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报海见闻录
出版时间：1991年3月 作者：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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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是在另一本书的封底上推荐的，去图书馆不费力借到了。因为对于媒体和报纸的浓厚兴趣，用了一天的时间读完了。书中很详实地介绍了美国报业的各个层面，从报人、报纸和报业不同维度完成了这幅美国报纸的全景式描绘。
尽管距离当时的87年已经时隔27年之久，但对于美国一些著名大报，特别是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今日美国的历史回顾、特色风格以及宗旨倾向等仍然让非新闻科班出身的人有了最直观的了解。
比如贵为美国第一报的纽约时报仍然秉承了一贯的风格，华盛顿邮报在政治事件的独树一帜，都让对这两个报纸有所耳闻的我有个更深入的感受。可惜，现在中国的读者仍然无缘阅读这两家的报纸。
过去那么多年，信息时代对报业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尤其在过去的2013年，唱衰传统媒体的声音不绝于耳。在中国的新闻界，也不断有媒体人投身新媒体。而新闻界的整合和改革也一直在探索前行。
阅读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想知道书中提到的那些大报、中报甚至小报如今的境遇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报纸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有些仍然独占鳌头，如纽约时报，靠内容吸引订阅电子版的方式是报纸中最成功的。遗憾的是，本书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对比阅读的机会，也无法再20多年后再如此系统去审视美国报业的变化。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论述，即使是20多年前的观点，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没有过时。我们的新闻无论从机制、媒体和从业人员上，尚无法和当时的美国相提并论。在新闻自由仍然是一句空话的今天，遑论专业。而所谓业界良心的胡舒立算作是中国新闻界的一支奇葩，因为跟其本人并无直接的接触，不了解其为人处世，但从其操盘的财经和新世纪而言，胡也确实开创了所谓新闻专业主义。
对于做传播和媒体的人而言，本书仍旧值得一读。 - 本书是1987年胡舒立去美国做访问学者3个月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1991年曾经出版，书名为《美国报海见闻录》，在2012年编辑徐晓将文章进行了裁剪调整，做了结构性手术，被命名为《访美记》重新进行了出版。
即便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本1987年的观感，也还是非常值得借鉴，尤其是做媒体的同行们，从中能够看到一些媒体的发展方向。美国的新闻史，就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历史，也是报人、报业不断发展的历史。
他们的媒体也有与权贵勾结，也有迫于政府压迫，也有各种虚假新闻的阶段，不过多亏了言论自由，多亏了自由竞争，美国的报业和报人们才逐渐地找到了一条受人尊敬的道路——这不是说美国就没有小报，报纸没有谎言，只是那样的报纸没有办法成为最受尊敬的媒体。
当然，他们也受各种新媒体的冲击，在做令人尊敬的媒体和活下去之间，媒体总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毕竟，媒体的形式不重要，媒体人总是被需要的。
反正他们也不发记者证，是吧? - 这本《访美记》是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女士20多年前的一本旧作，是她作为《工人日报》的记者于1987年6月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世界新闻研究所组织的为期5个月的青年国际记者旅行采访活动的副产品——一系列的随笔文章。在1991年曾以《美国报海见闻录》为书名出版过，这次是“老作新编”。
在这本书中，作者循着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次序，从最先接触的报人，到接着看到的报纸，再到整个的报业三个角度、三个层次记录了她对美国报业的考察——既有对美国报人优裕生活细致入微的描述（甚至处处不忘记下他们的收入情况），也有对他们强烈事业信念的感叹，更有对他们先进的办报理念，独特的专业规范，稳定的制度安排和成熟的运作模式等全方位的观察和思考。
胡舒立去美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阀门刚刚打开，所有人都在反思过去，勾画未来。当时的普遍情况是，人们意识到必须进行变革，也富有激情和活力，但除此之外是一片懵懂、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那块赖以落脚过河的石头在哪里，没有方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改变。对于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闻事业来说，尤为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接受邀请选派胡舒立到美国进行学习，可能也就包含了有关方面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寻找方向的尝试在里面。然而，变革的渴望有多强，阻挠的力量就有多大。作为她考察成果的本书虽然只是向国内引介了美国报界的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制度安排，但其出版也是一波三折，多次遭拒，一直到1991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才得以出版。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为那一代新闻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一个努力的方向。所介绍的美国的报业发展状况的确给封闭已久的中国报人以极大的冲击，有人把它誉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新闻界的《海国图志》，是那一代新闻人的圣经”大概也并不为过，而后来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也的确是向着书中介绍的方向所去——从承载观点的工具型宣传模式向信息型的新闻专业主义转变。
从那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国的新闻事业迎来了一波大的发展，很多报社逐渐从政府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拥有了市场主体地位，各类纸质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报纸的功能等等方面都有大的改变，在新闻专业主义的三个维度（自主性、独特的专业规范以及公共服务取向）上都有了不同的进步。胡舒立也在这股大潮中成长为媒体业界的风云人物，确立了自己“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并且在《财经》、《新世纪》等媒体中加以实践。
然而，作为基层政府主管新闻事业的人员，我认为仅仅如此还很不够。一是媒体没有真正的自立自主，除去党报党刊还是喉舌外，那些打着都市类、休闲类的媒体也大多都是挂靠到一定的部门或者协会，不靠市场而靠摊派来过日子；二是专业不规范，媒体人自身的行业约束偏弱，不拿钱就曝光，拿钱了乱报道现象非常普遍，我一年至少会接待近百个前来敲诈的真假记者，深受其害；三是所谓的“舆论监督”有了很大进步，但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还没有真正确立。
事实上，拿胡舒立书中所写的三十年前的美国报业，来对照我们当下的境况，就会发现，我们所谓的“由宣传模式和‘意见取向’转型为‘信息取向’，由正面倡导的‘喜鹊’式新闻文化正在转变为问题意识取向的‘啄木鸟’式的新闻批判性文化”这一转型并不彻底，也远没有到位。如今又有网络等新兴媒体带来的新挑战，新闻事业的转型，于今需要再出发，而这本书仍然具有参照意义。这也是她“老作新编”的现实意义所在吧。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书的序言。这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所写，他对胡舒立当年对美国报业的感性而具体的记述进行了总结和提炼，写出了书中要写却没有写来的东西，介绍了新闻专业主义，这既是理解这本书的一把钥匙，也是这本书的点睛之笔，非常精彩。 - 21年前的这个时候，进入北京青年报学生通讯社做学生记者。
此后，中学里的同学和老师不断的劝我：你这么年轻就当记者了，索性走下去，考人大新闻系，做个记者。
我当时有些犹豫。直觉告诉我，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经过一些挣扎，我选择读北大法律系。考上了，读完了。顺理成章做了一名律师，迄今已忽忽十四年有余。
近日拜读了人大新闻系毕业的胡舒立这本“旧瓶装新酒”的陈年作品，想象当年这本书在中国新闻界激起的波澜，只有一个感慨：直觉救了我。若当年读了新闻，以我本人的性格，必然郁郁寡欢至今，没准儿早改行了。倒是如今做个自由的职业，只为少数人服务，倒是有些真实的话语权。
是为记。 - 这本书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用了很华丽的词语告诉我这本书的影响之大：
爱思考的刘一鸣同学盛赞道：”不算很恰當的比喻：八、九十年代大陸新聞界的<海國圖志>。被譽為那一代新聞人的聖經。。對報社微觀層面的解釋比較多，當然也對很多報社的歷史有介紹（胡是跟隨一個組織去美國旅行採訪去了，順便去一些報社實習）。。不過隨著大陸的進步有些東西現在已經不新奇了。“
看了一下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精品之作。只可惜胡舒立笔下的是80年代美国报业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现在可能是美国报业“日薄西山”时期了。80年代的美国，每个小镇都有几家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报纸，所以当时的记者可以很自豪的说：“在宪法自由精神庇护下的美国人是不会寂寞的，‘无报不成镇！’ ”。但是现在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如果不进行报业的革新，将报业采编能力的优势积极和新媒体的传播方法结合起来，那么美国估计也就几家大报业集团可以挺下来，其他的都得死。在这里不得不感慨这个社会变化之快呀，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不过20年的时间，报业就从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公鸡慢慢快变成日薄西山的耄耋老人了。就像现在我们如此着迷ipad，不知道20年后的人们会不会记住又过ipad这个老古董呢？技术的发展真是一件很美妙也很恐怖的事情。
我曾经也很担心报纸江河日下，记者的出路问题，于是就和《人民日报》的李志勇老师聊到了这个问题。他跟我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形式在变，但是本质不变。”记者的核心能力是采编和评论能力。即使报业不行了，我有很强的采编能力一样可以为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服务。不管社会怎么变，人永远是社会的主体，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内容为王”吧。
在这本书里我倒是找到了三个有意思的话题：
1新闻部和评论部的问题。
2海外记者的问题。
3报业的托拉斯问题。
首先说说第一个问题。新闻部和评论部是否应该分开？
我觉得是应该的。正如书里解释的那样：“记者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社论作者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应当怎样。”记者应该不偏不倚的阐述事实，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自己去评价整个事件。而只是单独的陈述事件，那么报纸就千篇一律了，所以每家报纸应该有自己的态度和思考，而社论记者应该要给出自己的态度。除了把记者部和社论部独立开来，第二个重要的就是给每个评论员最大的自由，就像《洛杉矶时报》托马斯所说：＂越过很多尸体＂刊登一篇报道，尊重批评家的独立意志，哪怕会伤害自己的报纸，”《洛杉矶时报》的社论员大卫曾经多次“搬起石头砸自己家的脚”，多次批评自家报纸的各种错误，虽然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但不会有一个人给他施加压力，不准他登。社论员不是自家报纸门口的狗，要它往哪走就往哪走，要它咬谁就咬谁。唯有自由，才能有独立精神，才能发出更加客观的对社会的冷静思考。现在中国做的还不错，央视等大单位的报道部和评论部就分开了。
第二个就是海外记者的问题了。
在通讯发达的今天，我们是否需要设立海外记者站？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一个移动平台，一个小电视台。人人都可以是记者，人人都有机会写出自己对新闻事件的观感，事件爆发时所有的路人都可以当摄影师。真正记者的功用应该是事件背后复杂背景和从中得到的思考和启示（这个远程写作也可以），或者是对当事人采访。可能几个本地的通讯员就好。但是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不在现场，我们就没有发言权。现在每个媒体都在争取发言权，但是”没有到现场，没有自己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像现在要求记者到第一线去，前段时间，央视的台长也以记者的身份下到了前线，也是对”调查才有发言权“的反应吧。所以是否应该要设立海外记者站，或许在新闻的热点地区需要，但是在其他地区就只要当地的通讯员吧。或许，几家报纸联合起来建立记者站？这个也不错。
海外记者评论工作所用频率最高的几个词：历险，激动，自由，挑战，忠诚，孤独，担心，难堪，离婚，危险。但是他们的回答是“值得。驻外记者还是很让人心向往之呀～这个太符合我的个性了，我永远向往地平线，永远向往到未知的世界去瞅瞅，摸摸，听听和体验。
第三个问题报业的托拉斯问题。
很多人诟病报业的垄断会影响公众的判断力，美国报纸的自谓是“公众仆人”说不定会篡权为“公众思想的主人”。就像大家都在质疑默多克集团一样。但是托拉斯也更利于资源的整合，很多小报都是通过被兼并才慢慢做大，做强。毕竟美国报纸都是私有的，盈利的好坏决定一家报纸的生存。老板都是要靠报纸挣钱的。但是报纸不会傻到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置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用不顾的。”成名难，毁名易。“其次，因为大报等于发行量＋读者群＋普利策奖＋记者站＋版本＋印点＋印刷厂的综合，少一个要素都不行。而报纸的好坏是取各个要素加权平均数的。发行量，读者群意味着影响；普利策奖意味着质量，记者站意味着实力；版本与印点意味着规模，弹性。
如果报纸弯曲事实，那么就会影响最重要的读者群和普利策得奖数的下降，即使其他因素的提升也无法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另外，美国的报业托拉斯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多个托拉斯的竞争，组成大报任何一个因素的弱化都会被其他的托拉斯抓住机会，狠狠的甩下。所以每家托拉斯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每个记者都追求“精通，敏感，坚韧，深入，超脱”。他们更愿意当一个负责任的记者，而非强加于人的批评家，更不是扭曲事实的阴谋家。
另外，美国的环境也很适合记者的生存吧，记者可以真正做一个“无冕之王”，而不是“党政喉舌”。不仅是宪法的保护，更是司法人员对法律的忠诚和整个社会对法律的敬畏。正如水门事件真相大白取决于两个因素：1新闻界的敏感，勇气和韧性；2公务员对法律和司法的正义比对白宫现任主任更高的忠诚。
提出意见不给建议的行为，是耍流氓的行为，所以我对中国报业提出如下意见：
1跟上时代的潮流，报纸杂志电子资源的整合和新媒体工具的应用。当然这种结合不是把纸质版的内容原封不动的搬上移动客户端，而是做到各有特色，互相支持。人们往往是玩ipad，不会在单独的单元停留很长的时间。所以电子版应做到生动有趣，讯息新鲜，图片鲜艳活泼，减少信息量。而一般人会正儿八经的买纸质版看，所以纸质版应少资讯而注重评论深刻性和观点的启发性。
2办报的特色性。不要千报一面，对于社会事件的解读要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唯有百家争鸣，才能让更多新思想迸发出来。第二，地方报业要充分显示地方的特色，更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
3记者要永远对读者负责，不要再当企业的枪手，也不要接收什么车马费了。当然报纸也又责任让每个记者舒适而有尊严的生存，而不是沦为新闻民工。 - 疯传是俺们部门出的呀，哈哈，我还看改过一遍呢
- 心有戚戚。我也是北大法律系，不过去做了记者。胡舒立二十年前的内容，对今天的许多报纸仍然有很大借鉴意义。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 我却是从原本的英语考到了传媒，现在却开始纠结，今后是否应该继续走传媒的道路。
- 打算做传媒的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