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中国物资出版社 作者:李小树 页数:388
内容概要
本书所要呈现给读者的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天才创造与智慧结晶的史学。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史学始终承载着十分重要的职任,人们通过史学记录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并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自身的观念与行为,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无论传统史学的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还是现代史学的探寻规律以感知现实、洞见未来,都是这种职任的集中体现,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长久以来,史学都视道德教化为天然使命。其最为常见的形式是通过“记事载言”而“劝善惩恶”,使世人“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毫无疑问,这种对遵德自律的表彰,对背德行恶的鞭挞,有着重要的道德垂范作用,它可以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潜在因素,使人文生态在风俗善、祸乱止中得以改善,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与社会。
作者简介
李小树,1949年10月出生,四川天全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和中国监察史的研究与教学。独立及与人合作出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反腐败与监督通论》、《中国历朝行政管理》等著作十多部。发表《论中国史学发展的形态演进与特征变化》、《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演进》、《班固受贿写史辨疑》、《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魏晋南北朝民间史学活动探论》、《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11-19世纪中国史学的大众化历程》、《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学探论》、《论20世纪中国史学大众化的百年历程》、“李大钊史学理论蕴含的几个观念》、《论季大钊在中国史学多元格局中的理论选择》、《关于“通俗历史热”的历史学考察》、《关于通俗史学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数十篇。
书籍目录
导 言 文明曙光中的历史记忆 ——中华史学的萌生与初步发展成熟篇 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中华史学 第一章 西周时期的中华史学 第一节 西周时期的历史记录和记史制度 第二节 中华史学中重民观念的出现 第三节 中华史学重鉴戒传统的形成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史学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史学的演进 第二节 中华史学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形成 第三节 中华史学中重人事的历史观鼎盛篇 走向繁盛的东方学术——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十世纪的中华史学演化篇 成衰嬗变中的演化之路——公元十世纪至公元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华史学参考文献后记编后记
章节摘录
对西汉史官的地位,关键在于对“位在丞相之上”的理解,按虞喜《志林》的说法是:“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仍居公上”,即虽然“职位”已趋卑下,但朝会之时,其“坐位”仍沿袭旧制,在丞相等三“公”之上,而非实际地位高于丞相,这是较为合理的解释。因为西汉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金印绿绶,秩万石;而太史令只是九卿之一的奉常的属官,铜印墨绶,秩不逾千石,远较丞相为低。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也很明确地说:作为太史令的他,“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又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可见地位是较为低下的。因而《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认为,“虞喜说为长。”①尽管西汉史官的地位不高,但他们把修史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而为之奋斗。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便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司马谈将撰修史书,改变“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的状况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直至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这件事,嘱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司马迁担任史官之后,继承父亲的遗志,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到《史记》的撰修之中。在遭受被士大夫视为“最下之刑”的奇耻大辱后,他仍然在承受着极大痛苦的情况下,“隐忍苟活”,全力以赴地撰写《史记》。西汉史官这种对史学的献身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是西汉时期中华史学得以复兴的重要保证。
后记
本书是刘后滨教授主持的“2009年北京市特色专业项目”中的子课题“中国古代史学史教材”。我自2。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课程,也曾开设过全校选修课“中华史学三千年”。二十多年来,这些课程的讲义经过反复的修改,内容也在不断补充,本书即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撰写而成。在我看来,作为教材,在内容上应当具备两方面的特质:一是要对课程所涉学科范围内的基本知识进行系统的介绍,唯有如此,才能给学习者提供该学科必要的知识储备,为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奠定基础。二是要有作者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惟其如此,才能使教材蕴涵个性、独具特色而不致“千书一面”。事实上,迄今为止面世的中国史学史教材,大都具有上述特质,这也是本书所为之努力的.长期以来,本书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孙家洲教授、黄朴民教授、成崇德教授和刘后滨教授的大力支持,刘后滨教授将本书列入其主持的课题之中,使之得以出版面世,在此深致谢意;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的同志给予的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吴冰老师所提供的帮助;中国物资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邹绍荣博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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