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林文月 页数: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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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共收二十二篇长短不等的文章,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部是分文随笔类;第二部是赏析评论类;第三部是近年来翻译《源氏物语》的相关文章。作者之所以把这三种类型不同的文章收在一起,乃是因为尽管内容性质有别,却都是读中文系的人始终努力用功的三个方向。每个方向又与在台大读中文系的那一段日子有深厚而又温暖的关联,因此书名也已《读中文系的人》命之。
作者简介
林文月(1933年-)
台湾彰化县人,曾执教于台湾大学,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史丹福大学客座教授、捷克查尔斯大学客座教授,身兼研究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三种身份。她的散文《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午后书房》《交谈》《拟古》《饮膳札记》等作品在台湾影响很大,多次获奖,部分篇章还被编入台湾语文教材;翻译的《源氏物语》目前为华语世界最优秀版本。曾获时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中兴文艺奖等文学奖项。
书籍目录
第一部 偷得浮生二日闲 生日礼物 ——为蔚儿十六岁生日而写 过年•萝卜糕•童年 说童年 读中文系的人 马兵营之行 重游神保町 一本书 终 点 ——为《源氏物语》完译而写第二部 《诗经》“国风”中所表现的我国古代妇女 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观 陶渊明、孟浩然与王维 读晏殊的几首春秋之词 “悠然见南山”与“池塘生春草”——兼谈古典文学欣赏的一种态度 读《台湾诗荟》的广告启示 平冈武夫与《白居易》 简评海涛著《中国文学讲论》 James Robert Hightower∶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第三部 漂洋过海到东瀛的中国爱情典范 我怎么开始翻译《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简介 物语的世界 《源氏物语》中的和歌 日本平安贵族的一生行事 后记:一个读中文系的人
章节摘录
说童年 “咦?你的台湾话为什么讲得这样好?”这是我跟人用台语会话的时候,常听到的恭维。但是,如果我告诉他:我本来就是台湾人,是一个道地道地的台湾人——父亲是彰化县北斗镇人,母亲是台南市人,别人又会惊讶地重新打量我说:“不像嘛,一点儿都不像!” 我这个年纪的本省人,多多少少都还记得一些日本话,有时候我跟日本人或只会说日本话的人(譬如日本华侨)用日语会话,也往往会听到:“你的日本话很漂亮,完全没有台湾腔。”之类的恭维。 我不知道一个人应该长得怎么样才像台湾人,可是我知道别人说我台湾话讲得不错,正表示我这个台湾人讲出来的台语实在不十分标准;人家以为我不是台湾人,却能说一口“流利”的台语,所以才会如此夸奖我。至于说到我的日语不带台湾腔,则又可能意味着我另有一种别的腔调也说不定。 这些话语我经常听到,所以平时总是不置可否笑笑而已,若要解释起来,实在有些麻烦,势必要牵涉到我的童年和我的生长背景。然而,前些日子,与一些朋友谈及此事,竟觉得有些情绪激动起来,想要温习一下逝去的童年,同时也借此给自己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和答案。 别人对我产生那种奇怪的印象,其实是有缘由的。 我虽然是一个道地道地的台湾人,却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我出生在上海,我家八个兄弟姊妹当中,除了弟弟因避民国二十六年的“上海事变”而于东京出生外,其余七人都诞生于上海。双亲很早便从台湾迁居于上海。抗战结束以前,父亲一直任职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上海支店,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先后都在上海市江湾路的家生长。 当时的上海,四分五裂。我们住的是日本租界闸北地区。那里面的日本人占着很大的人口比例。他们有许多就学年龄的子女,所以设有日本小学多达九所,其中一所专为朝鲜人而设。那时的台湾人,依据马关条约,也算是日本人,但是闸北地区的台胞子女大概没有朝鲜人多,因此日人并没有特别为我们开办一个小学,却令我们按学区划分,与日本儿童共同上学。我八岁时,先进入“第一国民学校”,次年因学生人数增多,新设立“第八国民学校”, 便与附近的日本学童们重被分配到那所新开的小学读书。直到抗战胜利,我小学五年级以前的教育,都是在那里接受的。 我家邻近的台湾人不多,所以当时“第八国民学校”,全校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台湾学生。老师和同学总是以奇特的眼光看待我们。我们因为从小与日本孩童一起长大,语言习惯都颇为日本化;父母则因为我们还幼小,也就没有灌输我们台湾如何割让给日本的历史,所以我们根本无由了解何以自己与别的同学有差异。我们在家里大部分是讲日本话,跟父母偶尔讲极有限的台湾话,和娘姨(上海人称女佣为娘姨)则全部讲上海话;可是在外面,我们绝不说台湾话和上海话(当时在闸北的台湾人都不得不如此);即使这样,大家还是以奇特的眼光看我们。 记得那时最愁学校举行母姊会一类的活动,因为我的母亲在那些日本妈妈们当中总是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尤其她把那一头长发在颈后挽一个髻,那是一般上海中年妇女的标准发型,没有一个同学的母亲梳那种头发。每回母亲来学校,我总是尽量躲开她,很怕她同我打招呼讲话。可是,偏偏有时校方会邀请家长们进入教室参观上课情形。有些同学的母亲会穿一身华丽的日本和服来,那真让做子女的感到很光彩;可是,母亲的来临,却徒增我的困窘,因为同学们会指指点点,猜测那是谁的妈妈?使我羞愧得几乎想冲出教室门外。虽然我是班上唯一的台湾人,平常这个差别还不太明显,只有在母亲来校时,就像用放大镜照射似的,我会变得十分怪异奇特起来;而且这种事总是余波荡漾,使我好几天都成为大家窃窃私议的中心。 小时候,我相当好强用功,品行也优良。做一个小学生,最高的荣誉莫过于当班长,因为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当班长。父亲勉励我们时,也总以当班长期许我们。那时很流行在学校操场上溜冰。溜冰鞋卖价很贵,我常常梦想拥有一双自己的溜冰鞋。父亲答应说, 如果我能荣任班长,便买一双送给我做奖品。有了这个目标,我更加努力读书,而我的成绩也果真超出班上所有日本同学之上;然而那位日本男老师却只让我当副班长,因为我是台湾人。我也就始终没法子得到一双发光的溜冰鞋了。 战争快结束时,盟军的飞机常来轰炸上海的日本租界。有时一天之中会听到好几次警报,得要躲好几次防空壕。当时闸北的各个日本学校都有日军驻扎着,所以防空壕里经常都会有日本兵与学生老师混杂在一起的情形。有一回,我们在防空壕里躲避许久,警报不解除,外面却无甚紧张气氛。无聊之余,有一个年轻的二等兵便逐一询问学童们的籍贯以解闷。有人来自东京,有人来自大阪,也有来自九州岛乡下地方的,轮到我吞吞吐吐说是台湾人时,那个二等兵竟愣住了,许是他一时弄不清楚这个陌生的地名吧;继而想起什么似的,他的眼神忽然变得很奇特,表情变得很冷漠;顿时,先一刻那种“他乡遇故知”的热烈气氛完全消失了。我至今犹记得那个日本兵脸上的表情变化,也一直忘不了自己当时的屈辱和愤怒。“台湾人有什么不好?台湾人和东京人、大阪人有什么两样!”我心里很想这样大声叫喊,但是我不敢;事实上,我只是红着脸低下头而已。 日本小学生往返学校都排队走路。我们经常会在路途上遇见中国孩童;双方总是像仇敌似的,往往一方叫喊:“小东洋鬼子!小东洋鬼子!”,另一方又叫喊:“支那仔!支那仔!”,气氛紧张时,甚而会互相捡地上的小石子乱扔。我也曾经跟着喊过“支那仔”,也曾经对中国孩子投过石子。因为我那时以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 有一次放学途上,走过每日必经的“六三园”,那是一个整洁可爱的小公园,我们看到一个日本宪兵,不知何故,正对一个中国孕妇拳打脚踢。我们都止步,好奇地围观;没有一个人同情那个哭叫哀嚎的女人,大家反而欢呼拍手。当时大概是认为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是坏人,而日本人全都是好人的吧。 战争接近尾声时,局势相当紊乱。各级学校都被日本军队占用,我们也就不再上学了。邻居们各组小团体,将附近的学童们集合在一起,使大家每天仍有几小时见面的机会;其实,那时已经没有心境读书,这种安排,无非是由家长们推选代表,轮流看顾精力旺盛而又调皮捣蛋的孩童们罢了。我和弟妹便与“公园坊”、“永乐坊”的日本孩子们一处嬉戏着, 并不怎么费心去理会大人世界里所酝酿着的事情。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那一区的日本居民,有一天被召集到广场上。一个表情肃穆的里长模样男人叫大家安静,因为无线电台要广播“天皇陛下”的重要圣旨;他并且要大家低首恭聆。不多久,日皇沉痛地宣布日本战败,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先是一阵骚动,接着,我听见此起彼落的啜泣声,后来又逐渐变成一片哀号声。男人在哭,女人在哭;大人在哭,最后,孩子们也在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发觉自己竟也跟着大家好似很悲伤地哭起来。 接着而来的是一片混乱的日子。日本租界里天旋日转。那里面的日侨,一下子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丧家之犬,开始匆匆忙忙迁返他们的家乡。有些上海人却乘势搬运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家具物品等,甚至还有一些不肖之徒冲入尚未迁走的日人住宅里,肆意抢劫。 我和弟妹们躲在二楼浴室的小窗口前,好奇地偷窥街上紧张而混乱的景象。我家门口插着一面簇新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所以很安全。不过,父母还是不准我们出去。从大人口中得悉:我们不再是日本人,我们现在是中国人了;我们没有打败战,我们是胜利了。其实,我们并不明白这个天大的变化。我们真的来不及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实际上我们的安全也没有维持多久。等日本人走光后,有些地痞流氓开始转移注意力到我们头上来。他们说我父亲曾在日本人的“三井”做事;骂我们是“东洋鬼子的走狗”。气氛越来越紧张。一天夜里,父亲和母亲去找一位住在法租界的朋友,而把我们暂时交给一位年长的堂兄照顾。第二天中午,母亲单独回来。她不许我们探问父亲的情形。 两三天后,有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少年闯入我们家来。那个男人手中有一支手枪——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的真手枪。当时母亲正好购物回来,手里提着一些果物。见了那两人,她吓得双手发软,整袋东西撒了一地板。我们也都很骇怕,可是没敢叫出声来。大家手拉手,紧紧的。陌生人命令我们只准带卧具和简单的日用品,把我们全家大小赶到楼下的客厅,楼上所有的房间都被他们用长长的封条封住了门。以后的事情,我记不大清楚。那两个人好像大声而严厉地用上海话说了一些恐吓的话才离去。 大约有数日工夫,我们一家人委屈地挤在客厅里起居。母亲的脸色十分凝重,脾气也变得焦躁起来。我们只好小心谨慎,以免挨骂。堂兄忙进忙出,似乎负责联络什么事情,时而与母亲轻声商谈;我们也不敢去偷听。不过,我和弟妹们常乘大人不注意时,溜上楼去看看那些紧闭的房门,和贴在门上的封条。真奇怪,自己的家,却有一种陌生而神秘的气氛。但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并不觉得怎么难过,反而感到异常兴奋刺激,仿佛自己变成侦探小说里头的人物一般。 过了一星期光景,那几张写着潦草毛笔字的封条被堂兄撕去了。父亲也从法租界回家。事情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小孩无由得知;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后来,汤恩伯将军来到上海。上海市的台籍居民组织了一个同乡会,派代表到坐落于北四川路的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去拜会汤将军。他们要物色一个十来岁的女孩任献花的角色。大概由于父亲也是代表之一,所以我被选上了。那天一清早,父亲一再提醒我献花的礼仪。战战兢兢完成任务后,汤将军好像还笑着摸摸我的短发。而当时我身上穿的,仍是那一套整洁的日本小学制服呢;只是,胸前没有佩带“第八国民学校”的徽章罢了。 日本人撤退后,上海的“三井”自然也解散关闭了。我的舅舅因为参加政府收复台湾的工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先行返台。舅母带着表弟从重庆来到上海。姨母一家人也自南京来沪。三十五年二月,我们三家人共乘一船回台湾。 离开上海时,天寒地冻。咖啡色的扬子江上,飘荡着一层冰凉凉的雾。母亲身上穿着虎皮大衣御寒,我们大家也都穿好几件厚毛衣。可是,船靠妥基隆码头时,却见一幅热天景象。有些光着脚的男孩子背着木箱,在叫卖“枝仔冰”。岸上的人全都讲台湾话,用好奇的眼光瞪视甲板上的我们;而我们对这个陌生的家乡,也觉得十分新鲜兴奋。 从基隆乘坐舅舅来迎的汽车到台北,路途虽远,我们却丝毫不觉得疲倦。对于生长在上海的我来说,此地抬头可见的青翠山峦,毋宁是颇具吸引力的,而三线道上成排的大王椰, 迎风飞舞,则更是前所未见,简直充满异国情调。“这就是我的家乡吗?”“这是我的家乡!”我心里反复不停地自问自答。我终于回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回到一个与别人都无差别的环境了。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此。 然而,我当真不再与别人都无差别了吗?事实却未见得如此。把家安顿后,父母最操心的便是我们几个孩子的学校了。初来时,我们住在东门町(即今仁爱路一带),弟妹们都进入“东门国小”,没有问题;唯独我最麻烦,因为那年我理当读六年级,而附近各小学的六年级生都已毕业升学(大概是光复之初,仍沿用日本学制,采春季开学的办法)。几经打听,始知只有在万华的“老松国小”还有六年级班。我只好每天从东门步行,经过被轰炸而尚未修复的总统府,再穿越铁路,去那所小学读书。路程远,已令我疲倦厌烦,而陌生的环境,语言的隔阂,更使怕羞的我视上学为畏途。 当时“老松国小”的六年级只有两班:一是男生班,一是女生班。头一天去上学,级任老师特别向班上的同学介绍,说我来自上海,希望大家待我友善。于是,下课后,所有“友善”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同学们说的台湾话,我听不懂,她们说的日本话,又带浓重的台湾口音,同样使我似懂非懂。那种年纪的女孩子特别好奇,她们对于我这个唯一来自内地的台湾人,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奇怪问题,又对于我的一举一动都特别注意品评,就好像我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似的。那时候,本省人喜欢叫外省人为“阿山仔”—— 表示来自唐山的人,同学们便管我叫做“半山仔”。 我虽然是在上海长大的“半山仔”,但受的是日本教育。我会讲上海话,可是不会说国语,也不认识多少中国字。光复之初,本省籍的国文老师多数是前一天去国语补习班,第二天便来教学生,而上课时则用台湾话解释国语。这使我的学习十分困难,何况我到班上时, 别的同学已经大体学会注音符号,而我却连ㄅㄆㄇㄈ都不认得。上学不久就逢考试,这真叫人难堪。我回家请求母亲让我休学,母亲说什么都不答应,百般劝慰我。犹记得第一次在“老松国小”考国文,成绩是三十分,我从来没有考过这样低的分数,也真成了难忘的回忆呢。 以后的日子,我加倍努力读书,同时也努力跟大家学习带北部腔调的台湾话。逐渐的,我和别人的差距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才感觉自己真正融入了生活的环境里。半年以后,北二女中招考新生——那年秋季班,北一女中没有招生,我幸而录取。 我想,一个人的童年应止于中学生活的开始,所以我童年的回忆纪实,也该在此结束。 其实,跟许多人一样,我的童年也有不少温馨甜蜜的故事,只是较别人多了一种复杂的彷徨感。这是由于我生在一个变动的时间里,而我的家又处在几个比较特殊的空间里;时空的不凑巧的交迭,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投下了那一层浅灰色的暗影。那种滋味实在不好受,到现在都无法彻底忘却。不过,我知道自己已经迈过了那一层浅灰色;一切甜蜜的与悲辛的, 都已经随时光的流转成为往事了。 我庆幸自己毕竟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环境,以及不必再感到彷徨的现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一九七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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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大学精神”代代相传的,不是政府的文告,也不是校长的演讲,而是无数像《读中文系的人》这样的好书,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故事与人物。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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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的散文淡而有味,从自我对世情的慧心体察而发,用细致闲适的笔调描述生活的滋味,自成“似质而自有膏腴,似朴而自有华采”之风格。从上海江湾路的童稚岁月到台大校园里的学院回忆,让读者们看到一个读中文系的人逐渐成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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