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红旗 作者:阎长贵//王广宇 页数: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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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 “当代人修当代史”,已成为 人们普遍重视的-个重大问题 “当代人修当代史”,这是中央党校韩钢教授近年强调的问题。他在《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吗?》中指出,当代人记叙历史,虽然难免夹杂复杂的主观因素,但是也有后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者对文献档案缺失记载的史实记忆,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来人很难“研究”出来的。因此,他认为当代人可以而且应该和能够修当代史。我很赞同韩钢的观点,并深受启发。也是中央党校的教授王海光同志,他写了一篇正确认识和对待回忆录的文章,从电脑上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同意他的观点,并回信谈了我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评价当代人和当代事件来说,当代人往往难
内容概要
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这只是问题即历史传统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史学传统。司马迁著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或重点是写这一时期的人和事的有66篇,占《史记》篇幅的一半多,这是就数量说;就质量说,班固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以我说,司马迁不仅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突出代表,而且是伟大代表,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其实,“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也早被中国人打破了。从网上看到《当代中国史料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说:“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尽管如此,“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还仍这样或那样地禁锢着我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件怪事。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就是主张和实践“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出的。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说:“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又说:“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厉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瀚文献都望尘莫及的。”我们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我们很难做到马克思那样,但马克思关心现实、追踪现实即为当代修史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作者简介
阎长贵,山东聊城人,1937年生。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文革中,1967年1月至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1975年获释,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平反,1980年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1997年退休,退休后,主要从事文革的回忆和研究。王广宇,吉林柳河县人,1930年生。1945年参加工作,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10月入东北人民大学学法律,1956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在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1958年7月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1964年改名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66年6月被借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办事组)工作,1967年1月至8月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1968年3月因所谓“鲁迅手稿问题”被捕,1975年5月获释,1979年平反。1980年重新分配到《红旗》(1988年改名《求是》)杂志工作。1990年离休。一生主要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与马列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书籍目录
代前言 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一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 中央文革在一九六七年 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从“三娘教子”到“子教三娘”——漫议“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 一部“文革”中被滥用的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 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 一张反对陶铸大字报的出笼经过 “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 毛泽东和上海夺权(资料)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 关于“文革”中广泛流传的两句诗来历考辨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 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 “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 陈里宁“反革命案”始末 肖力(李讷)在中央文革小组 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 “七二○”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 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二 “夺取政权没赶上,保卫政权不能落后”——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我怎样成为江青的秘书 毛泽东批发我的处女作 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 “旗手”风波 毛泽东和江青二三事 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的问题 “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 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 1966~1967年江青、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八年监狱五年流放 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 我是怎样被调进中央文革小组的 我在中央文革小组与江青的接触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三种监狱生活扫描三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读《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有感 千万不要忘记实事求是——读肖冬连大转折纪实系列文章 搞历史一定要注意把史实搞准确 “文革浩劫论”不容否定——读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文革”研究要关注平民百姓——《记忆》第二期读后 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 澄清一个事实 林彪何时成为接班人 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 关于《聂元梓回忆录》中的若干史实问题 关于《吴法宪回忆录》下卷中的若干史实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宣传组 这个组大约在1967年初陶铸被打倒后成立的。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亲自抓筹备工作,王力把筹备工作的具体操作交给从中央党校调来的李广文,和他带来一位姓蔡的同志做助手。王力叫我帮助李广文解决一些有关选办公地址和行政后勤方面的事宜。经中央文革的管理员多方考察,最后选在二里沟原来的新疆驻京办事处的一座楼,作为宣传组的办公地点。李广文后来又从中央党校等单位调来一些人作为工作人员。可能因为后勤方面的困难,宣传组又从新疆驻京办事处迁到沙滩,同文艺组住同一楼办公。这个组的成立是要把全国的宣传工作抓起来,代替原中宣部的职能。 档案组 这是戚本禹掌管的一个组。它的任务就是把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移交在中央文革手中。成立于1967年6~7月。档案组实际上是以军代表的名义进驻中央档案馆,接管档案管理权,便于中央文革随时调阅档案。这个组成立时,戚本禹派我去档案馆宣布中央文革的决定。军代表是从部队调来一位团政委王敬忠,从《红旗》杂志社调来一位老编辑,哲学组副组长朱波,还有一位是当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王恩宇,王恩宇是戚本禹有意把他从历史所调出来的,不想让他继续操纵历史所的运动和派性斗争。但王恩宇没有服从这个调动,因此他未到任。在中央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我代替戚本禹宣布了中央文革决定:“派王敬忠、朱波和王恩宇为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由军代表领导中央档案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接收并管理中央档案。”和我同去档案馆的有参加接交会的当时中央办公厅的政治部主任王良恩,他在会上讲了话。王敬忠代表军代表作了表态性的讲话。1968年1月戚本禹垮台,这个组的王敬忠、朱波都被江青投进了监狱。 四、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个党支部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它的工作人员调到中央文革后,党员转来的都是临时组织关系,行政、工资关系都由原单位管,所以中央文革的党组织只是临时性的党组织。中央文革也没有行政、财务部门,生活上的事有一个管理员管。1966年7月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后开过一次支部大会,有四、五个小组成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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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史求信集》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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