是他在1920年代就开始思考的“文化自觉”问题。当然，作为一个明确概念提出来，并作出接近定义性质的表述，是在费先生晚年。但作为这一命题的早期呈现，在他十七八岁时写出的文章里已能读到。从那时起，费先生的心志就确定在“认识人类究系何物”前提下“为中国文化找出路”的思考上。为着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费先生首先向自己提出了文化自觉的任务。他写道：过去的过去罢！不住的勇敢向着坟墓奔去，就是人们唯一的道路。在这荆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随处都给你看见许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时启示了你宇宙人生的意义。我这愚蠢的笔，固不能在道上随处记出一些给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们作一些参考，但是我却又不愿这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在未经人注意的时候，随着无名无声的浪花流星般的息灭。我自己认为这是我唯一的责任。在费先生此后生涯中，“随处记出”“值得留意的事情”成了习惯，在“未经人注意”的事情上发现宇宙人生的意义，作出记录和解说，成了志业。费先生写出这段文字，是这个世界上许多值得留意的事情之一。其中明确表达的责任感，蕴含内心的历史感，高度自觉的记录意识，安身立命的自我定位，传达着青年费孝通的心志，预示着一支史笔的诞生。这支史笔从此历七十余年沧桑而初衷不改，忠实记录下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过程，至白首而未倦。同时，也记录了费先生自早年到暮年漫漫文化自觉之旅的全程。从留意这段文字开始，体会费先生一生执笔不辍的文化价值，感受他的人格因素，应该比较容易找到门径，也能较深理解费先生毕生追寻的文化自觉对于每个社会成员“人之为人”的积极意义。上个世纪末，费先生说起书写他的传记的意义，有这么一句话：“人家看看我的一生怎么过来的，想想自己，能受点启发，就不错了。”是为序。张冠生2012年5月13日夜

内容概要

　　费孝通（1910－2005）是享誉国际的学者、政治活动家，他一生留下数百万字著述，话题多而广泛。其中绵延时间最长、贯穿其一生思考的题目，是他在1920年代就开始思考的“文化自觉”问题。本书在费孝通的浩瀚学术生涯中删繁就简，梳理出一位著名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主线，全程描述了他持续追寻、终至实现的“文化自觉”过程，以及高度的文化自觉可以带来的眼光、见识、襟怀、境界。

作者简介

　　张冠生，1954年生。祖籍江苏，现居北京。该读书时无书读，遂到农村种稻谷。七七级一员。当过研究机构职员、记者、编辑、公务员。曾长期为费孝通先生当助手。有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求是》、《东方》、《读书》、《天涯》等刊。出版有《费孝通传》、《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远古的纸草》、《荀子素描》、《纸年轮》等书。

书籍目录

序言：一支史笔七十年
上篇　人生传奇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一、文化生命源头
二、大时代的气息
三、父母都是贤达
四、“教育优先”的家庭
第二章 中学到大学
一、确定“唯一的责任”
二、从医学到社会学
三、得到名师点化
第三章 走上学术道路
一、瑶山里的惨祸
二、寻找文化路径
三、写成《江村经济》
四、魁阁时光
五、名声鹊起
六、面对东西文化
七、思索文明冲突
第四章 风雨如晦
一、投身国家建设
二、提出批评意见
三、学术生涯中断
四、苦难中的思索
五、逆来顺受，力求自保
六、干校家书
第五章 人生第二季
一、第二次学术生命
二、为乡镇企业正名
三、促进两岸学术交流
四、重提“文化出路”
第六章 呼吁“文化自觉”
一、老年开始“补课”
二、欲究“天人之际”
三、阐述“文化自觉”
四、回首前贤风骨
五、教育要讲做人
六、借重古代思想资源
七、老人家的警告
八、不懂装懂的背后
第七章 最后的反思
一、“句号画在什么地方”
二、“一国两制”的文化启示
三、神游冥想看人类
四、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尾声
中篇　代表作品
圣诞节续话
年终
《中日战争目击记》译文前言
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社会研究的程序
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与乡村
论社会组织
复兴丝业的先声
《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
再论社会变迁
书评
《江村经济》第一章
禄村农田
论旅行
论神经战
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
狂者进取
我们没有分别--给编者及读者的信
西行杂写
向西去
邦各有其道
初访美国？人生的另一道路
初访美国：文化的隔膜
初访美国？余笔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增加人口的代价
这是什么世界
乡土重建
对以政治力量强迫储蓄的过虑
美国人的性格
乡土中国
中国社会学的长成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二字诀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孔林片思
学术自述与反思
下篇　评价讨论
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
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
王铭铭：民族学与社会学
张雨林：费孝通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谢　泳：晚年费孝通
余世存：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张冠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开明士绅家庭。接下来，春秋九五，伴随家国沉浮，他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作为一名社会人类学家，他盯着国家和人类发展前沿课题，行路不止，思索不辍，著述等身，影响广泛，为中国学界赢得国际声誉。一、文化生命源头费孝通的自然生命源头不外十月怀胎，文化生命的源头则要久远得多。早年里，费孝通看到过老家收藏的家谱。《江夏费氏世谱》（1995）正文第一句给他以深刻印象——“费氏系出伯益（大禹之子）”。这本世谱说，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封地在费（今山东鱼台西南费亭），称大费。伯益生有两个儿子，次子名叫若木，始姓费，为费氏祖先。《辞海》有“伯益”词条，说伯益“亦称大费”。《竹书纪年》中，有“费侯伯益出就国”的记载，可与费家世谱的相关内容作参证。费孝通看见家谱时，正在读《三国演义》，于是知道了家谱所载祖先中的费祎是个深得诸葛亮器重的人。费祎是三国时代蜀国重臣，性情良实，理政练达，是社稷之才。刘禅继位后，费祎出任黄门侍郎，位于人君之侧。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称许他是“志虑忠纯”、“贞良死节之臣”。费姓望族气脉绵延，名士辈出。《江夏费氏世谱》载，费祎之后，有费诗为谏议大夫。唐代时候，费冠卿为元和年间（806—820年）进士。此后，有费宗陶、费叔熊皆为前蜀（907—932年）辅佐；费黄裳举后蜀（约950年）进士第一；费有章为南宋绍熙年（1190—1194年）吏部尚书；费有章之子费士寅、费士威等先后登第。费士寅官拜副相，为南宋嘉泰时（1201—1204年）参知政事。开禧年间（1205—1207年），他因不附权贵，忤犯外戚显宦，挂冠辞朝，择地而居，住在吴江垂虹桥畔。吴江自此有“东城费氏”之号，并自此后次第排序。后世子孙纂修家谱时，称费士寅为“吴江费氏第一代祖”。费氏门外，山外有山。清末民初以前，吴江历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远有陆龟蒙、洪祖烈、杨廷枢、柳如是，近有陈去病、柳亚子、杨天骥、孙本文……《吴江县志》记载，仅是同里一镇，从宋淳化三年（992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先后出过三十八个进士，八十个文武举人。“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类似楹联，在当地水巷石桥上时常可见。一些老式民居大门上，斑驳之中，“耕读传家”字样至今清晰可辨。明末清初，学坛又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气象。当时活跃于文坛、大有影响的复社、几社、慎交社、惊隐诗社等社团，都有吴江人士作中坚。曾属复社、又入惊隐诗社的顾炎武常到吴江，与诗社中吴江人王锡阐、吴炎、潘柽章等往还。顾氏曾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王氏与友人仿司马迁《史记》体例写《明史记》，历数年，书稿成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将完稿时，“明史案”发，书稿被焚。事虽未成，却可看作吴江文人勤于笔耕、发愤著书一例。有清一代，吴江的盛泽、同里、松陵、黎里、平望、芦墟这六个镇上先后建起九所书院，如盛泽的吴公书院、松陵学舍、肄业公所，黎里的禊湖书院，松陵的松陵书院、震泽书院，同里的同川书院，平望的艺英书院，芦墟的切问书院等。一县之地，一朝之间，而九所书院，吴江的读书风气之盛，文化氛围之浓，由此可见一斑。吴江文人勤于著述的风气，当是从古今绵延的耕读传统中酝酿出来。吴江人氏的历代著述，在1994年编修出版的《吴江县志》中，共选录书目257种。其中民国以前的179种，选入《四库全书总目》的85种；民国时期36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42种。单从《江夏费氏世谱》上看费家近现代人物，也能看出吴江学风炽盛。如费延斄，同治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其子费树蔚，喜读近代名人传记，过目成诵。兵部尚书吴大澂爱其才，招为快婿。费树蔚之子费巩，自幼受父亲和表兄柳亚子督责，于复旦大学毕业后，赴巴黎、伦敦深造，在民国时期写下了《英国文官考试制度》（1931）、《瑞士政府》（1933）、《比较宪法》（1934）和《中国经济问题》等书。费孝通稍后写下了《江村经济》（1939）、《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等书。费家姻亲柳亚子在民国前后写下了几千首旧诗、几百篇文言文、几十篇语体文和《南社纪略》……这些篇章中，激荡着二十世纪初的时代风云，预示着古老中国的百年巨变。二、大时代的气息费孝通出生当年，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在云南的螳螂川鸣炮动工；第一次试办的航空企业在北京南苑建造；第一届全运会在江苏南京南洋劝业会场举办；连续三次的全国立宪派大请愿声震朝野……是年，马寅初（1882—1982年）以出色成绩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陈寅恪（1890—1969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其兄陈衡恪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兴办新学，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丁文江（1887—1936年）在英国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主修动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吴宓（1894—1978年）始闻游美学务处通令各省招考游美学生，遂与诸同学赴省应考；胡适（1891—1962年）进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农科，后转入该校文理学院改习文科；梁漱溟（1893—1988年）在北京顺天中学堂接受洋文总教习和汉文练习的双重训练；熊十力（1885—1968年）在《庸言》连续发表文章，意在证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并藉“证人学会”以文会友，甚而“风动社会，左右政界”；顾颉刚（1893—1980年）在苏州公立中学接受军训，持新毛瑟枪跑步、冲锋、埋伏、变换阵式等，一一熟习；刘海粟（1896—1994年）在江苏常州开办图画传习所，融中西画技法于一堂；辜鸿铭（1857—1928年）出版英文版《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纵论东西文明，畅销一时；梁启超（1873—1929年）创办《国风报》，向国民灌输立宪政治常识。初求温和，不事激烈，但发现清政府玩弄立宪骗局后，言论渐趋激烈，推动了各地立宪请愿运动的勃兴；张謇（1853—1926年）为敦促清廷着手立宪改革，主持江苏省咨议局通过决议，联合各省咨议局代表共同赴京，向都察院递交敦促早日召开国会的请愿书。据费孝通回忆，他的父亲费璞安（1879—1969年）曾随张謇组织联合请愿活动，进京面见段祺瑞，吁请变法立宪，后曾担任吴江县议会议长。对于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知识分子常常既先觉其至，又投身其中。那些可称为大知识分子的人物，更是常得风气之先，又引潮流于后。从上述人物1910年的行踪片段上，清末民初时期社会上的新鲜风气，不难察知。新旧两个时代之间，不曾隔着一堵墙。新时代脱胎于旧时代，犹如婴儿出自母体。费孝通的出生，将为《江夏费氏世谱》世系表再添一笔，为当时身处革新大潮的吴江费氏又添一丁。自伯益、费祎、费士寅到费孝通的一脉世谱，背后是数千年中国历史。吴江乃至苏南一方土地上的立宪呼声，是二十世纪初整个中国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一处缩影，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对现代世界潮流的响应。世纪初的东方时空传布和激荡着的全部历史主题，都将成为文化基因，伴随着费孝通自然生命的育成和延续，融入他人文生命的全过程。三、父母都是贤达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小时候接受私塾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他考得生员资格。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部，兴办新学，命各省都送秀才出国深造，费璞安有机会于当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他攻读教育专业。学成回国后，从在家乡办学开始，直到年迈离开公职，他把相当多心血用于教育，人称“江苏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费家好友中，张謇是光绪年间状元，清末民初著名改良派实业家和教育家，视实业、教育为“富强之大本”。张謇于1903年在家乡南通初创中国第一个师范学堂——通州民立师范（即今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时，曾延请王国维等十多位学界先进做教员。费璞安留学回国后，也曾应张謇之请，于1909年1月到通州师范学校执教。费孝通的名字就出自父亲这段执教经历。据费孝通说，费家与张謇两家交情很深。张謇的儿辈属“孝”字辈。为纪念父辈友情和通州执教经历，费璞安为小儿子取名“孝通”。1911年9月，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和县会选举法，吴江县选民选举成立了县议会，议员四十七名，费璞安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在通州任教，未回吴江投票，但被选为议员，还被选为议长。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费璞安心向往之。不久，他由通州到上海，与史量才一起筹备由张謇发起、行将在沪举行的全国农务联合大会。11月5日，苏州光复，费璞安回到吴江，以县议会名义召开民众大会，商议光复吴江之事，又赶赴苏州都督府，商定光复日期。11月15日，苏州都督府派革命军荷枪实弹到达吴江。费璞安在城隍庙召开民众大会，并以县议会议长身份就主席位。当时，号鼓齐鸣，百姓欢呼，吴江、震泽的知县抱着内装官印的箱子，恭恭敬敬放在主座桌上。费璞安将官印取出，让大家验明，交革命军司令吴嘉禄执行销毁，同时正式宣布吴江光复，声明今后政权改为民主，议会是人民的代表，一切政事取决于人民，并举行了宣誓仪式。此时，费孝通刚满一周岁，费璞安刚过“而立”之年不久。此后，费璞安立足的民主政治舞台不断扩大。当时的吴江县议会确有实力，凡县政预算决算以及地方兴革诸事，均须由议会议决通过，并确能根据定章切实办事，这使费璞安感到大有可为。在民国成立、各省议会成立、国会成立的局势下，他联合吴县、上海、常熟、如皋四县议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的县议会联合会，在上海“也是园”设立机构，“深能反映当时的民众呼声”。后来，吴江、吴县、上海、常熟、如皋五县议会又倡议，联合全国县议会组织全国县联会，并推费璞安为江苏省晋京请愿总代表。费璞安到京后，借贾家胡同吴江同乡会为会所，定期开会。各省代表又推举他晋见段祺瑞，代表全国人民呼号请愿。费璞安在当时社会进步力量中的影响，由此可见。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出身于当地名门。她从小承教于家学，后来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到良好教育。二十世纪初，妇女解放的思潮激荡着中国思想界，激励着仁人志士。杨纫兰的思想也发生了强烈共鸣。杨纫兰的同乡金松岑，曾在上海爱国学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一起鼓吹革命。1903年，金松岑的力作《女界钟》刊行，这是中国最早阐发妇女解放的专门论著。书中用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的新观念论述妇女问题，以男女平等为主旨，主张从入学、交友、营业、管财、出入、婚姻等六个方面恢复妇女的自由权利。这本书刊行之前，金松岑有意请费璞安、杨纫兰夫妇作序。费璞安则让妻子独执其笔，一抒胸臆。于是，杨纫兰酣畅淋漓的《〈女界钟〉序》，如晨钟轰鸣，震响在清王朝气数将尽的沉沉暗夜：溺于社会之人不知世界，溺于现在社会之人非独不知未来世界，并不知已往世界，男子且然，而况于女子哉。女子者居社会之半部分，以平权之理论之，女子亦居国民之半部分。国民者何也，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者也。悲哉，我女子乃闺闼之外无思想乎！悲哉，中国男子乃功名富贵之外无思想乎！虽然，男子我不论，我论女子。方今女权堕地，女学不昌。顺从之外无道德，脂粉以外无品性，井臼以外无能力，针绣以外无教育，筐笥以外无权利。胶蔽耳目，束缚形骸，无论未来之新国民如罗兰夫人、批茶女士、苏菲亚若安之流，言之适遭怪异，即中国已往人物如班昭、谢韫、木兰、冯夫人、梁红玉、聂隐娘之流，亦不过低头咋舌，以为不可及，而如其奋发投袂，起而效之，则一以为魔怪，一以为风狂。群聚而哗，不见容于社会。宜乎蠢蠢须眉，尘尘巾帼，两俱沦于黑暗世界，以有今日之时局也。同邑金君著《女界钟》约三万言，掊击现在之社会，而提倡新中国、新国民，将以警醒我同胞，出之于奴隶之陬，而登之于平权自由之乐土。其文章则流丽芬芳，语长心重，其议论则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虽以锡纶之愚读之犹且感动，何况世不乏聪明才智之姊妹，苟开卷熟复，其必有奋发投袂而起，以逐诸女杰之后尘者，则我谓此书为美利坚之自由钟可也，为批茶之五月花亦可也。杨纫兰（文中“锡纶”是她的字）这篇序言写于1903年，对体察费孝通早年成长环境十分重要，可供后人从当时整个社会状况一直看到杨纫兰的胸襟、见识、抱负。父母亲在费孝通出生前后这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作为，在社会上是唤醒民众的呼号；在家里是充案盈室的高尚气氛。费孝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中，一天天长大。四、“教育优先”的家庭费璞安杨纫兰夫妇养育有四子一女，费孝通最小。其上依大小排序有大哥费振东，姐姐费达生，二哥费青，三哥费霍，费孝通为幼子。费孝通的父母投身社会进步活动时，把教育事业作为安身立命之处。父亲办学教书，母亲创办蒙养院，各有天地，同开风气，视教育为最根本、最长远的进步动力。国家如此，族群如此，家庭亦如此。他们忙于社会活动，对儿女生活上管得不多，教育上却有全盘计划，很下工夫，要使儿女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费孝通幼年时期，费璞安上有母亲和姨母，下有妻子儿女。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人的工资供养，家境并不宽裕。据《吴江光复前后回忆》一文可知，辛亥革命爆发后，费璞安曾参与发起组织红十字会。当时要筹款制备担架药品，发起人中有人捐一千元，有人捐两千元。费璞安记载自己认捐时的情况说：“我是穷汉，亦竭力写捐五十元。”捐五十元已是“竭力”之举，家中境况可想而知。费孝通上小学前后，父亲任职于江苏省教育厅，工资不多，乃至“微薄”。家境如此，杨纫兰既要维持九口人年复一年日常吃穿，更要保证儿女教育费用，确实得花费不少心思。一次，病重的杨纫兰把孩子们叫到床前，让费孝通的三个哥哥根据历年家庭日用账目作出统计，按各项支出画成曲线，列在一张表上。结果，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杨纫兰指着这张表对孩子们说，费家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教育优先。家中所需的各项支出中，首先扣除教育费用，再以余钱安排其他，这就是“教育优先”原则。母亲病床前这一幕情景和母亲的话，给费孝通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杨纫兰有心让儿女们都受到正规教育，然家庭收入微薄，须有特殊供养办法。她让五个孩子间隔开，上大学和读专科交叉安排，利用读专科不用家里花钱的条件，省出学费，确保每个孩子都受到正规教育。在母亲的安排下，费振东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成为南洋一带著名华侨教育家；费达生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成为国内知名蚕丝业专家；费青由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成为著名法学家；费霍进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成为建筑工程师；费孝通从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清华研究院毕业后留学英国伦敦，取得博士学位，经历了正规教育从最基础到最顶端的全过程，接受了严格而充分的学术训练，且有幸在清华和伦敦先后师从人类学大师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为日后取得卓越学术成果奠定了深厚基础。费璞安在江苏省教育厅担任视学一职，相当于后来的教育督导员。每年中，他有一多半时间在省内奔波，巡视各地的学校，作实际情况访查，回家就忙于写调查报告。每当此时，家里书桌上就堆满了他从各地搜集到的材料和巡视笔记。对于这些，费孝通自有孩童式的好奇，有时趁父亲不在家，就去翻看。材料多是各所学校提供的情况介绍，有很多数据，对一个孩子来说，未免枯燥。费孝通印象更深的是那些笔记。其中有随班听课的现场记录，还有评语。这些生动、具体而富于现场感的笔记，融进了父亲的调查报告，也融进了费孝通对父亲的早期印象中。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费璞安遗墨看，他的毛笔字相当见功力。但他每写出一篇调查报告，都要请本乡一位书法更端正的先生抄写出来。抄出以后，费孝通的二哥三哥就被指定作校对，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费孝通年纪还小，“只配在一旁陪坐”。他后来写《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1991）一文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当时识字不多，在旁边看，不大懂他做这些事情的意义，但是记住了这些事情。我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搞调查，二是写文章，很明显跟父亲的影响有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教育，不是言教，是身教。对费孝通影响更深远的“身教”，是费璞安每次外出调查都要带回沿途搜求的地方志书，逐渐积满整整一个书架。这些记载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民俗等的志书，费孝通时常翻看。开卷有益，影响日深，他后来在燕京大学写毕业论文时，就是利用全国各地志书中有关婚姻风俗的资料，在吴文藻等指导下，写出了《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1933）。1938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时，把它看成“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的乡土志”。1996年，费孝通接受一次采访时，把自己六十多年的学术成果概括为“现代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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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编辑推荐：费孝通——他一生志在富民，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研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大师，他的作品是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不搞花架子的领导、20世纪40年代的著名公知，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费先生是大家，好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