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4-08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作者:李敖 页数: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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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台湾没有李敖 何飞鹏 十几岁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认识李敖,只能偷偷地读他写的《传统下的独白》,感觉李敖似乎颠覆了所有学校中所受的教育。那时候所知的李敖,是个一袭长袍、特立独行的台大学生,学问足以亏大师胡适往来、论战,无疑是个梦中的未来英雄。这个未来英雄,并没有按照我年轻时的想象,成为体制内认同的当代大师、思想家、文豪或者史学家(年轻的我,对体制有高度敬畏,当然李敖是体制外的英雄毋庸置疑),接下来只有断断续续的印象:与《文星》纠缠不断的官司,退出江湖卖牛肉面去,成为思想犯坐牢,出狱后复出江湖,与名女人胡茵梦结婚、离婚,继续放言高论,与当权者斗争,办《求是报》,以一人之力办报,其文字的产量,最令身为记者的我由衷佩服。这些远观(无缘认识前)的片断,串成了对李敖的想象:一个当代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博览群籍,巨笔如椽;指责当道,不惜坐牢;挑战禁忌,不屑媚俗。
内容概要
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骂遍天下名人,却安危无恙;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在立德立言上,自喜成就非凡。 横睨一世,卓而不群的李敖,其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犹如一则现代的传奇。从文坛慧星到人人口诛笔伐的大毒草,从论战英雄到十四年的牢狱之灾,被查禁的书有九十六种之多,李敖始终坦然面对,顽强对抗,本忆旧李敖和时代颉颃最忠实的自述。
作者简介
李敖,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李氏文笔自成一家,被喻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与《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
西方传媒更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评论家”。
书籍目录
如果台湾没有李敖……自序1 哈尔滨(1935——1937 一到二岁)2 北京、太原(1937——1948 二到十三岁)3 上海(1948——1949 十三到十四岁)4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5 台大(1954——1959 十九岁到二十四岁)6 军队(1959——1961 二十四到二十六岁)7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8 文献会(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岁)9 《文星》(1962——1966 二十七到三十一岁)10 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11 软禁(1970——1971 三十五到三十六岁)12 监狱(1971——1976 三十六到四十一岁)13 隐居(1976——1979 四十一到四十四岁)14 复出(1979——1981 四十四到四十六岁)15 “二进宫”(1981——1982 四十六岁)16 笔伐(1982——1992 四十七到五十七岁)17 口诛(1993—— 五十八岁至今)18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
章节摘录
李敖回忆录1哈尔滨(1935-1937 1到2岁) 1935年的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这一年在世界上,波斯改国号叫伊朗了、英国鲍尔温当首相了、墨西哥革命失败了、意大利墨索里尼身兼八职并侵略阿比西尼亚了、法国赖伐尔当总理了、挪威在南极发现新大陆了、德国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扩张军力了、捷克马萨利克辞掉总统职务了、土耳其凯末尔第三次连任总统了、菲律宾脱离美国独立了。这一年在中国,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内斗内行,大力“剿共”,逐共中原;但外斗外行,对日本鬼子卵翼的政权,瞪眼旁观、无能为力:在长城以内,殷汝耕成立了冀东政府;在长城以外,溥仪头一年就称帝于“满洲国”,那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年半,也正是蒋介石丧权辱国、贯彻“不抵抗主义”后两年半,1935年到了,两年半变成了三年半,“满洲国”使中国东北变成了“遗民”地区,而我,就是“遗民”中的一位。 1935年4月25日,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是日本鬼子控制下的“满洲国”。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不过,孔夫子做“遗民”,做来做去,是给不同的中国统治者做“遗民”,但我却一生下来,给日本鬼子卵翼的中国末代皇帝做“遗民”,所以,我比孔夫子还窝囊。 我出生时候,还流行用阴历计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3月23日辰时(上午七至九点),我的小名也叫“安辰”。乙亥年生的属猪,3月23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阴历太落伍了。不料,我快六十岁的时候,二姊从大陆来,她断言我的生日不是阴历3月23日而是3月3日,二姊的记忆力一向过人,所言如不虚,则我的阳历生日是4月5日才对。不管怎么算,我生在1935年4月间,这年四月前后,世界上也生了不少“名流”: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洛蒂、歌星“猫王”普莱斯利、导演伍迪艾伦、没脱光的影星亚兰德伦和脱光照裸照的影星毕雷诺斯等皆属之;中国的女明星尤敏、妖僧达赖喇嘛、蒋介石的长孙蒋孝文,也都生在1935。当然,同是1935年生的人也有贤有不肖,神棍达赖与纨绔蒋孝文,自属不肖之例。国民党在台湾的当权派,1935年生的也正当行,自“司法院”施启扬以下,全是不肖之徒,不单属猪,根本一窝猪耳! 我虽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但我的籍贯,却源远流长。我小时候,每见过年,家中即捧出“李氏宗谱”上供桌,一起列在香案上,受焚香膜拜。这部宗谱后来带到台湾,归我保存。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的。洪武十四年(1381)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而照人类学家凌纯声等的研究,苗族的支流,渡海来台湾,成为高山族的一部分,所以,我是台湾高山族的族人,而目前自称真正台湾人的福佬与客家,比起高山族来,其实是假台湾人,或是喧宾夺主的台湾人。 我在云南乌撒的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做小百姓,虽在潍县五百年,但是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也一直安土重迁,直到我爷爷(祖父)出来,才有了大变化。 爷爷名叫李凤亭,他不大会写这三个字。他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也去“下关东”。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就像英国的澳大利亚一样,只是罪犯的大本营。顾贞观《金缕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吴汉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的确构成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去西部”一样。1904年,日本和俄国打仗,千古怪事是,这两个国家打仗,战场却在第三国——中国的东北。东北这时候,已经有四百万人民这些人口的压阵,使日本、俄国在瓜分东北上,产生了不少阻力。满洲人再也没想到: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却在阴错阳差之中,替他们看住了老家!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就是我的爷爷李凤亭。 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的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七十多岁以后,他和大爷(大伯父)大娘(大伯母)住在郊区,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我们,最后运到故都。柜上一个圆坑,就是子弹的旧痕,这个旧痕,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 另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他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我没法证实,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这一杰作,使我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爷爷和奶奶(祖母)结婚,也有一段故事。爷爷做土匪,受了伤,躺在山洞里,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后来就结了婚,奶奶是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改姓“吕”。奶奶长得不怎么样,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丑妇刁民”!“丑妇刁民”很有个性,她在七十去世前,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他们在儿孙的包围下,合照了相,可是尽管照相,话还是不说。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地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哪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订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中国古制帝王即位后,便预造内棺:“椑”,表示人要存不忘亡、要时时面对死亡。“椑”不但放在皇宫里,出巡时也要随着车队,以“椑车”一辆,跟着皇帝走。这个制度,到唐明皇时才废掉。可见古人对自己的棺材并不忌讳)。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爷爷,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二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比起又致训词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军阀太可爱了。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妈妈在学校是锋头人物、是篮球健将,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所以女学生很拉风。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个学生,名叫程烈,后来变成国民党中的名“立法委员”。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被校长我爸爸开除。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在台湾恢复,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有一次被军训教官陷害,要开除,经爸爸力持交涉,才免于被开除。两代开除恩怨,竟成佳话。前一阵子程国强六十大寿,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但被骗去,席上邀我讲话,我说:“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幸亏程烈失败了,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闻者大笑。 妈妈生我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成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大姊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名妇产科医生,嫁给周克敏,现在大陆;二姊李珣,北京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毕业,工程专家,嫁给汤克勤,现在大陆;三姊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嫁给石锦,现在美国;四姊李峥,台北台大护校毕业,嫁给张立豫,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嫁给陈大革,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毕业,嫁给叶成有,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与王自义结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我们叫老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满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叫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欧威尔《1984年》中的“老大哥”。 老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账;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会背挺得直,老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姥姥唯一理会的是老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玻老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老爷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老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老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亲上加亲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老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姊妹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并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京(国民党改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这时,我以二岁的年纪,离开了哈尔滨,从此我的家,不在东北松花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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