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影视形象传播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盖琪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2-03出版)  作者：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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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时代的影视形象传播》内容简介：在传媒全球化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种种失衡与不平等，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拥有同样的传播机会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关键是国内传媒要学会用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传播方式、语言、角度来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

作者简介

盖琪，1979年生，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自觉富于学术与实践的双重激情，因而一直致力于学理思考与艺术传播实践的充分融会。迄今为止公开发表专业性学术论文十余篇。独立撰写研究课题二十余万字；同时历任新闻记者、栏目编导、纪录片导演、综艺晚会撰稿、电视剧策划各职。

书籍目录

导言 全球本土化时代的他者与自身 第一章 总论：何谓“中国影视艺术民族审美文化形象的建构” 第一节 解题：本书的概念层级与研究范围 一、关于“艺术形象” 二、关于“民族审美文化” 三、关于“艺术的民族审美文化形象” 四、关于“中国影视艺术民族审美文化形象的建构” 第二节 研究阐述：本论文的方法论设计、研究起点与论述架构 一、本论文的方法论设计——对传媒艺术“艺术属性”与“传播属性”的共同关注 二、本论文的研究起点——影视民族性研究与国家／民族媒介形象研究 三、本论文的文本选择与论述架构——以“建构”为核心的前瞻性分析 第二章 历史与现实的交互吁求：聚焦“影视艺术民族审美文化形象的建构” 第一节 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影视艺术民族审美文化形象的建构” 一、1905—1949：在影像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民族尊严 二、1949—1980：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影像文化的现实离散与精神感应 三、1980—2010：当代传媒艺术场域中的“想象的审美文化共同体” 第二节 21世纪，伴随着GDP的骄傲感，我们的文化自信在何处？ 一、“我们是谁”：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个性 二、“我们为什么值得尊敬”：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魅力与价值引力 第三章 自我的呈现与嬗变：典型符号层面的“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 第一节 作为民族审美文化形象的“域” 一、影像北京：政治记忆与平民话语精神的交响 二、影像上海：华人世界的“上海滩怀旧”情结 三、影像香港：拟像城市的身份迷失与精神形塑 四、影像台北：东方都会的成长之痛与人情之美 第二节 作为民族审美文化形象的“人” 一、承担与俯瞰——中国影视艺术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二、坚守与创新——中国影视艺术对英雄形象的建构 第三节 作为民族审美文化形象的“物” 一、信仰凝铸——作为民族精神地标的“物” 二、情思流转——承载民族生活灵韵的“物” 第四章 价值的耙梳与整合：核心意义层面的“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 第一节 民族的集体记忆：历史的尴尬与重建 一、历史框架上的“记忆裂痕” 二、“集体记忆叙事”中的“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 第二节 民族的秩序伦理：生存的困境与救赎 一、现代性追求下的“秩序焦虑” 二、“秩序伦理叙事”中的“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 第三节 民族的幸福观和精神归依：心灵家园的失落与再寻求 一、消费主义时代的“幸福幻景” 二、“幸福寓言”中的“民族审美文化形象” 第五章 症候分析与对策展望：当前“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的缺欠与突围 第一节 “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宏观战略思想的缺席与建立 一、“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宏观战略思想缺席的症候分析 二、对建立“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宏观战略思想的具体建议 第二节 “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中观价值认同的混乱与引导 一、“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中观价值认同混乱的症候分析 二、对解决“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价值失范状态的具体建议 第三节 “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微观修辞操作的失策与调控 一、“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微观修辞操作失策的症候分析 三、对化解“民族审美文化形象建构”修辞操作失策行为的具体建议 结语语境意识、问题意识与学术使命感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1.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一般意义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代表了中国人对于浪漫爱情的倾心向往。而“化蝶”这样一种结局，更是流露出中华文化对于悲剧的超越和对于死亡的高蹈。这种已经具有一定“母题”效应的文化精神极易跨越意识形态壁垒，催生精神上的共感共应。有研究资料显示，“1954年12月，内地越剧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港公映，熟悉的戏剧唱腔和传统的民间故事勾起了在港内地人的思乡之情，该片在香港引起了巨大轰动，直到1955年3月31日才公映结束，首轮映期长达107天，收入港币110万元，成为在港放映影片中第一部超百万的电影”。可惜的是，这样一种倚重民族文化血脉，引领华语地区传统文化风潮的优势，在后来内地高度政治化的电影发展趋向中被迅速湮没了。 仅仅时隔九年之后，1963年5月，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拍摄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再次在台港同时掀起热潮。在台湾，这部电影连演162天，共计930场，打破影史纪录，使得当时的香港人直称台北为“狂人城”。而我们比较熟悉的应该是1994年香港导演徐克重新演绎的《梁祝》，在徐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下：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了兼具新世代年轻人缺点与可爱之处的顽皮情侣。在更具当代娱乐气息的视听语言与叙事框架下，这一古老故事居然焕发出世纪末的青春光彩。 2.黄飞鸿 在中国当代影视文化史中，黄飞鸿是被反复书写次数最多的经典人物形象之一。即使在世界影视文化舞台上，黄飞鸿形象所跨越的时间、涉及作品的数量，以及不同时期形象之间的千变万化程度，也都远远超过了英国的詹姆斯•邦德，法国的佐罗，或者日本的寅次郎等。“据香港、台湾、大陆三地所公开出版的电影书刊所记录的资料表明，自1949年香港导演胡鹏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和《黄飞鸿传下集之火烧霸王庄》，至1994年由徐克导演的《黄飞鸿之五龙城歼霸》，中国电影人已经拍摄了104部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系列影片。扮演黄飞鸿的演员已近20人。” 黄飞鸿形象之间的互文性与变异性为我们观照中国影视审美文化取向的流变提供了一个上佳的参照系。通过对不同时期黄飞鸿形象进行比较，我们可以透视出彼一时代的审美趣味与社会心态。在黄飞鸿形象登上银幕的初期，“黄飞鸿是作为传统英雄出现的。他是社会仁义道德的保护者，正义凛然又带有封建色彩，属于‘古典主义’英雄，很符合五六十年代香港人的社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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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影视形象传播》是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